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南元神人（赵南元教授真乃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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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条是合乎逻辑，一条是要经得起实际验证。用更通俗的话讲，就是摆事实，讲道理。只要是反科学的主张，必然是反对科学精神的，否则就要被纳入科学体系之中了。所以反科学只有两手，或者靠逻辑混乱，或者靠撒谎造谣。逻辑混乱的缺点是太容易被识破或驳倒，因而制造谎言更为反科学者所多用。

关于“科学主义”的种种说法，大抵是谎言的集合。科学与神学、哲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其非形而上学性，是脱意识形态的（哲学也有拒斥形而上学的流派，但难以彻底）。科学不谈主义，只解决问题。所谓“科学主义”，如果存在的话，也只是哲学史（而不是科学史）上的一个流派，是某些哲学家对科学的看法而已，与科学本身并无关系，与科学家也没有关系。如果有谁真的要反对“科学主义”的话，应该到哲学家中去寻找科学主义者，而不应把矛头对准科技界。

把“科学主义”说成是科技人员乃至热爱科学的公众的“缺省配置”，视广大科技人员如“敌占区”，向公众散布妖魔化科学的言论，当然不是反对什么“科学主义”，而是地地道道的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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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之一：“科学万能论”

“文化人”的谎言之一是，“科学主义”主张“科学万能论”，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这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无论是主张“科学主义”的哲学家，还是广大的科技工作者，没有人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科学讲究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只告诉我们能解决哪些问题，以及怎样解决它。而且科学还告诉我们什么是不可能的，例如能量守恒定律告诉我们发明永动机是不可能的。科学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原则，在科学领域之外当然也有应用的可能，在非科学领域应用各种科学方法有很多成功的先例，即使有暂时不成功的例子，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仍然是值得的。

“全能”是一个宗教概念，通常用来形容“上帝”。但是“全能的上帝”也要遭遇逻辑上的不可能性，神学家也难以回答这样的问题：“上帝能不能制造一块他自己举不起来的大石头？”反科学人士用自己的神学眼光看世界，也用神学眼光看科学，于是就凭空想象出“科学也会变成宗教”，“科学也是迷信”，并且按照“上帝全能论”推导出“科学万能论”来。可惜这个思路是神学脑袋瓜的特产，与科学或是“科学主义”毫不相干。

神学家宣称上帝全能，科学家不相信科学万能，看起来神学的本事比科学大得多。但需要注意的是，神学之“能”与科学之“能”不是一回事。举例来说，一个病人到了绝症的晚期，医生根据科学只能宣告不治，神甫却可以根据神学说是上帝召唤他去，他可以上天堂。神学对问题的“解决”只需要提出一种合乎教义的解释即可，科学对“解决”的要求要高得多，没有预测能力的“解释”在科学里根本不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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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之三：“科技的负面影响”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切利益都伴随着风险，我们只能在权衡利益与风险的基础上做出决策。例如汽车会引起交通事故，使用电器会引起触电和火灾，这些是现实的“负面影响”，对此我们有充分的重视和对策，制定了严密的交通规则和用电安全规程。但是我们不可能禁止使用汽车和电器，也不应禁止相关的科学研究。

反科学文化人所说的“科技的负面影响”却不是这些现实的“负面影响”，而是虚幻的“负面影响”。

这些虚幻的“负面影响”，有的来自胡思乱想，例如这些人经常用一些好莱坞的反科学科幻大片当论据来预测科学的发展会毁灭人类。也有的来自宗教偏见，认为科学会使人变得“贪得无厌、物欲横流”，从而道德败坏。对于日心说打垮地心说，进化论战胜神创论，他们至今耿耿于怀。

实际上一种道德观念如果能被科学的发展所摧毁，正是证明这种道德本来就不该存在。

还有一些则来自歪曲事实，例如对于科技发展造成的核武器和高精度武器，他们只会渲染核恐怖，却看不到核武器有效地遏制战争的现实：如果把1945年核武器诞生之日作为分界点，把20世纪分成前后两半，我们可以看到没有核武器的前半死于战争的人数比有核武器的后半要多得多；对比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可以发现精准轰炸下的战争总伤亡人数要比地毯式轰炸少很多。

