虞城毛蛋姐（毛蛋姐散文）

毛蛋姐大我一岁，童年时候，我们住在同一山沟里。在她出生后，她的没有文化的父母，给她取了个男女通用的名字“毛蛋”。虽然住在同一山沟里，但她家住得较偏僻。我家住在正沟，她家住在岔沟，从我家到她家要翻几座小山。她比我出息。在她八岁的时候，就被她父母送到十几里外的大队学校读书。而我八岁时的那年春天，父母张罗着要把我送到她读书的大队学校上学，我嫌离家远，死活不依。一月后的某天，我得到一个惊喜的消息，当晚大队学校里要放电影。于是我诓父母，说我要上学，父母听后自然欣喜，连连夸我出息了。父母当天下午就送我去了学校，一路上还不住的宽慰我，“到了学校后，要安心上学，不要怕远，你毛蛋姐也在学校里，她个子高，哪个同学欺负你，她会给你帮忙的。”当晚，毛蛋姐和我坐同一条凳子上看电影，这是父母有意撮合的，其用意是让毛蛋姐游说我上学。那晚，毛蛋姐给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鼓动我上学。次日，老师给我发了课本，可我死活不进教室，父亲被我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昨天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咋说变就变了，你毛蛋姐也给你做了那么多思想工作，我们大家的好心都成了驴肝肺？”但善良的父母和天真的毛蛋儿姐哪里知道，我此番不是为了上学，完全是奔那场《地道战》电影去的。或者说这是我的一个阴谋诡计。见我实在不愿上学，父母只好带我回家，

我回家了，毛蛋姐继续上学。由于山区的特殊环境，学校里每十天放一次假，每次假期三天。这种模式一直持续了几十年，我后来做民办教师的时候，依然沿袭这种模式。由于学校大都采用的是周五下午放假，毛蛋姐家住得比较偏远，每次放假回家都要途径我家。大多时候都因为天色已晚，而不得不留宿我家。父母待毛蛋儿姐如同亲生女儿，虽然我们家多添一个碗，但也多添一份欢乐，毛蛋姐喜欢唱歌，嗓子像银铃一样动听。《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闪闪的红星》等在那个年代里耳熟能详的歌曲，毛蛋姐都能声情并茂的唱给我们。让我最开心的是，晚上，毛蛋姐和我钻在一个被窝里，绘声绘色的给我讲学校里发生的新鲜事。比如最近放什么电影了，最近大家在传阅什么连环画等等。让我最感兴趣的是，毛蛋儿姐给我教识字，如“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等比较简单的汉字，都是毛蛋姐教给我的。后来，还教了我好多的汉字。虽然我没有上学读书，但遇上这样一位好为人师的毛蛋姐，让我不出家门，不入校门，就学到了好多知识。

一九七三年春季，父亲作为生产队长，经过多方筹备，在我们山沟里办起了教学点，我的小学生活从这一天开始。毛蛋姐也从这一天开始转入教学点里读书。我们一个教室坐着四个年级，毛蛋姐读三年级。开学第一节课，老师给我们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背到“第七条，不许调戏妇女”时，我笑出了声，被老师勒令罚站。从此也给老师留下了极坏的印象。这一天调座位的时候，老师有意把我和毛蛋姐调在一起，其用意是监管我，因为毛蛋姐是班长。不同年级的两个同学坐在同一个教室里，而且又做同桌，这恐怕是中国教育史上一大奇闻。我和毛蛋姐就是这奇闻的亲历者。我和毛蛋儿的关系非常融洽。当别的男女同桌之间都划着一条分界线，而且还要显赫的写上“超过界限要得病”的咒语时，我和毛蛋姐之间是没有任何界限的。有时候，在我听课走神儿的时候，毛蛋姐会用胳膊肘碰我一下，示意我认真听课。

课外做游戏的时候，我和毛蛋姐也大多被划在同一区域。即使不在同一区域，毛蛋姐都会把我召唤到她身边。比如有一个游戏叫“钩钩铃”。男女同学对面分成两排，每排同学手牵手。这边喊“钩钩铃”，那边喊“跳马绳”，这边喊“马绳儿开”，那边喊“叫谁侩？”这边就要喊对方某个同学的名字，“叫某某某狗奴才，给我滚过来”。被喊到的同学，就要向对面冲，如果冲开，就从对方拉一个同学过来，如果冲不开，就留在对方。即使我和毛蛋姐不在同一个编队，如果轮到毛蛋姐喊话，她一定喊“叫虎子那个狗奴才，给我滚过来。”我不敢怠慢，立马朝毛蛋姐那边冲，冲不开，就留在了毛蛋姐那边，跟她牵起手继续做游戏。虽然被唤作“狗奴才”，但认为能跟毛蛋姐牵手，当这个“狗奴才”值了。

