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帝后裔总人口（舜帝最早纪念地在全州）

作者：吕朝晖

《全州文史》第九辑

近年，国内许多地方竭力拼争历史名人归属，这种有趣的现象与三十年前避之唯恐不及的情形恰成鲜明对照。如此热衷古人，如果出于遵重历史，爱惜文物，值得称道，若“搭台唱戏”，别有所图，就不敢苟同了。与许多史实公案一样，中华人文始祖之一的舜帝其崩葬地也成了人言言殊，争执不下的问题。湖南宁远人说，舜帝崩葬的“苍梧”，具体地点就在他们那里的“九嶷山”，于是集巨资建了一处占地面积一千余亩的舜帝陵庙；山西安邑人说，舜帝崩葬的“呜条”，具体地点就在他们那里的“呜条山”，也动用财力修建了一处占地一千余亩的舜帝陵庙。人为制造一人死于两地葬于异处奇闻异事。就史实而言，都不是舜帝陵确切地点，舜帝无陵，只有泛指的纪念地，这个纪念地最早设于今广西全州县西南，名为零陵的地方，但不是今天湖南永州零陵，今零陵是后世从全州迁去的。

秦击并六国后，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在今全州县西南设零陵县，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区划命名纪念舜帝。(《广西通志·大事记》)

(一)

所谓“零陵”，是指舜帝崩于斯葬于斯而找不到陵墓的地方，或指有舜帝南巡及其崩葬遗迹而使人涕泪飘零的地方。之所以这样理解，是据于《辞海》训诂，“零”是“无”、“没有”，或“零落”、“零丁”的意思；而“陵”指山丘、坟墓，串释其意即可作上述理解。而我更侧重于作“无陵”诠释。尧舜之时的葬制“不封不树”。“不封”是不垒土堆，“不树”是不立墓碑。三苗之地，苍梧之野，莽莽群山，千沟万壑乃是舜帝崩葬之所，这也是司马迁说的“是为零陵”的意思。舜帝无陵，只有纪念地，纪念地在今全州，治所在县域西南湘江附近的古零陵。

秦始皇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何等胸怀，何等气度，舜帝乃其受土赐姓之人，岂能无考证？早在先秦，舜帝的崩葬之所就有苍梧、呜条的不同说法，秦始皇取苍梧而不取鸣条，取范围而不确指某点，乃基于史实和理性，其雄才大略唯汉武帝所能祖武。元鼎六年(公元前111)汉武帝在秦设零陵县设零陵郡，治所同，传在今凤凰乡和平村委建安司自然村后，辖境相当今湖南邵阳市以南的资水上游、衡阳市、道县之间的湘江潇水流域,和广西桂林市、永福以东、阳朔以北地。日前笔者曾驱车其地，所见古城遗址尚存。巡于城垣，高树新绿，芳草萋萋，曩昔城郭，已为田畴。春风徐来，流水涟漪，禾苗初长，生机向发。“行迈靡靡，中心摇摇”，风光虽美而难免《黍离》之叹。

古零陵之衰起于东汉初年，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刘秀将零陵郡治迁往在今永州芝山的泉陵候国，又过了五百六十四年，隋文帝杨坚开皇九年(公元589)将在今全州境内的零陵、洮阳两县合并为湘源县，改在今永州的泉陵候国为零陵县。曾经喧阗八百余年的零陵古城从此淡出，遗为陈迹。也有传说，古零陵县、郡故城遗址在全州县咸水乡老拱桥边，年代久远无由确认，却与建安司相去非遥，无论彼此，都在今全州“县城西南”湘江之滨，舜帝崩葬的最早纪念地在今全州是确定无疑的。

(二)

