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前的守望者 最后的守望者

大贵哥比我大十五六岁，他父母是表亲通婚的。大贵生下来九斤多，这在当时就是奇迹，同龄的小孩生下来都是黄皮寡瘦，毕竟那时吃饱饭都难。

等到大贵慢慢长大，近亲通婚的害处显现出来，他给人的感觉就是:你说他是“傻儿”他又好像什么都知道，你说他正常好像又缺根筋。后来弟娃大富生了后(正常)，大贵哥彻底失宠了。

我有记忆时大贵己过二十岁，他从生下来就注定孤苦一生，谁愿意将女儿嫁给一个既穷又傻的人。我记得他夏天经常穿件白布汗衫，敞开露出大肚子，一条灰布裤子倒长不短，像现在的中裤，赤着一双大足，光着硕大的脑袋，像不像大肚能容天下的笑和尚？

按大贵的体格在村里应该算“主劳”，挣高工分，当家里顶梁柱。不知是长期吃的没油水或者是偷懒，他干活始终不得力，村里人称其“白伙食”，就是白吃饭的意思。村长只有把他编入妇女组，他倒乐在其中。

他唯一的用处就是和邻村发生矛盾时，譬如争田边地角，譬如旱季争水源，双方偶尔会发生械斗。这时村长给他一根扁担“大贵，你傻儿一个，给我冲前面，赢了让你吃顿饱肉。”。大贵一听有肉吃，在双手呸呸吐两口唾沫，抄起扁担“冲啊”，像条疯牛一样碾过去。对方都知道他是傻的，打死人不负责，一般都会退避三舍求和。大贵哥如英雄般举着扁担站在有争议的地方，露出自豪的笑容，此时的造型让人想起了高举爆破筒的王成。

这是大贵最高光的时刻，这让他可以吹嘘一辈子，小人物的快乐就是如此简单。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那山沟里真穷，吃不饱是常事。大贵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胖子，吃不饱饭就经常小偷小摸:偷人家的黄瓜西红柿，偷生产队的苞谷胡豆，反正能吃得的都偷，摘下来就生吃。他人傻又不怎么避讳，常常被人抓现形。这些人只有去找他父亲，他自然免不了被一顿暴揍，哪怕他二十几岁了。

我和村里的小孩去看过大贵挨打，他父亲心真狠，用赶牛耕田的鞭子打他，背上布满一条条红印。父亲的打骂声，儿子的哀嚎声，母亲护儿的哭泣声传遍整个村里。人心都是肉长的，这时被偷的人家或村长都会来制止“教训一下就行了，改了就好。”

有一次大贵实在痛不过就向山上跑，他父亲在山下大骂“你狗日的跑了就不要回来，回来打死你。”他在山上躲了几天不敢下山，我还偷偷给他送过“耙红苕”。后来一回他跑上山就没回来，村里还派人去找却不见踪影。那时人命真贱，除了他母亲哭了一天，这事就不了了之。

过了一年多，村里人大抵将大贵忘得差不多了，不想在这夏天他回来了。那天下午我在上学，非常遗憾错过其荣归故里的一刻，村里人是这样描述的:

大贵依然那么富态，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还是如当年一样敞开，露出如怀儿婆般的大肚子，头上戴一顶草帽。左手提着一块肥得滴油的肉，右手提着几个由报纸包着的估计是糖果糕点之类东西的东西。但真正让人刮目相看的是他居然背了一个黑色皮包(旧得不能再旧了)，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凉皮鞋，这就厉害了。这套装扮在当时至少是乡干部的标准。

大贵的母亲抱着他放声大哭“你这砍脑壳的呀！这些年你到哪去了嘛？”他父亲也不开腔，坐在门槛上抽着旱烟。最后还是当母亲的把肉炒了，一家人高高兴兴吃个团圆饭。

村里的人吃了晚饭都聚到大贵家里“大贵，这一年多在哪发财？”

“发啥子财哟，都是打烂战，求生活。”大贵出去混了一段时间，说话都有水平了。

原来他从家里跑出去，不敢在本地呆就到邻县的一个大镇上流浪，一个贩牛的老头见他可怜收留了他。那时的耕牛都是宝贝，如果生产队想买牛都会找这些“牛精精”。他们长期在各地跑，手上有资源，又懂行情。交易成功后双方都会给点佣金，然后帮着把牛赶回来。那时都靠步行，远的要走十天半个月，大贵就帮着牵牛，老头管他吃住，偶尔也给点钱。

路上时间枯燥无味，大家喜欢摆些江湖掌故或者小媳妇小寡妇带点颜色的笑话，大贵都听得滚瓜烂熟。现在给摆起来，大伙都听得津津有味，一个劲地问“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一直吹到夜深。

大贵在家呆了两天，又突然消失了，他高兴地来又悄悄地走，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尾般神秘。

随着包产到户，农村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耕牛的需求更大了。我们经常在公路上遇到赶牛的，有时就能碰上他，他只能给人打下手，只不过辛苦费比以前多了。

大贵在这一带还有点名气，我如果说“我是某某村的”别人未必知道，我说“我和大贵一个村”别人就会说“你说的那个牛精精嘛，我知道了。”

在别人眼里他是个傻儿，而就他而言能自食其力就满足了。他一辈子都是一张笑脸，他自己笑也给别人笑，他为能生存下去笑，他为了生存给人笑。

改革开放后，千千万万的农村人外出打工，土地没人种了，耕牛沒人要了，“牛精精”这个行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大贵失业了，他回到老家干起农活，土地由他种，再养些鸡鸭鹅，日子过得不错。大富一家外出打工，后来在县城买了房不回来了。大贵给父母养老送终，村里老人说“大贵人傻，心里却明白得很。”

村里基本没人了，大贵成了守村的“树先生”。有人回老家办红白喜事，他现在成了“主劳”，大家都尊敬他了。

大贵今年要满七十了，身体硬朗，他无儿无女，村里给评了个“五保户”，一个月几百元钱，他很满足。

我母亲去世后将骨灰送回老家安葬，他拎着锄头赶来帮忙。事后我请村里人到镇上吃饭，又单独给了他几百块钱“谢谢你，大贵哥，帮忙了。”他连声说道“弟娃，莫说这些见外的话，以后你送回来我照样帮忙。”

这是我一生听到最义气的话，握着他的手我说道“我的好大哥，你可要长命百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