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覆灭给我们的启示（满族与清朝的关系）

一、继承与毁灭满族直系先人为明代女真。清朝奠基人努尔哈赤初通汉文，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努尔哈赤的先世为女真人。他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统一，结束了元明以来女真诸部长期分裂与动乱不已的状态。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建立政权，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建都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后迁都盛京（今辽宁沈阳）。其子皇太极继位后，以“满洲”代替女真为族名，其余女真诸部各以赫哲、鄂伦春、鄂温克为族名。女真一名在清代逐渐消失。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清朝覆亡后，满洲族依汉语习惯用法简称满族，类似于“英吉利”简称英国。努尔哈赤的先祖有多人受明朝册封，担任指挥使、都督佥事、都督等职。其祖父觉昌安任建州左卫都指挥，父亲塔克世为建州左卫指挥。1583年觉昌安、塔克世被明军误杀，明廷命努尔哈赤袭父职，以示报偿。努尔哈赤打起为祖、父报仇的旗号，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事业。他以“遗甲十三副”起兵，东伐西讨，南征北战，基本上统一了女真各部。他在羽翼未丰时对明廷十分恭顺，接受所授官号，还多次赴北京朝贡。努尔哈赤像明朝被李自成起义军推翻后，清军打着为明朝复仇的旗号，长驱直入北京，取代了明王朝的统治。满族入主中原后，尤注重吸取明亡的教训。明亡实亡于朝野上下之腐败：“官府坏于吏胥，地方坏于乡绅。兵不教练而肆抢掠，将无学术而务欺诈，贪鄙奢淫者相望于社会，而所谓清流名士者，亦惟是树党相攻，各立门户，至国亡而不已。此毫无文化之满洲人所由乘其隙而入主中国也。”

（参见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下）清朝惩明朝之失，决策施政，经深思熟虑而审慎从事，威权专一，令出法随，从而维持国家机器较长时期正常运转，取得了重大治绩。困扰历代王朝的母后、外戚、宦官、权臣、明党、藩镇等祸患，减至最少程度。入关之初，清廷曾强制推行辫发衣冠制度，实施野蛮而愚昧政策。例如，颁布圈地令，将近北京三百里内的顺天、保定、承德、永平、河间等地（今北京、河北北、中、东部及辽宁西南部）的汉人土地圈占为八旗官兵所有。圈地主要在上述地区进行，总数在十六万顷之上。驻防外地的八旗官兵在山东、山西、陕西、江苏、宁夏等地也圈占过为数不等的土地。所圈之地，原田主被逐出家门，背井离乡。又如，清军在江浙实行大屠杀，一手制造了扬州十日屠城、嘉定三次屠城及江苏宜兴、松江、江阴等地的惨剧，并在浙江嘉兴、衢州、舟山等地实行屠杀政策。再如，入关之初就规定官民一律剃发结辫、改从满装，并宣布“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还以违制定罪相威胁，违制而被杀者不计其数。

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族统治者逐渐改变政策。如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诏令“永远不许再圈地”。康熙年间推行“官荒放垦”，将无主的荒地、山林分给当地流民及官兵垦种，并由官府给以印信执照，永准为业。剃发结辫在改变政策的同时，还致力于恢复生产，奖励垦荒，兴修水利，赈济灾荒，改革赋役制度，减轻农民负担，使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期间，神州大地的社会经济高度繁荣，农业生产有较大的提高，商品经济也有一定的发展，有些地区和行业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增长。全国人口急速增长。康熙末大体已达到明万历年间一亿二千万或一亿三千万的水平。乾隆末超过三亿。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在位时间长达134年，恰占清朝历史一半。而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三“治”，即汉代文景之治（前180-前141年）、唐代贞观之治（626-649年）及开元之治（713-741年）加在一起，只及前者的三分之二。明朝养士近三百载，反而哺育了专制王朝的掘墓人，涌现了一大批启蒙思想家。他们“坐集千古之资”，“尤有深识远虑”。他们敢说敢干，议论朝政，干预现实，臧否人物。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傅山、颜元……只是其代表者。

明亡后，又是他们自觉串连发动，武装抵抗清军，拒斥异族统治，成为反清复明运动的中坚与主导。这场运动的重点在江浙一带。清军实施的大规模屠杀非但不能遏止运动的发展，反而凸显清朝比明朝更野蛮更思昧。惩前朝思想文化政策之失，清廷一方面标榜崇文兴学，纂修典籍，优遇文士，一方面钳制言论，禁毁书籍，屡兴文字狱。1774年，乾隆帝借纂修《四库全书》之名查禁“明季末造”野史，“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1778年清廷颁发四库全书馆拟定的“查办违碍书籍条款”，把查缴禁书的重点从明季野史与清初“伪妄诗文”，一直追溯到宋金之间。“其搜采各书，兼有自挟种族（今指民族—引者注）之惭，不愿人以‘胡’字‘虏’字‘夷’字加诸汉族以外族人，触其忌讳，于是毁弃灭迹者有之，刊削篇幅者有之。至明代野史，明季杂史，防禁尤力。海内收藏者，坐以大逆，诛戳累累。”（孟森《清史讲义》）浙江一省就先后查缴书籍二十四次，计538种，13862卷。

