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黄埔一期打仗(曾是胡宗南的炮兵营长)

文|玉河微澜

胡宗南黄埔一期打仗(曾是胡宗南的炮兵营长)(1)

现平原一中大门

1980年至1983年,我在平原一中上高中,经常看到一位个头不高、身材笔挺、面堂红润的老教师,迈着掷地有声、富有节奏的步伐走过校园。同学当中有知情者,指着老人远去的背影,告诉其他同学:“这就是教物理的王哲兴老师。”

然后,还会凑近对方的耳朵,小声而神秘地告诉对方:“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听说还是胡宗南的部下。你看这走路,就不是一般的走……”

于是,每当再次遇到王哲兴老师时,我们都肃然起敬,目光往往会跟着老人的的身影,既是欣赏他那富有节奏的步伐,更是对他具有传奇人生的好奇和探寻。

王哲兴老师没有给我们上过课。再说,即便教过我们,也不会在课堂上给我们讲他的经历。那个年代,以前的经历是一笔负资产,也是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渊薮,任何人都会讳莫如深,埋在心里。所以王哲兴老师的神秘传奇也伴随了我几十年。

近年,得以结识王哲兴老师的女婿,平原一中的王玉福老师,才对王哲兴老师一生的经历有了一定了解。

王哲兴,曾用名王振骧,1920年11月出生于高唐县姜店乡尚官屯村一书香门第。父亲王茂轩,在当地为一知名教师。王哲兴从小就受到家庭和父亲的熏陶,加之天资聪颖,品学兼优,1934年考取位于惠民县的山东省立四中。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鬼子分两路进攻山东,不久占领山东全境。10月,山东省教育厅下令全省公立中学、师范、职业学校西迁,近50所学校、5000余学生和500余名教职员工经过长途跋涉走上西迁之路,最终抵达四川绵阳。

胡宗南黄埔一期打仗(曾是胡宗南的炮兵营长)(2)

位于重庆铜梁的原黄埔军校旧址

而当时只有18岁的王哲兴老师,从小就常听父亲讲述中国历史上保家卫国的英雄人物的故事,日本侵华,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危如累卵,他毅然放弃学业,投笔从戎,考取黄埔军校第十四期,入第一总队。按照黄埔军校通讯录的记载,王哲兴老师当时的曾用名是王振骧,18岁,高唐县城内民主街78号。

众所周知,黄埔军校诞生于1924年6月16日,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军事学校,培养了许多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国共内战时期的著名将领。1927年,黄埔军校迁至武汉,宁汉合流后,又迁至南京。1937年,因全面抗战爆发,南京黄埔军校也奉命西迁四川,途径芜湖、九江、武汉、长沙、常德,再沿川湘公路向四川西迁,1938年在西迁途中曾在铜梁安居镇文庙继续学习和训练,直至1940年黄埔军校才迁往成都。从安居镇的陆军军官学校培养出了5批黄埔军校生,共有6594名毕业生奔赴抗日前线。王哲兴老师就是其中的一员。

经过一年的“速成”,王哲兴老师和他们的第一总队669人,于1938年11月毕业于铜梁,加入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天子门生第一人”的胡宗南部,服役炮兵部队。1939年7月,在铜梁集体加入国民党,后历任上尉连长、少校参谋、中校营长等。

随着国共内战的推进,国民党反动统治土崩瓦解,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12月初开始,国民党部队从川北、川南、川东、川西等方向朝成都集结,试图与解放军展开最后一搏。解放大军则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行动,势如破竹一路解放了广元、平武、南充、绵阳等城市,进行成都战役。

12月9日,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分署副长官邓锡侯、 潘文华,在彭县龙兴寺总指挥总联名通电起义,功不可没。

12月10日,蒋介石见大势已去,在随行保护下,逃离成都,在凤凰山机场登机飞往台湾。

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二野、一野的迅速合围,解放大军从东南北三面逼近成都。国民党胡宗南等部共19个军、52个师,完全陷入解放军大包围圈。

