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小学语文优质课(我的小学语文课)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29期,原文标题《爱的教育:我的小学语文课》,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当一个老师具备足够充沛的情感,并真心爱她的学生时,教育就已经自然发生了。

文/李凡

观看小学语文优质课(我的小学语文课)(1)

(插图 范薇)

开始

我6岁上的小学,比当时法定上学年龄早一年。刚过6岁生日几天,妈妈就把我带到一间白墙黑瓦的平房前。房前有两棵不大的香樟树,枝干纤细,齐檐的树荫给窗户投下阴影。屋内晦暗不明,人们如剪影般起落晃动。

房间里正在进行一年级学生的入学面试。每张办公桌前都坐着一位老师,老师对面站着一个孩子,接头那样神色严肃,低声细语。隔着窗玻璃,我听不到他们说什么,但能感觉到低沉肃穆的氛围笼罩着整间屋子。

一年前我就来过这里,妈妈把我从幼儿园接走,带进这间办公室。老师坐在角落的阴影里,我看不清她(他)的脸,甚至忘记了她(他)的性别,只记得她(他)是严肃的,有权威的。

“您看看,她能上学吗?”平日里颇有些傲气的妈妈,这会儿显得非常客气,甚至带着些恭敬。

“太小了。”她(他)打量我一番,轻微但果断地摇头。

“她认不少字了,特别喜欢看书,还会讲好多故事。”

“不行,还是太小了。”

就这样,我很快被妈妈又带离办公室,送回幼儿园。一年后再站到这里,看见里面影影绰绰的严肃身影,一种隐约的失败感和对她(他)的敬畏被唤醒。而这一次,妈妈显得更志在必得。“要好好表现,如果没考上,你就不能上学了,看你以后怎么办。”进办公室前,她严肃地告诫我。

可怎么才算好好表现?怎么才能让她(她)认可我是一个有资格上学的小孩?我一无所知。懂一点儿拼音,认少量的字,记忆力不错,能记住一些看过的故事并完整讲出来。如果面对熟悉的听众,或者得到点鼓励,还可以讲得绘声绘色,让听的人哈哈大笑。这些平日里被成人们夸奖过的优点,在这场面试前突然显得非常微弱无力。妈妈凝重的表情告诉我:不够,远远不够,你应该懂更多,表现得更机灵才行。

面试过程很短。

我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也不记得她(他)对我的回答有什么反应,是否点头或者摇头。妈妈们聚集在办公室前的小操场上,一边等自己的孩子,一边议论那些面试中的佼佼者:有位男孩可以背完整的九九乘法表,有位孩子回答加减法考题时相当流利,还有位孩子连背了好几首唐诗……我不在妈妈们的议论范围里,甚至我都想不起来,除了因为紧张和害羞,声音发抖不敢抬头外,自己还有什么更特别的表现。

天快黑了,办公室进进出出的人流依然不断。妈妈塞给我一个口袋,让我先回家,她留在学校等结果。我拎着新买的练习册、生字本、文具,一个人往家走去。暮色四合,街边的小贩都撤摊儿了,行人零落,还没安路灯的街面灰暗冷清。我一路回想着自己面试时的种种不如人意:年龄太小,个子太矮,声音太弱,不好意思抬头看老师,不会快速加减运算,没有背出古诗……越想越觉得沮丧。回到家里,祖母问:“考得怎么样?”我带着哭腔说:“没考上。”

后来我才知道,小学生接受的是义务教育,所有适龄的孩子无论聪明还是愚笨,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实际上,最终入学时,我们班上还有一位智力略有缺陷的同学。所以那场面试的功能并不是筛选,而是一个带训诫意味的仪式,提醒每一个即将进入国家教育体系的孩子:从现在开始,你必须接受一些标准的评判和规训,你的所有能力、所有特点都必须经过检验才成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紧张、焦虑和挫败还会不断出现。你要么被压垮,要么学会忍受臣服,要么在成人善意的帮助下,习得和它们共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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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育本质上不是知识教育,而是情感教育(视觉中国供图)

