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虽然平定却没有恢复盛世（安史之乱不仅是盛唐分水岭）

作家方方的一句话“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在当下抗疫中使人感到在历史长河中尤其是身处突发历史大事件时个人是多么渺小。方方的这句话用文学的语言，抒发了很深的哲理。如果引申到对国家而言，那就是人亡政息、国破家亡。所以，现在再看安史之乱这颗“时代的一粒灰”，不仅仅使盛唐由盛转衰，而且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座山”，成为中国历史上盛衰分水岭，甚至改变了世界历史走向。

诗圣杜甫在《忆昔》诗中这样描述盛唐兴盛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唐朝是胡汉融合后的统一帝国，它既具有中原王朝的财富和精神，也具有草原政权的武功和视野。当时的唐王朝异常地包融，一切文明都能在这里获得推广和交流。生活安定，经济发展，人们精神昂扬向上，那是一派怎样的盛世景象。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文学史上曾有这样的这段佳话，反映出后代文人对盛唐的向往。盛唐诗歌，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达到繁荣的高峰，出现了以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等为代表的一批才华横溢而又风格各异的大诗人，代表了唐诗创作的最高成就。

而诗歌的高峰仅仅是代表盛唐成就之一，之所以称为盛唐，是因为盛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度。其风气雄浑尚武，其文化兼收并蓄，其政治开明包容，其士人浩然高雅，令人神往。帝国拥有超越秦汉的疆域，空前融合的多元民族，通达四海的商业贸易，灿若繁星的文化。千里沃野，鸡鸣狗吠，市井之间，闾阎扑地，钟鸣鼎食。

然而，盛唐的繁华与落寞仿佛就在一夕之间， 转瞬之间灰飞烟灭了。唐玄宗早年的励精图治与晚年的昏聩奢靡，反差之大，判若两人。随着天下大治的实现，陶醉于盛世中不能自拔，锐意进取、夙夜勤政被好大喜功、骄奢淫逸、怠于政事所取代，终日与杨贵妃沉溺于酒色歌舞中，政治上重用奸相杨国忠，军事上倚重胡人安禄山，对所面临的危机置之不理。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此刻对社会贫富悬殊的盛唐危机的形象反映。

而安史之乱，正是成为诱发盛唐由盛转衰的导火索，终于将充满危机的帝国推向了深渊，一派繁华的盛唐气象，在叛军的铁蹄蹂躏下，一去不复返。往昔的繁华，成为回忆;战争的创伤，成为唐人难以治愈的心灵之痛。中晚唐的挣扎有种深深的无力感，帝国的气象也从慷慨悲歌、尚气任侠滑落到轻颓卑弱、破败消极，就像要坠落的残阳，摇摇晃晃地沉入了黑暗。宦官乱政将朝野弄得乌烟瘴气，朋党之争也使帝国耗尽了最后一丝崛起的希望，而藩镇割据成为压垮唐帝国的最后一根稻香，最后，朱温为帝国掘好了坟墓，亲手埋葬了李唐。

安史之乱不仅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也是中华文明由尚武到尚文、由扩张到收缩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转型的转折点。此前汉人自信满满，任用蛮夷扩张天下，自己坐享成果，安史之乱反受其害，最终还是要依靠蛮夷挽救王朝。自此，社会开始过渡，世家开始灭亡，统治阶级认识到扩张无益，随着文官集团的崛起，中国开始进入内敛的尚文时代。

安史之乱对中国的影响绝不是一句“唐王朝由盛转衰”所能概括的。

从政治上看，安史之乱改变了唐王朝前进的方向，皇帝一人专制的中央一元化的集权统治成为明日黄花，主要表现在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自宦官李辅国拥立肃宗后， 权倾朝野，不可一世，继而是代宗时程元振掌军、鱼朝恩领神策军进京防卫，接著是德宗时宦官再握京城之军，顺宗后宦官更有皇帝的生杀废立大权。不仅可以轻而易举地处死皇帝，而且更是彻底把持了朝政，最终使唐朝统治走向没落。而朋党之争延续了四十多年，主要为代表士族利益的李德裕和以进士门第出身的牛僧孺等两大统治集团的相互斗争，而这种源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倾轧和争斗，更是大大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力量，最终加速了李唐王的衰落及灭亡进程。

从军事上看，安史之乱摧毁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削弱了封建集权，为封建割据创造了必要条件，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藩镇割据成为唐朝走向灭亡并引发很多战争的最主要原因。安史之乱后，中央集权大大削弱，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国。 而其长官——节度使又同时掌有军、政、财大权，俨如国中之国。藩镇逐渐“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赋不入于朝迁”，“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 在节度使管辖的地区，唐朝中央政府既不能任免官吏、征收赋税，又不能调动军队。节度使的职位，或者父子相袭，或者部将相继。他们手握重兵，互相攻伐，对唐朝中央集权形成了严重的威胁。 不服朝廷管理，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没有终止，一直延续到五代十国时期。

持续了一百多年的藩镇割据，不仅造成了连年混战、民不聊生的局面，而且也严重削弱了唐朝的中央集权力量。有鉴于此，身为后周禁军统帅，依靠军事政变登上皇位的宋太祖，建立宋朝之后，开始了对军人的压制，改变唐朝尚武的风气，极力抑制军队，不让他们在国家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自此文武泾渭分明，曾经在安史之乱后肆无忌惮的武人们成为了他们打压的对象，打压武人自此也成为了中国士大夫们的政治原则。