12月19日,川湘鄂绥靖主任宋希濂向川边逃窜,在峨眉以西金口河被俘。

12月23日,胡宗南由成都起飞逃海南岛,成都防卫总司令盛文深夜由成都潜逃。

12月24日,国民党军第15兵团司令罗广文(陆军中将)率所部2.2万余人在郫县安德铺起义。

12月27日,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国民党第五兵团司令李文以下5万余人投降。

同日,南北两线解放军在成都附近胜利会师,宣告成都解放。

在成都战役中,王哲兴老师所部在成都起义,同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0年夏,王哲兴老师在重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大二总校学习,登报声明与国民党脱离关系。

1951年,他来到距老家高唐县50余公里的平原县任教,直到1991年8月30日病故。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教育人才奇缺,加上父亲的言传身教,身份转换后的王哲兴老师对教育事业十分投入,每天都充满激情。他先后在平原县车站街小学、仇庄小学和仇庄完小任教。1952年7月,他被调到平原一中担任数学和物理教员,听到消息后的当地干部群众十分惋惜,他们自发到县里的教育科挽留,要求将王哲兴老师继续留在当地任教。

当时平原一中刚刚建立,教师紧缺,王哲兴老师在新的岗位上,主动承担更多的工作量,他在教书育人的讲台上,找到了全新的人生感觉。他说:“我从国民党军官到光荣的人民教师,体现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看到伟大祖国扬威世界,个人青春在新中国的艳阳下闪光,第一次发现了一个真正的自我,感受到做人的尊严。”

他经常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句诗来勉励自己,并以此抒发自己对教育事业的赤胆忠心。

1956年,平原一中增设了高中班,鉴于教师人手紧缺的状况,学校安排他担任高中数学、物理课兼班主任,从那以后,王哲兴老师身上的担子更重了。然而他不以为苦,反而不断探索教学新路,并且因人而异,有教无类。1959年到1966年他所教的数学、物理两科成绩突出,有的学生考取北大、清华、复旦等国内一流大学。

然而就在他满怀激情投入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时,“极左”路线导致的不正常现象像一把利剑一样悬在他的头上,又像是一把绳索勒得他几乎窒息。尽管他从起义那天起就把自己交给了人民,接受人民的教育、改造和考验,还是没有躲过各种各样的“人祸”。

1958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中,他被扣上“反革命分子、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的帽子,被判处管制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交学校监督执行。他的妻子也以“反革命”家属的身份被赶回原籍不到一年就忧郁而死,身边抛下七个孩子,最小的还在襁褓之中。

虽然遭受不公正待遇,虽然内心充满忧愤,但他相信,乌云遮不住太阳,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不会因为几个怪石挡路而迷失前进的方向。

虽然被不公正对待,好在还没有被驱离讲台,这是他内心欣慰的地方。

妻子去世后,当时,他身边带着两个孩子,白天挑粪(挖厕所,为当时所谓监督改造的常用方式)上课,就把孩子反锁在家里,晚上到教室里做辅导,就把孩子放在教室门口。回到宿舍,批改完作业,还得给孩子缝洗衣服。当时的王哲兴老师,真是父亲、母亲、教师三个担子一肩挑,头上还顶着“大锅盖”。尽管他所教的班级连年保持了较高的升学率,他不但没有受到宽大处理,反而构成新的“罪状”,又被当作“白专道路”的典型受到批判,直到1963年管制期满仍没能解除这一枷锁。

更大的风暴和灾难接踵而至。

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了,王哲兴老师又被当作“黑帮”批斗。1969年10月,年近半百的他又被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赶回老家接受“再教育”。

面对乡亲们怪异的目光,尽管环境艰难、生活窘迫,王哲兴老师经过一番内心的折磨和挣扎后,终于鼓起勇气,坦然面对这一切。村里修校舍,他主动出工,乡亲们建房屋,他主动帮忙,老乡们有红白意喜事,他积极参与。他还隐姓埋名为附近的学校代课。劳动之余,他也没有忘记曾经的课堂,时常把以前的教案拿出来,精心整理修改,梦想有一天乌云散去,重登讲台。同时,乡亲们从王哲兴老师的为人处世中,消除了怪异的眼光,用博大的胸怀接纳了回归的游子。

十年浩劫终于过去。 1978年7月,王哲兴老师重返讲台。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同年4月,经平原县人民法院复审,改判王哲兴老师无罪。此时,王哲兴老师已经年满60岁,手捧这迟来的复审判决书,回想自己来平原这将近三十年的遭遇,他老泪纵横。好在苍天有眼,让他等到了拨乱反正的这一天!

