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以为鲁迅有一天会幡然悔悟)

乔丽华

编者按:“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作为鲁迅的旧式太太,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朱安留下的话语不多,但句句都令人震撼。

这些年来,“朱安”已然是一个较为热门的话题,也成为人们认识鲁迅的另外一个切面。《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是迄今唯一一部鲁迅原配夫人朱安的完整传记,作者乔丽华通过走访朱氏后人,实地勘查采访,钩沉相关史料,搜集各方面人士的回忆,记录了她的人生,以及她对鲁迅的影响。

杨绛先生看到这本书后曾说,“朱安最后那一声凄惨的呼号,实在动人怜悯。常言‘一双小脚三升泪’,她却为此成了一件无人珍惜的‘弃物’!”

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以为鲁迅有一天会幡然悔悟)(1)

新女性

日本作家中村龙夫曾这样描述北京时期的朱安:“鲁迅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的讲师,西三条的新住所女学生来访的很多。朱安观察着来访的新时代姑娘们的活泼举止,和她们相比自己真是个乡下佬,一个老太婆。”

中村龙夫的记载,也许是从朋友那里听到一些传闻,但他对朱安心理的揣摩大致是可信的。

鲁迅早期的小说中很少写到“新女性”,因为在他此前的生活中,几乎很少与这样一类女性打交道。鲁迅笔下的女性,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祝福》中的祥林嫂、《故乡》中的豆腐西施杨二嫂、《离婚》中的爱姑、《明天》中的单四嫂子等等,她们都是以故乡的妇女为原型。《呐喊》《彷徨》中也有几篇描写了北京知识分子家庭里的“太太们”,如《端午节》中方玄绰的太太,《肥皂》中的四铭太太,《幸福的家庭》中的主妇等。

这些“太太们”几乎都不大有知识,面色是灰黄的,所关心的无非是柴米油盐,丈夫的薪水,偶尔还会撒撒泼。他描写起这些太太们,信手拈来,十分生动,如训斥孩子的主妇的神态:“腰骨笔直,然而两手插腰,怒气冲冲的似乎豫备开始练体操。”又如方玄绰拿不到薪水被方太太鄙夷:

……但比起先前来,方玄绰究竟是万分的拮据,所以使用的小厮和交易的店家不消说,便是方太太对于他也渐渐的缺了敬意,只要看伊近来不很附和,而且常常提出独创的意见,有些唐突的举动,也就可以了然了。到了阴历五月初四的午前,他一回来,伊便将一叠账单塞在他的鼻子跟前,这也是往常所没有的。

“一总总得一百八十块钱才够开消……发了么?”伊并不对着他看的说。

在方太太身上,无疑有着八道湾里太太们的影子,从羽太信子到芳子、朱安,她们都是依靠着男人的薪水过日子的主妇。许羡苏曾指出,《幸福的家庭》里所描写的床底下堆着劈柴、墙角堆着大白菜的那种局促的生活,正是鲁迅与朱安在砖塔胡同生活的写照。

《伤逝》中的子君是作为新女性的形象而出现的,但正如不少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子君的身上,也分明有着朱安的影子。最初的子君是无畏的,大胆的,有着新女性的姿态,但和涓生同居后,她关心的范围局限于每日的三餐、小油鸡和一只叫阿随的狗,与同院官太太之间的明争暗斗,她的神情不再活泼,一张灰黄的脸,神色凄然,“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

荆有麟曾写道:“鲁迅先生笔下,无论是论文,是杂感,或者散文与小说,很少写到恋爱同温暖的家庭。在《野草》上虽有《我的失恋》,在《彷徨》上虽有《幸福的家庭》,但那‘恋’与‘家’,是充满了怎样失望与狼狈的气氛,便不难想象鲁迅先生的婚姻同家庭生活了。”

从1906年结婚起,到1926年,整整20年,鲁迅的家庭生活是和朱安这样一个旧式女性联系在一起的。鲁迅对旧女性太熟悉,太了解了,因为她就真正切切地在他眼前,形影不离,时时刻刻让他体会到“浓黑的悲凉”。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朱安“作为一个旧式女性,在不断追求着新社会的丈夫的心中,她像一片无法医治的病灶一样牢牢地驻扎下来。”