秦始皇之所以把舜帝崩葬纪念地定在这里，我想应该有他的理由。

这理由首先应该来源于对先秦文献的考证和理解。在秦始皇出世之前，涉及舜帝卒葬的典籍有《尚书)、《墨子》、《孟子》、《竹书纪年》等；与秦始皇同时代及于舜帝卒葬的著作有:《吕氏春秋》；后世学者编辑出版的文献涉及舜帝卒葬的有《大戴礼记》、《礼记》、《山海经》、《史记》等，其成书虽在秦始皇之后，而所据资料皆来源于先秦遗存，秦始皇帝勤于开卷，必有所览。史载“上至以衡石量分，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石，百二十斤，衡，以秤衡重量。是说秦始皇批阅的文书，每天秤取一百二十斤，日夜有程期，不满额不休息。如此大量阅读，岂能“略输文采”，先秦有关舜帝卒葬文献资料他必定是读过的。这些资料以《尚书·舜典》的记述最具权威性，它是唐尧、虞舜、夏、商、周累代政事史料的汇编，可信度很高。其略云：“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是说舜帝三十岁时被征召任用，居官三十年后承继帝位，在位五十年，于巡视地方途中去世。确定舜帝崩葬地，关键在于对这“陟方”二字的理解。陟字本义为上升，登高，如“陟景山”、“陟高岗”,作翻山越岭解，而“方”是个多义字，《汉字源流》列六十二个义项，联系语境，作“方国”理解较为切当，串释为“巡视方国”。但也有解释为“巡视方岳”的。是方国还是方岳？一字之差却有很大差别。方岳是高山，尧舜时华夏有四大岳山，据先秦其它资料，舜帝“陟方”是南巡，其岳则南岳，祭山而罢，不再涉远，如此则“道死苍梧之野”就很难理解。这个问题后面还要说到，兹不展开。

秦人对《墨子·节葬》：“舜帝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以及《吕氏春秋·安死》：“舜葬于纪市，不变其肆”的说法不予理采。至于《竹书记年·帝舜有虞氏》、《大戴礼记·五帝德》、《礼记·檀了上》以及《山海经·海内南经》都有“舜葬于苍梧之野”的说法，资料来源据于史馆案卷或当事人笔记，是对舜帝“陟方乃死”的可靠注释，从零陵的命名看，这些资料秦人应当有所知闻而予以采信的。若秦宫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尔后司马迁编写《史记·五帝本纪》时就不会写得那么具体：“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司马迁着手编写《史记》时是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离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置零陵县时已有一百一十七年,司马迁出生于其后尚能在史馆看到前代所遗史料，秦人在前不可能一无所知。舜帝崩葬于苍梧之野的说法应该在秦始皇时已成为共识。

当然，秦人对于《墨子》、《孟子》、《吕氏春秋》等有关舜帝卒葬的不同说法也不是武断否定，显然曾经审慎分析。“鸣条”作何理解?从举措看，秦人不认为“鸣条”是舜帝崩葬地。鸣条山在山西运城安邑，商汤夏桀曾大战于此，是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带，尧舜禹诸帝都曾建都附近，尧舜都于蒲坂，在今永济市，属运城，禹帝都于安邑，也在今运城，舜帝既是“陟方"就不是在都城附近，“鸣条”说不可靠。那么“鸣条”作何解释？据训诂，鸣条是风吹枝条发声，正如陆机诗《猛虎吟》:“崇山临岸骇，鸣条随风吟。”秦人对“鸣条”一词的理解亦当如是。至于“南纪”，后人解释各有不同，有人将“纪”解释为古国名，说在今山东寿光，还有说在今连云港市，其地全在东方而不在“西戎”，西戎南纪实无可考。秦人当年恐怕也不知其所云，只好置之不理。

那么“苍梧”又在哪里?据《周逸书·王会解》卷七:“成周之会禽人管,路人大竹,长沙鳖,其西鱼交鼓钟、钟、牛,蛮物之翟,仓吾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讲的是诸侯国及各地向周天子朝贡方物的品种名称,晋代孔晁注解:“仑吾亦蛮也。”可知”仑吾”初为南方一部族名称,后来引申为仑吾族居住的地名,“苍梧”、“苍梧之野”多与舜帝崩葬有关。可知“苍梧”源于百越三苗之仓吾族。据资料, 仑吾族是炎帝部族的后裔,很早就居住在五岭地区,炎帝崩葬的湖南炎陵县就在附近,今两广、福建、台湾、东南亚华人区信奉的妈祖,据传即出自仓吾族。秦统一前,楚国就有苍梧郡,统治范围在五岭之间,而全州的咸水、凤凰处于越城都庞谷地,是进入苍梧地方的门户,秦人将舜帝崩葬的“苍梧之野”定在五岭地区,把纪念地零陵县治定在全州的咸水、凤凰之间湘江之滨是有根据的。

