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评价杜月笙这个人（杜月笙这个人说好也好）

— 《杜月笙全传》 —

— 任中原 著

• 因“功”授勋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杜月笙的地位日渐飙升，他的野心越来越大了，头脑却始终保持清醒。他在这次“清共”行动中，倾尽全力帮助蒋介石，既出谋划策，又出人出力。

立了这样的“大功”，蒋委员长会如何“犒赏”他呢？

杜月笙感觉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很尴尬。

他杀了那么多共产党员，跟共产党是完全对立了，只能投靠国民党。如今蒋介石的势力最大，他也是从黄金荣门下走出去的，与黄金荣、张啸林的关系都很不错，那么，他是否会看得起杜月笙呢？

而黄、张、杜三大亨，虽交情一直不错，但矛盾也逐渐产生了，杜月笙想往上爬，黄、张二人会视而不见吗？

哪个大亨会容得后生爬到自己头上耀武扬威呢？所以，杜月笙在上海滩站不站得稳脚跟，还得看蒋介石答不答应。

杜月笙心计太深，他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就耗尽了脑力，不过现在仍然不敢掉以轻心。他先想方设法与总司令身边的人攀上交情，然后就请那人留意总司令对上海滩上黄、张、杜三大亨的态度。

那人还真够交情，很快就告诉杜月笙：在“四·一二”前，蒋介石曾向杨虎和陈群询问过上海滩黄、张、杜三大亨的情况。这二人的汇报中，对杜月笙的评价最高。

这位朋友甚至还找出了汇报的原文，抄送给杜月笙。

文中写道：“黄金荣忠党爱国，老成持重，唯以法租界巡捕房职司关系，不便对外公开露面，声势虽大，仅可暗中加以助力。

张啸林辄喜结交军阀，崇慕权势，虽亦能深明大义，复以性情刚烈易于树敌。

杜月笙虽出身寒微，时时刻刻不忘奋发向上，谦光自抑，且正值年富力强，颇具国家民族思想。（真是讽刺）”

杜月笙看了原文后，心里不仅感到踏实，更是欣喜若狂。他仔细揣摩了杨虎、陈群的评价，琢磨出几点：

第一，就是杨、陈二人的态度都是偏向自己的，看来在他俩身上花那么多心思是值得的；

第二，就是黄、张二人都有很多弊病，比如黄“不便对外公开露面”，张“性情刚烈易于树敌”，如此一来，蒋介石在许多事情上就要倚仗他了；

第三，就是通过以上两点可以得出，他杜月笙很有发展前途，将来上海滩上的头把交椅，只能是他杜老板坐！

正当杜月笙为摸清了蒋介石的态度而欣喜时，杨虎派人送来了烫金的请帖，邀请他到嵩山路18号杨府赴宴。

“杨虎这时候请客做什么？”杜月笙边喝茶边思索着，他总觉得这个宴会不寻常。

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杜月笙就与黄金荣、张啸林、杨虎、陈群几人天天碰头。做什么呢？

自然是商讨如何对付共产党。

如今，上海的共产党都被他们“清理”完了，枪决的，活埋的，判刑的……反正是一切遵从蒋委员长的指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错放一个。

• 宁汉合流，蒋介石下野

杜月笙从南京载誉归来后，不仅变得神气了，而且还仿佛有了一股凛然“正气”。蒋介石的“谆谆教诲”使他很受鼓舞，于是，杜月笙时刻都把党国利益、国家民族大业放在首位。

他发现，自己以前眼光太浅了。那时只想着做上海滩的头把交椅就满足了，如今，他要让全中国人都知道“杜月笙”这三个字。

因此，他积极为蒋介石卖命。刚巧，蒋介石很快就遇上了大麻烦，这也为杜月笙提供了奔走效力的好机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新旧军阀呈现出对峙局面。

图为 : 汪精卫

随着蒋介石与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中国国民党已经变质了。

到了1927年7月，国民党内部就逐渐形成了宁、汉、沪三个集团，即南京蒋介石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武汉汪精卫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上海谢持等西山会议派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