虽然他称她为“妇”,当她不存在,可是他提笔的时候,盘旋在他脑海的正是那个整日愁眉苦脸操持家务的主妇,“两只阴凄凄的眼睛恰恰钉住他的脸”,将他逼到墙角,无路可逃。

然而,情况也在发生变化。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是新文化的发源地,这里聚集着大批的知识分子,其中也包括从各地来到北京求学的女学生。这一时期比起“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社会上对于“自由恋爱”、男女社交有了更大的包容度。此时的鲁迅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女性。查鲁迅日记,从八道湾到西三条,特别是他担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师后,常有一些女学生登门拜访,她们都是与朱安迥然不同的新女性。

最早出现在鲁迅家里的女性有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许羡苏、俞芬、俞芳、俞藻三姐妹等。此外还有一位王顺亲。

王顺亲(1899-1947),本名王纯卿,浙江绍兴人,鲁迅日记中写作“王顺亲”。1925年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毕业后先后在武昌女中、浙江金华八婺中学等校执教。抗战爆发后,全家逃难到绍兴会稽山腹地汤浦,在舜阳中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在绍兴县立初级中学任教。,1925年元旦的鲁迅日记里记载他们一起去吃饭、看电影:

一日 晴。午伏园邀午餐于华英饭店,有俞小姐姊妹、许小姐及钦文,共七人。下午往中有天看电影,至晚归。

不久鲁迅家里又回请孙伏园等:

二十五日 晴。星期休息。治午餐邀陶璇卿、许钦文、孙伏园,午前皆至,钦文赠《晨报增刊》一本。母亲邀俞小姐姐妹三人及许小姐、王小姐午餐,正午皆至也。

许羡苏与俞氏姐妹都是绍兴人,她们都是鲁迅家的常客。

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以为鲁迅有一天会幡然悔悟)(2)

左起:俞藻、俞芳、鲁迅的母亲鲁瑞、许羡苏。

以上这几位小姐,除了王顺亲有点陌生,其余几位都是鲁迅家里的常客。王顺亲本名王纯卿,也是浙江绍兴人,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后不久,与许羡苏、俞芬等结识。这几位小姐,因为同乡之谊,所以与鲁迅一家来往密切。特别是鲁老太太初到北京时,听不懂北京话,也吃不惯北方菜,处处都不习惯,因此非常喜欢她们来串门。据许羡苏自述,她们还常给老太太和大太太代买物品:

“以后我和俞芬无形中成了老太太和大太太的特约采购员,每到星期日去八道湾的时候,把上一星期她们二位嘱买的东西送去,临走时她们又把要买的东西告诉我们。……这使我和俞芬成了每周必去的访客,尽量的讲绍兴话,吃家乡菜,临走还用口袋装走吃不完的点心。”

俞芳也有类似的回忆:

“这之前,常听我大姐和她在绍兴读书时的老同学许羡苏姐姐谈到太师母,知道太师母从绍兴搬到北京,话听不懂,生活不习惯,每遇到绍兴人,听到乡音,她就非常高兴。特别是许羡苏姐姐和大姐,在绍兴读书时是三先生(周建人)的学生,所以太师母待她们格外亲热,平时常托他们代买些东西,戏称他们是她老人家的‘活脚船’。”

鲁瑞爱看古典小说,也常常嘱托王纯卿代购。鲁迅开设中国小说史课程,有的讲稿曾请王纯卿誊抄。据说后来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合,王纯卿穿针引线,起了不小的作用。

鲁老太太是个喜欢热闹的人,因此很欢迎这些绍兴籍女学生来做客。不过,自1924年前后,鲁迅接触的女性范围不再限于绍兴籍。这一时期在他日记中常出现的女性访客中,不乏朋友的恋人或太太,如吴曙天,当时是章衣萍的恋人,也是一位才女。

1924年秋,他们由孙伏园介绍与鲁迅相识,经常访问鲁迅。此外,如荆有麟和金仲云夫妇也常双双上门拜访。而更多的是女师大的活跃分子,如陆晶清、吕云章 吕云章、林卓凤 林卓凤等。自然,还有一位许广平,从1925年3月第一次与鲁迅通信起,她不仅成了这家中的常客,后来有一段时间还住在了这里。

