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报恩寺遗址景区的千年佛脉(青州记忆报恩寺)

三年以前,当我开始涉猎地方史探究的时候,发现光绪版《益都县图志》之《广固寺塔铭》有一句记载:“仰为广固南寺大众等敬造宝塔一躯”。

广固寺塔铭,刻石于北齐天保九年(即公元558年)三月。既然当时有广固南寺,是不是也应该有广固北寺呢?没有“北”,何来“南”?

对此疑问,有些文友也莫衷一是。

最近读到邵庄镇岔河村张明法先生的《青州报恩寺考》一文,我觉得很有必要将其梳理一下。

据张先生所言,其村西,今尧王山花园小区大门一带,有一古寺人称石佛寺,因其在北阳河北侧又被称为北阳寺,又因其在广固城之北又被称为广固北寺。人民公社时,在此劳作的村民经常挖出古寺遗物。人民公社后,有村民在此开办砖窑场,也曾出土些古寺遗物,还曾出土一方石碑,上有“报恩寺”等字样。2012年修黑山路时,在这一带出土了大量石柱、盘龙柱、六面八面经文石碑。还在今尧王山花园小区东南角外侧,发现了重达2000多千克、高1米有余的佛头一巨,10多位村民连夜挖出,将其送到了青州市博物馆。据说,此佛头(见下图片,图片取自张先生《青州报恩寺考》一文)雕造于北魏时期,距今约有1500余年历史。

大报恩寺遗址景区的千年佛脉(青州记忆报恩寺)(1)

原青州市博物馆馆长王华庆先生认为,此雕像具有明显的少数民族鲜卑人的形象,对比国内发现的同类造像,此佛像尤其可能是北魏的作品。另,专家据其造型特点鉴定,佛像当造于北魏晚期至东魏早期。

在时间顺序上,北魏与北齐两个朝代就是前后脚的事情。南燕国广固城被毁于公元410年,北魏于公元469—534年统治青州一带,东魏于公元534—550年统治青州一带,北齐于公元550年—577年统治青州一带。此寺就在北阳河北岸,南与广固城遗址隔河相望,如果此寺开创于北魏,那北齐天保九年广固寺塔铭所在的寺庙被称为“广固南寺”,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不过,问题是,难道这“广固北寺”就不可能是南燕国时代的产物吗?南燕不也是鲜卑人的王朝吗?南燕第一代国主慕容德不是极其推崇佛教的吗?而且,第二代国主慕容超是慕容德的侄子,装疯卖傻躲过仇人的追杀,最终登上南燕国主的宝座,他不是完全应该有大兴报恩之举的理由吗?

不过,青少年时代跟随父亲生活在青州的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水经注》中描述北阳河河道时,对此“广固北寺”只字未提,这足以说明,“广固北寺”不可能建于郦道元对北阳河的记述之前。

据《魏书》、《北史》等,郦道元(?—527年),太和十三年(489年),袭父青州刺史郦范之爵永宁侯,依例降为伯。太和十七年(493年)任尚书郎,御史中尉李彪掾引其为书侍御史。后李彪被仆射李冲所奏,道元因为是李彪之属官缘故被罢免。景明年间(500-503年),任冀州镇东府长史,时任冀州刺史于劲带兵关中不在冀州,州之大小事务全由郦道元管理达三年之久,“为政严酷,吏人畏之,奸盗逃于他境”。后,调鲁阳郡代理太守,百姓念其威名,不敢违法。延昌年间(512-515年),任东荆州刺史,行政威猛如在冀州。有刁民诉至朝廷,告其苛刻严峻,请调前刺史寇祖礼复任。祖礼至任,“遣戍兵七十人送道元还京”,二人均遭罢官。孝明帝孝昌初(公元525年),持节、兼侍中、代理行台尚书,统帅各路军马,退来犯之梁军。后为安南将军、御史中尉,结怨于司州牧、汝南王元悦等。是时,雍州刺史萧宝夤反,元悦等请朝廷遣道元为关右大使,元悦私与宝夤谋,害道元于阴盘驿亭。

由此可见,郦道元于公元493年踏上仕途,先后两次被罢官。其《水经注》大概主要著述于这两次罢官期间。

在《水经注》之《卷二十六》中有言,“后因王事,复出海岱”,但是,郦道元却避而不言这“王事”是什么。由郦道元的履历可推论,无论是郦道元所任书侍御史期间,还是冀州镇东府长史期间,还是鲁阳郡代理太守期间,还是东荆州刺史期间,还是持节、兼侍中、代理行台尚书统帅兵马退梁军期间,还是任安南将军、御史中尉期间,似乎都不可能有足够充分的理由因公差到青州这一地界上来。所以,此“王事”极有可能就是指被罢官期间作《水经注》一事。