朗读

我的小学班主任姓王,也是班上的语文老师。她和妈妈差不多年纪,个子不高,身材瘦削,背部微拱,走路时课本扣在手心,双臂甩开,步伐踏实有力。小城的成年人大多安静沉闷,像在烈日下行走太久,身体和面部都显出疲惫懒散的状态。像王老师那样有朝气的人不多,刚上学时,我也不太敢和她对视。如果说不敢看其他老师是因为害怕,不敢看王老师,是对她眼里的热忱觉得陌生——那不是我熟悉的成年人的眼神。

王老师上课也特别有气力。板书时粉笔一撇一捺噼啪作响,搁在木架上的黑板也摇晃不已。写到最后总会狠狠点一下,震得粉笔灰簌簌下落。每开始讲一篇新课前,她总会先朗读课文,一手横在胸前,另一只手举着书本,边读边来回踱步,声音洪亮,饱含感情。她的普通话很标准,这在学校老师里很难得。我们的县城偏居西南,以卷舌、重音、降调的土话知名,有浓重的乡野气和喜感。不少语文老师的普通话也夹着方言腔调,俗称“椒盐普通话”,比如把“肉”读成“RU”,“我”读成“EUO”,“是”读成“施”。但王老师不会,她严格要求我们按正规拼音的音节和声调发音,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是王老师教给我们的第一课。她的音量会随着情节起伏变化,还会模拟不同人物的腔调。读到高潮部分,嗓子因为激动变得沙哑,披颈卷发随着语言的节奏,像狮子鬃毛那样蓬开抖动。她用自己的声音和情感,在简陋阴暗的教室里制造出一幕幕短剧:收获花生后,全家人一起在后院的茅亭过落花生节;一个小女孩用穿着麻线的大针,将掏去果瓤的橘皮穿成一盏小橘灯,给走夜路的客人照明;小凡卡在城里鞋匠家当学徒,受尽虐待,写信给唯一的亲人爷爷,想回到乡下美好的生活中。我现在还能记得信里描述的画面:老板娘叫我收拾一条青鱼,我从尾巴上弄起,她就捞起那条青鱼,拿鱼嘴直戳我的脸。伙计们捉弄我,他们打发我上酒店去打酒,他们叫我偷老板的黄瓜,老板随手捞起个家伙就打我。吃的呢,简直没有。早晨吃一点儿面包,午饭是稀粥,晚上又是一点儿面包;至于菜啦,茶啦,只有老板自己才大吃大喝……

读到这里,老师的声音喑哑断续,字句似乎越来越沉,最后和着她的眼泪一起重重地掉下来。就像一开始所说,对小学生来讲,学校多少是个有些紧张压抑的地方。这里不仅传授知识,也是规训的场所。老师和学生之间不仅是教与学的关系,更代表约束和散漫两种力量,常常相互眈视,剑拔弩张。老师朗读并落泪的时刻,似乎化解了这种紧张的对抗。当她忘我地沉浸在语言里时,她不是严厉的、让人惧怕的权威,而是一个被人间温暖苦痛打动的真实的人。

王老师朗读课文时经常流眼泪。每当她瘦削的肩膀轻轻抖动,声音变得断续喑哑,一些调皮的男孩子就会相互挤眉弄眼,意思是:快看,快看,老师又哭了。但王老师仍然专注地盯着课本,直到朗读结束,她才抬起通红的眼眶,并不回应我们关切或者讪笑的眼神,也不做任何解释,只是用纸巾擦掉脸上的眼泪,昂起头长舒口气,仿佛从一场耗费气力的表演中抽身出来。

王老师的身体并不好,她是我小时候见过的最多病的人。一旦发病,满脸浮肿,大热天也穿着毛背心。有一次生病无法上课,我们悄悄约着去家里探望她。透过里屋的布帘缝,看见她躺在床上,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头上都包着毛巾,眼睛紧闭,气息微弱。但站上讲台的她总是热情有力。那会儿,学校里这样坚持有感情朗读课文的语文老师并不多。有一次趴在隔壁班窗户边,听到他们的语文老师读课文,声音很小,毫无顿挫起伏,我不由得生出些优越感,为自己有一个可以大声朗读课文的老师感到骄傲。长大后我明白,这叫“不惜力”。而力量,是语言文学里最宝贵的东西。小学生很难通过沉闷抽象的铅字体会到这种魅力,但老师通过朗读,在我们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语言是承载传递情感的工具。不要害怕表达自己的感受,即便身体羸弱,也要有呐喊的力量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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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分为泛读和精读。前者注重数量,以开阔视野;后者则需要成年人的引导,帮助孩子理解文字使用的方式