1924年9月至1925年,鲁迅日记里还多次提到一位胡萍霞。1924年9月14的日记提到一位胡人哲:“十四日 昙。星期休息。上午杨荫榆、胡人哲来。”杨荫榆时任女师大校长,这天是来送聘书的。胡人哲当时为该校舍监,又名萍霞,湖北孝感人,1920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保姆讲习科毕业。从日记看,胡萍霞有一段时间常给鲁迅写信,还寄文稿向鲁迅求教。关于这位胡人哲,徐伏钢《张友松:藏在鲁迅日记里的翻译大家》一文里顺带也提到了她:

……我原来以为,张友松早年的南洋之行是因了郁达夫的介绍。直到后来我举家移民新加坡后,在新落成的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九楼中文图书部查阅资料时才发现,其实张友松是在1921年夏天中学毕业后,受了当时在苏门答腊教书的一位叫做林熙盛的中学同学邀请,同大姐一道来南洋的,比郁达夫早了整整 20年。

他们这趟下南洋,随行带了张挹兰的大学同学、一位叫胡人哲的女教员,原本是要介绍给林熙盛做太太的。不想到达苏门答腊后,林嫌胡人哲人“太丑”,而胡也嫌林熙盛“不懂文学”,结果两人恋爱没有成功。

后来胡人哲在当地嫁给同一所学校的一位“自命为文学家”的青年同事,此人姓李。谁知结婚不到三个月,新郎官“李文学”就死了。胡人哲为此在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以后回中国写了一些伤感的诗文发表,引起鲁迅同情和抚慰。张友松回忆说,以后她病重时,鲁迅还曾两次亲自上门探望。

胡人哲与张友松的姐姐张挹兰是同学,1927年张挹兰与李大钊等被杀害后,胡人哲在《中央副刊》上发表了《念挹兰》(诗)、《所不能忘怀的惨死者——挹兰》及《李大钊同志之被捕》等纪念性文章,她还在《中央副刊》第十五号(1927年4月5日)发表《企望我们的领导者——鲁迅先生》,署名“萍霞”,可见她也是鲁迅的崇拜者之一。1924年12月20日的鲁迅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下午访胡萍霞,其病似少瘥。”可见鲁迅确实去探望过病中的这位才女。

以上我们对鲁迅1923年至1926年间接触较多的女性做了一个粗略的扫描。她们大多是20岁出头的在北京求学的知识女性,是时代的佼佼者。她们剪短发、穿黑布裙,态度落落大方,浑身上下散发着清新的气息。相比之下,当时的朱安,已经四十多岁,从外表到着装都显得暮气沉沉、过时落伍:

大师母个子不高,身材瘦小;脸型狭长,脸色微黄,前额、颧骨均略突出,看上去似带几分病容。眼睛大小适中,但不大有神,而且有些下陷,梳发髻。脚缠得很小,步履缓慢不稳。她当时虽只有四十多岁(比大先生大两岁),可是穿着打扮比较老式,除夏天穿白夏布大襟短衣,下系黑色绸裙外,其他季节的衣服都是色泽较深较暗的,朴素整洁。从外形看,是旧式妇女的典型模样。平日少言寡语,少有笑容。

来到北京后的朱安,就是以这种“老式”的形象出现在访客的面前。女学生们打量着鲁迅的这位旧式太太,怀着一丝好奇和些许的同情,那眼光仿佛是打量一件老古董。许广平在给鲁迅的信里直言不讳地称其为“遗产”:

“旧社会留给你苦痛的遗产,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就难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

1926年11月22日许广平致鲁迅的信,《鲁迅全集》第11卷,第224页。其他进出这个家的女学生们,对于鲁迅的这位旧式太太,照理应该有一些印象,但从陆晶清、吴曙天等的回忆录里,我们看不到她们的任何观感。许广平的话,基本代表了她们这批新女性的观点。

也许,对反抗旧家庭跑到大城市来的女学生们来说,朱安这样的小脚女人实在是太煞风景了!许羡苏与这个家庭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但她后来的回忆录只是客观叙述鲁迅一家的生活,几乎不流露自己对于“朱氏”的看法或评价。因此,除了俞芳那篇展示朱安内心的充满同情的文字,我们竟找不到其他同性者来见证朱安当年的生存状态。

