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人们内心灵魂深处的电影（三部影片直击当代人的生活和思考）

【欧洲时报记者张乔楠、陈磊报道】多部电影的导演、制片人也现身本届电影节，在放映结束后的见面会上与观众直接交流。有人就情节、手法提问，有人抒发观影感言，见面会气氛都相当热烈。其中，《宝贝儿》《老阿姨》《透析》中的现实记录意义引发了观众的共鸣。

《老阿姨》：“主旋律在市场与事实间权衡”

《老阿姨》是有关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的电影，情节围绕龚全珍和她的丈夫甘祖昌将军展开，讲述他们从新疆军区到江西老家的故事。新疆军区后勤部长甘祖昌由于三次负伤，主动要求“卸甲归田”回江西老家垦荒。

在影迷见面会上，影片导演雷献禾介绍，“老阿姨”龚全珍面临了三次重大选择。第一，是到了军区之后要不要嫁给甘祖昌部长，两人相差18岁，她比较犹豫；第二，她作为小学老师、知识分子，要回到一个完全不了解的农村，她不太愿意；第三，就是在甘祖昌部长81岁逝世之后，她面临如何继续生活的选择，最后她还是延续了甘祖昌走过的路，七八十岁的时候，她依旧在资助困难学生，积极主持和参与扶贫工作。

《老阿姨》导演雷献禾代李雪健领奖。（图片来源：本文图片均来自欧洲时报德国版）

现场有一名华人观众深有感触。她说：“我是1970年代出生的，小时候很多电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很高兴这么多年过去，长春电影制片厂还拍这么多片子。尤其像今天这部主旋律电影，用生动的方式勾起了我们的回忆。”她还表示，“片子跨度大，前半部分很多细节没有细讲。而后半部分，特别是李雪健老师的演出，很打动我。”

雷献禾导演表示，考虑到影片主要面向年纪较大、有些经历的观众，因此节奏上不能啰嗦拖沓，只能找一些细节来突出、记录这段历史。且在这类非商业片电影资金有限的情况下，片子太长影院场次也不好排，所以就成为现在的样子。

经历多次修改，剧本共有30多个版本。目前放映的影片与最初版本有何重要改动，又为何做这样的改动？雷献禾介绍，最开始希望主旋律影片能被更多观众所接受，某些情节、人物关系就按照剧组的理解来设计，但是改动过程中，越来越觉得应该尊重真实状况，即使这样处理，影片会不太好看。“所以，剧本最后一稿实际上就是那本书，《我和老伴儿甘祖昌》。大量细节和语言台词都出自那本书，她是亲历者，但90多岁了，在采访过程中可能有些东西也说不太清楚了，但书是她许多年来一直在写的，我们就拿那本书来对剧本进行大量修正。”

有德国观众对于影片黑白和彩色画面转换产生疑问。雷献禾介绍，画面从黑白到彩色的变化，是希望以最简单的方式来表达年代推移，以及中国从建国初期逐渐发展起来的大背景。

也有观众询问影片中如饥荒饿死人、文革批斗等历史镜头在过审批时是否遭遇阻碍。导演解释，拍这种电影，的确要找到能过审的方式。“其实最敏感的是开仓放粮，这是分国家财产，是要杀头的。但当时是真的放粮了，因为他是将军甘祖昌。而为了让影片更好过审，我们加了一个细节，甘祖昌给中央发了电报，中央的批准也在最后一刻下达了。这个细节是为了过审而添加的。如今审查也没有过去那么严格，审查制度也在不断改进。”

观众在见面会现场抒发观影感言。

《透析》：“只负责提出问题，呈现事实”

1997年留给许多人的记忆是香港回归，而在导演刘杰的电影里，他却努力用100分钟的镜头记录当代中国法制的发展进程。2007年开拍，2009年制作完毕，10年后的今天，这部电影在第四届德国中国电影节“向大师致敬”单元与观众见面，刘杰本人也亲临现场，与德国当地影迷进行了交流。

“这部电影关注的是1997年中国的新刑法。当时距离新中国成立才40多年，这期间治理国家用的是《惩治反革命条例》，用的是《公安六条》……”，在影片中，邱武因为盗窃两辆汽车而被一审判处死刑，刘杰说：“从1982年开始严打，到1997年新刑法实施，这期间有很多现在看起来很让人诧异的判决。我曾经采访过一个案例，北京一个小伙子，拿皂角在公交车上扎姑娘的屁股，后来他被枪毙了。”

《透析》中，“老戏骨”倪大红饰演的田法官最后在二审维持死刑原判的情况下，于刑场上最后一刻叫停了死刑。在一审和二审中，田法官支持死刑裁决维护的是法律，在刑场上叫停死刑，维护的依旧是法律。许多观众有疑问，田法官这一人物的性格为何在影片的前后会有如此大的反转。