至于“九疑”,最早见于屈原《离骚》和《九歌·湘夫人》。《离骚》:“朝发韧于苍梧兮,夕至于县圃”,“百神翳其备降兮,九疑缤其并迎”;《湘夫人》:“九疑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再见于《山海经·海内经》:“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又见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记述舜帝“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据陈子展《楚辞直解》考证,屈子作品写于公元前三百年前后,查屈子之前文献未见有“九疑”提法,九疑当是屈原时期楚人的创意。楚人于“九”似乎情有独钟,一部《楚辞》有“九歌”、“九章”、“九辩,稽其篇章未必皆九,“九歌”就有十一篇,“九辩”也分十一章,“九”不是一个实数。虽西汉刘歆《上山海经表》说“《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而现代多数学者认为《山海经》大约是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楚和巴蜀之地人所作,刘歆合编成书。而从《山海经》成书年代(约公元前53一23)和语言用字看,我认为《山海经》晚于《史记》,袭用了《史记》的提法。如果《山海经》是三代以前的著作,不可能出现“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的说法,“零陵”一词为秦始皇所创造,先秦没有这个词。《史记》的编撰着手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比《山海经》的编辑要早五十来年。可知“九疑”一词来源于楚国的文学作品为西汉史官采纳,写入正史。“九疑”之“疑”起初并无山字头,就是疑心、可疑的疑,是指舜帝崩葬之所在苍梧地方千山万岭之中,莽莽苍苍,郁郁葱葱,山山相似,处处略同,不知哪座山,哪骑岭是舜帝葬身之所,处处或是,处处可疑。中华文字每以三六九,千百万称其为数之多,疑窦丛生,多多乃尔,故称“九疑”。“九”在中华传统哲学上称其阳爻为“九”,乾卦的六个爻,从下往上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最上方的第六爻为“上九”。“九”阳也,刚也,当其位则有大、尊、崇、高的意思,旧称帝王为“九五之尊”。《易·乾》:“[文言]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舜帝是中华历史上三皇五帝之一,用“九”称谓他的崩葬地,可以理解为褒扬其伟大、崇高,曾经大有作为,有德于民,饱含崇敬之意。后人附会,在“疑”字上加“山”字头,特指宁远之山为“九嶷山”,并认定舜帝陵寝在今所谓“舜源峰下”,诚为蛇足。早些时候我曾到宁远舜庙,敬问当地老者,请确指九峰,数来数去,终未合其九。宁远的“九嶷山”没有九座相似的山峰,明未清初我国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于公元1637年考察宁远舜庙之后在《徐霞客游记》中也有同样的感谓。略云:“陵前数峰环绕,正中者上岐为三,稍左者顶有石独耸。庙中僧指上岐者为娥皇峰,独耸者为女英峰,恐未必然。盖此中古祠、今殿、峰岫不一,不止于九;而九峰之名,土人亦莫能辨之矣。”经不起考问,可知九嶷山之说乃是好事之徒妄指。欺世之辞,骗了国人两千来年,实可浩叹。

九疑即苍梧,苍梧九疑并称,《史记》一出,几成定例。据资料,其地在零陵之南的广大地区,延绵千里的南岭山脉,若为特指乃楚国苍梧郡,其范围至少包括广西全州、资源、兴安、灌阳、龙胜、三江、融水、融安、桂林、阳朔、永福、恭城、平乐、梧州、富川、贺州、湖南宁远、蓝山、江永、江华、临武、绥宁、广东连山、连平、连州、连南、韶关等地,并非单指宁远县那簇山峰。

