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司马光为什么不和（司马光为什么叫司马牛）

司马光的君子人格

“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据说是胡适先生说的。其实对严谨治史的胡适来说，这应该是个误解。胡适先生倒是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阐释历史，他说：“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后来以讹传讹也就变成了胡适说的了。不管怎么样，这给我们重新认识历史提供了一个另外的视角。历史既可能是个素面朝天的姑娘，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也可能是个浓妆艳抹的女子，我们看到的是虚假的美丽。历史学家就是化妆师，在他们的手里，历史的真假存乎一心。

今年是宋代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历史学家司马光诞辰996周年。司马光为我们留下了皇皇巨著《资治通鉴》，但他本人，在历史上的评价，在今天看来却是那么的不公平。有人认为他是中国君子人格的典范，也有人说他是“伪君子”；有人说他是挽狂澜于既倒的千古名臣，更有人说他是顽固保守阻碍历史发展的千古罪人。历史的迷雾终将散去，千年以后，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宋代那段历史，给司马光一个公平的历史定位。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乃宋朝名臣。司马光在世之时，作为旧党的精神领袖，与改革派先锋人物王安石死磕到底，乃至做到宰相之后尽废新法，让王安石郁郁而终。和王安石一样，后人对他们的政治立场褒贬不一，但对他们的道德，评价却极为一致。他们是中国君子文化的典范，是君子人格的典型代表。

司马光为官清正廉明、刚正不阿；做事“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用功刻苦、勤奋；为人温良谦恭、诚信宽厚，历来受人景仰。他去世之后极尽哀荣，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在我们的印象中，司马光被打上了三个鲜明的标签。第一，司马光是个早熟的神童，他聪明机智有智慧，关键时刻有着常人没有的决断和勇敢，这个印象来自于我们熟知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这个故事一直在教导我们，在见义勇为时，我们不仅要有勇，更要有司马光那样随机应变的智慧。第二，他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这个姓，起源于官职，大概是负责管理马匹的官员。但历史上最有名的司马后人，倒不是养马的，而是治史的。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而同为司马家族的后人司马光则历经十九年，编写了专为皇帝使用的教科书《资治通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第三，司马光是个“反动派”，这来源于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在红色的话语系统中，司马光是作为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出现的。他强烈反对著名改革家王安石的变法运动，最终把王安石给气死，所以说，他是个反动派。

郭沫若是王安石的铁杆粉丝，按照朋友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的逻辑，郭沫若对司马光简直是恨之入骨，他说，“王安石代表人民意识，司马光代表地主阶级，苏轼代表游移于两端的无定见的浪漫文人”，“他（王安石）的政治设施和军事布置，如不被伪君子司马光所隳堕，宋室何至南渡以迄亡，元人又安得入主中土？”，不仅攻击司马光是个“伪君子”，更是直接把司马光作为北宋灭亡的罪人。

这是一种带有浓厚阶级立场的历史观，因为既然列宁都说过，王安石是“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那么作为王安石的政治对手，司马光自然就是破坏改革进步的元凶了，这一点十分符合郭沫若的性格逻辑。这种历史观很早就在影响着我们的价值判断，小时候看电影，我们总是好奇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并对自己的逻辑推理能力颇为自豪。因为，坏人总是那么显而易见。凡是仪表堂堂、器宇轩昂的就是“我们这边的”，凡是一身邪气、神情猥琐的绝对是“坏人那边的”。

今天，我们重读历史，拨开它的重重迷雾，重新认识北宋和司马光的那段历史，却赫然发现，司马光乃中国历史上文人为官的最高典范，是北宋百姓眼中的“模范官员”，是廉洁奉公一心为民的“宋代焦裕禄”。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和官员的最高理想和最佳形象，是中国老百姓心中的“圣人”。他深受百姓的爱戴，乃至百姓吃饭时必定为之祈祷。在干群关系如此紧张的今天，一名官员如何才能拥有司马光那样的美誉度和满意度，恐怕值得我们深思。

喜欢得罪人的司马牛

司马光是个“官二代”。他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官的大家族。老实说，“官二代”并不全是坏蛋，这取决于社会风气和良好的家庭教育。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为北宋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在父亲的影响下，司马光笃诚好学，且成熟早慧，从小就是个“小大人”。据《宋史•司马光传》记载，“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旨。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鲁迅先生说，“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写作上了”。司马光没有咖啡喝，更没时间玩，他认为自己的记忆力差，就在兄弟们去玩的时候，自己开小灶，直到将课文内容背诵得滚瓜烂熟之后才肯罢手。这种勤奋苦读的习惯伴随了司马光的一生。古时候没有闹钟，司马光发明了“警枕”，用一根圆木做枕头，夜里睡觉一动，圆木就滚开去，司马光醒来立即伏案读书，可见司马光对自己下手蛮狠，“也是蛮拼的”。和拿锥子刺大腿的苏秦、用绳子勒脖子的孙敬有的一比。