生活在北京的朱安是寂寞的,因为不被丈夫所爱,她不可能像别的太太那样拥有自己的交际圈子,她的生活空间极其狭窄和封闭,生活极其单调。对她来说,所谓外面的世界就是那些来来往往的客人们。即便是足不出户,从来访的客人身上,朱安也本能地察觉到鲁迅的生活正因她们而发生着变化。

在中村龙夫的文章里有一段描述朱安对于许羡苏的感受:

在女学生中最为频繁来访的是许羡苏。羡苏是俞芬的同学。到西三条来的时候,从买点东西开始,把朱安泡好的茶送到鲁迅房间里,有时也帮做细小的家务。

有时候晚上很迟了还在鲁迅房间里。鲁迅就派常来拉车的车夫送她到校舍里去。

在鲁迅的日记里,每行开头有H字的是有关许羡苏的事情,因为许的音标记号是Hshu的缘故。在师生之间好像有了秘密关系,朱安用女人的感觉也是可察觉的。

有时候,鲁迅带着羡苏回来的情况也有。

“师母!我把这买来啦!”

说后,她把一包东西交给了朱安。这是朱安从来没有看到的西洋点心,朱安把沏好的茶拿到丈夫房间去的时候,两人就急忙把话停下来了,羡苏斜着眼看窗外。朱安在这个女学生身上有看到女人的感觉。

中村龙夫说“H”代表许羡苏,这是不确的,而且他的描述更像是在创作。但也可以想象,当女学生踏进家门时,朱安的心情必定是很复杂的。作为一个没有知识,没有谋生能力的家庭妇女,她的自卑是双重的。在男性面前,她已经习惯了低头。在新女性面前,她又一次发现了自己的缺陷,陷入更深的自卑。在她们面前,她本能地封闭起自己的内心。就像是蜗牛的触角,遇到异物,立即把身体缩回到黑暗的壳里,从此活得越来越瑟缩。

身为旧女性,朱安对于新女性抱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和敌意,这是可以理解的。也许,对于所有来访的女学生,她都会因为自卑而对她们抱着一种戒备。当她目送家中那些穿着竹布短衫玄色短裙的女学生,当她端茶递水时,见大先生正在读着不知是什么人的来信,她的心情大约是很沮丧的。以她的能力,她无法了解大先生心里在想些什么,只是在一旁担心地窥伺着,“失掉了她往常的麻木似的镇静,虽然竭力掩饰,总还时时露出犹疑的神色来……”

落地的蜗牛

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以为鲁迅有一天会幡然悔悟)(3)

1925年的鲁迅。

不知是从哪一天起,她发现大先生的神情发生了某种变化。中秋节的时候,大先生和女学生们一起喝酒,在朦胧的醉意中拍打一个个女学生的头;又某晚,大先生替借住在家中的许广平剪头发……她第一次发现,一向冷峻的大先生竟然也有柔情的一面。而这,都是因为一个新女性的出现。

察觉到这一点,朱安的内心肯定有种说不出的落寞。而鲁迅这方面,内心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挣扎。鲁迅对于女性的看法一度是万分悲观的。1923年12月他在女高师文艺会上发表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指出娜拉离开家庭后的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饿死了”。

据俞芳回忆,曾有不少人劝说过鲁迅放弃朱安:“当时大先生的朋友、学生们都是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大多思想进步,特别是孙伏园、章川岛、常维钧等人,思想都很解放。他们都曾劝过大先生,有的直言不讳地说:既然没有感情,就送她回娘家,负担她的生活费,这是很客气也很合理的办法,何必为此苦恼着自己,和她一起做封建婚姻的牺牲品呢?”

