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的历史起源（讲座印度尼西亚左翼伊斯兰及其南亚起源）

整理/陈钰兵、吴勉琪、谭博特

2021年4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举办了题为“印度尼西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及其南亚起源”的学术讲座。主讲人凯文·福格（Kevin Fogg）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亚洲中心副主任。福格博士曾任教于牛津大学历史系和牛津伊斯兰研究中心，研究方向为东南亚历史，特别是伊斯兰社会及后殖民时期的印度尼西亚。其专著《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革命》（Indonesia’s Islamic Revolution）于2019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讲座海报。

“什么是伊斯兰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对美国人来说有点恐怖，对印尼人来说是有点荒诞，甚至是滑稽的问题。

实际上，这种荒诞和滑稽都不是毫无根据的。1965年印尼“九三零事件”爆发后，以印尼共产党为代表的的左翼势力遭受了大清洗。苏哈托上台后，印尼共及其他左翼势力在新秩序时期的威权压制下几近销声匿迹。不仅如此，“九三零事件”后，印尼国内的穆斯林组织和左翼政党之间逐渐形成了相互对立的关系。因此，在印尼社会的语境中，“伊斯兰”和“社会主义”似乎是毫不相干，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两种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对于成长于威权时期的印尼普通民众而言，“伊斯兰社会主义”不仅荒诞，也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

事实上，印尼的左翼势力与伊斯兰宗教组织有着悠久的历史交集；“伊斯兰社会主义”也的确存在过，并对印尼民族主义和伊斯兰组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哈吉米斯巴赫（Haji Misbach）是印尼左翼势力与伊斯兰宗教组织相结合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也是伊斯兰联盟（Sarekat Islam）的成员。在米斯巴赫看来，共产主义和伊斯兰教义之间并不相互冲突，而是相互兼容的——穆斯林也应践行共产主义及其所倡导的经济再分配思想。这在殖民晚期的印尼社会逐渐成为了一种思潮，而绝不仅仅是米斯巴赫等个别知识精英的思想。

但是，伊斯兰社会主义并不源起于那些“碰巧是穆斯林的社会主义者”。伊斯兰教教义和神学思想中的一些政治、经济理念与马克思主义不谋而合——这些思想和观念也就成为了伊斯兰社会主义的理论根基。概括来说，伊斯兰社会主义强调保护穷人、批判资本主义和实现特定产业的国有化。这些围绕着生产生活方式和财富分配的学说最初由穆罕默德时代的先哲们提出，而不是由那些“碰巧是穆斯林的社会主义者”创立。伊斯兰神学思想认为社会财富应该被重新分配，社会弱势群体也应该得到相应的保护。只有这样，穷人、妇女、儿童才能够享有平等的权力。伊斯兰社会主义将原先纯粹道德层面上的主张发展成一种更有力、更主动的保护。实际上，在民主主义思想觉醒和反殖民的国际背景下，许多地区的学者都进行了关于保护弱者和财富再分配的讨论，这也一度成为一种占据突出位置的全球性共识及意识形态。

伊斯兰社会主义的南亚起源

福格博士从南亚学者穆希尔·侯赛因·基德维（Mushir Hosein Kidwai）切入，对伊斯兰社会主义进行了具体的阐释。基德维出生于印度北部一个贵族家庭，并在传统的伊斯兰学校接受教育，家里有着深厚的伊斯兰根基。1897年，基德维在英国律师事务所学习，几年内便获得律师资格。1904年，他回到印度从事法律工作，同时与伦敦穆斯林社群保持紧密联系，对国际伊斯兰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也频繁往来与英国和印度之间。

穆希尔·侯赛因·基德维（Mushir Hosein Kidwai）。Kevin Fogg提供

值得注意的是，基德维也是一名多产的作家，在其旅行期间，他将大量时间倾注于理论写作。1908-1920年间，基德维出版了18本小册子，主题包括女性问题、土耳其政治、不同宗教殉难方式的比较等。作为一名穆斯林领袖，基德维积极思考了一战后宗主国撤军给穆斯林社会带来的影响，关注穆斯林社会未来的发展问题，这些思考也成为了基德维提出伊斯兰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在准备从印度返回英国途中，基德维写成了一部题为《伊斯兰和社会主义》（Islam and Socialism）的著作。

在彼时的英国，社会主义是一种非常盛行的哲学思想。对于正在追求解放的印度人民而言，社会主义也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但是，基德维意识到，如果仅仅是谈论社会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们可能难以接受，因此，他对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宗教化改造的尝试。在《伊斯兰和社会主义》一书中，基德维总结了关于泛伊斯兰主义（Pan-Islamism）的观点。他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穆斯林都应该团结起来反抗殖民政权，实现伊斯兰复兴。为此，人们需要构建统一的政治制度和体系，从而实现对财富的重新分配和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对于穆斯林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不同的个体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事务上能够保持有组织的、和谐的且具有持续性的合作关系，以确保人民享有普遍的福利和社会繁荣。基德维在对古兰经、伊斯兰历史和欧洲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谈论社会主义的，认为伊斯兰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宗教制度。