按理说，司马光没有必要这么拼命。司马家族乃官宦世家，拥有大量的官场资源。哪怕就是《红楼梦》中那个呆傻的薛蟠，靠封荫即可享受荣华富贵。但司马光要靠自己的实力去争取，二十岁那年，司马光荣登进士甲科，从此步入仕途。

纵观司马光的一生，他的为官、为文和为人，无不浸染着中国古代的君子之风，践行着君子之道，是中国君子文化的最佳代言人。

何为君子之道？余秋雨先生在《君子之道》中说：“君子之道之于中国，有如骑士精神之于欧洲。”君子之道是中华民族追求的集体人格。《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被视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有优秀因子，都被集中在君子身上，所以说，君子人格是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孔子的“君子之道者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孟子的“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都是对君子人格的具体阐释。而余秋雨认为，君子有九个方面的特征，“君子怀德、君子之德风、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周而不比、君子坦荡荡、君子中庸、君子有礼、君子不器和君子知耻”。这九种品质，我们可以简化为三个层面，对国家和民族而言，君子是心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担当精神的勇士；对社会和他人而言，君子有着推己及人、立己达人的悲天悯人的胸怀；对个人而言，君子是严于律己、修身养心、崇德弘毅的道德楷模。这其实是中国古代在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对照着三条标准，无论是在国家、社会和他个人的修养等方面，司马光绝对是个标准的君子，他身上的君子之风，光芒万丈而泽被深远。

司马光是个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他积极入世，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家的事业中去。他勇于担责，不贪恋高位，做官是选着做，别人对位高权重的官职孜孜以求，而司马光却淡然处之，他只想在合适的位置上发挥自己的作用。

嘉佑六年，宋仁宗提拔司马光到自己的身边任“起居注”，专门负责记录自己的言行，官虽然不大，这却是个很关键的位子，每天与皇帝朝夕相处，用文字替皇帝美言，可以说是皇帝的贴身侍从。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位子，但司马光不乐意，他连上五道奏章，坚决请辞，理由是“实非所长”，但宋仁宗就是不松口。不久，宋仁宗又任命司马光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看来仁宗对司马光做了些妥协。除了要记录皇帝的言行之外，还让他在谏院工作，相当于现在的中纪委的领导。这下子司马光是如鱼得水了。谏院的工作很复杂也很重要，反正从皇帝到大臣，理论上都在他的监督之下。虽然司马光忠厚老实不喜欢整人，但这个工作很符合他“不平则鸣”的性格。

在谏院工作的五年间，司马光上书170多道，忠实地履行着宋朝“守夜人”的职责。他始终遵循君子之道，敢于直谏，从不阿谀奉承；他举忠斥奸，不掺杂一丝的个人私利。他写了一篇著名的《谏院题名记》，对谏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吁名者，犹汲吁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司马光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这一点，完全可以和唐代著名宰相魏征并驾齐驱。宋神宗曾经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意思是有司马光这个大嘴巴在，就可以不犯错误了。

宋仁宗喜欢看戏，尤其喜欢带着些黄色韵味的女子相扑。日本人喜欢相扑，两个一身肥肉层层叠叠的男人互相扭打，身下仅一段布条，相当性感。而在宋代不仅有相扑，甚至还有女子相扑。历史上说是“裸戏”，估计全裸不可能，但衣着清凉甚至袒胸露乳应该是有的，在古代这绝对算得上“很黄很暴力”的表演了。嘉祐七年，宋仁宗赵祯率后妃、百官到宣德门看戏，看到半裸的女相扑士们激情表演时，文武百官乐不可支群情激昂，但司马光很忧郁，他甚至很愤怒。司马光立即上书指责皇帝，做了与其身份很不相符的事。这个事情说明，在一帮喜欢看色情表演的大臣中，司马光很不合群，是个不苟言笑的道学家。