有的书虽幸免销毁，但须进行删削、挖空、补改。除搜缴书籍外，连刻板也要一并上呈。更有甚者，连作者本人的其它墨迹、墨刻都得汇缴，不许存留。乃至书写的碑石也要“椎碎摧扑，不使复留于世间。”民间私藏禁书者动辄抄家斩首。据后人估计，从1774年到1782年，全国书籍“在于销毁之列者，将近三千种，六七万部以上”。这无疑是对中国文化的一大摧残，不计其数的书籍为之绝版。清朝文字狱断断续续，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三朝文字狱次数之多，株连之广，处罚之严，皆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而以乾隆朝次数最多，涉及面最广。清帝兴文字狱，旨在钳制言论，消弭反侧。康熙帝向以宽仁著称，但惩处文字上的异端至为果断，又深恶痛绝那些誓死不与清廷合作的汉族才学之士，不惜施以血腥的镇压，尽管表现了较多的灵活性，如赦免因戴名世《南山集》狱获罪的方苞，受此案株连者三百余人也都宽免治罪。雍正前期的文字狱虽同文字有关，但多涉统治集团内部争斗，雍正后期与乾隆朝的文字狱，获罪的本身并无政治主张，也未涉及政治斗争，且大多是下层知识分子。他们或腹有牢骚，爱发议论；或僻居乡村，不知忌讳；或乱上条陈，“图赏官职”；或吟诗作文，用字不慎……都招来杀身破家之祸。这些文字狱案件大多捕风捉影，望文生义，滥杀无辜。连发生重大文字狱的地方官也要受处分，因此官吏望风生意，稍见文字违碍，即捕人抄家，罗织罪状，株连宁多勿少，处理宁严勿宽。有些涉案人不过借诗文发泄不满情绪，无关大局，但清廷仍不放过，其目的就是要让汉族士大夫明白，只能乖乖服从清朝统治，任何心存怨望、追思往故的情绪都不允许存在。

为了树立皇权的威权，皇帝的一言一行都被奉为神圣，不得违犯。江西举人王锡侯以《康熙字典》收字太多，又难贯穿，删改另刻《字贯》，还把康熙、雍正的“庙讳”和乾隆的“御名”字样开列，被定为“大逆不法”，被打入大狱。乾隆年间举发的文字狱案，有的看起来都是些毛发细故，但只要皇帝认为有错，便是大逆不道，就要严惩不贷。还有的案件，本出于向皇帝歌功颂德，却飞来横祸，杀身灭家。如流寓山西的直隶人王肇基自恃文才，跑到介休县同知衙门献诗，恭祝皇太后万岁，结果说他“毁谤圣贤”，立毙杖下。清朝文字狱“其弊至于不敢论古，不敢论人，不敢论前人之气节，不敢涉前朝亡国时之正义。此止养成莫谈国事之风气，不知廉耻之士夫，为亡国种其远因者也。”（同上）清朝政治制度大体沿袭明朝而略有增益。中央官制沿袭明朝，但各衙门的具体职权有所变革。内阁设大学士，和明代一样，例兼殿阁衔。明代内阁权限过大，清初议政大臣会议的权力大于内阁。“大事关大臣（会议），群事关内阁”。内阁只处理一般日常事务，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体隆权轻的中枢办事机构。中央机构仍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清代的六部虽沿袭明代，但官员的配置与职权颇多变动。如各部首长尚书与次官侍郎，名义上侍郎是尚书的助手，但两者同属堂官，均能直接向皇帝陈奏请旨，皇帝也往往挑选他们入值军机处，实际上并不存在统属与被统属的严格的等级关系。军机处地方官制大体分省、府、县三级。清缘明制，总督、巡抚为省级最高长官。总督为一省的最高军政官员。原则上主持军事，为地方统兵大员，又兼管民政，统辖文武，权力颇大。巡抚在一省之内仅次于总督，为一省之军政长官，督理粮饷，管理盐务。布政使（俗称藩台）掌一省之行政事务。按察使（俗称臬台）掌一省之司法、刑名。布政按察两使称两司。府设知府，统辖数县，承上启下。县设知县，为基层“亲民之官”，掌管全县政务、赋役、户籍、缉捕、诉讼、文教。明朝法制，综合满族在关外时的习俗，基本上沿用明律。清朝政治制度与明朝相比，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皇权大于明朝，天下庶务皆归清帝一人处决。

内阁形同虚设。如明代中枢大臣的任命常由“廷推”，清罢廷推，大臣概由圣旨简授。又如清朝的殿阁大学士与军机大臣地位虽高，却只能参与决策，而不能颁布命令。一切命令皆出自皇帝一人。中央六部名义上掌管全国行政事务，实际上只能处理具体政务，而不能直接向各省发布命令。地方上的总督、巡抚更是直接听命于皇帝。二是维护满人特权。清朝官制形式上满汉一体，许多中央机构亦满汉复设，如中央监察机关都察院，置左都御史满汉各一人；左副都御史满汉各二人，但实权为满人掌控。顺治帝亲政后就发现“各衙门奏事，只见满臣，不见汉臣”。“大小汉官凡事推满官，事之得当则归功于己，如事失宜，则卸过于人”。不少汉官“相随画诺，不复可否”。清廷设计的选官任官制度抑汉扬满，以确保满人在政权中的特权地位。 三是因事设制，相沿成习。清初决定军国重务的机构为议政王大臣会议。雍正时对西北用兵恐泄漏军机，乃设立军机处，简选亲王大臣为军机大臣，参赞国家最高机密。“密勿重务，皆在军机”。军机处虽属中枢机关，却不是正式衙门，办公地点叫入值处或值房，简陋卑小。其成员虽称大臣或章京，但都由内阁或各部院借调而来，且“有官而无吏”。若办事不“称旨”，随时可以“罢退”，并不牵涉职衔编制。