上述观点在《伊斯兰社会主义》一书中的呈现方式是相对分散的，主要体现在基德维关于未来的国家结构、如何实现社会团结，如何挑战权威，如何重新分配财富，如何重新审视历史等重要问题的讨论上。在基德维看来，伊斯兰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个相对宽泛的话题，因此书中对于很多问题的讨论都不够具体。他在书中粗浅地讨了殖民地人民应该如何建立民族国家，谁将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是否需要为了建立民族国家对社会进行强制性的重组，重组后的穆斯林国家是否能够超过西方宗主国等等。

这本书的英文版于1911年在英国出版，并在英国社会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基德维的著作并不仅仅面向英国的穆斯林精英群体，而是尝试与更广泛的英国人对话，告诉他们：“我们（指穆斯林）和你们一样都在不断发展，不仅如此，我们的道德比你们更高尚；如果被寄予了同等的发展权力，我们的未来也同样是非常光明的。”

基德维的著作在当时被大量刊发，流传甚广。现如今，这本书不仅在英国主要的大学图书馆中能够找到，而且流传到了北美，耶鲁、康奈尔、哈佛等大学图书馆均有收藏，可见它并不是一本无足轻重的小册子。

伊斯兰社会主义在东南亚的涅槃重生

一战结束后不久基德维就去世了，但他的著作和思想却在其去世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印尼伊斯兰思想家奥马尔·萨义德·佐克罗阿米诺托（HOS Tjokroaminoto）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奥马尔·萨义德·佐克罗阿米诺托（HOS Tjokroaminoto）

佐克罗阿米诺托是印尼多位民族主义运动领袖的导师，对印尼民族解放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印尼民族主义运动之父”。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组织者，是印尼第一个真正具有稳固群众基础的政治组织伊斯兰联盟（Sarekat Islam）的创始人。

许多历史学家常常认为至善社（Budi Utomo）是印尼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代表。但是，至善社本质上并不宣扬民族主义，它所推崇的身份认同仅仅指向爪哇本地，而非整个“印度尼西亚”。至善社几乎从不在在政治上发声，欣然接受了与荷兰殖民者和平共存的局面。而伊斯兰联盟的前身是具有商会属性的伊斯兰商业联合会（Sarekat Dagang Islam），旨在团结起来与在殖民地经济中占有优势地位的华商竞争，保障穆斯林商人的权益。随后，伊斯兰商业联盟更名为伊斯兰联盟（伊联），规模也不断扩大，成为了一个抵抗殖民统治的激进民族主义组织，兼具政治和经济属性，在集体丧葬、商业合作、政治宣传等活动中十分活跃。其成员常常举办大型会议、进行政治演讲，甚至会在地方议会中提交对伊斯兰工人与企业有利的议案。不仅如此，伊斯兰联盟还充分考虑农民阶级的需求，帮助他们表达对殖民压迫的不满和对改善物质条件、社会解放的诉求。

1914年，伊联在爪哇已拥有36万名成员，并在爪哇之外的广大地区迅速扩张。到1919年，该组织已经拥有200万成员，成为了荷属东印度最大的社团。随着伊联的逐步壮大，它在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的影响与日俱增，荷兰殖民政府也将其视为极大的威胁。

伊联的创立者们也开始探伊斯兰组织的未来发展路径。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偏向马克思主义的，印尼共产党（Partai Komunis Indonesia）对伊联的影响也越来越深。1921年10月，伊联做出决定，禁止其成员同时成为印尼共党员。随后，伊联分裂成红白两个派别，红派受共产主义影响较深，对荷兰殖民当局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而白派则主张在殖民框架内进行活动，以推动渐进式改革。两派于1921年伊联全国代表代会上正式决裂，此次分裂对伊联的打击是巨大的。

剽窃、译介与再创造

20世纪20年代初期是印尼经历剧烈变动的年代，期间涌现出了很多重要领袖，在工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伊联创始人佐克罗阿米诺托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位活跃且具有领袖魅力的领导人，甚至有人将他神化，将其视作可以带领爪哇人民脱离殖民统治的正义君主。

当时的印尼社会中流传着一本名为《伊斯兰和社会主义》（Islam dan Sosialisme）的印尼语小册子，专门讨论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其作者正是佐克罗阿米诺托。事实上，整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由佐克罗阿米诺托从基德维英文版《伊斯兰和社会主义》剽窃而来。如果将基德维的原著与佐克罗阿米诺托所作的印尼语版进行比对，可以发现其中80%的内容都是直接翻译，其中的一个章节里甚至只有两句话不是基德维的原话。