古人对“苍梧”、“九疑”、“零陵”的理解是明确的,起码早在秦汉时期,就往往九疑、零陵互文。这可以从王莽的做作得到证实。西汉末年王莽篡汉,改号新朝,宣称自己是舜帝的直系后裔,完全有条件做皇帝,于是拿舜帝崩葬地做文章。始建国元年(公元94)令将当时治所在今全州西南湘江之滨的零陵郡改为“九疑郡”。在王莽眼中零陵即九疑,九疑即零陵。这一习惯直到隋唐五代以至于宋还留在过往者的文辞中。唐人戴叔伦诗《赴柳州经九疑》可以反映这种情况:“地尽江南戍,山分桂林北。火云三月合,石路九疑深。暗众随风过,危桥共鸟寻。羁魂已愁绝,不复待猿吟。”从“山分桂林北”、“石路九疑深”两句可知,戴叔伦所走路线是从永州入湘桂走廊经全州至桂林而后桂林到柳州。柳州在桂林西南,若走由道县过宁远之所谓“九嶷山”,则路绕桂林东南数百公里,南辕北辙,除非盲人瞎马,凡神志清醒者断不会如是迂围。戴叔伦是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785)进士,任职于湖南,由湖南到柳州公干,到桂林后可以走水路,其时由桂林桃花江经临桂会仙沟通永福洛清江至柳江的相思埭运河工程,早在武则天长寿元年(公元692)修通。由湖南经全州而桂林而柳州是一条捷经,戴诗所云:“桂林北”、“九疑深”显指所经路径是全州、兴安一线,故而把在今全州的古零陵地称为“九疑”。另唐末五代人张泌也称全州为“九疑”。他的诗《晚次湘源县》(今全州县》):“烟郭遥闻向晚鸡,水平舟静浪声齐。高林带雨杨梅熟,曲岸笼云谢豹啼。二女庙荒汀树老,九疑山碧楚天低。湘南自古多离怨,莫动哀吟易惨凄。"则不仅指出湘源(全州)即九疑,还告诉人们这里是舜帝与二妃的“惨凄”伤心之地。南宋诗人范成大于乾道七年(公元1171)出知静江府(今桂林)路过全州写的诗,有句云:“重依春林泪竹枝,南游风物鬓成丝。”也认为舜帝二妃故事与全州有关。

(三)

然而全州人并没指认某一地点是舜帝陵,舜帝无陵,古零陵只是舜帝的纪念地,纪念办法是立庙塑像和保护古迹。自古以来这里有以舜帝命名的山,舜王山在今文桥乡与东安县交界处,相传舜帝曾在此逗留,人民敬山如神,山麓旧有舜帝庙,村以庙名。“舜帝庙村”,名载清嘉庆《全州志·村落》,其地旧属升平乡三都。嘉庆《全州志·古迹》又载:“虞帝岭在城西二十八里官道傍,有舜帝行宫遗址,云是大舜巡行处”,“后人构宇以识其迹”；又载,虞帝岭附近所居蒋、王、曹、刘、邓、赵诸姓,人文蔚起,科甲鼎盛,每科中式数人,“捷南宫者接踵”,感动了一位在全州做官的平乐人陈允恭,于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慨然为之立碑作序,略云:“上三里有虞帝南巡行宫故址”,“人杰地灵,实圣泽深远,因题曰南薰里。”撷取舜帝南巡所赋《南风歌》首句:“南风之薰兮”中的“南薰”二字,命名这个地方为“南薰里”。日前我到这里,所见舜帝岭并不大,相对高度不过百来米,就在全州至桂林(桂黄)公路旁,地名脚山铺,是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发生的湘江战役主战场之一、红一军团与湘军刘建绪部激战的地方。战史所记皇帝岭,其实是虞帝岭的别称,红五团政委易荡平就是这一仗牺牲在隔路的先锋岭上。南薰里我也去了,今名南一村,辖诸自然村。据方志,1944年侵华日军第十一军横山勇的军部曾设于此,撤离时放火烧毁前县长王竹斋(启华)住宅,其“觉园”残垣木构,炭迹犹存。该村湘江岸边有北宋诗人王巩祠,他为苏轼“乌台诗案”牵连被贬宾州(今宾阳),放归途中,路经其地遂家,今王姓人口众多,为全州著族,有“一唐二蒋三姓王”之说。1928年底桂黄路建成,前县长、该路施工坐办唐杰英(少卿)从县城驱车赴桂林参加通车典礼,竟在脚山铺路段翻车身亡,虞帝岭真是个神奇的地方。嘉庆《全州志·祠祀》又载:“虞帝庙在七都二图,宋太平兴国间(公元976一983)建”。稽清《全州志·村落》,七都二图十村中有“大庙脚村”。大庙即舜庙,民间旧称,今其村尚存,三十来户,为一个生产队,在庙头镇南五公里旧官道旁,毗邻高素田,舜庙方位尚可指认。高素田即大庙祭田。高,敬辞,舜帝地位尊崇,高上无比;素,白,丧服之色,祭祀用素服、素车。大庙近处的祭田,故名高素田。全州还有为纪念舜帝两个妃子而建的“二妃庙”,据嘉庆州志载:“二妃庙在城南一里,汉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建,唐元和九年(公元814)重修,嘉靖八年(公元1529)又修,国朝(清)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修”,是有文字记载的全州境内始建最早的庙宇。考诸旧地,二妃庙在县城湘江之滨,父老指说,建国初年尚存,今我来勘,仅存旧基,庙貌难求,幸有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所作《湘源二妃庙碑》,煌煌赫赫,存于《柳河东集》。柳文指出:“神位湘浒,揆之有初,克硕厥宇,唐命秩序,兹邑攸主。”告诉我们,湘源县(全州)江边的二妃庙,稽诸历史大有来头,建造大庙祭祀的二妃,因为她们是尧女舜妻,由尧帝指定与舜帝成婚,二妃死后湘源(全州)便是祭祀她们神主的地方。全州有好些关于纪念舜帝南巡的文化遗存,至今为人乐道。

