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观其颜中年观其行（老的用其望中年用其才）

年逾古稀，回首往事，越加感到36年前我与辽宁省民主建国会名誉主委、省政协副主席卢广绩老前辈的“忘年之交”，特有意义，值得回味。

那是在1981年4月省民建和工商联召开的经验交流会上，当沈阳市工业橡胶制品厂的张勃然老人，讲到自己因历史问题在“文革”中被下放农村，有幸受到当时任铁岭地区橡胶制品厂党支部书记的张宝山的保护和重用时，卢老激动地说，“刘备三顾茅庐是为自已打天下，张宝山冒着政治风险，保护、重用你张勃然，是为四化大业!”卢老这番话，拨动了我的心弦。于是，我便在一个风雪拥门的夜晚，登门采访了张勃然。 （图左为作者，右为张勃然）

为请卢老审阅稿件，我便第一次走进卢老的家。不久，卢老又告诉我，沈阳市胶鞋总厂研究所副所长蔡世珍,也是“文革”期间受迫害，下放到西丰县钓鱼公社，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王贵生顶着政治上的压力，关心他、体贴他，重用他，使他在兴办乡镇工业中有所建树。蔡世珍总想找个合适的机会报答这种知遇之恩。于是，我利用公休时间赴西丰山区采访后，发表了通讯《终生不忘党的恩》。

从这以后，我和卢老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1983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我下班途中遇上裹得严严实实，手拄拐杖，步履蹒跚地去邮信的卢老。我有些责怪地说:“您老这么大年纪，怎么不让您的儿子帮您邮呢?”卢老笑着说:“在我身边的大儿子都67岁了，身体还赶不上我呢。”后来知道，88岁的卢老一共6个儿子，5个在外地，只有大儿子在身边，还体弱多病，所以家务事都得卢老夫妇勉为其难。

当晚，我深夜难眠 挥笔写了《走访卢老的一点感触》，文中建议给他设专职工作或生活秘书，配备勤务员。鉴于卢老经历过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参与过“西安事变”，在管理经济和城市方面也有许多实践经验，建议由文史、出版部门指定专人包干，系统地帮助卢老整理一些史料，以期在他有生之年抢救出更多的珍贵史料。

这篇建议形成后，我先送给了辽宁电台的群工部，他们很快告诉我，由于我反映的问题很重要，已向主管的副台长做了汇报。这位副台长曾与我在辽宁日报社工业部共事过。他让群工部主任转告我，要到七一了，反映和刊登党对著名民主人士的问题，担心会产生负面影响，就不发表了。他还对这位主任说：“这样处理也是对李元同志的爱护。”听了到这个意见后，心存感激的我既理解他曾受过政治创伤，处事格外谨慎，又感到有些失望。那么卢老的问题就此罢休吗？！卢老如此高龄，拄着拐棍，在满地冰凌的路面，冒着寒风，举步艰难的情景，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于是我拿着这份建议，来到我工作过的辽宁日报，将这篇材料送给辽宁日报内参编辑李坤同志。这位50年代受过坎坷，为人耿直的老同志，很快就编发了，并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卢老的生活境况在组织的关怀下很快有了改善，配上了秘书和勤务员。随着与卢老接触的增多，我发现卢老非常健谈。卢老还希望我一两个星期就到他家去一趟。这样我就有机会听他老人说古论今，由此我获益非浅。

一次，卢老与我谈起来《西安事变》，卢老说，张学良将军发动“西安事变”时才36岁，周总理那年才38岁，正可谓壮年气盛，成就了一起震惊中外的大事业。倘若张将军当年不是36岁，而是63岁，能否断然地采取这一行动就很难说了。因为人的年龄与他成就的事业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因此，古往今来都强调“老年用其望，中年用其才，少年用其勇”。卢老还热切盼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张学良将军回归故里。为此我于1991年4月18日在《辽宁老年报》发表了访问卢老的通讯：《翘首以待汉公归》。卢老看后十分高兴，事后还给我写了封信。

同卢老接触，还使我受到卢老渊博知识和好学品行的熏陶。他虽然年逾九旬，读书看报见到精辟之处总要摘上几句，同我闲谈时也时常翻开自己的读书笔记查找根据，可谓老不知倦，学业不止。受卢老的教诲与影响，渐渐的我对文史书籍产生了兴趣，藏书日见增多。当然，同卢老相比，我的书更多的是摆在书架上，而卢老的书却是装在脑子里。

卢老还积极提倡在新老之间开展“忘年之交”。他不止一次地给我讲述东汉时孔融与弥衡一老一少交友的故事，时常提及近代章太炎与邹容的革命情谊。在卢老的倡导下，1985年2月10日，我们在一位离休干部的家中搞了首次“忘年之交”的活动。那天清晨，天降清雪，路面很滑。92岁的卢老真情似火，当我来到他家时，他已整装待发了。正象卢老讲的那样，老同志阅历较深，经验丰富;青年人充满朝气，进取心强。两者相处，相得益彰，会使老年人精神不老，青年人尽快成熟，党的事业继往开来。

（作者为辽宁老年报社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