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地位（经籍志管窥魏晋南北朝时期礼学的发展）
1、南北朝经学义疏与讲经有关
据目前所知，《隋书·经籍志》所收录的题为“讲疏”的义疏类著述基本散佚，只有三篇被马国翰辑于《玉函山房辑佚书》中。
这三篇分别是褚仲都的《周易讲疏》、张讥的《周易讲疏》、何妥的《周易讲疏》。
据目前所知，《隋书·经籍志》所收录的题为“讲疏”的义疏类著述基本散佚，只有三篇被马国翰辑于《玉函山房辑佚书》中。
这三篇分别是褚仲都的《周易讲疏》、张讥的《周易讲疏》、何妥的《周易讲疏》。
南北朝时期，朝廷比较重视征用礼学名家讲授三礼学，或是聘请已隐居的礼学家出山主持礼学教育，或是征辟礼学家出任国子博士。
梁武帝时，朝廷还派学生向归隐山门的何胤学习。何胤虽不愿出山，却希望王果将自己的礼学理论上奏朝廷，然后通过官方途径教育儒生。
何胤是当时公认的儒宗，他在面见皇帝的使者时，不谈其他只谈礼学，可见礼学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梁武帝请何胤出山，最看重的也是他的礼学造诣。梁武帝虽最终没有将何胤请出山，但还是派何子郎等六人进山于何胤处受学，可见梁代对三礼学教育的重视。
梁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修撰五礼制度储备人才，那么加强三礼学的教育也是不言而喻的。
南北朝时政局动荡，官办学校也时兴时废，但各代每一次兴办学校，无不重视三礼学的教育。
兴办学校的重要内容就是提倡礼学，促进礼制建设。
2、家族内部的礼学教育
南朝很多礼学家的家学渊源很深，南朝诸多的礼学世家在礼学传授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隋书·经籍志》载贺循著有《丧服要记》、《丧服谱》。贺氏祖上为西汉礼学大家庆普，庆氏礼学的开创者。
随着三礼学教育的不断发展，北朝的三礼学经师也逐呈渐增多的趋势。
南朝的礼学家无论是承师学还是承家学、乡学，在其成名以后，多被征辟到朝廷，在官办学校里开馆授学。
如雷次宗受业于慧远，成名以后，被朝廷征召至京师，在鸡笼山开馆授徒，跟从他学习的生员有百余人。
南北朝三礼学著述主要是三礼义疏，可以说南北朝三礼学主要是三礼义疏之学。
除了三礼义疏以外，南北朝其他几经之学主要也是以义疏的形式出现。义疏之产生、发展、演变，是南北朝经学发展史上最突出的事件。
02 礼学成为显学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1、统治者重视礼的教化功能
《隋书·经籍志》引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这其中的“治民”就含有教化的意思。
班固在书中先是高度评价了礼乐的教化功能，然后从正反两面分别论述了婚姻之礼、乡饮之礼、丧祭之礼、朝觐之礼兴废所导致的社会状态。
正因为礼乐有如此强大的教化功能，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均重视以礼乐化民。
强化百姓对现有社会秩序的认同，消磨其反抗意识，从而使政权免于受到下层社会的冲击。
为了引导百姓遵礼、行礼，南北朝时期的统治者一般都能够率先垂范，严格要求自身，依礼行事。
无论是南朝还是北朝，统治者本身都能够身体力行，依礼行事。上有所好，下必效焉。
南北朝时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能在遵礼、行礼方面自觉严格要求自身，因此整个社会兴起一股浓郁的崇礼之风。
虽然社会变革会带来礼仪制度的具体变化，但是尊尊、亲亲等基本价值观却是千古不变的。最能体现尊尊、亲亲价值观的就是丧祭之礼。
2、礼直接用于政权的建设与巩固
统治者以礼来教化万民，自然也是为了政权的巩固，不过这种作用是间接的，在南北朝时期，礼还被直接用于政权的建设与巩固。
自古以来我们的先人就强调了礼的治国功能。南北朝时礼的治国功能最明显地体现在礼作为一种工具，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政权的建设与巩固。
古人早就认识到礼对政权建设的作用。从汉代到南北朝，礼与政权建设与巩固的关系愈来愈密切。
到南北朝时，这种关系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南朝人来说，礼的运用与国家的兴亡是紧密联系的。