日记

王老师教给我们的第二课是动笔。

大概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她要求全班同学每周上交三篇日记:不限题材,不限文体,不限字数。这个要求一直持续到小学毕业。现在回过头看,那可能是我经历过的最自然的写作训练。

说到写作训练,我参加过正式的训练班。三年级时,学校举办课外兴趣小组,我因为写作不错,被推荐去了写作兴趣小组。第一节课是老师让同学们搬张小板凳,围坐在一起讨论怎么描写最喜欢的东西,比如一把小木尺。这个题材有点类似画画的静物训练,不过座谈真是消灭创作热情最有效的办法。一群小孩围在一起,搜肠刮肚,挖掘一把小木尺值得关注的种种不凡之处。同样的感觉是有段时间我突然对画画有点兴趣,天天描摹笔记本封面上的散花仙女,身为建筑师的爸爸看到了,决定用专业方法好好培养。他把我和哥哥关在房间里,支起小黑板,以画建筑结构图的严谨,上下敲打一个墨水盒,给我们讲立体的几个面以及如何表现透视。我对画画的兴趣在那堂私教课后烟消云散,自此没有再主动拿起画笔。

写作兴趣小组还有一次活动是限时作文——要求所有组员在一节课内完成一篇文章,描写自己最喜欢的地方。一位老师把守在教室门口,写完交稿才能回家。我写的是小城西湖边的假山群,垒在湖边山坡上,盖住半面山体。从假山古怪弯曲的洞隙中钻进钻出,一直爬到山顶,是每天放学后最有意思的冒险。可在那节静物写作课上,假山所有生动的乐趣消失了,只是一片平平无奇的灰白色石头。我没有描写它的兴趣,也找不到描写它的词汇。旁边坐着一位高年级学姐,是学校知名的“尖子生”,看我快下课还没写出两行,怜悯地教我两个词:奇峰林立,怪石嶙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奇峰林立,怪石嶙峋”成为我写景时出镜率非常高的词,这是我在写作兴趣小组唯一的收获。

参加写作兴趣小组的教训是,对一个10岁左右的孩子来说,写作更需要的不是技术训练,而是如何激发并保护他的热情。

王老师布置的每周三篇日记,因为没有任何限制,所以内容常常是拉家常式的。上世纪80年代,县城孩子的世界很小,城里只有几条街道:后街,桂花街,盐井街,解放街……大概半个小时就能从城东走到城西。没有游乐场,没有购物中心,没有互联网,也没多少课外读物。我们不知道世界其他地方什么样,发生着什么,世界似乎也忘了这个有一千多年历史,如今资源耗尽、奄奄一息的古老县城。但孩子的生活中仍然有那些普世性的成长痛苦:暴力的阴影,人对死亡的恐惧,还有成人世界的封闭和沉闷对孩子生命力的压制。我们活在成人平静的绝望和时常无法自制的愤怒中,能闻到小城平静表面下散发出的腐烂臭味,前者让我们恐惧,后者让我们不安和压抑。

日记成了面对这些问题的方式。如果不是现在回过头翻看小学日记,我都忘记自己曾经有那么多烦恼:投稿失败,考试失败,被家长误解责骂,对生活感到担心害怕……现在看起来都是非常琐碎的小事,可积累起来就是如黑暗森林般的藤蔓,孩子心灵会被捆绑,以至于无法呼吸。我很庆幸上小学时可以通过日记讲出烦恼,并得到老师的回应。

爸爸去成都上学了,妈妈一个人在家很辛苦,情绪不好,怀疑自己得了癌症。我又惊又怕,在日记里问:“王老师,我该怎么办?”她留下批语:“要宽慰妈妈,要她放心,一定不是绝症!”