故有人说，军机处“无公署，大小无专官”。伴随军机处出现的，还有“廷寄”制度。“廷寄”乃皇帝发给地方官员的机密谕旨。它不通过内阁，而由军机处交兵部直接发出，任何无关官员都不得代领代拆。各地督抚有机密奏报，也多通过军机处进呈皇帝审批。军机处的设立，使议政处仅存虚名，议政王大臣成了朝廷奖赏大臣的虚衔。1791年乾隆帝废止大臣兼议政之制，军机处遂成定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类似于军机处。咸丰十一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后，外侮日急，时负责办理外交事务的恭亲王奕诉奏请：“外国事务头绪纷繁。驻北京之后，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致办理延缓，未能悉协机宜，请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切均仿军机处办理，以专责成。”咸丰帝诏许，这个不在清初官制之内的特殊机构得以建立。设立这个衙门最初仅为临时性的一项举措，后来外交事务日繁，职权日重，竟成为中枢最重要之机构，几与军政处相等。清开国之制，除兵制外，余皆沿袭明制。清朝第一代皇帝福临坦承继明统治，与天下共遵明之祖训，为以往历次改朝换代所罕见。清以“为尔朝雪君父之仇”号令天下，不以因袭前朝为嫌，反有收拾人心之用。二、成败八旗清政权区别于明政权的显著特征是八旗制度，决定满清王朝成败的也是八旗制度。八旗始于牛录额真，牛录额真始于十人之总领。“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牛录即大箭，额真意为主。牛录额真为“总领”。1601年努尔哈赤将一牛录扩至三百人，牛录额真遂为官名。此后一牛录三百人编制不变，而牛录数则与日俱增。到1615年增至四百牛录。1615年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各部的征战中创立了八旗制度，即在原有的黄、白、红、蓝四旗之外，增编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将满族全体军民分别编入八旗。此时编设的八旗，即后来的满洲八旗，而后蒙、汉各设八旗，不过归附加多，对八旗制度并无影响。八旗制度的特点是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凡隶于八旗者皆可为兵，但实际上并非所有满族人都能披甲从军。随着满族人口不断增多，当兵人数占满族人口的比例愈来愈小。

“八旗各有旗主，各置官属，各有人民，为并立各不相干之体制。”（孟森《清史讲义》）1622年（天命七年）努尔哈赤对八旗旗主说：“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强势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人可为八固山之王，如是同心干国，可无失矣。八固山王，尔等中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立之。”据此可知，八旗制乃推选制，并非君主制，是八旗共治，不是一人独裁。八旗制度作为清军入关前满族共处的一种组织形式，严格地说，只是自然形成的、建立在家族基础上的满族联合体，而不是国体。这种共同体也不是军事、行政、生产几部分相加的总和，而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兵民不分，军政不分，公私不分。八旗初建时，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制度。满人的行为，与其取决于制度的约束，不如说是习惯使然，乃至出自生存本能。八旗制度从建立到清朝覆亡，存在近三百载。“清一代自认为满洲国，而满洲人又自别为旗人，盖即以满为清之本国，满人无不在旗，则国之中容一八旗，即中国之中涵一满洲国，未尝一日与混合也。”（孟森《清史讲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八旗制度伴随满清王朝经历了由盛而衰、由衰而亡的整个历史过程。努尔哈赤死后，他所定之八旗制度发生了三大变化：一是从八旗共治向君主专制的变化；二是从常备兵制向私人军队的变化；三是从特权阶层向“八旗子弟”的变化。努尔哈赤临终前遗训：“国家当以赏示信，以罚示威，商贾积货，农夫积粟”，“尔八固山继我之后，亦如是。严法度以致信赏必罚。使我不与国事，得坐观尔等作为，以舒其怀可也。”（《武皇帝实录》）郑重呼各旗主为八固山，下注四大王，四小王。后改为大贝勒四，小贝勒四。四大贝勒是：代善（1583-1648年）努尔哈赤第二子，四大贝勒之首；皇太极（1592-1643年）努尔哈赤第八子，即清太宗；莽古尔泰（1587--1632年）努尔哈赤第五子；阿敏（1586-1640年）努尔哈赤弟舒尔哈齐第二子。四小贝勒是：阿济格（1605-1651年）努尔哈赤第十二子；多尔衮（1612-1650年）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多铎（1614-1649年）努尔哈赤第十五子。剩下的一位小贝勒，“未知太祖之意，究拟属之何人，但当殁时，尚未指派。”（孟森《清史讲义》）也就是说，八旗只有七旗为努尔哈赤所定之主，其余一旗何人为主？为皇太极所兼领。他以奋勇立功，多领一旗亦所应得。（同上）努尔哈赤死后，八旗并立，各具实力。皇太极势力最强，被拥立为汗。后金政权由皇太极与代善、莽古尔泰、阿敏四大贝勒“按月分值”，共同主持军政大事。皇太极徒有“一汗虚名”。

八旗并立之遗训亦未改。1630年在与明军作战时，镶蓝旗主阿敏弃城逃归。皇太极以此为罪状，将其终身幽禁。其弟济尔哈朗为旗主，然并坐之大贝勒则少一人。1632年元旦，皇太极正位南面专坐，代善、莽古尔泰旁侍。这是皇太极走向君主专制的第一步。同年莽古尔泰死，三年后其弟德格类也死。未几，莽古尔泰兄弟所领正蓝旗归皇太极自将。正黄、镶黄两旗本由皇太极兼领，又并正蓝旗，至此皇太极独领三旗，而诸贝勒各分领一旗，其势力远不及皇太极了。代善见势不妙，主动提议废除大贝勒并坐旧制。四大贝勒共主国政的体制就此终结，皇太极南面独坐的局面得以确立。这是皇太极走向君主专制的第二步。1636年改“后金”国号为“大清”，正式称帝。以天聪十年四月以后为祟德元年。建元崇德，实为纪元之始。以前天命、天聪皆为尊号，非与一国臣民纪年之用。与此同时，皇太极仿照明中央集权制，建立并完善国家机构，以取代八旗旗主共同行使的国家权力。这是皇太极走向君主专制的第三步，也是最后一步。努尔哈赤所定之八旗共治体制从此步入下坡路。1643年（祟德八年）皇太极在沈阳宫中猝然病死。因储嗣未定，正红旗主代善议立皇太极长子豪格，豪格坚辞，代善拂袖而去。其时四大贝勒，皇太极、莽古尔泰已死，阿敏被幽禁。代善既出，三小贝勒自当出场。小贝勒之首阿济格，1626年就主管镶红旗，地位仅次于四大贝勒，但此人向无主见。在这种情况下，正白旗主多尔衮与镶白旗主多铎以两旗之势力拥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称帝，自然无人敢持异议了。福临即位后，由镶蓝旗主、阿敏弟济尔哈朗与多尔衮共同辅政。不久，济尔哈朗被迫退让，代以多铎，多尔衮遂大权独揽。清入主中原为多尔衮一手所为。因福临年幼，朝政由摄政王多尔衮出。其功高不干帝位，为自古史册所罕见。多尔衮像1650年（顺治七年）冬，多尔衮在围猎时去世。阿济格图谋摄政，被议政王大臣会议逮捕赐死。是时顺治尚未亲政。次年正月亲政后，对八旗之间的权力配置作了调整。其初八旗本无别。