除此之外，还有粤、桂、晋等各系地方军阀。

在这些矛盾重重的各派势力中，宁（南京简称“宁”）、汉两个集团集中了国民党的主要领袖人物，并各自拥有独立的政府机构、军队和地盘，实力排居前两位。

他们既为了争夺最高权力激烈争斗，又为了反共而开始合流重组，简称“宁汉合流”。

图为 ： 冯玉祥

1927年7月20日，为了实现“合作清党”、“统一党务”，宁汉双方在冯玉祥等人的牵线搭桥下，达成了合作的具体方案。

主要内容是：为了“和平统一”，汪精卫等人同意“迁都南京”。同时，蒋介石、李宗仁、胡汉民等人热烈欢迎汪精卫一行到南京“秉政”，愿意“共同北伐”。8月上旬，双方基本达成了合流意向。

其实这个合流很难完成。首先就是汪精卫等不愿让权，坚持反蒋。其次，蒋介石在党内排斥异己，实行独裁统治，激起了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的强烈不满，以致他的内政不稳。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蒋介石于8月13日突然宣布下野，辞去北伐军总司令一职，然后回浙江奉化老家静养。

蒋介石会放权吗？当然不可能了。

他这样做只不过是以退为进，以守为攻，既避开了社会舆论的风尖浪口，又缓和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

蒋介石退居幕后之后，就开始积极活动起来。

在他的授意下，他的亲信、学生们四处出击，在全国各大城市制造舆论。

一时间，“强烈要求蒋总司令复职”的标语口号漫天飞舞，其中上海的反应最为激烈。在蒋介石下野的第三天，要求蒋介石“复职”的电文，就登满了上海各家报纸的头条。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不仅发电要求收回成命，还派出了二百多人的代表走上大街，打着旗号游行示威。

图为 ： 宋子文

• 攀上“国舅爷”

杜月笙自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后，名气和地位都水涨船高，上海滩上的头把交椅他是坐定了。不过这些并不能令他满足，从蒋介石的“下野”事件中，他又悟出了不少为人之道。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风云变幻莫测，杜月笙这么精明的人，怎么会蠢到在蒋介石这一棵大树上吊死呢？为了继续壮大自己的势力，杜月笙决定多结交一些权贵，营造出自己的关系网。第一个进入杜月笙眼界的，就是“国舅爷”宋子文。

图为 ： 宋美龄

宋子文是蒋介石的大舅子，蒋夫人宋美龄的胞兄。那这位“国舅爷”到底有多高的含金量，能引得各方人物争相攀附呢？这就还得了解一下宋子文的辉煌履历。

宋子文，1894年12月4日生于上海。他的父亲宋嘉树曾留学美国，在上海做过传教士，是工商业的名人，也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宋子文的几个姐妹都很有名气，不说她们自身的才干，单是嫁的人物就个个都不一般。

其中大姐宋霭龄嫁给了“财神爷”孔祥熙，二姐宋庆龄嫁给了国父孙中山，小妹宋美龄嫁给了蒋介石。

宋子文自己也很优秀。他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又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接着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了博士学位。

1917年，年仅23岁的宋子文归国后，就任汉冶萍公司驻上海总办事处秘书等职务。1923年10月，他到广州孙中山的大元帅府，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兼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1924年8月，就任中央银行行长。

此后多年，他一直担任金融财务一类的要职。虽说他官运亨通，很大程度上都沾了家族的光，不过他确实年轻有为，在整理财务方面很有政绩。

1928年1月，与宋美龄结婚仅一个月的蒋介石就成功复出了。

当月，“国舅爷”宋子文就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任外交、预算、首都建设、黄河水利、国防编遣委员。宋子文拥有如此多显赫的职务，并不是他沾了蒋介石多少光，反而是蒋介石想靠他去争取美国政要和江浙财团的支持。

很快，宋子文又升迁为中央银行总裁。

这样权倾一时、富甲一方的顶级人物，谁不是挤破了头也要去巴结？杜月笙也一直想与宋子文攀上关系，却苦于没有机会。等到他终于有机会结识宋子文时，已经是1933年了。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华，而蒋介石却一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集中全部兵力镇压共产党，对日本侵略者实行不抵抗政策，他的做法引得国内抗日民众的强烈不满。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蒋介石不得不做出准备抗战的样子。

“钦差大臣”宋子文再次出马四处活动，他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身份赴美，靠着宋氏家族的庞大关系网，游走在美国各界名流间，尽力说服那些垄断资本家贷款给国民党政府，用以购买抗日所需的大批武器军备。