我被老师分派去同学家里送成绩单,送完已经快天黑了,身体有点不舒服,回家后被妈妈骂一顿,说我身体不好,就不应该接受这样的任务。我在日记里诉说委屈,问:“我不应该完成老师交给的任务吗?到底是我错了还是妈妈错了?”老师回复:“是老师错了。老师不了解你的身体情况。”我被班上一位同学拜托,帮她撒谎逃避她妈妈的责打。我又在日记里问老师:“我不想撒谎,可如果不撒谎,她又会被打,我该怎么办?”“你很明白:做诚实的孩子。”老师这么回答。觉得自己作文灵感枯竭,越写越差,于是在日记里悲叹:“为什么我退步了?”老师写道:“没退!要有自信心。”

不仅是我,其他同学也把日记当成倾诉烦恼的渠道。毕业后,班上同学约着回学校看王老师,我们围坐在她周围聊起往事。王老师露出孩子般得意的微笑,说:“我可知道你们很多人的秘密呢。”

不过对小学生来说,连续几年,每周三篇日记也并不都是美好的回忆。它常常是个讨厌的负担。我记得自己好几次没有完成,大清早上学前跑去小公园,找一个偏僻角落,蹲在潮湿阴冷的树下,鬼画符一样补日记。这样的日记通常得分不高,70多分,但没有删除字句,也没有文字结构的调整。除了圈出错别字,王老师很少修改,顶多会在旁边批一句:“注意书写。”她唯一确定的要求就是“写”,不断地写——用自己的方式,把想说的话表达出来。

小学毕业后,我们班不少同学还保持了记日记的习惯,我也是这样。直到现在,日记仍然是我应对成年人困境的一种方式。虽然不再是每周三篇,但情绪最低落的时候,总习惯打开电脑,敲打键盘,把自己完全交付给毫无限制、毫无评判的文字。虽然不再有王老师的阅读和回复,但通过小学4年的日记训练,她已经教给我们一件应对生活的武器。作为人类古老的表达方式,文字自有其神秘的疗愈力量。当我们正确地使用它,它会给我们安慰。

阅读

上世纪80年代,也就是我上小学那会儿,一个县城孩子能得到的课外读物很少。学校有个图书角,准确说是一个镶玻璃的书柜,在校长办公桌后面,我从没见它打开过。有一次学校号召大家给图书角捐书,我从爸爸的书架上精心挑选了一本《哥伦布航海记》。它在一堆《故事会》《识字大全》中很显眼,被放在书柜最正中,每次进办公室我都会去看一眼,它总在同样的位置,玻璃书柜也总是上着锁,似乎把书关进去后就再没打开过。

城里还有间图书馆,建在县城最高的小山顶,走上去就是趟体力活儿。我去过一次。十几段石梯布满青苔,七折八拐通向山顶。暗绿色的带刺杂草颤巍巍盖住石梯两侧,散发着阴冷不祥的气味。儿童借阅室的几排书架上东倒西歪摆着些破旧童书,大都封面残落,书页缺漏,翻捡半天找到一本相对完整的《中国民间故事集》,那是我在图书馆借阅的第一本、也是最后一本书。

王老师鼓励我们阅读,她自己家的书架也对我们开放,上面有全套的《十万个为什么》,只要写一张借条就可以带回家看。但回想我的童年阅读,称得上文学性的儿童读物仍然非常少。一个县城图书馆的儿童读物数量,还比不上现在很多城市孩子的家庭藏书。这些孩子的书架上摆着成套托尔金、罗尔德·达尔的作品,《哈利·波特》系列,《金银岛》《绿野仙踪》《柳林风声》,精装本的《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西顿动物故事集》,还有法国的儿童哲学系列读本,美国的《How and Why》辑集……那是我小时候从未见过的世界。

不过,阅读分为泛读和精读。前者注重数量,以开阔视野,后者则需要成年人的引导,帮助孩子理解文字使用的方式,以及其中包含的意思。和获得书籍相比,获得理解的能力更不容易。它不是去接近标准答案,而是挖掘出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这是人之所以成为自己、而不是别人的起点。

阅读理解既包括思考能力,也包括表达权利:孩子是否有按自己想法理解的权利?是否有表达自己想法的资格?如果一位老师意识到这点,并适当地让渡出权力,即使读的书没有那么多,孩子也可以受到不错的精读训练。