顺治帝率先把八旗分为二，一为上三旗，包括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由皇帝亲领；一为下五旗，包括正红、镶红、正蓝、镶蓝、镶白五旗由诸王、贝勒统辖。此后终清未改。上三旗是皇帝的亲兵，担任禁卫皇宫的重任，其地位较下五旗为崇，下五旗驻守京师及各地。1661年（顺治十八年），顺治帝遗诏八岁玄烨继位，改旗主摄政为旗臣辅政，特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异姓旗臣为辅佐，“保翊冲主，佐理政务”。四大辅臣皆隶属上三旗。索尼隶正黄旗，遏必隆、鳌拜隶镶黄旗。三人曾是皇太极的亲信，受到多尔衮的打击。苏克萨哈原为多尔衮的亲信，隶正白旗。多尔衮死后，因讦告其谋逆，虽资历较浅，但顺治临终前仍指定他为第二位辅政大臣，仅列索尼之后。上三旗中两黄旗与正白旗之间原本存在纠结，积怨颇深。辅政以来积怨未消，又添新仇。苏克萨哈与其他三位辅臣之间的明争暗斗终于在圈换旗地一事上迸发了。20年前，多尔兖在京师附近圈地，曾将镶黄旗圈占的较好的地块划拨正白旗，又将原属正白旗的较差的土地分给镶黄旗。鳌拜借此发难，执意将早已分定的土地再行调换，索尼、遏必隆都附和鳌拜的主张。正白旗人、户部尚书苏纳海上奏说，圈地分定已历二十余年，旗人安业已久，且康熙三年又奉旨不许再圈民地，请罢换地之议。鳌拜有恃无恐，决意以此为突破口，重新挑起两黄旗与正白旗之间的争斗，以压制正白旗，构陷苏纳海。拨换令颁布之时正值秋耕，蓟州、遵化等地方圆四、五百里内的旗民风闻即将拨换土地，即把土地“尽抛弃不耕”。“圈地议起，旗民失业者数十万人”。于是，镶白旗人、直隶总督朱昌祚等相继奏请皇上停止圈换地土。鳌拜以为苏纳海、朱昌祚“与苏克萨哈系一体之人”。若先“灭戳”他俩，坏去苏一手一足，然后向苏开刀，事必有成。自换地议起，康熙静默观察事态进程，心里已明白苏纳海、朱昌祚阻止推行拨换令的真实意图，特召四辅臣赐坐问询。鳌拜坚奏苏纳海应置重典，索尼、遏必隆附和。苏克萨哈深知鳌拜矛头实指自己，故一言不发。康熙最终“未允所请”。但鳌拜矫诏将苏纳海、朱昌祚等三人“俱著即处绞，其家产籍没”。与此同时，拨换令也贯彻执行了。索尼去世后，鳌拜实际上已成首席辅臣，遏必隆对他亦步亦趋。苏克萨哈的处境更加难堪，加之“身体有病，不能行走”，因此康熙亲政后，即请“往守先皇帝陵寝”，试图以此方式迫使鳌拜、遏必隆同样辞去辅臣。持续六七年之久的辅臣内部争斗，至此进入了白刃化阶段。鳌拜挟持“议政王、贝勒、大臣”，罗织苏克萨哈二十四条罪状，并不顾康熙帝的反对，将苏克萨哈及其子孙全部处死，家产悉数籍没。事后，康熙帝回忆道，“鳌拜等人为此事一连七日强奏，朕全力拒辞，仍不能说服之”，鳌拜甚至“攘臂上前”争辫。“伊等俱不将朕放在眼中”。从此，鳌拜权势愈益膨胀，气焰更加嚣张。朝廷文武官员多出鳌拜门下，“一切政事，先于私家议定，然后施行”。1669年（康熙八年），十六岁的玄烨事先经过精心策划，一举擒拿鳌拜下狱，遏必隆也被革职锁拿。《鹿鼎记》中“计擒鳌拜”玄烨亲审鳌拜。鳌承认情罪俱实，却突然当面袒露当年为救皇太极而留下的累累伤痕，企求康熙帝免其一死。玄烨不由顿生怜悯之情，批示道：“鳌拜理应依议处死，但念效力年久，虽结党作恶，朕不忍加诛，著革职，籍没拘禁。”死刑改为终身监禁，最后死于狱中。其子那摩佛亦免死。

