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之十二诸侯年表(史记张掖月氏与昭武城)

史记之十二诸侯年表(史记张掖月氏与昭武城)(1)

月氏是昭武的先民,而昭武又是临泽先民发祥地,也是河西文明的发源地。因此,研究和探索月氏与昭武城的发展演变就具有一定价值。

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今天的昭武曾一度称月氏城、昭武郡、昭武县,昭武堡子;解放后又称昭武区、昭武村。郡、县、乡、里,这一现象的背后彰显的是月氏先民生生不息、一往无前的历史轨迹,也折射出中华民族大家庭波澜壮阔、相容共生的发展历程。

据《张掖地区志》载,约公元前6000~5000年,禺氏(月氏)族的一部分从山东半岛沿黄河向西迁徙;约在夏商之际,定居于河西走廊东、中部地区。

帝尧陶唐氏86年,禹治水成功。《史记•夏本纪》载,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从此,古张掖开始出现原始农业和畜牧业。

公元前2205年,张掖属雍州之城,西戎氏之故墟。禹封少子河宗于西戎,世代为首领。

昭武故地是月氏民族的活动中心,这是张掖历史上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远在新石器时代,月氏人已经开通了“玉石之路”,将新疆和田的玉石驼运至尧舜的都城交易,换取中原的丝绸,这种原始的贸易历经夏、商、周三代,一直没有停止。

公元前1115~1078年,居于黑河流域的的禺氏(月氏)向周成王敬献良驹。公元前985年3月,河宗子孙蒯柏棨向巡幸河西的周穆王献豹皮和良马。历史学家岑仲勉说,禺知(氏)就是月氏,居住在今张掖、临泽一带。蒯柏棨是黑河流域昭武一带月氏人的首领。

月氏人属于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后来之所以在昭武筑城,民间有一个传说。

相传很久以前,逐水草而居的月氏王,一次狩猎来到昭武这块水草茂美的地方,他骑在高大的马背上向南远眺,巍巍祁连白雪皑皑,向北一瞅,绵绵合黎青翠欲滴,袅袅雾岚中百鸟和鸣,山脚下涛涛弱水一泻千里,令他心旌摇曳。于是月氏王率领侍卫在茂密的芦草丛中放马狂奔。忽然,一对交配的马鹿跃入他的眼帘。他手下的部将看见这对高大的马鹿狂喜不已,不等他取箭,便已张弓如月,引箭如飞,只见一朵五彩祥云从马鹿驻足的地方冉冉升起,两只马鹿踩着祥云飘向空中。月氏王眼见马鹿升空,顷刻消失在白云蓝天之间,便驻马神思。只见脚下这块草地东侧一湾大湖呈月牙形,草地象凸凹的半圆,北面弱水发出“哗哗”的声响,南面的祁连山像一座硕大的屏障,山随地势,水从洼流,恰似一幅天造地设,奇妙瑰丽的八卦图。刚才马鹿所在的地方正是八卦的中心。月氏王心中大喜,放马狂奔到马鹿驻足的地方,将一支花翎箭矢插在草地,并以此为中心,向东西南北各走九九八十一步,修筑城池一座,取名“月氏城”。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月氏人建立自己的城堡,还有一个原因的物资交换的需要。如果没有相对固定的场所,稳定交换就无法实现。

春秋时期,月氏人的活动范围大大拓展,向东直到陇西,与秦国建立物物交换关系,成为秦与西方各部族货物流通的中介。战国时期,西域各国的商队千里迢迢到达月氏城,将中原的丝绸运往西方,可以说是开通了最早的丝绸之路。战国后期,月氏的势力更是如日中天,已有“控弦十万”之众。它一举击败另外一只活跃的少数民族乌孙,尽占河西地区。这些都需要城市做支撑。可以说,月氏城就是的古代城市的缩影。

公元前221年,月氏进入全盛时期。月氏王姓温,建都祁连山北昭武城。

公元前209年匈奴头曼单于把其子冒顿送至月氏为质,结果冒顿盗取月氏善马逃回匈奴。冒顿即位为单于后,约在公元前205~前202年间举兵进攻月氏,月氏败。公元前174年冒顿单于派右贤王领兵西征,月氏人抵挡不住匈奴的强大攻势,只得被迫放弃昭武故地,向西迁移到遥远的伊犁河南部定居下来,史称大月氏。还有一些跟不上西迁队伍的老弱病残,留下来进了南山(祁连山),历史上称这一支为小月氏。

到了西汉文帝时,大月氏也受到匈奴的打击,又继续西迁到阿富汗境内的阿姆河,击破大夏,建立了大月氏国,后来又渐渐由衰转盛,但他们始终念念不忘弱水之畔的故园昭武城。据《隋书•西域志》记载:“月氏人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支庶各分王,皆以昭武为姓,以示不忘本也。”