我精读的启蒙训练是在王老师的语文课上完成的。大约从小学四年级开始,课后题目有了阅读理解——挑出文章的某一段话,写出你的理解。阅读理解是我最喜欢的作业,常常一道题目会写大半页纸。对我来说,那是真正写作的开始。如果说写日记是审视和描述自己的生活,学会面对悲伤、愤怒、恐惧等个人情绪,阅读理解就是将目光从自己身上移开,去理解别人的悲伤、愤怒和恐惧,那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和写作兴趣小组的呆板,或者日记的琐碎随意相比,课后的阅读作业则是让学生去思考一些高于日常生活的问题,而且老师对我们的回答没有任何限制。

记得小学五年级有一篇课文,解读俄国画家列宾的名作《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课后有道题目是选出群像中的某一位,说说对他的理解。我选了画里的少年,他身着红衣,扬头皱眉,微斜肩膀,手抠纤绳,在一群双臂低垂,面目愁苦的纤夫中最突兀也最有生气。我在作业里努力写出对他姿态的理解:好像要挣脱纤绳的捆绑,又好像要挣脱苦难的生活。在试图接近这位红衣少年的内心时,我感到了理解的愉悦,还感到一种创作的热情。老师的回应也很热烈。所有的解读都被她标上表示好词好句的红圈圈,一骨碌一骨碌串在一起,整页作业纸都红彤彤的。

小学最后那个学期,王老师还实行了一个“新政”:让学生讲课。我们挑选喜欢的课文,自己备课上台。一开始大家都很害羞,不好意思上台。但几次试讲之后,每到语文课开始,总有几个同学捏着自己的备课本,冲上去抢讲台。我想,大家从害羞变成争抢,大约都感受到了自己理解课文和交流想法的乐趣。从备课开始,分段落,概括大意,找出其中的好词好句,想出自己的理解,这是非常主动愉快的精读过程。课堂上的交流也很自由。我记得自己当“小老师”上课时,最常反问同学的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这么想?”然后双方各执一词,争辩讨论。没有权威,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想法和想法的碰撞。

王老师坐在教室最后一排,除了偶尔讨论陷入混乱时站起来维持一下秩序,大多数时候她都安静地听着。宣布这个“新政”时,她解释自己为什么这么做:“你们就要离开小学升入初中了,希望你们以后能有自学的能力,有自己理解课文的能力。”我其实不记得她的原话,但记得老师这样恳切的语意和姿态。那个学期对她来说,或许是一次漫长的告别,这个可以自由解读、自由讨论的课堂,就是她送给我们的离别礼物。

我进初中才知道,在考试里,阅读理解的分值很高,通常是拉开分数差距的。新学期刚开始,班上同学相互自我介绍,一位来自其他学校的女同学知道我的小学班级名后说:“哦,原来你是这个班的。我们班的语文阅读理解全县第二,只比你们班低一点儿。”我才知道,小升初考试在县里是有排名的。我不记得班上特意为考试做过阅读理解的训练,至少王老师没有过分强调这种训练,但她交出一个老师定义文字的权力,帮我们获得了理解的自信和能力。

情感教育

做记者这些年,我做过不少关于教育的选题。其中一次采访是在北京城里收费最高的国际学校,据说目标是将国际IB教育和中文教育结合起来,完成中国教育和世界教育的接轨。学校在北京城郊的别墅区边,红砖白墙的高大校舍,阔大的绿色草坪上铺设着如空间站一样充满科技感的体育设施,图书馆是开放式的,书架上放满了彩色封皮的英文书和素雅干净的中文读物,学生可以随意取用。校长有多年国外名校的管理经验,老师则很大部分来自北京的公立名校。采访那天,和我交谈的语文老师原来在北京四中任教。她穿着淡雅合身的浅紫色旗袍,讲了不少如何将西方文学和中国语文教育结合的方式,言谈温文有理,《诗经》和莎士比亚的诗句随口引用。

我还记得另一所著名的国际学校,校长是一位语文老师,原来在北京十一学校任教。在学校的招生推介会上,她向家长们解释如何用具象的方式帮助低龄孩子理解古诗。以《木兰辞》为例,对10岁左右的孩子来说,理解并记忆这首北朝民歌并不容易,但画画的方式会让过程更简单也更有趣。校长在PPT上展示了一个小男孩的画作:12个纸格,每格上面都写着“爷”——那是小男孩对“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的理解和表达。这既是一种新式教学思维的展示,也是一种极具诱惑的教育关系的展示:孩子的想象力可以自由展示,天真和幽默可以被理解。

两所学校每年学费都是20多万元,如果加上校服、住宿、餐费和游学,大概要30万元。这是少数孩子才能得到的奢侈品,就像一个美梦,一种幻想。但对无数家境普通、机遇普通的孩子来说,他们是否也能有理想的语文教育呢?只有金钱才可以买到好的、宽容的教育方式吗?好的语文教育,本质是什么呢?

