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与教廷：为什么康熙会关押罗马教皇的特使

1705年，罗马教皇的特使多罗（不是跟韦小宝结拜的那个多罗）来到中国，向中国的天主教信徒颁布教皇的一道禁令，禁止信徒们执行中国礼仪，尤其是尊孔祭祖。当时中国的天主教徒数量已经有几十万人，因为1692年，康熙颁布了容教令，允许天主教传教。但是多罗颁布的禁令激怒了康熙，他讥讽道：“天主教中，耶稣会之人与白多罗会之人彼此不和，白晋与沙国安不和；在耶稣会中，佛郎机人只进佛郎机之教堂，法兰西人只进法兰西人之教堂......”多罗随后被押往澳门，死于澳门监狱。后来康熙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教皇，澄清这件事。但是教皇的态度并没有改变多少，令康熙对天主教的态度也冷淡了许多，到了雍正年间，直接禁止天主教传教，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因此中断。

实际上这场礼仪之争发生的时候，天主教在华传播已经一百多年。最早的时候，耶稣会按照利玛窦定下的规矩来执行，一直相安无事。后来多明我会进入中国传教，开始指责耶稣会宽容中国信徒祭祖、祭孔，并向教廷报告，引来了罗马教廷的介入。这次礼仪之争的结果自然是两败俱伤，对天主教来说，失去了一次传教扩大影响的机会，而对中国来说，则失去了接触西方科学的机会。中国人常说，要入乡随俗，但是罗马教廷的做法显得非常蛮横无理，而且仅仅是礼仪之争，实在是有些小题大做，令人费解。但是读完《两个世界的战争》这本书，我们就能理解为何罗马教廷会是这种态度，同时我们也能理解为何西方总是不遗余力的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并且以此为旗号干涉其他国家，尤其是中东地区。

《两个世界的战争》获得了2008年美国近东政策研究所图书奖。作者安东尼•帕戈登（Anthony Pagden），曾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和欧洲大学学院任教，现在担任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政治科学和历史学杰出教授。

两个世界是指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帕戈登认为东西方的冲突从薛西斯企图征服希腊就已经开始，经过2500年的演变，衍生出了如今西方对中东的干涉以及针对西方的恐怖主义，而冲突的根源在价值观的差异。这种价值观差异在古代表现在生活方式上，在中世纪体现在宗教上，而到了近现代则变成了文明的冲突。中国礼仪之争，本质上也是价值观的冲突。罗马教廷的傲慢态度，骨子里透露着的是一种西方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可以追溯到薛西斯远征希腊的那个年代，并延续至今。

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的观念早已经被人熟知，那么东西方到底是怎么划分的呢？按照帕戈登的说法，2500年前，东西方有一个地理上的分界点，就是达达尼尔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将古代的希腊和波斯分隔开来，海峡的西面是西方，也就是欧洲，海峡的东面是东方，也就是亚洲。希腊和波斯最开始其实是一致的，但是他们后来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东西方从此开始分化，两个世界形成了。在之后的2500年里，地理上的分界早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两个世界却是非常的不同，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此消彼长，进行着永恒的战争。

希腊和波斯的战争持续了很久，最终的结果是亚历山大击败了波斯帝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亚历山大希望将希腊的普世价值推行到整个帝国。但他的帝国没有维持多久，他很快就死了，而且死后帝国就分裂了。表面上看，代表东方世界的波斯帝国已经灭亡了，被塞琉古帝国和埃及托勒密王朝取代，开启了希腊化时期。帕戈登认为，只不过统治者是希腊人而已，与其说是希腊化，不如说是波斯化。无论是塞琉古帝国托勒密埃及，都继承了波斯的生活方式。而原本希腊的生活方式已经转移到了罗马人那里。西方世界变成了罗马帝国，而东方世界则是继承了波斯衣钵的帕提亚人以及后来的萨珊波斯。

罗马帝国分裂后，基督教世界正式形成，然而基督教也分裂了。东罗马帝国也就是后人所称的拜占庭帝国变成了东方世界，而罗马教廷及其影响下的天主教区域变成了西方世界。伊斯兰教的崛起之后，并没有改变罗马教廷与拜占庭的对立。十字军东征期间，十字军攻陷并洗劫了君士坦丁堡。后来君士坦丁堡为奥斯曼帝国围攻的时候，拜占庭的皇帝们说：“与其选择枢机主教的教冠，还不如选择苏丹的头巾。”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东西方世界的对立就变成了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的对抗。

欧洲经历了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之后，世俗社会取代了宗教权威，理性主义成为西方文明的标志。而东方世界已经不再局限于伊斯兰世界，在西方人眼里，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中国南海的广大区域内，传统而悠久的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以及中华文明都属于东方世界，他们的共同点就是缺乏理性精神，封闭、保守，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虽然他们都有技术精湛的工匠，但是他们“对逻辑学、几何学、形而上学、天文学或自然科学没有一星半点的理解”。