司马光认为自己很适合做谏官，所以对其他官职并不上心。皇帝要提拔他做知制诰，他不愿意去。知制诰这个位置很重要，就是皇帝贴身的文字秘书，专门负责为皇帝拟定圣旨。一般做了知制诰，就离宰相不远了。宋朝的好几个宰相都是从知制诰的职位上提拔上去的，但司马光不愿意做，理由是自己能力不行，九次推辞。提拔他做枢密副使掌管军权，他又不愿去，总之，对提拔司马光做什么官，组织部门很伤脑筋。

司马光痛恨“窃位素餐”者，只有他认为符合自己的性格，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切实能为国家社稷做事的官职，他才会去做。他最喜欢的还是能对国家政策发挥影响但经常得罪人的谏官。在谏官的位子上，司马光一做就是五年。五年中，他劝谏皇帝早立太子、建议减少赋税，他弹劾不称职的官员，甚至对皇帝给死去的妃子什么政治待遇，他都要秉公直言。他激烈反对朝廷中的相互宴饮和奢靡之风，对皇帝出手阔绰经常赏赐臣下的行为，他也是强烈不满，在其他官员的眼里，这就是个损人不利己的“二愣子”。

苏东坡曾经给司马光起了个外号，叫“司马牛”，和“拗相公”王安石并驾齐驱，都是性格耿直见了棺材也不掉泪的主。他锲而不舍地上书言事，直到自己的建议被采纳为止。但他也有失败的时候。英宗治平元年，司马光目睹朝廷在陕西边防组织“义勇”而使百姓“骨肉流离，田园荡尽”的惨状，上书要求朝廷废除这种制度。当朝廷不予采纳时，他亲自上殿面见英宗劝谏，还要求和宰相韩琦进行辩论，最后胳膊拗不过大腿，他的劝谏失败了。对此，司马光极为痛心，连上五状要求对自己降职使用。朝廷不同意，他就接二连三地写辞职信。他说，“臣从事谏职，首尾五年，自本朝以来，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久。臣资质愚戆，惟知报国，竭尽朴忠，与人立敌，前后甚众，四海之内，触处相逢，常恐异日身及子孙无立足之地，以此朝夕冀望解去”，态度很坦诚，直接说你再不把我换掉，恐怕我的子孙以后没办法活了。英宗终于批准他辞去谏职，提拔他做龙图阁直学士。

司马光的“破屋理论”

和狂飙突进的王安石相比，司马光是个持正平稳的人，这被后人视为宋代最大的保守派，其实这是历史的误解。司马光不反对改革，但希望改革要平稳地进行。对于改革，他有一套著名的“破屋”理论。他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近代法国人托克维尔写了一本《旧制度与大革命》，他认为改革的后果是引起人们要求进一步改革，但改革却又无法满足无限度的改革要求，因而造成民众不满情绪加剧，最终可能酿成革命。也就是说，改革既要大胆又要审慎。看来，托克维尔颇得司马光“破屋”理论的精髓。在这种“破屋”理论的指导下，司马光和王安石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辩论和拉锯，王安石是个雄辩的演说家，而司马光在这方面实非王安石的对手。但司马光有着与王安石一样的执拗与耐力，反正这辈子和王安石干上了。

司马光与王安石所代表的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斗争十分惨烈。但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斗争，是君子之争，是“费厄泼赖”的，不掺杂任何的感情和私利因素。君子之间能像小人一样大打出手吗？孔子说“其争也君子”，表明谦谦君子也有斗争。但与小人之争不同，君子争的是是非曲直，遵循着一定的规则。事实上，司马光和王安石的私人关系不错，是互相仰慕的好朋友、好文友。他们之间的斗争，就像两大绝顶高手之间的过招，比拼的是内力和品质，任何一方都不会冷不丁地施放暗器。先是王安石斗败了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旧党一干人等全被贬往各地凉快去了，在全国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法，最后，司马光的旧党战胜了王安石的新党，在远离权力核心十多年之后，众望所归的司马光出任宰相，将王安石的新法尽数废除，活活把王安石给气死。在王安石去世半年之后，司马光感觉完成了历史使命，溘然离世。

王安石也是君子，他变法的着眼点在于使国家富强、民众安乐，但他狂风暴雨般的变法，出现了大量政策执行上的偏差，培养了一批不谋国只谋私的小人，出现了与王安石变法的初衷事与愿违的情况。从这一点来说，虽然司马光辩论才能和魄力比不上王安石，但他的“破屋”理论还是有可取之处，在政治上是成熟稳健的。北宋若能将司马光、王安石这两位君子的才能加以综合使用，让王安石主导变法，让司马光负责监督和执行，或许历史将会是另外一番天地。