我想起我的小学。虽然连今天城市教育的平均物质水准都达不到,但我仍然觉得语文教育的部分值得分享。它是普通人也可以拥有的——当一个老师具备充沛的情感,并真心爱她的学生时,教育就已经自然发生了。朗读课文,讲解字词,归纳段落大意,写作训练,都是这情感的载体和工具而已。有文字和语言天分的学生,通过这些手段得到专业能力的训练,天分和兴趣缺乏的学生,也能感受到一种真诚有力的生活方式:大声说出自己的感受,用文字坦白地沟通和表达自己,感动或者悲伤时就流下眼泪,对弱小和不幸的人报以善意。教育最终的目的,不就是要让人具备好好生活的能力吗?

那会儿班上有一个女同学,母亲过世,父亲再婚且脾气暴躁,她身上常有伤痕,好几次离家出走,王老师和家长一起找她找到半夜。与家里矛盾最激烈的那段时间,她住在王老师家里。她告诉我们,老师家的饭菜很简单,常常就是菜团子,但会把唯一的鸡蛋让给她。我的妈妈去外地上学期间,王老师也邀请我去她家吃早饭,“只是馒头、稀饭和咸菜”,她像有点歉意地说出早餐的内容。小学五年级时,我得了哮喘,上课有时也要站起来喘气。她一下课就去校门口药店给我买治哮喘的喷雾剂。我现在还记得她急匆匆跑出教室的背影,碎花衬衣下肩膀瘦削微拱,披颈卷发因为小跑微微荡开。

王老师并不是完美的模范老师。她不像《窗边的小豆豆》或者《夏山学校》里的老师那样温和稳定,永远有耐心。充满生命力和情感的另一面是,她也易怒。生气的时候脸上阴云密布,大声吼叫,把黑板砸得咚咚响,甚至从木架上掉下来。我坐在第一排看得心惊肉跳。她还会打人。我语文成绩不错,也因为听写生字时反复出错被揪过头发,那些调皮的男孩子被“修理”得就更多了。但多年以后,在小学班级的微信群里,一位当年常惹麻烦、成绩也不太好的男生回忆旧事时说:“我作为王老师最操心,也最喜欢的学生……”一个同学接道:“你怎么知道王老师最喜欢你呢?”这也是我心里的嘀咕,问话背后的意思其实是:“老师最操心、最喜欢的应该是我啊。”

我在群里回了一句:“看来,一个好老师的标准就是,让每个学生都以为老师最喜欢的是自己。”下面弹出其他同学的笑脸,大家似乎心照不宣——我们都觉得自己是老师最操心、最喜欢的孩子,自己是独特的、被认真对待的。

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也在上小学。当他遇到语文学习上的问题时,我还会给王老师打电话,讲出我的烦恼和疑问。她总像写小学日记本上的批语那样,给出清楚简洁的回答。

要不要给孩子加黄冈试卷?

“试卷偏难,有不少超纲的题目,我不建议做。”

孩子看很多书,可为什么阅读理解和作文还是不好?

“不要着急。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孩子讲起游戏故事滔滔不绝,但一写作文就写不细,常常是敷衍几句怎么办?

“他喜欢讲,就多听他讲。多说也是很好的语言训练。”

在写这篇文章前,我又给王老师发了条信息:王老师您好,我所在的杂志要做一个封面报道,讲语文教育。我要写一篇文章讲我接受过的语文教育。想跟您聊聊,小学时您是怎么教我们的,您的执教想法是什么?

很快,她回复了:二小平安!你想要了解的,我已无能给出任何帮助了。请原谅!

二小是我的小名。从小学开始,王老师就习惯用小名称呼班上的同学:二小,钟二,王三……这些简陋的、没有精心修饰的小名,就像我们曾经生活的那个县城。我们就像城里一棵棵微小的植物,平凡普通,却确确实实得到过爱的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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