对于北朝人来说，礼的运用与争夺华夏文明的正统地位息息相关。在经历了东晋王朝达一个世纪的统治后，到南朝时江南社会相对稳定，南朝的知识分子对三礼学研究也更加深入，礼乐文化也得到更广泛地普及，此时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些严峻的问题迫使他们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思考礼的作用。
对于当时南朝的当权者及礼学家来说，他们要时刻承受着来自北方的强大军事压力，时刻提防政权被北朝吞并，所以在共识的层面，他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兴亡”二字。
从汉末到南朝，经过三国分立，曹魏代汉，司马氏代魏，到东晋被迫偏安江南，总结历史，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仍然是“兴亡”二字。
因此南朝的礼学家将礼运用与国家的兴亡联系了起来，这就将礼与政权的关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03 南北朝礼学的时代特点1、有开宋学风气之端倪
南北朝三礼义疏都是从两汉三礼学发展而来的，继承汉学重训诂词语、名物以及证成经文之说的特点。
南北朝三礼学在阐发义理时所主要阐发的伦理义理与政治义理也是继承汉学传统。
南北朝三礼学家好佛、玄之学，南北朝的三礼学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佛、玄的影响。佛、玄好谈形而上之理，受其影响，南北朝三礼义疏谈义理也有一定的形而上之色彩。
虽然《礼记正义》回归汉代经学尚实的传统，但在《礼记·中庸》等义理性较强的篇章中，还保留南北朝三礼学家具有形而上色彩的论述。
孔疏引自皇疏也受南北朝三礼学的影响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形而上色彩。
从现存南北朝三礼义疏佚文可以看出无论是南朝的皇侃还是北朝的熊安生或是自北向南的崔灵恩，都有指正经文错误之处，这说明南北朝三礼学创新性较强。
2、求“通”不求“实”
南北朝三礼学好用弥缝之法，凡是礼例之间有相互矛盾之处，义疏家并不考证究竟矛盾双方哪个是正确的，而是想办法加以弥缝之，化解矛盾。
南北朝三礼学多用文献互证之法，或以上下文互证，或以他篇以证本篇，或以三礼互证，或以他经与三礼互证。
凡此种种努力，都力求疏通三礼经、注并将其疏解成为一个可以互相证明、互相贯通的体系。
南北朝五经义疏普遍都有证成经、注之说从而维护经、注合法性的倾向，对于三礼学来说，维护经、注权威还有为现实礼制服务的目的。南北朝时五礼制度发展迅速，迫切需要权威的理论指导，而权威理论则来源于经典之中。
南北朝三礼学者为了适应这一形势，必须采取以上方法来消弭礼书经与经之间、经与注之间的矛盾，确保三礼经典的权威性，从而能更好地指导现实的礼制建设。
3、与现实礼制建设联系密切
南北朝以前，三礼学基本上限于在学术范围内的研究，现实的礼制建设与三礼学结合得并不密切。
南北朝以后，礼制建设已基本定型，三礼学又完全回归到学术领域。纵观各代，南北朝时期三礼学与现实礼制建设结合得最密切。
南北朝时期三礼义例之学已经较为发达，而且专门的礼例著作《五服略例》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因此可见南北朝三礼学也对清代礼例之学的繁荣甚有功焉。
结语：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造就了南北朝三礼学独特的个性。南北朝礼学家在诠释经注时同时具备了“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两个特点。
南北朝三礼学既推动了唐代三礼学发扬汉学之风，又为宋代三礼义理之学埋下了种子。
三礼学维护了经典的崇高地位，一方面促进了学术的规范与统一，另一方面也为现实的礼制建设提供了权威的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史记》《南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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