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举考试文化常识（科举考试趣事多）

倾斜的高考分数线这一做法并非是现代中国人所发明的，这是一个自古便有的问题，自宋代以后这个问题就争论不休，千年来一直未曾解决，考试公平与趋于公平究竟该如何取舍，时至今日都无法解决。

考试公平是指完全依据考试成绩来公平录取考生，区域公平是指通过区域配额来调控各地区之间考中人数的悬殊差异，在中国这么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这是一个古今大规模考试都会遇到的棘手问题。

宋代，欧阳修与司马光引发了中国科举史上有关南北举额分配的首次争论，双方在凭才取人还是逐路取人问题上争执不下。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改比例解额制为固定解额制，由于各地区解额的不平均，因此引发了固定解额较少州郡的士人到解额相对较宽的州郡去取解的做法，人称冒贯寄应。

当时冒贯寄应现象已较普遍，尤其是北宋时期，东南地区的士人经常移籍到容易考取的河北五路参加考试。真宗朝人周总，在原籍没有考取发解试，由于他认识谯州的长官，因此在该长官的允许下到那里去寄应，但受到禁令所限而未能如愿。于是他认该州役人周吉为父，借周吉的父祖三代名讳应试，终于发解登第。元代采取的是种族与区域配额相结合取士的政策，带有明显的民族歧视色彩。

到了明初，南北方士人进行了空前激烈的地域之争，引发了著名的南北榜事件，并导致南北分卷取人制度的确立。清代统治者为了统合南北差异，以均衡各地的科名数额来达到政治势力的合理分配、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对乡、会试中额的地区划分越来越细。

会试名额初承明制，分南、北、中卷，顺治十二年，将中卷并入南、北卷。此后中卷屡分屡并，有时甚至在南、北、中卷内再分为左、右分别录取。或者专取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四省各编字号，分别取中。康熙五十一年，以各省取中人数多少不均，边远省份或致遗漏，因此废去南北卷制度，代之以分省取中办法，按各省应试人数多寡，钦定会试中额。

为了扶植边远地区人文教育水准的提高，缓和各民族和地区的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明清两代政府在取士时都十分注重对边远地区的扶持。明末，在乡试一级，各省举额皆有定数，只有云南一省不断增加，从40、45增加到50名。在嘉靖十四年将贵州从云南乡试中分出来，云南举人名额为40名，贵州为25名；到万历元年又将云南举额增为45名，贵州增为30名。云贵两省举额的渐次增加，反映了明政府优待边远地区的方针和云贵地区文化水平日渐提高的势头。

在会试一级，云南、贵州等西部地区的中额人数也有不同程度地提高，明代进士人数最少的贵州省总数只有85名，最多的浙江省有3280名，相差38.6倍。实行分省取中的清代，进士人数贵州有599名，最多的江苏省为2920名，相差4.9倍。可见，在实行分省定额制以后，清政府进一步加大了扶持边远省区的力度，相对缩小了与东部省区之间的差距。由于政府对西部边远地区的优惠政策，使得东部省区的考生纷纷到西部淘金。

明清两代，由于边远地区的人文水平较低，人文水平较高地区的士子为了减少竞争，增加中额机会，纷纷冒充边远地区籍贯参加考试，这被称之为冒籍。明代科举实行分区定额制，各省乡试规定只有本省籍士子才能参加。但由于各省文风高下不同，乡试竞争激烈程度不一，有些士子便避难就易，想方设法冒籍到录取率较高的省份去应试。

清代实行分省定额取士制后，冒籍现象已大为猖獗，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不仅西部省区存在冒籍现象，东部省份诸如福建也存在冒籍现象。

清代，福建文风颇盛，尤其是沿海各府县童试竞争激烈，而台湾新设府县学录取生员名额不少，较易考取，因此许多福建士子移民台湾，争取在台湾府县应试进学。

科举时代，冒籍现象之所以出现，归根到底还是政府考虑区域公平、各地科举录取宽严不一导致的结果。从宋代起，固定解额制、分区取士制和分省取士制的实施，使各地区有了固定的取中名额，这就使得教育发达地区的考生向边远地区流动，导致了冒籍现象的产生。明清两代，冒籍问题尤为严重。针对这种情况，明清两代政府都出台了相关政策来制止这种现象，一方面为保证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维护统治者的地位、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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