努尔哈赤“指其所爱或所重”的子侄分别担任八旗旗主，“而其余子弟固皆待八固山（即八旗）收恤之，特由各固山自优其所亲；非其所亲，则属旗下为属人而已。”（孟森《清史讲义》）故各旗的旗务管理实为旗主一家的家务管理。八旗，无论满洲、蒙古或汉军，均由固山额真管理。1660年（顺治十七年）固山额真一律改称汉名“都统”。秩为正一品（后改为从一品），“分掌各该旗之户籍、田宅、教养、营制、兵械以及选官序爵、操练等军务。”各旗均设都统一人，副都统二人。都统为八旗之行政官员，不再臣属于旗主。于是，八旗旗务尽属都统管辖。1723年（雍正元年），设八旗都统衙门，由上述各旗都统24人、副都统48人组成，掌八旗的旗务。康熙末年就屡以皇子办理旗务，即不通过该旗旗主而管理旗务，其职权相当于都统，但不归旗主统辖。从此往后，各旗正式成为政府下属的一个衙门，非各是为政的一个国家。各旗之人皆由皇帝随意指封，不再通过旗主。旗臣，原隶属于旗主，惟旗主之命是遵，视各忠其主为祖训；今为朝廷之臣仆也。上三旗的旗务则由内务府管理。该机构始设于顺治初年，1661年（顺治十八年）遂为定制。内务府分别由上三旗所属包衣组成。其总管，原称包衣昂邦，后改称内务府大臣。凡皇帝家的衣、食、住、行等各项事务，都由内务府包衣承办。包衣，原为官庄中世代充当奴仆的壮丁。官庄则是旗地中皇帝的私产。包衣，实为皇帝的家奴。包衣昂邦，不过是皇家总管。至称内务府大臣，其名义已化家为国了。下五旗也设包衣佐领掌管旗务，亦化家为国，不再是一家独擅之武力。“虽裁之以法制，尚待世宗之朝（即雍正朝），而顺（治）康（熙）以来，以渐蜕化，直至乾隆末为止。”（孟森《清史讲义》）此其一大变化。其二是兵制的变化。八旗初建时兵民合一。皇太极说，“我国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八旗兵本系满族子弟兵，世代生长在白山黑水一带，擅长骑射，作战剽悍，与当年金人与蒙古人并无二致。八旗兵法森严，遇敌各自为战，有进无退，故能无往不克。八旗兵是世袭职业军人。男子年满十五岁为正身壮丁，每三丁抽一为兵，“正丁”世袭军职。八旗兵以骑兵为主。在逐鹿中原一统南北的战斗中，八旗骑兵冲锋陷阵，具有很强的战斗力，是清军的主力。入关以后，清廷建立了八旗常备兵制，八旗兵从而成了常备职业兵。八旗兵，无论满洲、蒙古或汉军，皆以营为编制单位，由都统或副都统率领，用于驻防或征战。八旗子弟的服装及旗帜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以骑兵为主的八骑兵不利于在江南作战，以步兵为主的绿营兵因而渐成清朝正规军主力。

绿营是清廷参照明军旧制，将收编的明朝降军与新募汉军改编而成的地方军队。以绿旗为标帜，故称绿营，亦称绿旗。全国绿营兵额总数时有增减。咸丰（1851-1861年）以前大约有六十万左右，为八旗兵三、四倍。清代前期，尤其是在康熙初平定“三藩之乱”与乾隆中叶以前的历次征战中，绿营兵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绿营兵的主要任务是镇戍，其编制按镇戍需要而定：“按道里之远近，计水陆之缓冲，因地设官，因官设兵，既联犄角之声援，复资守御之策应。”清廷将全国18个省分为11个军区。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是总督。每个军区管辖一至三省。省的最高长官为提督或兼领提督的巡抚。总督与巡抚不是武官，不能直接统率绿营兵作战。省下分若干镇，镇下分若干协，协下设营。营是绿营最基本的编制单位。清廷在绿营中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以防止汉人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一是以文制武，绿营各级统兵官均归地方最高文官统辖或节制；二是互相分权、相互牵制，以防兵权过于集中。如总督有权节制巡抚、提督、总兵，提督与部分巡抚也可节制总兵以下的各级武官，从而分散了总督掌握的权力；三是兵皆土著、将则调补。兵籍与军饷的发放统归兵部，将不得私兵，兵不为将有。对地方将领的制约，随着乡勇的出现开始有所松动，“将不得私兵”的局面也渐有改观。乡勇是清朝用兵时临时招募的辅助部队。源于清代前期的乡兵。清廷使用乡兵始于1730年镇压西南乌蒙部落时。乾隆末年，鉴于八旗兵已不堪作战，绿营兵又暮气日深，福康安在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时不得不招募当地“义勇”，与官兵并用。

以后镇压湘黔苗民起义及川楚白莲教起义时，朝廷除了命地方举办团练之外，还招募乡勇，官给口粮，在绿营之外别自成营，随军战守，时称“勇营”。从此相沿成习。但咸丰以前，勇营数额多寡不定，武器良窳不一，未曾创建营制。有事招募，事后即予裁撤，充其量是一种临时性的非正规部队。太平军起义后，曾国藩在乡勇的基础上创建营哨之制，在湖南编练了一支有独特制度的武装力量，称为湘勇，通称湘军。曾门生李鸿章仿照湘军，在安徽组建了淮军。随后其他各省也相继招募乡勇，依照湘军营制营规编练部队，使乡勇代替绿营成为镇压太平军、捻军的主力。绿营虽为乡勇替代，却犹存一优势，“官皆选补，兵皆土著”，遣将调发，权操兵部，是国家的统一的正规部队，而乡勇原系私人招募的非正规军，“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故指挥训练都灵活自如，“能用人之死力”。