(四)

全州人之所以如此虔诚是因为舜帝的伟大。

舜帝所处的时代是由渔猎文明向农耕文明过渡的时代,政治上实行部落联盟民主制,天下的最高领导由部落共同推举,领导人交接由在位为帝者遴选考察,四岳认可,正式为帝,这就是所谓“禅让”。唐尧让位于虞舜,以舜孝悌和使他的部落富强;虞舜让位于夏禹,是因为禹治水有功,天下拥戴。尧舜以天下为公,而“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精神不朽,后世不忘。

舜帝的伟大在于“协合万邦”,反对一概用军事行动处理落之间的关系。自尧以来南方三苗地区一直不靖,舜为帝时许多人主张用征讨的办法解决问题,舜帝力排众议,坚持以说服教育疏导化解办法安定远方。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他和他的儿子商均及一小队随员踏上了南巡之路。从今天能查到的文献看,他是唱着歌,弹着琴,跳着舞来的。他的琴叫五弦琴,他的曲叫韶乐,他的舞叫干戚,他的歌叫南风,都是有文献和传说可考的。在舜帝南巡经过的地方至今还有遗存,他曾奏乐的地方有韶山、韶关等。这韶乐到春秋时期还存在,《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想必是十分美妙的乐曲。这五弦琴、南风歌则记在《孔子家语·辨乐解》:“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舜帝民胞物与,说服感化,仁及草本,恩泽遐荒,对华夏各族的团结,地域的统一,做了具有开创意义的工作。

舜帝的伟大在于提出和实践了万世不易的为政方针。这个方针就是他的《南风歌》。这首歌用兴体写成,上下两句都以“南风”起兴。首句:“南风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意谓我们的工作要像和暖馨香的南风那样令人身心舒畅,能够化解老百姓心中的怨恨和不愉快;后一句:“南风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是说我们的工作要像正当其时、催生万物的南风那样,使老百姓尽快发财。一是使人民高兴,二是使人民富裕,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问题都要解决。这是舜帝在四千多年前提出的南巡工作方针,联系《尚书·舜典》记述,他曾向十二州的君长们强调,穿衣吃饭对于天下臣民十分重要,以及要爱民亲贤、亲和边远外族等言论,《南风歌》可以看作他为政的总方针。观之今日,当政者说千道万,所要达到的目标也不过如此。舜帝的伟大,有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无法超越。

舜帝的伟大在于他规定了华夏文化的核心精神和基本范畴,指明了展开方向。华夏文明有文字记载,可以由今上溯五千年,然而我国传统文化所围绕的主题思想,其形成则可稽诸于舜帝。尔后出现的五经四书、诸子百家无非诠释舜帝的行为及其所体现的基本思想、核心精神。中华疆域之广,民族之多,人口之众,凝聚之固,追根溯源,与舜帝的示范、指示有紧密关系。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人,是人的文化。数千年浩如烟海的典籍,述其大者,莫过于人的自身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人重祖宗,重血亲,忠君爱国,合和谦诚,看重仁义礼智信,廉能勇毅果等优秀品质,其滥觞皆可溯于舜帝。舜的父亲瞽叟娶了后妻,对前妻的儿子虞舜歧视有加,曾两番设局杀害,而舜逃出便罢,从不计恨,事亲顺亲一如往常,这是他的孝;舜弟名象,凶狠毒辣,廪下放火,井上垒土,欲杀舜身,舜机智逃脱,不愠不仇,这是他的悌;耕历山而让畔,渔雷泽而让居,待二妃以妇礼,这是他的义;陶河滨,作什器,质地好,乘时逐利,这是他的能与诚;入山林,涉川泽,暴风雷雨,行不迷途,这是他的刚强、勇毅;罪四人而天下悦,流四凶而国无恶人,这是他的果敢、勇决;举八恺,用八元,内平外成,世济其美,这是他的明智;抚三苗,重开导,劝农桑,传技术,这是他的仁爱、礼义;道死道葬,不封不树,这是他廉与忠,忠于职守,忠于人民。这些事迹记在典籍,《史记·五帝本纪》最为简明。舜帝用他的言行为华夏文化铸造了光辉的内核,编就了基本提纲,为后人的发挥指明了方向。正如孔子评价管仲的功绩:“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舜帝对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贡是多方面的,太伟大了,这正是全州人数千年来虔诚纪念他的原因。