大家熟知南宋赵构以“莫须有”罪名杀害了岳飞，其实真正的罪魁祸首并不是秦桧，而是宋朝既定的抑制军人政策。过度压制军队造成了国家积弱不振，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由此，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也走向了一条内敛而温和的道路。

从民生上看，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浩劫，在战争中，人民群众特别是黄河中下游人民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北方经济受到很大破坏，出现了千里萧条，人烟断绝的惨景。司马光《资治通鉴》：“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由于战争，造成劳动力严重不足，统治阶级不得不增加税收，即便吃盐、喝茶、住房，甚至庄稼尚未成熟也要交“青苗钱”税。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致使大批耕地被集中少数人手中，从而造成了大半农民失去土地，被迫沦为逃户。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致使民不聊生，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反叛，形成唐中叶农民叛乱的高潮。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之乱，同年的浙西方清之乱，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之乱，舒州杨昭之乱，虽然叛乱都终被镇压，但进一步削弱了唐朝统治阶级的力量。

从外交上看，经过安史之乱， 唐王朝便失去了中原泱泱大国的地位，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为平安史之乱，唐王朝向少数民族借兵，令边疆少数民族探知唐王朝已经是外强中干，无力再平定他们，所以他们就乘机发难，使唐王朝内忧外患，岌岌可危。

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几年，唐朝还打了一场对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战争，唐军与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中亚诸国联军在怛罗斯相遇而导致的战役。可惜两大帝国正要开展争夺中亚的控制权的时候，安史之乱爆发了，唐军被迫回军平叛，中国完全失去了控制中亚的机会。华夏文明从此逐渐退出了中亚，这一地区开始了整体伊斯兰化的过程。大唐在西域的辉煌也随着盛唐的崩溃而随风消逝，

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西域边兵大批内调，对平定安史之乱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却大大削弱了唐朝在西域的势力 ，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人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随之全部丧失。此后，吐蕃进一步深入，威胁长安。又联合南诏，诠窥西南。东北之契丹又乘虚进入塞内，至令唐室虎狼环顾，举步维艰。

除了西域边兵之外，唐朝还征发了西域各国本地的军队帮助平叛。回纥自恃平乱有功，屡屡向唐室勒索威逼财帛，强逼唐室以四十疋绢换马一匹，又规定唐王朝每年对其赐绢二万疋，甚至要求唐肃宗以宁国公主嫁予回纥王， 连年侵扰边境 ，回纥苛索导致国威大降。原本隶属于唐朝的西域地区更是在之后三十五年时间内陆续被吐蕃和回纥所完全占领。

从经济上看，安史之乱后，地方残破，物资短缺，造成物价飞涨现象，例如米价比开元时高涨三百多倍，斗米万钱。人民流散，户籍散佚不少，国库岁入大减。由於社会上土地兼并严重，农民失去自己的农地，成为佃农，地主匿藏佃户，令国家无法根据户籍收取税项，天宝十三年，唐王朝控制的户口有九百零六万。安史之乱后，人民逃隐，地方藩镇又拒绝上报户数，唐王朝控制的户口降至一百九十三万。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百姓生活没有保障也代表国家的税收得不到保障，没有税收的支持，一个国家的又怎会强盛呢？

历时七年零二个月的战乱主要蹂躏黄河中下游这一唐代人口最稠密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北方人民多流徙，促使北民南迁，致使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安史之乱对北方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但唐室因许远、张巡等名臣死守睢阳，使南方并未如北方般受到战乱的摧残，南方得以保全。南方因大量北方人民南逃，为南方带来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使江南的经济则日益发达，最终其经济规模凌驾于中原之上。

“安史之乱”后，唐朝最为富裕的城市是“扬一益二”，也就是扬州第一，益州第二。两个最富饶的城市都在南方。到了宋朝以后，南方后来者居上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从整个发展演变来看，“安史之乱”在客观上大大推进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

从文化上看，安史之乱逐渐改变了唐朝对外观念和政策，促使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情绪高昂起来。唐朝兴盛最重要的方面在于其开国的恢宏气度，表现为文化的多元，海纳百川，占据世界文化与学术的中心，构成国家强大的凝聚力和对世界的吸引力。还表现为社会对外的开放性，不问五湖四海，只要是人才，皆为我所用，成为世界人才的制高点，这才有了众多其他民族与国家的人才汇聚于唐朝的盛大局面，像安禄山、史思明等胡人才能够在唐朝担任军政要职。

安史之乱后，人们开始怀疑外族人的忠诚，甚至有人把“安史之乱”视为胡族作乱，从而产生对外族的排斥情绪。这种情绪渐渐高涨起来，对外开放的精神就渐渐萎缩下去，造成了国家恢宏的气度在变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兼收并蓄与包容涵育的精神低迷，眼界就会日渐狭隘短促，造成开拓进取的意志越来越衰退，一步步地走向封闭，继而沉沦。中国对于外界越来越不关心，失去外来的养分，内部的专制便日益加强，最后出现了明清时代政治独裁、文化专制的古代末期王朝，人们变得心胸狭隘、自私自利、道德低下、性格乖张、擅长于窝里斗，在自我封闭中沉沦，逐渐地远离世界，直到近代革命爆发，才重新走到改革开放的路子上来。

综合以上各点，自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由盛转衰，不仅和安史之乱有直接关系，而且可说是中国历史上盛衰的分界线。 及至宋元明清等代，亦未能使国势超越开元之盛世，故安史之乱对中国的破坏力很强，对中国的影响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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