但士兵只知道直接的上级长官，不知有最高统帅，更不知道有国家。这样的军队难免成为私人的工具。曾国藩领军注重乡土观念，但只是为了同心协力，绝非植党营私。湘军攻陷天京后，即依例解散湘军，只命李鸿章留淮军以平捻。李亦重视部属乡里，却精心培植自己的势力。淮军组建时，曾派三营湘军改归淮军编制，以资观摩。不料后来国藩尚不能指挥，而不得不请鸿章出来帮忙：“区区微忱，非强贤昆仲以所难，实见捻匪非淮勇不能灭，淮勇非君家不能督率”。可见李鸿章自始就视淮军为一己势力，与湘军别立门户。李的所作所为与国藩的“扩然大公”恰成鲜明之对照。湘军虽是私人军队的滥觞，而淮军方才构成私人军队的形态。而后袁世凯以淮军子弟，传其衣钵，摇身变为北洋军阀，把私人军队的弊端推向极致，祸国殃民为害尤烈。曾国藩的湘军其三是旗民的变化。八旗初建时，兵民合一。入关前，八旗兵丁平时从事生产，战时从征，军械粮食自给，并不发放兵饷。入关后才建立兵饷制度。清朝统治全国后，旗民兵饷的主要形式为坐粮，包括钱、粮两部分。从征时发给部分行粮。兵饷数额按兵种不同有所差别，且时有增加。清兵入关后，旗民大量涌入北京及其附近地区。为了安置八旗官兵及闲散旗民的生活，清廷先后三次大规模圈占土地。八旗官兵共分得旗地约233万晌（一晌约六亩）。每个兵丁的份地为五晌，终清一代无有大的变化。入关之初，旗民人数较少，为官作官，当兵吃粮，又有旗地可种，生计自然不成问题。康熙中期以后，八旗人口迅速增加。据统计，八旗满洲男丁，1648年为55330丁，1721年增至154117丁。七十余年增加两倍。1745年（乾隆十年）仅北京八旗“丁口蕃昌，视顺治时盖一衍为十”。而官职缺额与兵额却有限量，旗地也没有增加，朝廷又不允许旗民另谋出路，部分旗民的生计便成了问题。部分生计无忧的旗民，因长期脱离生产，追求奢华生活日趋腐化，逐渐丧失原有的尚武精神。雍正以藩王入继大统，身居宫外藩邸四十年，“于群情利弊事理得失无不周知”，即位不久便召八旗大臣称：“八旗满洲为我朝根本”，要逐一解决危及清朝根基的八旗生计问题。1724年雍正帝训斥八旗官民说，“尔等家世武功，业在骑射，近多慕为文职，渐至武备废弛；而由文途进身者，又只侥幸成名，不能苦心向学，玩日幆时，迄无所就；平居积习，尤以奢侈相尚，居室用器，衣服饮馔，无不备极纷华，争夸靡丽，甚且沉湎梨园，遨游博肆，不念从前积累之维艰，不顾向后日用之难继，任意靡费，取快目前，彼此效尤，其害莫甚。”次年雍正帝在陪都盛京（今沈阳），亲见旗人以“演戏、饮酒为事”，以致城中酒肆多的不得了。而北京城内旗人则以酗酒、赌博、赴园馆、斗鸡、鹑、蟋蟀为事。雍正帝还知道，“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卖房产者，即如每饭必欲食酒，将一月所得钱粮，不过多食肉数次，即罄尽矣。又将每季米石，不思存储备用，违背禁令，以贱价尽行粜卖。”