反科学的一个比较初级的手法是利用伪科学（甚至是谣言）来歪曲和篡改科学。

例如“科学神创论”者的所作所为[1]。他们打着科学的幌子，就不免接受科学的检验和反驳，因此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不会造成什么影响，科学家也觉得有权利有义务对其进行抨击，消除其在公众中的影响，这是一种比较容易对付的反科学。由于国内缺乏神创论生存的土壤，这些言论只能掩盖其神创论目的，零零散散进入中国，小小的制造一点思想混乱而已。

清华大学教授赵南元

反科学的中级手法是利用文学艺术制造和传播科学恐怖症。

某报曾经请一批作家给科学技术打分，从中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作家对科学懂得越少打的分越低。人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事物难免惧怕，而作家又往往是最远离科学的人群。于是在他们的笔下塑造了大批的“科学怪人”，制造着层出不穷的恐怖场面，远的不说，近年的“大片”《侏罗纪公园》和《黑客帝国》就是宣扬科学恐怖的典型代表作。虽然“科学怪人”在现实生活中从未出现过，但虚构的却是富含冲击力的视觉形象对缺乏批判力的公众所造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实不可低估，对科学的妖魔化数这一手最容易奏效。而且科学家又不习惯对文学艺术作品发表意见，文艺评论家也不可能从科学的角度进行有效的批评。使这些作品可以在批评的死角之中繁荣昌盛。不断对科学制造负面影响，为宣扬世界末日的邪教提供土壤。当然在中国这种没有末日概念的文化环境中，多数人对这类作品只是看个乐子，很少有人会真的杞人无事忧天倾。但是这些作品所渲染出的反科学情绪确实为人们接受反科学理论提供了基础。

反科学的高级手法颇具学术性，通常以哲学、伦理学或是“人文精神”的面目出现，比初级和中级手法远为有效。

如果视科学为洪水猛兽，那么最安全的方法是用堤坝或笼子把它关起来，也就是说对科学的范围加以限制。

最常见的说法是，“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科学不能保证获得真理”。在哲学层次上，休谟曾经提出从“是”不可能合乎逻辑地推导出“应该”。由此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认识：科学是研究“是什么”的，目的在于求“真”，而伦理学是研究“应该做什么”的，目的在于求“善”。由于“是”不能推导出“应该”，科学就无法解决伦理学的问题。所以关于善恶的问题只能交给神学、哲学或伦理学去解决。而且根据科学哲学家的研究成果，科学不能保证获得真理，于是乎科学的求真也是枉然，要得到真理还得转而求助于宗教。这样看来，科学真的“无用”。

然而科学的力量恰恰在于有用，这是有目共睹的。

上述认识从根儿上就出了毛病。科学既不求真，也并不把真理作为目标。

“真理”本来是一个宗教概念，假如世间万物都是上帝按照一种理性的蓝图创造的，那么这张“上帝的蓝图”当然就是“客观存在”的“真理”，我们手中的理论如果与这张蓝图相同，就可以说我们掌握了真理。然而如果撤销上帝创世的假定，“真理”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科学的理论是人的发明，发明无所谓真伪，只有成败和好坏，因此科学所追求的是按照科学价值观评价更高的理论。由此可知“科学能否获得真理”是一个哲学上的伪问题。

科学追求的是更深刻、更统一、更有预测能力、因此就更有用的理论。科学解决的是“应该做什么”和“应该怎样做”的问题，“是什么”只是从属于这两个问题的问题。科学能够用于决策就证明了这一点。科学不以真理为目标，但科学是迄今为止人类获取知识的最有效也最可靠的方法。

逻辑实证主义的提法容易给人们造成“求真”的假象，因为逻辑所处理的就是真伪值，一般认为实证所证的也是真伪。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逻辑仅仅是保证前提和结论一致的推论工具，而实证可以看作预测能力的一种检验方法。所以逻辑实证主义体现的是一种价值观，主张用逻辑保证科学体系的内部一致性，用实证保证科学理论的预测能力，归根结底还是保证科学的有用性。科学不是自然的身躯，不是自然的骨架，科学是预测和操纵自然的手段。如果自然界是牛的话，科学不是牛皮，也不是牛骨头，而是牛鼻子上穿的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