(五)

舜帝崩葬纪念地由今广西全州转至今湖南永州进而确指陵墓所在地,是从东汉初年开始的。

早在元朔五年(公元前124)西汉武帝在今宁远县北和新田县部分及祁阳县金洞一带设舂陵侯国,封庶子长沙王刘发的儿子刘买为舂陵侯,治所在今宁远县柏家坪镇。尔后,刘买之孙舂陵侯刘仁,以舂陵地形下湿为由,上书求徙南阳(郡),汉元帝允其所请,于初元四年(公元前45)迁舂陵侯国于今湖北枣阳,治所在今吴店舂陵村。又后七十年,刘仁之孙刘秀率望族庄园地主武装推翻王莽新朝,建立东汉王朝(清宗绩辰《舂陵碑记》、《汉书》)。刘秀登基后对王莽的作为一概否定,加上湖南舂陵原是他高祖的发祥地,祖坟所在,又有八千子弟踊跃参加反对王莽的斗争,种种因素促使他于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诏废九疑郡称,恢复零陵郡名,并将郡治迁往泉陵侯国(今湖南永州地),零陵县仍其旧地(《广西通志·大事记》)。经东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初与洮阳县、观阳（今灌阳）县合并,改称湘源县,零陵县名始冠今永州市零陵区。如果说东汉零陵郡治之迁在于刘秀好恶,那么隋初零陵兴之废或有多种考虑。一或郡县同名异地易生错觉;二或零、洮、观合并应冠新名;三或攻防异势,择险而守。今全州县城三江汇合,群峰拱卫,江山锁钥,禁喉要地,新治新名,亦属自然;四或弄假成真,相沿成习。自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在宁远大修舜庙,至隋相沿六百余年,人们已经习惯把宁远的所谓九嶷山称为舜帝陵,零陵县治随迁就近,似乎合理,以至后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

(六)

行文至此,需要作一点说明。所写这些,本意不在鼓动全州与宁远、安邑又起争拼,也不希望全州再建舜帝陵,只是想揭示前人对舜帝卒葬问题的认识,以及秦始皇命名治所在今全州的古零陵为舜帝纪念地的深远用意,使更多人知道,伟大的舜帝早在四千多年前就将阳光雨露洒向南疆,他的足迹不止于小小的宁远和近在咫尺的安邑而是五岭及其更深广的远方。

据《后汉书·东平王苍传》,舜帝南巡途中探望了弟弟象的一家。如前所说,舜父舜弟嚣顽凶狠,数度设计杀舜未遂,而舜不念旧恶。舜为帝之后“载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和顺恭敬)唯谨,如子道。封弟象为诸侯。”(《史记·五帝本纪》,德事血亲,树立了孝悌的榜样。舜弟象的封地到底在哪里?《后汉书·东平王苍传》说舜弟象的封国在“有庳”;有的书则称“有鼻”。考之训诂,“有”“宥”同音,自然也可称“宥鼻”,而“宥”通“侑”,乃劝食之意,陪饮曰宥酒,陪食曰宥食,由此可以推知“有庳”即“宥鼻”,以鼻为饮,作为地名,意谓有鼻饮习俗的地方。