据导演介绍，田法官一角是有真实原型的，无论是做出死刑判决，还是延迟发出二审判决书，到最后刑场上的举动，他都顶着巨大的压力：自己和法院的声誉与公信力，领导的“脸面”，需要肾源的富商集团施加的压力……到最后，一句“这好歹也是一条人命”的大声呼喊，才释放出法官内心的纠结。对他来说，那个时候再不挺身而出，就再也来不及了。

人性是复杂的，刘杰认为，如果一个事情能简简单单讲明白，那也就没有拍成电影的意义了。影片《透析》秉承了导演一贯的风格，那就是“只负责提出问题，呈现事实”。他更喜欢把疑问和解读的空间留给每个观众。又或许，他自己内心也无法轻易找到一个答案。

在杜塞尔多夫的影迷见面会上，有德国观众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他很喜欢影片中的诸多小细节、小场景，比如法官在法院门口被偷的自行车，又在马路边的二手车摊上被摊主卖力地向自己兜售。也有当地观众询问导演，监狱里的情况是否真实。刘杰介绍，监狱中的场景，除了演员奇道饰演的邱武，其他人员均为刚刚释放的罪犯。他还透露，在影片拍摄后期，曾想补拍一些监狱镜头，但却补拍不了，因为“其中有两个后来又犯事被捕了。”

导演刘杰用他的艺术电影，拍摄许多自己想不明白的事情。记录社会民俗、人情的撕裂与纠缠，记录一个时代，也许这就是《透析》在10年后重新展映的现实意义。

导演刘杰现身见面会，并与观众交流。

《宝贝儿》：“意义大过结果的事，需要有人去做”

平静而有力是刘杰导演作品一以贯之的风格。在第四届德国中国电影节“向大师致敬”单元展映的《宝贝儿》，将目光聚焦在了重残儿童以及他们的寄养家庭。

据相关部门保守估计每年有约10万儿童被遗弃，绝大多数是残疾儿童，其中17.9%的孩子被寄养在非亲家庭里。

九年磨一剑，刘杰坦言，弃婴这个题材的把控有一定难度。此外，筹划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探索的过程。投资方和合作方并不是十分看好这个题材，因为对于大家有道德压力。

这是一个拯救的故事，可以理解为拯救别人亦可以当作是自我拯救。这样的故事，放在“商业片大跃进”的当下，生存环境不容乐观。不过，总有一些意义大过结果的事，需要有人去做。

为了尽可能地还原现实，《宝贝儿》的拍摄甚至采用了“无剧本”的纪实手法。刘杰表示，正是因为没有剧本，拍摄会更加辛苦一些。人物要做出什么反应、需要说什么话、所说的话是自己口中的还是片中人物口中的？这都是剧组每天讨论的问题。

女主杨幂坚持的“我就是你们觉得应该死掉的小孩，我治好了”，孩子父亲所说的“你们想过她以后吗，她没得以后”，以及小军口中的“如果她活下来，还不是和我们一样”，电影《宝贝儿》为这样一个不被主流社会关注的边缘人群真实发声。

在见面会中，有观众提问到：“您在《透析》之中，还留了一些暖色。但在《宝贝儿》的最后关头，这个孩子死掉了，令人难过”。刘杰回答：“这也是我想通过这部电影探讨的一个观念问题。最终决定这个孩子命运的还是父母，他们不会因为外部的一些压力而屈服，所以这个孩子活不下来。”

刘杰表示，这部电影没有商业的考量，所以讲的也不是一个煽情的故事。老实说，片中很多场景如果拉长一些，观众就会掉眼泪，但我们没有那么去做，我们没有考虑要让观众释放，让观众哭出来。我们有另外的追求，拍这样一部电影就是立此存照。现在来看，越来越能感受到电影本身的价值。

有观众问道，为什么选择流量明星杨幂出演江萌这一角色。刘杰的回答简单有力，就是觉得她合适。一次偶然的机会，刘杰和杨幂聊天，觉得这个瘦弱的姑娘身上有一股劲儿，就定了下来。

德国观众伊芙琳说，孩子的去世令她很难受，不过这也是艺术片的魅力所在。希望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反映社会现实题材的中国电影。

留德攻读电影专业的曾意对记者表示：见面会导演提到，《宝贝儿》是他作品中网络评分最低的一部，也是杨幂从影以来票房最低的一部电影。然而正是这样一部严肃沉重的社会题材电影，在其缓慢展开、甚至略显平淡的剧情下，小心翼翼地触碰着中国当下社会中我们难以触及、甚至不愿面对的黑暗面。

这种精心设计的缓慢和平淡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克制，也是导演私人化的影像表达。去戏剧化的情节设置，晃动的手持镜头，碎片化的拼贴剪辑，将现实的粗粝感近乎原生态的呈现在观众面前，而影片也因此较好的完成了它的任务—即记录现实。

（编辑：秋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