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对王羲之的评价（魏晋人物谈王羲之之三）

宁稼雨

三、以“文人相轻”为特征的士人人格缺陷以往帝王文化背景下，“修齐治平”是一种共性人格模式，它几乎不需要个性人格的支持。而士人文化的人格则更多展示出个性人格特征。个性相交的必然结果就是产生碰撞，士人之间的矛盾就会频繁发生，人际关系就会受到影响。而服药习惯又更能催生这种情况的发生。因为服用五食散对人副作用之一就是容易使人性格乖张暴躁，经常失态。所以士人之间经常发生龃龉和矛盾，甚至大打出手的情况。

曹丕说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这个问题伴随士人文化进入中国文化主角地位的形势变化而愈发尖锐和突出。在帝王文化背景下，“修齐治平”是人格主体，其人格目标能否实现，实现的程度需要由帝王方面来衡量判定。而士人文化人格的核心主体是文艺和个性，实现的效果主要由社会舆论（人物品藻）来衡定。因此，人物品藻这条文人求名之路显得相当拥挤。当然，这种情况不是发生在每个人身上，要因人而异。而作为艺术家的王羲之，则是魏晋时期以“文人相轻”为特征的士人人格缺陷的典型代表。他经常忽略人际关系中传统而基本的与人为善通例，动辄对别人随便非议：王右军与王敬仁、许玄度并善。二人亡后，右军为论议更克。孔岩诫之曰：“明府昔与王、许周旋有情，及逝没之后，无慎终之好，民所不取。”右军甚愧。（《世说新语·轻诋》）“更克”二字，各家注本都解释为“变得更加苛刻”。也就是说，老友王修、许询去世后，王羲之不是对老友发出善意的缅怀，而是用尖刻的话来损毁老友。所以遭到孔岩的批评。当王羲之刚到会稽上任做官时，孙绰向王羲之推荐了杰出新秀僧人支遁。从玄学学术思想史的角度看，支遁的贡献远在王羲之之上。可王羲之傲慢得都懒得见支遁：“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世说新语·文学》）这种情况更为严重，严重到影响王羲之本人晚年的生命轨迹程度的“相轻”对象便是与大名鼎鼎的个性文人王述（蓝田）交恶的悲剧。

王述出身太原王氏，与王羲之不是同宗。这个血缘出身或许已经为二人的对立关系埋下了伏笔。这两位来自不同家族的王氏传人，为人们演出了一幕幕相轻相斥的狗血剧：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碾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王右军闻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犹当无一豪可论，况蓝田耶?”（《世说新语·忿狷》）王蓝田性急吃鸡蛋的故事，千古传为美谈。可在王羲之眼里，王述此举连“无一豪可论”的资格都没有。更有甚者：王右军素轻蓝田。蓝田晚节论誉转重，右军尤不平。蓝田于会稽丁艰，停山阴治丧。右军代为郡，屡言出吊，连日不果。后诣门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于是彼此嫌隙大构。后蓝田临扬州，右军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参军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为时贤所笑。蓝田密令从事数其郡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为其宜。右军遂称疾去郡，以愤慨至终。（《世说新语·仇隙》）

据《晋书·王羲之传》，当听说郡守王羲之要来吊唁后，“述每闻角声，谓羲之当候己，辄洒扫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顾，述深以为恨。”而这里的描写又换了一个角度，王羲之来倒是来了，但不是来吊唁的，而是来羞辱王述的。两人的梁子愈结愈深。而后来王述官拜扬州刺史，成为王羲之的顶头上司。王羲之为了摆脱王述的报复，竟然向朝廷请求把自己为官的会稽从扬州分离出去，另设为越州。可派遣的差人又未能把话及时带到，“大为时贤所笑”。恼羞成怒的王羲之不但不去检讨自己的过失，反而把儿子们召集起来怒骂怒斥：“吾不减怀祖，而位遇悬邈，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把自己地位不如王述的理由，归罪于儿子们不如王述的儿子王坦之。而王述则果然没有放过王羲之，以上司督查工作为由，对王羲之所辖会稽提出诸多质疑和责难。受到报复的王羲之深以为耻，跑到父母墓前发了一通毒誓：维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灵。羲之不天，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遂因人乏，蒙国宠荣。进无忠孝之节，退违推贤之义，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常恐死亡无日，忧及宗祀，岂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叹，若坠深谷。止足之分，定之于今。谨以今月吉辰肆筵设席，稽颡归诚，告誓先灵。自今之后，敢渝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诚，有如皦日！（《晋书·王羲之传》）至此，王羲之自己终于品尝了自己种下的恶果，不得已称疾辞官还乡。 后人提到王羲之，每每以“书圣”溢美称赞艳羡。殊不知“书圣”之事，只可远观欣赏，不可效法复制。此处王羲之因“文人相轻”而产生的人生悲剧，倒是可与人人相关的人生惨痛教训！

（本文节选自宁稼雨《王羲之的文化价值仅仅在于“书圣”吗？》，《文史知识》2021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