君子乃国之栋梁，是敢于担当的猛士，顶起的是国家的天空，绝不会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时刻而轰然倒塌，司马光就是个敢于担责的君子。他在担任并州通判时，曾经向自己的恩师庞籍提出了一条计策。为了防止西夏人的入侵，他建议修筑城堡来控制西夏人，然后招募百姓来此地耕种。庞籍听从了他的建议，派手下郭恩去办理此事。郭恩在执行命令的时候，因为不注意设防，部队被敌人消灭。庞籍因为此事被撤职。司马光始终认为此事因他而起，三次上书朝廷自责，并要求引咎辞职，没得到允许。庞籍死后，司马光便把恩师的妻子拜为自己的母亲，抚养庞籍的儿子像抚养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在朋友出了事就急于撇清关系的今天，司马光这种勇于担责的精神，就显得难能可贵了。

洪应明在《菜根谭》中说，“退即是进，与即是得”，教我们为人处事以遇事都要让一步的态度为高明，因为让一步就等于是为进一步留下了余地。司马光就是如此，他懂得人生进退的道理。在王安石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就以退为进，请求辞职，自己躲到洛阳去。在洛阳的十五年，司马光专心著述，编著了与司马迁的《史记》双星闪耀的《资治通鉴》。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编书的条件实在艰苦，他买不起高宅大院，住的是低矮窄小的房子，夏天闷热难耐，他请人在书房里挖了一个大深坑，砌上砖，修成一间“地下室”，他就在这个冬暖夏凉的“空调房”里专心致志地埋头编书。司马光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将历代执政的得失全部融进这部巨著之中，让皇帝学习。宋神宗看了之后大加赞赏，说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著述意义己远远超过了他的本意，清代学者王鸣成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

北宋道德模范

在对待社会和别人方面，司马光是个温厚的君子，是宋代的道德楷模和诚信为人的典范。因此，《宋史》对他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司马光一生信奉诚信为本，“自少至老，语未尝妄”，意思是说，司马光从小到大就没说过谎话。事实上，据说司马光就说过一次谎话。小时候在吃核桃的时候，司马光得意洋洋地告诉父亲，他掌握了剥核桃的方法，其实那是佣人帮他剥的，父亲司马池严厉地批评了他，自此，司马光就再也没有说过谎。他说“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司马光让管家去把他的一匹马卖掉，特意叮嘱管家要告诉买主，这匹马在夏季会犯肺病。由此可知，司马光是个标准的诚信君子。当时人们很崇敬他，以至于有人干了坏事，都会说，司马光难道不知道吗。可见司马光在宋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崇高。

司马光不仅是个讲究诚信的老实人，还是个心胸宽大的人，是个典型的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君子。程颐评价司马光说，他最大优点就是对人宽容，能受人话，不论你怎么反驳，他都不发火。司马光家有一个珍贵的琉璃盏，被一位官奴不小心打碎了。当时的洛阳市长大怒，下令逮捕官奴，听候司马光发落。不料，司马光的判词是这样的：“玉爵弗挥，典礼虽闻于往记；彩云易散，过差宜恕于斯人。”文绉绉地表达了不予追究的意思。

司马光对别人胸怀宽大，一派仁者之风，但是对自己，下手够狠的。他一生宽于待人，但绝对严于律己，不允许自己犯任何一点小错误。他不贪财，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典范。他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浑身上下充满了贵族精神。但他只是精神贵族，在生活上他绝对是个穷人。

宋代官员的工资很高，像司马光这样高级别的官员，月工资大概在三百贯左右，按照黄仁宇先生的一两黄金相当于10贯钱的换算方法，换算成人民币的话，月薪大概在12000元左右，当然还有其他的补贴。司马光干得不错，皇帝、太后等屡屡赏赐，仁宗曾诏赐司马光金钱百余万，珍宝丝绸无数；神宗也曾赐司马光“赏与银、绢、衣和马”等。按理说司马光应该不差钱。他的朋友也是这样想的，有朋友写信给他借五十万钱，说那不过是他卖掉一个婢女的小钱。司马光看了很生气就回信说：“某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我都没钱吃肉，穿不起绫罗绸缎，哪里有钱去买侍女呢？司马光确实很穷，妻子去世，只好卖掉自己的“宅基地”来给妻子办葬礼。他不喜喝酒唱歌，不出入高档娱乐场所，也没有娶了三妻四妾分家产，那么司马光的钱到底哪去了？原来，司马光对皇帝的赏赐是坚决不要，实在推辞不下，就捐献给自己的部门，给兄弟们做办公经费，这实在是宋代的“活雷锋”，人家是假公济私，司马光是假私济公，这样的好领导，千年难得一遇。