“屈辱算什么,跟那些死在抗日战场上的战友相比,我还是幸运的。耿耿于怀不是我的性格。只有加倍努力方能追回逝去的年华。”

他谢绝了组织上批准退休的决定,主动要求担任两个高中班的物理课和一个高中班的班主任。1979年,他所教的物理课,高考时有1人的成绩在90分以上,居全区之冠。他任班主任的高二.二毕业班,考取大学的有16人,居全校之首。

他还打破“教材搬家、照本宣科”的教学模式,在充分发挥学生特长,发展智力、培养能力上下功夫,1979年和1988年两年分别在德州地区组织的物理竞赛中,各有三人获奖。1985年在首届全国物理竞赛中,他的学生牟晓东成绩位居全省第十,获山东省二等奖,被免试保送山东大学物理系。

为了将多年来探索出的宝贵经验传于后人,传于同行,他还转写了几十万字的教学论文,大部分出版。还多次应邀到外地进行公开课教学和经验介绍,被选为德州地区物理教学研究会理事、副会长。

恢复高考后,王哲兴老师的学生、平原县首个留美博士王清梅在信中说:“我之所以不忘祖国,学成后报效国家,王老师的教诲起了重要作用。”

在新疆某市法院任院长的张正亭回家探亲看望王哲兴老师时说:“我向老师学到了公正无私,从善如流,嫉恶如仇。”

由于王哲兴班主任工作成绩突出,1980年荣获德州地区“优秀班主任”光荣称号。1982年至1988年分别被评为省、地、县优秀教师,1986年被评为地、县教学能手。1981年到病逝前,连续当选平原县第二、三、四、五届政协常委和三、四、五届政协文史组组长。1990年当选平原县第十届人大代表。他感谢党和人民的信任,认真履职,积极参政议政,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和提案13条,深得各界的尊重和信任。

胡宗南黄埔一期打仗(曾是胡宗南的炮兵营长)(3)

多年的压抑加上繁重的教学工作,使得王哲兴老师的身体过度透支。1980年10月31日,他在日记中记录:自己的身体里似乎埋伏着严重的病,胸部不时作痛,所以不去医院检查,实在是太忙了。

1988年冬天,他的血压升到高达200/hg以上,并且伴有严重的心脏病。头晕,心绞痛,咳血不止,他硬是坚持着。

1989年7月,组织上给他办理了退休手续,为的是让他好好休息,安度晚年。可是他退而不休,继续担任毕业班的物理课,还在写论文,还准备写一篇回忆录—《平原执教四十年》。

1990年12月18日,在实在不能支撑的情况下,被送进医院。住院期间,还写下了5000多字的教改建议。

1991年5月2日,他无奈到省城医院医治,诊断结果是癌症晚期。即便如此,他对前往探视他的各级领导、学校老师和学生表示,病愈后还要重返讲台。生命弥留之际,应他的再三请求,平原一中派救护车于8月29日18时将他接回平原,次日7时55分不幸离开人世。8月31日火花那天一大早,平原县党政机关、各行各业、群众团体、社会各界的干部、工人、同事、亲朋及学生,来向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教师的遗体告别。曾与王哲兴老师一起执教多年的刘东骏的挽联写道:风雨几多秋,讲席曾与共,教书育人,鞠躬尽瘁,哀悼典范永垂;桃李尽芬芳,师表竟遽失,呕心沥血,教诲难忘,缅怀德音长存。

记得著名作家许地山的女儿许燕吉在她的回忆录《我是落花生的女儿》里称,自传最初取名为《麻花人生》,是“形容它的被扭曲。国内的同龄人几十年来也未见平坦风顺,只是我的人生被扭得多几圈而已。”

回顾王哲兴老师的一生,不也是曾有一段不堪的“麻花人生”吗?然而,他却把“麻花”变成“弹簧”,最终依靠自己的理想信念,重塑了自己的人生,在人们心中树立起一个大写的“人”字!

(部分资料参考《平原文史资料》第六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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