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以为鲁迅有一天会幡然悔悟)(4)

青年时代的许广平,摄于1926年左右。

确实,在对待婚姻的问题上,鲁迅跟同时代知识分子如胡适、陈独秀、徐志摩等相比,都要更为彷徨,更为矛盾。在巴金的小说《家》中,觉新身为高家的长子长孙,不得不牺牲掉个人的自主选择,按照家族长辈的意思走进婚姻生活。“接受了新思想,却生活在旧式的空气中”——这正是鲁迅那一代人命运的写照。

然而,就拿鲁迅和胡适来说,他们的做法也不尽相同。作为“五四”时代名噪一时的新人物,鲁迅与胡适的婚姻都是全凭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是地地道道的旧式婚姻。

但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在“五四”时期,曾经获得社会上各种人物的赞许,特别得到许多旧人物的恭维,被认为是旧式婚姻中罕见的幸福的例子。对此,胡适在写给好友胡近仁的信中曾有如下表白:“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胡适出于对母亲的孝心,对江冬秀的同情,奉母命成婚。这一点与鲁迅并无不同。但他于婚后又“力求迁就”,极力表现闺房之爱,强以恩爱的外表,来掩饰无爱的内心,这鲁迅是绝对做不到的。

鲁迅的矛盾在于,他决定陪着无辜的女性做一世的牺牲,可同时他又不愿意迁就朱安的那些缺点,不愿违心地表示“虚伪的温存”。当然,可能也因为这是“母亲娶来的媳妇”,碍于母亲的情面,考虑到母亲的感情,他也很难有所决断。

20年的时光,他就这样带着压抑痛苦的心情步入中年,心理承受着巨大的煎熬,也把自己逼到了一个死角。但也许,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下,反而能获得转机。在1925年写作的《伤逝》中,他反反复复地念叨着“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为的是免得一同灭亡。”正如小说的主人公涓生,他的内心在苦苦地挣扎:

我同时豫期着大的变故的到来,然而只有沉默。

我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了,忏悔了。

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还活着。

1925年的鲁迅,内心交战着。“他”曾想到“她的死”,不想被“她”捶着衣角,一同灭亡。虽然他马上萌生了一种罪恶感,自责而且忏悔。但毕竟,他曾希望过“她的死”,在心底里宣告了“她的死”。

我们知道,最终促使鲁迅“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的人,是许广平。经历了女师大学潮、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对女性的评价明显发生了变化。在发表于1926年4月的《记念刘和珍君》中,他写道: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这意义,不止是证明了中国女子的勇毅,而且也让鲁迅重新认识了女性的美好。

1926年8月26日,鲁迅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离开北京,走向新生活的那个时刻:

二十六日 晴。……子佩来,钦文来,同为押行李至车站。三时至车站,淑卿、季芾、有麟、仲云、高歌、沸声、培良、璇卿、云章、晶清、评梅来送,秋芳亦来,四时二十五分发北京,广平同行。

他是和许广平一同出发的。北京车站上送行的人群中,没有母亲和朱安。她们站在西三条的门口,目送他远去的身影,直到消失在胡同尽头。这一幕就像鲁迅18岁的时候离开故乡,不忍回头看年迈的母亲流泪的样子。也许他也有一点怕看见站在母亲身旁的那个矮小的身影,她那落寞的神情……

鲁迅离开后的西三条里更寂静了,幸而有许羡苏一起帮忙管理家务事,还有俞家三姐妹也常常过来,陪老太太说说话。许羡苏深得老太太的喜欢,她在西三条,完全就像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员。有人认为,如果鲁老太太还能选择一次媳妇,她一定会选择许羡苏。但是,鲁老太太一定也明白,这种事只能由本人自己做决定。

鲁迅1927年1月11日致许广平的信里提到“令弟”,即许羡苏:“我托令弟买了几株柳,种在后园,拔去了几株玉蜀黍,母亲很可惜,有些不高兴,而宴太即大放谣诼,说我在纵容着学生虐待她。力求清宁,偏多滓秽,我早先说,呜呼老家,能否复返,是一问题,实非神经过敏之谈也。”

“宴太”即羽太信子,意指他当年是被日本女人赶出家的。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同居一事,也是由这位二太太告知了朱安。1929年5月鲁迅只身一人回到北京看望母亲,才知道关于他和许广平同居的事,在京城已经传得纷纷扬扬:

“关于咱们的故事,闻南北统一以后,此地忽然盛传,研究者也很多,但大抵知不确切。上午令弟告诉我一件事。她说,大约一个月前,某太太(指朱安)对母亲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带了一个孩子回家,自己因此很气忿。而母亲大不以气忿之举为然,因告诉她外间真有种种传说看她怎样。她说,已经知道。问何从知道,她说,是二太太告诉她的。我想老太太所闻之来源大约也是二太太。而南北统一后,忽然盛传者,当与陆晶清之入京有关。我以小白象(指许广平已经怀孕)之事告知令弟,她并不以为奇,说,这是也在意中的。”

朱安从羽太信子那里听说这消息后,并不是直接说出来,而是对婆婆称自己做了一个梦。她气忿的心情不难理解,但她向来都是听婆婆的,这一次也不例外。

鲁老太太听说许广平怀孕的事,自然是喜出望外。鲁迅给许广平的信里写道:

“……前日到家,母亲即问我害马为什么不一同回来,我正在付车钱,匆忙中即答以有些不舒服,昨天才告诉她火车震动,不宜于孩子的事,她很高兴,说,我想也应该有了,因为这屋子里早应该有小孩子走来走去了。这种‘应该’的理由,虽然和我们的意见很不同,但总之她非常高兴。”

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以为鲁迅有一天会幡然悔悟)(5)

在北京,可以设想,朱安身边几乎没有能吐露心事的人,也没有人能为她纾解内心的烦闷。有一回鲁迅自上海寄来照片,告知与许广平同居的消息,虽然早就预料到了,但朱安还是很难过。当俞芳问她“那你以后怎么办呢”,她一下子被触动了心事,显得相当激动:

“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她又给我打了一个比方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她说这些话时,神情十分沮丧。她接着说:“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太师母)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俞芳听了很意外,她久久地看着大师母,但一时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安慰她。她想不到一向沉默寡言的大师母会对她说这些话,感觉眼前好像真有一只蜗牛落地跌伤了,再也爬不起来了。她记得大师母曾偷偷跟她们学体操,曾经也在老太太的劝说下剪去了发髻,不错,她一直都在努力,努力向上爬,希望有一天能接近大先生,可是,最终还是落空了……

这是朱安唯一一次对外人诉说自己悲哀的心境。大概实在是无人诉说吧,她竟然向比自己年纪小三十多岁的邻家女孩敞开了心扉。可是,她马上又觉得自己失言了,连忙叮嘱俞芳:“我也是随便说说的,你不要把话讲出去。”俞芳忙向她保证不会说出去,她一本正经地回答:“是的,是的,我相信你口紧,才和你说的。”或许,她觉得自己流露了某种妒忌的情感,这是不妥当的。

据荆有麟回忆,有一回,朱安曾有过这样的抱怨:

据先生太太朱女士在北平时,对内人讲:“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先生的婚姻生活,可见一般了。

荆有麟的太太名金仲云,根据鲁迅日记,她自1925年7月起曾多次和荆有麟一起到西三条拜访。大概就是这一时期朱安向她吐露了心事。从这抱怨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因为没有生儿育女,朱安感觉到自己被婆婆嫌弃,她的内心承受着不小的压力。

1929年9月27日海婴出世了。据俞芳说:消息传来,太师母十分高兴。当大师母得到这个喜讯时,也十分高兴。她为什么高兴呢?原来她思想上已考虑过:当时她自己已是五十出头的人了,过去常常暗自思忖,此生此世是不可能有孩子了。按绍兴习俗,没有孩子,也属妇人的一个“过错”。现在有了海婴,他是大先生的儿子,自然也是她的儿子。

整个社会,包括她自己无端加给她的“罪名”,现在得到赫然“赦免”,怎么不高兴呢?而且,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她想到有了海婴,死后有海婴给她烧纸,送羹饭,送寒衣……阎罗大王不会认为她是孤魂野鬼,罚她下地狱,让她挨饿受冻的。于是她精神上得到了安慰,所以很高兴。

因为有了这样的想法,或者也是出于无奈,朱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鲁迅1932年11月回京探望生病的母亲,这期间他给许广平的信中提到:“某太太于我们颇示好感,闻当初二太太曾来鼓动,劝其想得开些,多用些钱,但为老太太纠正。”这“某太太”,就是指的朱安,她的“好意”里面无疑有着把许广平作为第二夫人而表示接纳的意思。对朱安的顽固的旧式思维,鲁迅采取的是不置可否的态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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