（《清世宗实录》卷56）有鉴于此，雍正帝采取种种措施，试图从根本上解决旗民的生计问题：一是告诫旗民“量入为出，谋百年之生计”，不许酗酒、斗鸡，婚丧仪制崇尚节俭，限制生活糜费，稽查禄米买卖；二是实行优恤政策，发内帑银，作为八旗官兵婚嫁丧葬的费用，包括一次性临时补助；三是适当增加兵额，扩大食饷面，在旗民中选拔养育兵，给以钱粮。到清末养育兵近三万；四是动支内库银，将典当或出卖的旗地按原价赎回，留在旗内，限原业主一年之内取赎，过限不赎，准本旗及别旗人照原价购买；五是兴办屯垦，选择没有产业的旗丁前往耕种。总之，雍正帝处心积虑劝诫旗民开源节流，通过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但种种努力收效甚微，旗人的生计问题犹存，腐化趋势亦未改。乾隆继位后同样致力于解决八旗的生计问题，不敢掉以轻心。即位不久，乾隆训斥旗民说：“八旗为国家根本……迨承平日久，渐即侈靡，且生齿日繁，不务本计，但知坐耗财术，罔思节俭。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税，即不守本分，恣意花销，亏竭国币，及至干犯法纪，身罹罪戾，又复贻累亲戚，波及朋侪，牵连困顿。而兵丁闲散人等，惟知鲜衣美食，荡费赀财，相习成风，全不知悔。”（《乾隆实录》卷72）训诫的对象扩大到“服官外省”者。解决八旗生计问题的对策也有所发展：一是从内帑库银中拨款，交给北京与盛京内务府，再分拨给八旗都统或各省衙门用以经营赢利。利银用于内务府及各旗官府的福利开支。也有一部分“生息银两”直接借贷给旗人，并屡次降低利息；二是赏赐银两，如1743年“念本年米价昂贵，又值年终诸物皆贵”，乾隆帝“加恩八旗各赏1万两，分与满洲5千两、蒙古2千两，汉军3千两”。又“令查明实在贫苦之人……各赏二三两”；三是拨给土地，移驻屯垦，如1741年决定将在京1千旗人移驻齐齐哈尔东南屯垦；四是回赎旗地，朝廷分给的旗地明令禁止买卖，对典押出去的旗地，由官府出资予以赎回；五是出旗为民，1739年乾隆帝发布命令允许八旗家奴入民籍。1742年又准许汉军旗人“出旗为民”，脱离旗籍另住。1756年全面实施“八旗别载册籍之人”（原系开户家奴）出旗为民的政策。这项政策不仅有助于解决开户家奴的生计问题，而且推动了八旗庄园制度的瓦解进程。总的看，前四项措施惠及中上层旗人，第五项措施则有利于解放生产力。但上述种种措施都治标不治本，从而都难以挽回八旗制度不可逆转的颓势。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是，广泛设立不同级别的官学，重视对旗人子弟的教育。第一级也是最高级的官学为宗学，专为宗室子弟而设，培育塔克世本支后裔。塔克世是努尔哈赤生父，追尊显祖。努尔哈赤乃塔克世嫡长子。这里所说的宗室特指与努尔哈赤同一父系的宗族，俗称“黄带子”。宗学分左右两翼，宗室子弟年在十八岁以下者皆得入学，分习清书（满文）、汉书，兼习骑射，学兼文武以示不忘本。第二级官学称觉罗学，专门培育塔克世旁支后裔，即爱新觉罗氏子弟。觉罗其实也属宗室，不过清代特意加以区别而已。旁支指宗室中不属于嫡系的支派。觉罗俗称“红带子”。觉罗学也属于宗学，只是生源比宗学广，扩展到了整个爱新觉罗氏。觉罗学的规制与宗学略同，“八旗觉罗内，自八岁以上、十八岁以下子弟，俱令入学。觉罗内有行为妄乱者，亦行拘训，不得外出。”有的地方因而把宗学与觉罗学合二为一。宗学与觉罗学均归宗人府管辖。宗人府掌皇族属籍之事，在朝廷地位显赫。顺治朝初设宗学时帝谕宗人府道：“朕思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制”，“著永停其学习汉字诸书”。学生只要通过翻译阅读“各项汉书”就可以了。这种想法当然是行不通的。雍正朝的宗学是左右两翼各立一满学、一汉学，在学子弟，或习汉书，或习清书，“随其志愿，分别教授”。第三级官学是京师八旗官学，一设在景山，称景山官学，一设于咸安宫，称咸安官学。前者选内府上三旗佐领管领下幼童入学，分“清书”、“汉书”各三房，置满汉教习；后者也选上三旗子弟入学，亦选下五旗俊秀子弟入学，而以居咸安宫的翰林官教之。两者均归内务府管辖。内务府掌宫廷内府事务，是皇室的总管家。学生三年肄业期满，考列一等用笔帖式，二等用库使库守。第四级官学为地方八旗官学，培育各省八旗子弟，隶属国子监。宗学始设于1652年，1673年康熙帝下令撤销宗学，“宗室子弟各就本府读书”。1724年雍正帝复行设立，旨在“笃厚宗亲，殷勤教育”。他以为“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支叶事耳”。清廷设各级官学，培育八旗子弟，归根结蒂出于“保邦致治”的需要。兴学育才乃国家根本。立国非人无由，人才出于教育，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不过，清代中叶以后，各级官学渐趋衰落，“贵胄学堂学生，类皆王公、贝勒、宗室子弟，故其膳极丰厚精美。人设一席，日需库平银七八两。稍不遂意，即遭呵叱，甚且飞盆掷碗焉。总办、教习皆为学生之奴隶，呼往喝来，唯命是听。学生每日到堂，须由教习遣人往请”。（《清朝野史大观》卷二）有清一代最大的失误莫过于教育人才上的失误。清廷出于狭隘的民族私利，把有限的教育资源投入只占人口百分之一的特权阶层—八旗子弟身上，竭力维护旗人在教育上的特权地位。满汉两族在教育资源占有上的不平等待遇，从根本上激化了两族间的矛盾。满清人主中原二百多年来，始终以异族征服者自居，处处不以平等态度待汉族，致使满汉畛域不但不归于泯合，反而愈益扩大。积怨愈深，反抗尤烈，以致到了汉满不两立的地步

用抗清义士陆皓东的供词来说，“要知今日非废灭满清绝不足以光复汉族，非诛除汉奸又不足以废灭满清。”满清统治者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也使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特别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更趋激化。对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来说，教育人才上的失误是致命性的失误。三、日落西山不了解大清帝国，就无从理解中华民国；不了解湖北新政，就无从理解武昌起义；不了解清末新政，就无从理解辛亥革命。1799年正月，89岁乾隆帝去世。清帝国历史从此进入晚期。费正清等为西方读者编写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便始于1800年。晚清史又可分为两段：前段含嘉庆、道光、咸丰三朝；后段为同治、光绪、宣统三朝。后三朝清帝皆幼龄即皇位。同治帝1856年生，1861年即皇帝位，是年仅5岁；光绪帝1871年生，1875年即位时未满4周岁；宣统帝1906年生，1909年即位时未满3周岁。皇位传子不传贤的弊端由此昭然若揭。孙中山借此诠释民权主义：政权为一般平民所公有，即天下为公。天下为公一语出于《礼记·礼运》，原意是勿把君位当作一家的私物。天下为公，就是天子之位传贤不传子。天下为公的反面是天下为私，即天子之位传子不传贤，纵然年幼无知也要传位于他。1908年清廷颁布《宪法大纲》称：“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此时的光绪帝“疾甚”，病得不轻。1911年清廷颁布的《十九信条》称：“大清帝国之皇统万世不易”。

此时的宣统帝不过六岁。他继承的皇位能否传下去，还是未知数。“万世不易”更是黄粱美梦。与此相反，1912年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第一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二条）这两条可浓缩为四个字：主权在民。孙中山先后两次发动护法战争，就是为了这部约法的尊严，武装反抗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这两次战争虽然都失败了，但主权在民的观念却愈益深入人心。孙中山认为，中国古昔虽有民权学说，“然有思想而无其制度，故以民立国之制不可不取资欧美”。正是孙中山先生“会通中外，融旧铸新。采中国固有之原理为基础，以西洋现代实学为内容。惟能融旧，故吻合于国性民情。惟能铸新，故适应现代之需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三））所谓“民国”，就是“以民立国之制”；所谓“中华民国”，即以中华人民为立国之本的政治制度。大清帝国与中华民国的本质区别就在这里。清帝国的最后十年（1901-1911年），史称“清末新政”时期。期间清廷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措施，称称“新政改革”。1901年伊始，清廷颁布上谕，命各省督抚及政府大员议奏，“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新政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涉及朝野各派政治势力的既得利益，从而大大激化了地方督抚与朝廷中枢之间的矛盾。在平定太平军的战争中，各省督抚开始显现背离清廷的趋向，历经中日甲午战争、戊戍变法、义和团运动、庚子事变，这种离心倾向渐趋强化。地方督抚在实施新政的过程中，通过练兵、筹饷等活动进一步扩大了权力，增强了实力，从而使清廷更加难以控制。在晚清八大总督中，湖广总督张之洞异军突起。到甲午战争前后，已可以资望职位双高的直隶总督李鸿章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并世比肩了。湖广总督的治所在湖北武昌。