佐克罗阿米诺托和《伊斯兰和社会主义》。Kevin Fogg提供

但是基德维书中的一些内容也被佐克罗阿米诺托故意省略了。基德维在写作时借鉴了许多英国和法国的东方学理论，而佐克罗阿米诺托生活在荷兰殖民社会，他对荷兰东方学著作更为熟悉。因此，在翻译创作时，佐克罗阿米诺托将许多基德维引用的英国、法国东方学理论替换成了荷兰东方学学说，并在全书的结尾处增加了许多基德维没有讨论的内容。比如，佐克罗阿米诺托在最后一章放上了伊联的组织章程，这是基德维书中所没有的。不仅如此，佐克罗阿米诺托还关注女性在伊斯兰家庭中的地位，并将他的观点和看法也写入了书中，这在当时的荷属东印度社会是十分有争议的话题。

佐克罗阿米诺托的《伊斯兰和社会主义》在印尼社会引发了巨大反响。很多人认为这本书的出现为印尼社会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因此被广泛运用和讨论。当时从伊斯兰联盟中分裂出来的红派正在研究社会主义理论，他们以欧洲左翼组织、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其他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政党、工人运动为学习对象，希望能够在伊斯兰和社会主义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佐克罗阿米诺托的《伊斯兰和社会主义》与当时在欧洲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吻合，而全书的理论根基又落脚在伊斯兰哲学思想和伊斯兰精神之上，与当时红色伊联的发展理念十分契合。

有趣的是，佐克罗阿米诺托是一个从未去过英国和南亚的人，那么基德维的书是如何引起他的注意的呢？他又是如何习得英语并将基德维的英文版原著翻译成印尼语版本的呢？

在这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发挥了“中间人”的作用，即来自南亚的艾哈迈迪耶（Ahmadiyyah）派穆斯林。这种说法在印尼社会极具争议，因为近二十年来，艾哈迈迪耶群体在印尼的名声并不好。在伊斯兰教中，穆罕默德被尊为先知和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的言行录——圣训，是所有伊斯兰教徒的信仰、行教、立法和社会生活的准则。而艾哈迈迪耶派成员不仅崇拜穆罕默德，还崇拜艾哈迈迪耶派的创始人米尔扎·古拉姆·艾哈迈德（Mirza Ghulam Ahmad）。他是19世纪活跃于南亚地区的伊斯兰教领袖，被奉为穆罕默德之后的又一位先知。而对于印尼主流穆斯林社会而言，信奉一位新的先知背离了伊斯兰教义，是离经叛道的。因此，艾哈迈迪耶派的在印尼社会中一直备受争议。

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艾哈迈迪耶派的出现对穆斯林世界而言意味着一次巨大的革新。艾哈迈迪耶派十分注重传教工作，也曾经向多个国家和地区积极派遣传教士，其中包括英帝国内的南亚、非洲东海岸、马来亚等地区。除此之外，艾哈迈迪耶派的影响还拓展到了土耳其、海岛东南亚、泰国南部等地。

在20世纪20年代，艾哈迈迪耶派开始从南亚向印尼群岛派遣传教士，最早展开传教工作的便是爪哇文化中心、伊联势力影响较大的日惹。佐克罗阿米诺托与这些来到印尼的传教士进行了密切的交流，定期与传教士会面学习语言或者讨论宗教问题，这些传教士中也有佐克罗阿米诺托的英语老师。福格博士认为，佐克罗阿米诺托正是通过艾哈迈迪耶派传教士提供的资料才接触到基德维的著作《伊斯兰与社会主义》，而基德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在英国与艾哈迈迪耶派有过短暂的接触。

印尼伊斯兰联盟党（PSII）1953年全国大会海报。 Kevin Fogg提供

福格博士依据佐克罗阿米诺托儿子哈索诺·佐克罗阿米诺托（Harsono Tjokroaminoto）的口述史推测，基德维的著作是佐克罗阿米诺托学习英语时练习翻译的文本。哈索诺是印尼社会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它在20世纪50年代末加入印尼伊斯兰联盟党（PSII），并扛起了伊斯兰团体参政的大旗。哈索诺的口述史记述了其父与艾哈迈迪耶派成员一起读书的场景。而哈索诺本人也曾经被父亲送到南亚艾哈迈迪耶派聚居区学习伊斯兰教知识。