公元前121年秋,霍去病率兵越大漠战焉支,攻祁连,在到达昭武故地时,盘踞昭武城的匈奴人已闻风而逃,汉军将士顺利进入昭武城,并一举围歼了匈奴浑邪、休屠二王的优势骑兵,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置昭武县,昭武县属张掖郡管辖。从此昭武划归西汉王朝的版图。

公元9年,王莽改制,改昭武县为渠武县。

公元29年,各郡县恢复旧名,渠武县恢复为昭武县。

公元265年12月,避司马昭讳,改昭武县为临泽县。

在这以后的一千多年里,昭武一直以县、乡、里称之。

关于昭武城的具体位置,《隋书•西域传》云:“月氏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据乾隆45年《甘州府志》记载,昭武城在蓼泉城东北40里,板桥东南,乾隆年间古城遗址尚存。据残存遗址估算,古城南北长2210米,东西宽1580米。内有宫城、居宅、寺庙。城垣夯砌而成,墙基厚10~12米,高9米,墙外有壕沟(护城河),东南西有三门。

昭武城的具体方位目前大多数人趋向于今天的鸭暖镇昭武村。但是从史书“昭武城在蓼泉城东北40里,板桥东南”这一记述推测,昭武城当在板桥镇古城村一带。这里民国年间尚有散落的砖瓦、陶器残片。由于黑河河床北倾,在河水动力作用下,北岸屡遭冲刷,古城遗址渐次频河。而今天的鸭暖镇昭武村位于黑河南岸,板桥西南,蓼泉城东南约35里。这与史书记载略有出入。

笔者推测,昭武城由于黑河河床北倾,古城遗址逐渐被河水吞噬。后来鸭暖镇昭武村一带又新建了一座城堡,也称昭武城。规模要比原来的城堡小得多。1941年,考古学家卫聚贤、冯国瑞在鸭暖昭武废城发现14种汉代残砖,有的刻衣襟经宽博,互相跪拜的人像,有的刻市廛吉利语,如利大、日利,大吉等字样。

因此,昭武古城应该在板桥镇古城村一带更为可靠。这里还有三个佐证。

根据民间传说和成书于明末的《敕封平天仙姑宝卷》记载,仙姑在今板桥一带为方便人们过河往来,苦修板桥,感动黎山老母。一天仙姑见河水猛涨,自己所建板桥将被冲毁,便坐在一块即将被冲毁的木板上,逆流而上。仙姑随水而逝,脱凡胎于板桥西十之以外沙滩之上,土人感其恩德,建庙祀奉。从这里可以看出,仙姑当在黑河北岸生活,而仙姑的落水之处与仙姑庙相距40里,可见当时的板桥应该比现在的板桥要上10多里,正是板桥古城所在地。

另一个佐证是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奉命率兵越祁连,跨焉支,西征匈奴。班师被黑河的所阻。从这里也可看出,匈奴的城堡如果在鸭暖镇昭武村一带,那么霍去病率兵就不需要过黑河。正因为匈奴在北岸,才有被黑河所阻的可能。这里也能证明昭武古城在黑河北岸,而不是南岸。

最可靠的证据当属清宣统年间编印的《甘肃新通志》卷四《建置志•沿革表》说,“汉昭武在黑水之阳”,既黑河北岸。同样在《甘肃新通志》卷13《古迹》中也说“抚彝厅昭武古城在厅东北40里,汉置,属张掖郡……遗迹善存,在今板桥东南。”这里也可证明昭武古城在板桥东南一带。如今的鸭暖镇昭武村旧城应该是在民国15年(公元1926年)才开始以县以下地名进入人们的记忆。1950年8月,临泽县设6区,53乡,昭武为第四区,1955年11月撤区,昭武隶属鸭暖乡。1962年1月,临泽县恢复时,昭武大队属鸭暖公社。1983年4月,撤销人民公社,昭武大队改为昭武村。

昭武城原是月氏的都城,后被匈奴占领,汉朝统一后又设置昭武县。那么,“昭武”这个称谓是从哪里来的?斯大林说:“共同的语言是民族的一个特征。”诸多史籍都认为,月氏人的语言“略与羌同”。这说明月氏有自己的语言,既不同于匈奴,也不完全同于羌族。月氏民族的特点之一,就是有自己的语言。

昭武一词,一些学者认为,是外来词的音译,意为“城主”。 汉置县后,“汉县因之”,也就是说继续沿袭了这个称呼。

月氏与昭武城历来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但我们只要从这里切入,就一定能够找到我们的本源,找到那一方“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留得住乡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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