司马光一生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考上进士的时候，办喜酒需要戴花，别人兴高采烈花枝招展，司马光死活不肯戴花，直到有人说是皇帝要求，不戴就是抗旨不尊，他才勉强戴上。据说苏东坡以司马光为原型写过一首诗：“君来坐树下，饱食携其余。归舍遗儿子，怀抱不可虚。”意思是吃好饭把剩饭剩菜打包带走，一点都不浪费，可见司马光是现代“光盘”行动的先驱。他留给侄子司马康一篇《训俭示康》，“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并拿奢靡成性的前宰相寇准的事例谆谆告诫侄子，“近世寇莱公豪侈冠一时，然以功业大，人莫之非，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要求司马康勤俭持家艰苦朴素低调行事。这不仅是对侄子的教育，更是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司马光和王安石一样，自律甚严，不近女色。司马光和夫人始终未有子嗣，夫人很着急，大公无私地替司马光物色年轻貌美的女子，希望司马光能开花结果，但司马光对此很不感冒，几次不客气地把美女赶走。司马光的时间很宝贵，他没时间思考下半身的事情，他的时间都花在了思考国家大事和编著《资治通鉴》上。但我们不能怀疑司马光的性取向问题，事实上，司马光并不是个无趣之人，他身上也有文艺气息。面对美女司马光同样会心神荡漾起反应。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司马光的过人之处是勇于控制自己，严格约束自己的欲望。就像明代杨继盛说的那样，“或独坐时，或深夜时，念头一起，则自思曰：这是好念是恶念?若是好念，便扩充起来，必见之行；若是恶念，便禁止勿思”。司马光能够时时约束自己，不让自己的道德滑坡。

君子也要做春梦

宋代词人多如过江之鲫，以司马光的学识，若用心写词，必将是词坛大家，但司马光没时间写词，整个宋词中只找到他的三首词，就是这三首，后人还认为是假托司马光的名义写的，因为这三首词都可以纳入“艳词”的范畴。这充分体现了后人“为贤者讳，为尊者隐”的心理。《西江月》：

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青烟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

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静。

“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这一句直抒胸臆，不遮遮掩掩，这一点老古董司马光颇有柳永的风韵。这或许是司马光暗恋的一个女子吧，不浓妆淡抹出来吓人，而是不施粉黛素面朝天，看来司马光喜欢的是清纯如水知性的女子，君子好色而不淫，这一点倒是很符合司马光的性格。再看他的《阮郎归》

渔舟容易入春山，仙家日月闲。绮窗纱幌映朱颜，相逢醉梦间。

松露冷，海霜殷。匆匆整棹还。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寻此路难。

《阮郎归》词牌，出自南朝刘义庆的《幽明录》，讲述了东汉刘晨、阮肇进山采药，遇到两位仙女而结为夫妻的故事。此调常用来写冶游、艳遇。一向严肃的司马光用这个词牌写作，恐怕是他埋头写作之余，“偷得浮生半日闲”，渴望桃花源，希望一场艳遇的意思。

上阕写一叶渔舟，于无意间进入春山仙境。与人世间的争斗忙碌不同，仙家岁月悠闲而诗意。不仅有美景，在那“绮窗纱幌”间还有女子美丽的剪影。司马光没有写女子的姿容，只给我们留下回味悠长的背影。“相逢醉梦间”，写自己的感受，如痴如醉，如梦如幻，沉迷其中。

下阕写匆匆离去之无奈。还没看够，就要回去了，“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寻此路难”，慨叹别后桃源路渺，寂寂年华，潺潺流水，我本有意，流水无情，怕是一别后再也无从相见了。这显然是一场无疾而终的单相思。按照司马光一生勤奋苦读、持正稳重的行事作风，他是没时间探寻桃花源寻找艳遇的，最大的可能是司马光的一场春梦，梦醒时，春山美女已了无痕迹，只有青灯黄卷，继续读书或修史吧。司马光一生以君子自居，自律甚严，但喜欢美女渴望艳遇，乃人之常情，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但是没有规定君子不能在心里暗想。所以，这首词体现了一代君子那别样的情怀。

孔子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这是对君子的最高要求。在司马光身上，则集中了君子所有的美好品格，他的美名，将万世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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