学校里搞勤工俭学，老师带同学上山割黄芦条子，黄栌条子可以用来编框。卖到供销社里，能给学校带来一些经济收入。我和毛蛋姐被划分在一起，我们配合很默契，我割条子，她捆条子。只一个下午就保质保量的完成了任务。记得在割条子的时候，我不小心割破了手指，毛蛋姐连忙扯下自己的衣服口袋给我包扎。那天她哭了，哭得很伤心。我也是第一次看见她哭。以至于不知道怎样去安慰她，而是站在一边发呆。在以后的历次校外劳动中，我和毛蛋姐几乎都编在同一个小组。而每次毛蛋姐都不忘叮嘱我注意安全。俨然一个知冷知热的大姐姐。而她当时才只有十三岁。及至现在想起这些事，我还心生感动。

后来发生了一件令我和毛蛋姐彼此都不愉快的事情。那天，老师突然接到通知，要去公社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临行之前，老师给我们留了作业，并安排毛蛋姐负责班上的纪律。还把一架“公鸡啄米”的钟表交给毛蛋姐，要求按作息时间上下学。如果谁违反纪律，就记上名字，等老师回来后，接受批评。我因为大声喧哗，被毛蛋儿记录在案。我深知如果老师回来，一定会遭到严厉批评，轻则被罚站，重则被罚做一大周的值日。于是便动起了歪主意。趁毛蛋姐不备，我将钟表盘上的指针往回拨了两个数字，又把钟表盘后面所有的旋钮卸下来扔在校外的荒地里。当老师的脚步还没有跨进教室的时候，我便来了个恶人先告状。我说，毛蛋姐把钟表拧坏了。结果，我和毛蛋姐两败俱伤，我因为不遵守纪律，违反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被罚做一大周值日。毛蛋姐因为“拧坏了钟表”，违反了“八项注意的第四条，损坏东西要赔偿”。被罚值日一周，她父亲还给学校买了新钟表。在劳动日值普遍低下的年代，一架新钟表，将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幸的是，我们彼此没有记仇，好像这一切并没有发生。

毛蛋姐以各方面的优秀，深得我父母的赏识。有一次，吃早饭的时候，父亲冷不丁问我：“你也十二、三岁的人了。再过几年就得给你订媳妇，这是你一生的大事，到时候。咱就订你毛蛋姐咋样？”父亲突如其来的问话，让我感到意外。我立时红了脸。嘴里喃喃着，我不要，我不要。话虽这么说，可我心里还是满高兴地。心想，要是真能订了毛蛋姐给我当媳妇该多好。尽管我当时还不理解媳妇的真正含义。类似这样的话题，后来还说过一次，记得还是父亲最先提起，其内容还是等我长大了，就把毛蛋姐说给我当媳妇。这一次，母亲可是插了话；“要不得的，大相不合，咱虎子属兔，毛蛋属虎。虎兔犯克。咱农村还有一种说法，宁叫男大十，不叫女大一。毛蛋比咱虎子大一岁，咱娃就是打光棍儿，也不找个犯克的媳妇。”父亲本该还想说什么，见母亲态度坚决，也就作罢。在我的记忆里，这件事以后再也没有提起。

一九七五年的春天，我们家搬出了这个闭塞的山沟，落户到三十里外的另外一个大队。我转学到了新学校里，开始了新的学习。毛蛋姐留在山沟里继续上学。后来，她又去了公社学校读初中。因为当时的通讯条件差，我和毛蛋姐从小学校里分别后就失去了联系。随着交往范围的扩大，我有了更多的新同学。山不转水转。五年后，我也去了公社中学。在那里，我再次见到毛蛋姐。那时她上高二，我读初三。她已经出落成花枝招展的大姑娘，我也变成了个大小伙子。和我说话的时候，她还带有几分羞涩。完全没有了童年时的豁达和开朗。一年后，毛蛋姐高中毕业回家，又是一年后，她嫁人了。

童年生活是美好的，童年记忆是深刻的，那个曾经教我识字，和我一起做游戏，跟我一起割黄芦条子的毛蛋姐，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如果父母当初不讲迷信，毛蛋姐也许真的就成了我的媳妇。但那只是也许，人生是有许多变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