自汉代迄民国,我国不少书籍记载,南方古代民族有“凿齿”、“文身”、”飞头”、“鼻饮”习俗。凿齿、文身已为考古学与民族学大量资料证实,而飞头、鼻饮,前者无可考证,后者有人从生理学角度解释其科学根据并在民族生活中找到了实证。越南民族研究所副所长阮文辉在《越南西北属亚语系的诸民族》一书中谈到,越南南康族一些上了年纪的男子,至今保留着鼻饮的习惯。康族今有三千九百多人,居住在越南山罗省雷碟、巡教县一带。康族人过去被叫做“舍都冷”,意思是“用鼻子饮水的舍人”。康族男子当劳动疲倦时,就把腌辣椒、芫荽、葱、蒜捣碎渗入水中,沉淀取汁盛于葫芦瓢中,饭间边吃肉菜,边将瓢把对接鼻孔,徐徐吸入水汁。据说鼻饮使人大为畅快,疲劳顿消。1954年越南“八月革命”前,鼻饮之俗在越南沱江沿岸广泛存在,只今仅存少数老人尚保留着鼻饮嗜好。该书还提到河江省的布标人也有鼻饮习俗,十八世纪普遍存在。越南康族居住地和莱州省与我国云南省金平、绿春县交界,布标人居住地许江省与我国云南省富宁、马关、麻栗坡县接壤。宋人范成大所记我国性喜鼻饮的二十一种僚人,有相当一部分就居住在云南与越南交界的地方。国内有民族学学者认为,鼻饮确实曾经存在。这一习俗在我国消失的时间应该在清代,因为清代的书籍中已经找不到关于鼻饮的记载。看来,秦始皇设象郡于五岭之外的极西南地区是有根据的。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秦》秦朝所设岭南三郡中的象郡,在今广西西部、越南中北部；据《辞海·象》秦象郡郡治在今越南中部西卷县(今广治省境)附近,也有说在临尘,即今广西崇左市治附近。可知舜帝足迹所到不止五岭地区,苍梧、九疑、象之封地都是他曾经巡视的地方,不是宁远一隅,而是三苗、仑吾及其以远的广大地地区。

(七)

秦始皇在今全州置古零陵县既源于他对舜帝南巡及其崩葬地域的正确理解,也与实现中华一统的政治目标紧密联系。

秦始皇雄才大略,进军岭南之前,在今全州始建零陵县,显然意在宣示,由此以南的广大地方原是舜帝坟山,是我们的老祖宗的故地,必须纳入中国版图。古零陵的设置命名,既是秦人进军岭南的战斗檄文又是前进基地。这里宽阔的江面,平缓的流水,足可停泊百十艘帆船;平坦的浦岸,广袤的纵深,大可囤粮屯兵,十万数十万,卓卓有余。零陵不负厚望,这一切全做到了。“铧嘴劈湘分半壁,灵渠通粤上三台”,终将颛顼虞舜岭南旧域揽入秦图,江山一统,畛域无分。尔后两千余年间,古零陵(隋唐以后名建安司)成为灵渠沟通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可靠保障。诸如元鼎五年(公元前120)夏四月南越王相吕嘉反,杀汉使及其王、王太后,岭南情势危急;为平定反叛,汉武帝发兵四路合击番禺(广州),其中归义越侯、戈船将军严,就是由今全州西南的古零陵率船队出发,下漓水,攻广州,剿灭叛军的。南越国的取消和南海、苍格、玉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平九郡的设立、岭南重归中央王朝大一统,都与灵渠开通有很大关系,在今全州境内的古零陵功不可没(《汉书·武帝纪》)。

秦始皇发明“零陵”一语并以之在今全州名其县,表达了秦人对于舜帝崩葬地的范围及其苍梧、九疑、有庳、象郡等地的地域观,升华了中国人对于舜帝南巡重大贡献及其意义的认识。东汉而后人们对舜帝精神的认知反而倒退了,倒退到只知舜帝是大孝子,而不知有其它更为重要的文化遗产,宁远舜帝陵仪门石坊透雕的对联就是“德昭日月;孝感天地”,思想高度只在于“孝”。“百善孝为先”,固然重要,但毕意是门槛之内的事,岂可与秦始皇对舜帝南巡内涵认知的高度比拟,那是“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贾谊《过秦论上》),移孝作忠,超乎一家一户的孝悌亲情,进入国家民族层面。虽说忠由孝所衍生转化,而意义境界却高出许多许多。全州古零陵这“零陵”二字的注脚、底蕴全在这里。从这一意义上说,零陵郡、零陵县内迁,象地的内移,以及舜帝陵的确指,都有违于舜帝精神和秦始皇本意,是阳刚不振,阴柔过甚,异化不肖的表现。宋代而后,秦汉故地的沦丧,象地一部非吾所有,不正是这种错位认识造成的恶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