郦道元第一次被罢官后又被启用的时间是公元500年,第二次被罢官后又被启用的时间是公元525年。可惜的是,我们实在无法推定郦道元“因王事,复出海岱”的具体年代。

现代佛教坐式造像比例关系为:头部长度是佛像总高×0.28;头部宽度是佛像总高×0.224;头部深度是佛像总高×0.25;肩高度是佛像总高×0.7;两肩宽度是佛像总高×0.5;两肘宽度是佛像总高×0.6;两膝宽度是佛像总高×0.7;胸部厚度是佛像总高×0.33;膝前至臀部的进深度是佛像总高×0.65;膝的高度是佛像总高×0.2;颈的宽度为肩宽的1/3;手长与面部长度相等;足长与头部长度相等;足的宽是足长的1/2;面部(额际头发线至下颔)是头长的3/4;开脸以“三停五眼”划分。

现代佛教立式造像比例关系为:头部长度是佛像总高×0.18;头部宽度是佛像总高×0.16;头部深度是佛像总高×0.17;两肩宽度是佛像总高×0.3;两肘间的宽度是佛像总高×0.4;两脚的宽度是佛像总高×0.3;胸背厚度是佛像总高×0.22;两手合十的手至背的厚度是佛像总高×0.3;其余与坐式佛像相同。

此佛头的实际高度为1.55米,直径约1米,重约2.5顿。

按以上比例计算,即便这是一座坐佛,其高度也约达5.54米,肩宽约达2.9米,膝宽约达3.9米,胸部厚度约1.8米,膝前至臀部的进深度约3.6米,足长约1.55米,足宽约0.77米。

假如是一尊立佛,则其高度应该约8.6米之巨。

向老馆长王华庆先生请教时,先生说此佛像可以确认为露天立佛,也就是俗称的丈八佛,与青岛博物馆馆藏的两尊丈八佛和博兴县寨郝乡丈八佛村的丈八佛,三尊佛头在风格上是一致的,其大小尺寸也基本一致。

然而,青州市博物馆展厅资料标明佛头高度为1.5米,测量脖颈的残存高度为0.11米,青州这一巨佛现有的脖颈长度,明显不太成比例。

已知山东省境内与青州这一巨佛风格相同且保存完整的丈八佛像有四座,临淄区齐都镇西关村西天寺一、博兴丈八佛寺一、青岛博物馆二,前两者风格上更接近青州巨佛。

青州这一巨佛的净高度,按照博兴丈八佛的比例推算,至少为6.5米;按照临淄丈八佛的比例推算,则至少为6.9米。

博兴的丈八佛寺原名“兴国寺”,发掘出的实物证实,兴国寺建于公元534年,正是东魏元年,是为纪念建立东魏而建。

而青州“报恩寺”的大佛,是为“报恩”而建。但是,报恩寺也绝对不是一般人物所能建的,应该是与皇帝或皇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例如,苏州报恩寺,相传是由三国东吴国主孙权母亲吴太夫人舍宅而建,原称通玄寺,五代后周显德年间(954-959年)重建,更名为报恩寺。如果考虑到此报恩寺重建的年代是后周世宗柴荣在位期间,而柴荣的帝位是由其姑父后周太祖郭威传给他的,我们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要更名为“报恩寺”,也知道这“报恩”是报谁的恩了。

而南京大报恩寺,则是明成祖朱棣为纪念其生母碽妃而建。

当然,报恩寺也不一定就是皇帝本人所敕建,或皇族亲力亲为,也很有可能是执政一方的喜欢“拍马屁的”长官主持修建的。

在公元500—558年间,最有可能建造报恩寺的帝王时代有哪些呢?

公元499年三月二十八日,病重的孝文帝命司徒元勰派人往洛阳,迎皇太子元恪到鲁阳登基。公元500年元恪即位,是为魏宣武帝。北魏初期一直奉行“子贵母死”的制度,因此,魏宣武帝登基之前,他的母亲高照容已经被赐死。宣武帝一生笃信佛教,后来取消了“子贵母死”的制度。所以,青州的这一“报恩寺”有可能始建于魏宣武帝时期,为报母恩而建。

公元515年,宣武帝去世,其子元诩登极,是为魏孝明帝,其生母胡氏(即胡灵太后)临朝听政,下令行事,后改令称诏,自称曰朕,亲览万机。

公元528年,魏孝明帝不满太后专权,却被阴险毒辣、荒淫无度的生母杀死。孝明帝岳父权臣尔朱荣,拥元子攸为帝,兴兵入洛阳,杀死了胡灵太后。

北魏随后进入了动荡年代,短短六年,先后有孝庄帝元子攸、长广王元晔、节闵帝元恭、安定王元朗、孝武帝元修等五位国主被废立。

534年,高欢立元善见为帝,迁都于邺(今河南安阳北至河北临漳南),建立东魏。次年,宇文泰毒死北魏孝武帝,立元宝炬为帝,建都长安,建立西魏。北魏分裂为东、西魏。

东魏管辖青州。不久,高欢子高洋于公元550年,废东魏皇帝元善见而自立,建立了北齐政权。

公元515年—558年间,相对稳定的时代是胡灵太后专权的孝明帝时代。胡灵太后,由于先帝元恪大发慈悲废除了“子贵母死”之制,得以活命,后致专权13年。而胡灵太后又是一个佞佛无不尽其极的主。