张之洞自1889年调湖广总督，以后十八年间，除两度暂署两江总督外，一直久于此任。时人称其为“武昌王”。这个操南方口音的北方人也自认湖北为“第二故乡”。张之洞像湖北本是内地一个并不发达的省分，湖广总督也是内地一个并不显眼的总督职位。完全是因为张之洞在湖北开拓的新政事业，使湖北这样一个内地省分一跃而为先进地区。张之洞生活的时代尚无“改革开放”一说，但他在湖北的所作所为，却无不是实实在在的改革开放之举。自1889年调湖广总督之后的十八年间，张之洞除两度暂署两江总督外，一直久于此任。他将在广东向外国订购的机器移置湖北，建立湖北铁路局、湖北枪炮厂、湖北纺织官局（包括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并开办大冶铁矿、内河船运和电讯事业，力促兴建芦汉、粤汉、川汉等铁路。张之洞注重广办学校培育人才，先后在湖北设武备、铁路、农工商、师范等各类新式学堂，并多次派遣学生赴日、英、法、德等国留学。

张之洞在湖北推行新政中还大量举借外债，是为中国地方政府直接向外国订约借款之先。张之洞在署督两江时，曾模仿德国军制编练了一支诸兵种合成的新式军队—自强军。据梁启超观察：“其士躯之精壮，戎衣之整洁，枪械之新练，手足之灵捷，步伐之敏肃，纪律之严谨”，令人“拍手咋舌，点头赞叹”。（梁启超《记自强军》）回任湖广总督后，以自强军500人为班底，编成湖北护军，即省城卫戍部队。护军初建时饷项极为困难，但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张之洞不仅练就了一支精锐的新式军队，而且把湖北原有的旧式军队编练成为新军。这部分新军日后成为湖北常备军的基础。有的外国军事观察家认为，湖北新军的编队操演与武器装备“可与最好的德国军队相比”。1902-1907年，经过四次整编，张之洞编练的湖北常备军“军容盛强，士气健锐，步伐技艺，均已熟练精娴，在东南各省中，实堪首屈一指”。陆军部派人密查南方诸省军队，回京报告说：“各省军队以湖北为第一。”与此同时，革命党人加强了对湖北新军的宣传组织工作，在新军中积聚了雄厚的力量。

武昌起义前夕，驻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的15000多新军士兵中有6千人加入了文学社与共进社。1911年9月下旬，两社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发动武装起义。10月9日预定起义的那一天，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装配炸弹时不慎爆炸，汉口、武昌的起义指挥机关旋即遭破坏，起义领导人或避匿、或被捕被杀。新军中的革命士兵深感形势紧急，遂率先采取行动。10日10日晚七时左右，武昌城外塘角的辎重营与城内工程第八营几乎同时发动，打响了武装起义的第一枪，各标营继起响应。经一夜苦战，次日凌晨占领湖广总督衙署，武昌全城光复，首义成功。汉口、汉阳也先后为起义士兵占领。武昌起义张之洞虽已调离湖北，但他编练的新军为武昌起义预伏了先机。清末新政是满清统治者在再也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政冶危机中，由一批曾经仇视戊戍变法或与变法为敌的“枢臣疆吏”推行的自上而下的一场改革。可谓旧人办新政，立新制不易旧人。这是在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才可能发生的怪现象。新政涉及诸多方面。政府机构上，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以外务部、民政部、度支部、学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取代以前的“六部”。

法律制度上，仿效西方国家法制，编订新法典和单行法规，删除凌迟、枭首、缘坐、剌字等酷刑峻法。军事上，决定仿照外国军制编练新式军队，设立练兵处，计划编练常备军三十六镇。实际练成十四镇、十八个混成协及禁卫军一镇，约十六万人。经济上，振兴商务，奖励实业，拟订商律，设立商会，颁布矿务、铁路、公司、银行等章程，又统一度量衡，开办大清银行，改革币制，废除银两，确定以银元为货币单位。文化教育上，将各省书院改为大、中、小三级学堂，颁布学堂章程，规定学制，又废止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一切士子均由学堂出身。鼓励、资助出国留学，并给予进士、举人出身。清末新政不仅继承了洋务事业，也完成了百日维新的未竟之业。在某些方面甚至超出了改良的范围，比后者走得更远。

1911年是清帝国统治的最后一年。当历史步入这一年头时，形势不经意间朝着有利于革命党人的方向转变。谁也未曾料到，四川保路风潮点燃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引信。清廷推行新政，最重视的是编练新军，最花钱的也是编练新军。编练十六万新军，耗费了7000多万银两，占全部军费的70%，而新军的人数仅占清军兵员总数的16%。清帝国耗巨资编练新军，意在用新式军队确保帝国万世一系，却不料走向了预想的反面。帝国是民国的制造者。清末新政实为“速乱之导线也”。兴办实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为革命提供了物质条件，如汉阳兵工厂为武昌起义提供了武器装备。创办新式学堂、编练新式军队，更是直接为革命提供了大批人才，尤为重要的是，新政无意间让思想冲破牢笼，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革命不再是犯上作乱的代名词。满清统治者做梦也未曾料到，新政“反以速亡而召乱”。新政不只是推倒了阻碍革命的重要堤防，更重要的是教会人民怎样进行革命，因而为革命作了准备。清末新政到头来竟成了辛亥革命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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