在宋子文的多方斡旋下，国民党政府获得了不少国际贷款。宋子文当时想购买一批国人都很期盼的军用飞机，不过飞机的价格特别贵，如果买了飞机，其他的军备都没法买了。

当然，这放在善于理财的宋子文手里，就不算难题了。

他灵光一闪，主意就来了，这就是利用国内民众的爱国热忱，发行“航空奖券”，这样他不仅可以解决经费的问题，还可以从中谋取私利。

于是，宋子文向南京政府提出了发行“航空奖券”的建议。南京方面很快回电，支持他的想法，这令宋子文很兴奋。不过这件事如何来操纵，可是一个大问题。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授权宋子文，他可以用财政部长的名义来全面负责奖券发行的具体事宜。

这对宋子文来说，自然是个揽财的大好机会。可是，用官方的名义来发行奖券，也有很多弊端。因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越来越不得人心，所以，用政府名义来做此事，很难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和拥护，这样，奖券的发行肯定会受影响。

再者，由政府出面，那宋子文想谋取私利就不大容易了。这件事情，应该找一个既有社会声望、又与政府高层关系密切的“民间人士”来做。

那么，谁是最合适的人选呢？宋子文一个电话打给了自己的老朋友杨志雄，请杨志雄帮忙物色人选。

杨志雄也是留洋人士，他早年曾留学德国，归国后曾先后担任过上海和厦门等地洋行的买办、吴淞商船学校的校长、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德国系主任等职务。

他是宋子文的至交，也是杜月笙的好友。这下，杜月笙的机会就来了。

杨志雄也是个八面玲珑的人物，所以很明白宋子文的心意。发行航空奖券是一项肥差，谁不想揩点油？而宋子文就是要找一个最稳妥的人来办这事，油水自然让这个人分一杯羹了。在杨志雄看来，杜月笙就是最佳人选。

杜月笙因“清党”有功，做了蒋介石的高参，很得蒋介石的器重；他八面玲珑，既得上海租界英法美等权势人物的信任，也受上海各界名流的拥护；他还是青帮老大，手下门生无数，通过这些门生，他可以将触角伸到社会各阶层的每一个角落。

因此，这个人选，除了杜月笙，还能是谁？

杨志雄很快就向宋子文推荐了杜月笙。杜月笙的大名，宋子文当然知晓，杜月笙做事的手段，他也早有耳闻，这样厉害的人物，的确是最佳人选！于是，宋子文当即就拍板同意了。

杨志雄就立即去找杜月笙，与他商议发行航空奖券之事。

送上门来的大财，谁不想要？何况还是替宋部长办事，杜月笙自然又惊又喜。他对杨志雄非常感激，不过自己也很自得：看来平时拉的这些关系，用处可不小。这件事要是办好了，不就攀上“国舅爷”了吗？

杜月笙与杨志雄商议良久后，决定成立一家公司来专门出售奖券，所有的具体事宜都由公司来办理，这家公司的名字就叫“大运公司”。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地筹备，大运公司很快就成立了，由金廷荪任经理。紧接着，航空奖券的发售工作就开始了。如宋子文、杜月笙所料，民众们爱国热情高涨，都踊跃购买奖券。

据记载，1933年5月，国民党中央政府开始发行“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在初次发行时，国民党政府颁布了《航空公路建设奖券条例》，规定“国民政府为筹集发展航空筑路经费起见，每年发行不记名奖券4次，每次50万张，每张售价计‘国币’10元……”。

这笔经费的去向也有规定：

“每次发行所收券款，由国民政府提出50%，内除发行及办公费及代销手续费外，概充发展航空及筑造公路经费。

其余50%作奖金，其等级分配如下：一等奖一张，独得洋50万元；二等奖二张，各得洋10万元，共20万元；……总共中奖50645张，共计249910元。”

绝大部分老百姓买航空奖券，都是出于爱国热忱。

有些人中了奖，都把钱捐出去买飞机了。在1934年4月的开奖中，吴兴绸业小学的师生们将零用钱集中起来购买了奖券，不想竟中了一个10万大洋的二等奖。

校方用8万独资捐献了一架飞机，并命名为“中国儿童号”，并请校友陈立夫代为购买飞机。

民众购买热情高，杜月笙等人的大运公司也赚得钵满盆盈。除去上交的券款外，宋子文、杨志雄、杜月笙等人都捞足了油水，甚至那些出力跑腿的大小喽们，也沾了不少光。

杜月笙发了一大笔财，自然对宋子文非常感激。

而宋子文呢，借杜月笙之力，既圆满完成了公事，又装满了自己的荷包，他对杜月笙自然也十分欣赏。

两人“惺惺相惜”，交情自然就有了。

—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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