有趣的是，艾哈迈迪耶派的教义肯定并创造性地借鉴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以来对现代性，尤其是理性主义的追求。自此，伊斯兰教从原先仅作为一种“启示”的宗教发展成了一个严肃对待理性主义的宗教。这种对伊斯兰教的解读与欧洲现代科学、法制进步和城市化进程进行了系统性融合，对于伊斯兰教的现代化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而当时的印尼知识界正在试图出版能够有效调和高等教育所强调的理性主义和传统伊斯兰教关系的书籍，因此，艾哈迈迪耶派的宗教理念对印尼知识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价值在也得到显著体现。佐克罗阿米诺托也在艾哈迈迪耶派思想的基础上开展了许多工作，试图将伊斯兰教与现代性进行融合。

印尼语《伊斯兰和社会主义》首次出版于1923年前后，于动乱的三四十年代再版。印尼独立后，此书在五十年代被重印三次，随后却因为苏哈托政权对印尼左翼的打击于六七十年代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到了八九十年代，尤其是1998年苏哈托政权于倒台后，《伊斯兰和社会主义》又被大规模再版。2016年，德国出版商希望出版一本关于东南亚主要本土思想家的文选。当德国出版商询问印尼学者哪些可以被视为印尼现代思想精髓的书籍有翻译出版的价值时，日惹国立大学的一名教授推荐了佐克罗阿米诺托的这本《伊斯兰和社会主义》，认为这本书展现了印尼思想的创造力。而我们已经知道，这本书本身就是从基德维的英文版翻译成印尼文版本的，德国出版商将其从印尼文重新翻译成英文出版的做法颇具讽刺意味。

伊斯兰社会主义对印尼政治的影响

介绍完佐克罗阿米诺托的《伊斯兰和社会主义》及其传播过程后，福格博士又深入探讨了这一文本转译对印尼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尤其是是对印尼早期民族主义者的影响。

被誉为印尼共和国之父的苏加诺与佐克罗阿米诺托有着十分紧密的私人关系，苏加诺的思想也深受佐克罗阿米诺托的影响。不仅如此，印尼的伊斯兰教政党马斯尤美党（50年代印尼最大的伊斯兰政党）的领导人深受伊斯兰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可见，这本书对当时印尼的社会主义者而言具有重要的启示。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基德维和佐克罗阿米诺托的书中都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明显分歧。印尼共的领导人曾经在20世纪二十年代拜访过佐克罗阿米诺托，与他有过短暂接触，但是印尼共产党所坚持的则是更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所以伊斯兰社会主义对它的影响并不是非常突出。但印尼共领导人也经常会引用一些佐克罗阿米诺托著作中的内容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伊斯兰教是兼容而非相互冲突的。

印尼国父、首任总统苏加诺是佐克罗阿米诺托的得意门生，其第一任妻子就是佐克罗阿米诺托的女儿。苏加诺一直在试图寻找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纽带。这种关于国家意识形态的讨论在印尼建国初期的20世纪50年代尤为激烈，伊斯兰教、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如何在印尼共存是苏加诺亟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优素福·维比索诺（Jusuf Wibisono）著《伊斯兰与社会主义》。Kevin Fogg提供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与日俱增，而印尼的社会主义思潮也处于极为活跃的时期。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使包括伊斯兰宗教界人士在内的广大印尼民众注意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吸引力。印尼马斯友美党（Masyumi）依靠伊斯兰教士联合会（Nahdlatul Ulama）和穆罕马迪亚（Muhammadiyah）等伊斯兰组织的群众基础，在成立后不久便成为印尼规模最大的政党之一。马斯友美党领袖优素福·维比索诺（Jusuf Wibisono）的思想深受佐克罗阿米诺托的影响，认为伊斯兰政党自身必须确定其社会主义立场。维比索诺对伊斯兰社会主义的讨论理论性与系统性兼备，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存在一定偏差，认为马克思对于宗教的论述不符合印尼的“建国五基”（Pancasila ）中的第一条“信仰神道”。基于这个原因，许多印尼政党始终对坚持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印尼共产党心怀芥蒂。

之后，福格博士总结了印尼伊斯兰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包括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对于资本主义的限制，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以及政府为实现社会的共同目标而制定与伊斯兰教义相符的指导政策等。伊斯兰社会主义强调保障穷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在保护私产的同时希望政府可以对石油、矿产等特殊行业进行国有化改造，在政府监管过程中伊斯兰教应当为政策的制定提供指引。

值得注意的是，进一步发展伊斯兰社会主义学说的知识分子们往往在殖民时期的荷兰学校接受教育，大多没有伊斯兰宗教学校的教育背景，所以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伊斯兰学者（Ulama）。在一定程度上，伊斯兰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们与传统伊斯兰学者的观点相悖，前者还常常抨击后者对信徒的压迫。尽管伊斯兰社会主义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渐渐淡出了印尼的政治舞台，其支持者对伊斯兰教义的创造性解读为后殖民时代印尼社会的宗教与政治生活注入了不容小觑的动能。

责任编辑：伍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