据记载,胡灵太后家族向来崇佛,其伯父胡真二子、其姑以及其父胡国珍,崇佛有加;胡灵太后更为父母立寺祈福。

胡灵太后执政之初,便修建永宁寺,规制恢宏如皇宫,有僧房楼观一千多间,木塔九级高90丈,塔上柱高10丈,共100丈,上有金宝瓶,下承露盘30重,周悬鎏金铜铎130,大小如坛。“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

又建景明寺七级佛图、冲觉寺五级佛图等,并于公元518年遣沙门入印度求经。其家族更是活跃,题记见诸洛阳众多石窟。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各州郡大兴佛事,佛院遍地开花。青州地方官自然也不甘落后,也会紧拍马屁。

对比宣武帝和胡灵太后的崇佛程度,联想到郦道元对此无记,我们更觉得,青州的报恩寺当建于胡灵太后专权的后期。

当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此报恩寺可能有不同的称谓。

关于此报恩寺或者广固北寺,在元代于钦(1283—1333)的《齐乘》以及后来的明清历代青州地方志书中,都无任何记载。这正好说明了一点,早在宋元更替或之前,该寺就已经废弃。

历史上的大规模灭佛行为发生在三武一宗时代,三武一宗是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后周世宗柴荣。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公元424—451年在位,他与此报恩寺没有交集。

北周武帝宇文邕公元561—578年在位,公元577年出兵攻陷北齐邺城,太上皇高纬带数十随从,携皇后及幼主逃至青州,被北周大将尉迟纲俘获。北齐灭亡,青州归属北周。

但是考虑到遗址中出土的盘龙石柱,此“报恩寺”更有可能被废于唐武宗李炎时代,亦或以后。

后来读到庄明军与傅萍合著的《山东青州石佛寺出土造像与尧王山石窟造像年代考证》一文,知2011年3月在此第一批出土有北齐残造像一件、唐代造像二件、宋代坐姿造像十余件;第二批出土石佛造像45件,以宋坐像为主;巨型佛头造像为2012年出土物。

出土残件上的纪年则有“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嘉佑七年”(公元1062年)、“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为师景德末祥符(公元1008—1016年)初”。

据隋同文先生分享的博文《青州纪事本末》,公元1127年、1128年、1129年,金兵连续三次攻陷青州皆不守而去,南宋任青州刘洪道为知州、京东东路安抚使,后金兵又大举进攻,刘洪道孤军无援,败出山东。1206年,青州杨安儿起义抗金,攻陷莒州、密州,后迫于形势,受降金朝,为铁瓦敢战军副都统,带兵戍边,后趁机带军返回,再举义旗。金将完颜霆、黄掴率军讨伐,杨安儿退向登州,建立政权,下海州、据密州、攻潍州、略沂州。金兵派奸细里应外合,杨安儿死难,杨妙真统领失散部众与另一义军首领李全会合,二人结为夫妇,并肩击败完颜霆,随后南下楚州,投靠南宋。1221年,成吉思汗派郡王带孙包围益都城,李全难以退兵,婴城自守。一年后南宋错误挑动内部兵变,李全闻听全家被杀,怒而降蒙,授山东、淮南行省丞相。此后,李全带兵南下,会合杨妙真,并再次投靠南宋。1262年,青州割据世侯李璮兵变,歼驻青蒙军,又四出攻占蒲台、淄州等。忽必烈得闻,调17路兵马来讨,李璮迅即攻占济南,汉族官僚、军阀站边蒙军,李璮粮尽援绝,被俘斩于军前。青州守将不战而降。

“报恩寺”的毁灭,据《山东青州石佛寺出土造像与尧王山石窟造像年代考证》一文,正是发生在宋元交替的这一百多年的混战之中。

又,此地三次出土物中均未见金元之后的碑石,所以,此“报恩寺”应该是毁废于金人入侵前期。

约两百年后,此“报恩寺”早已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传承之中,这也正是于钦《齐乘》无记的原因。

后记:

据张明法先生等人现场指定的古寺边界来看,此“报恩寺”东西约350米,南北至少150米,规模不可不谓之宏大,然而遗憾的是,青州历史上却没有任何文字对这一重要寺庙进行过记载。

另据有令衡先生赠送给鲁清源先生的剪报册,2012年2月20日《潍坊晚报》A10版,对此佛头的出土有报道。

据此报道,2012年2月18日上午10点左右,岔河村村民在道路施工的3米深处发现巨石。下午4点左右,刘广亮先生和13位村民开始挖掘,用了好长时间挖出后,方发现是一尊佛头。刘广亮先生和赵洪生、祝运同等几位村民,联系到铲车和运输车辆,至午夜12点才将其运送至泉州市博物馆。

在此,我们呼吁有关部门能尽早在此树立碑石,以免后人对其彻底遗忘。

【本文选自今日青州 特此感谢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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