帕戈登从价值观的角度分析两个世界的不同。西方世界的源头是古希腊时期的自由精神，在自由的基础上形成了法律和民主政治，而古希腊哲学中的思辨精神则带来了理性主义，后来促进了启蒙运动，发展了科学。与之相对的东方世界，比如波斯，选择了君主制，君主的话就是法律，其他的人失去了自由，只不过是权力的奴仆，专制得以形成。缺乏竞争的专制下，思想停滞，陷入愚昧之中。

在希罗多德记录的希波战争中，希腊人虽然不如波斯富裕，但是他们拥有自由，自由带来了力量和勇气，因此希腊人面对薛西斯率领的庞大波斯军队毫不畏惧。波斯军队虽然庞大，但是波斯人是被驱赶着上战场的，只是因为恐惧被惩罚而被迫战斗，他们是被奴役的，而“奴隶总是逃避战场上的责任”。在决定希腊命运的萨拉米斯海战中，波斯大败，自由获得了胜利。后来的西方学者（包括帕戈登）都认为，这场海战拯救了希腊，保存了自由，奠定了欧洲的基础。

古希腊的法律、罗马帝国的公民权都意味着自由。中世纪虽然黑暗混乱，但是自由精神未断，藏身在哥特式教堂中。16世纪的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等等一系列事件，都发生在西方世界。

关于自由的话题一直被重复。教皇乌尔班二世在鼓吹十字军运动时说：“野蛮人已经占领了圣城，让她和她的教会成了可悲的奴隶”。到了近代，英法打着自由的旗号进攻衰落的奥斯曼帝国，说要帮助中东人民摆脱奴役，从苏丹的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而沙皇俄国则是打着斯拉夫人解放者的旗号进攻奥斯曼帝国。现代就更加不用说了，美英出兵利比亚和伊拉克，旗号就是要为利比亚和伊拉克人民争取自由民主。

自由是西方世界的代名词，而东方世界则象征着专制。在启蒙时代，西方学者找到了从中国到埃及的整个东方的共同点：他们都以不同的形式被专制君主统治着，他们的政府系统受宗教的束缚（或者是中国那样的准宗教），宗教的职责是说服大众相信，自然或者他们的神只提供了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的社会是由群体而非个人组成的。时间和进步没有任何意义。进入19世纪，西方人确信，东西方世界的实力对比已经迅速向西方倾斜，亚洲各国迟早不是灭亡，就是向西方屈服。

公元2世纪的时候，雅典哲学家雅里斯底德曾经认为文明的权杖将停留在罗马，历史将在罗马终结。到了18世纪，西方人认为世界的权杖已经从亚洲传到了现代欧洲，并且将留在这里，历史将由现代西方终结。

“一个超级强权将在地球上崛起。地球正等着一个民族为它立法......新的世纪将要降临......它将解放一个伟大的民族，给全世界带来希望。”

法国人认为自己就是这个超级强权，因为法国大革命传播了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观，这是普世价值，他们有理由也有责任将这个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第一个开始行动的就是拿破仑。1798年，拿破仑率领东方军团前往埃及。随着军队一起出征的还有一个学术机构：埃及学院。这支学术队伍包括一群翻译、艺术家、诗人、建筑家、哲学家、数学家以及其他科学家，另外还有一千多本图书。拿破仑希望用自由平等的价值观改造埃及人，让他们成为新法国人，而不是奥斯曼哈里发的奴隶。拿破仑后来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时说：

“我在埃及创建了一种宗教。我看见自己骑着大象，戴着头巾，走在亚洲的大道上，手里拿着本来应该由我按照自己的意愿写成的新《古兰经》。我本应完成自己的事业，将两个世界的经验统一起来，从世界的所有历史里寻找我的目标。”

不过埃及人可不觉得法国人是来解放他们的，他们首先感到了不安，因为法国人在质疑他们的信仰。其次，法国人的行动本质上是侵略。在穆斯林看来，拿破仑这一批人跟几百年前的十字军没什么不同。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们的武器更加先进，还有他们不再相信神了。

拿破仑的真实意图当然是要建立殖民地，占领中东地区，同时跟另一个欧洲大陆的对手英国较量。法国在埃及失利之后，过了没多久，法国就攻占了阿尔及利亚，把阿尔及利亚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后来，法国又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得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世界的权杖确实落到了西方世界，英国占领了印度，波斯被英国和俄国共同占领，中国也不断沉沦，而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直接解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宰世界的是美国和苏联。无论是美国的自由主义还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本质上都是西方的产物。东方的伊斯兰世界、印度、中国，要么是照搬自由民主制度，要么是采用社会主义制度。

伊斯兰国家的西化都以失败告终，帕戈登认为因为他们忽视了自己的传统。东方国家中，中国和日本是重新找到自己的传统之后，才取得成功的。伊斯兰国家必须找到自己的路，才能获得新生。然而拿破仑的愿望并没有终结，西方至今仍执着于在全世界推行普世价值。伊斯兰国家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用恐怖主义的方式来对抗西方。两个世界的战争仍然将持续下去，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两个世界的战争》整体思路延续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911事件几乎是预言的验证，事件之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变得炙手可热，似乎一切都可以用文明冲突来解释。帕戈登试图从文明的源头去寻找东西方世界的差异，通过两个世界的不同发展形态来解释如今中东地区的乱象以及恐怖主义的根源。他给我们展示了2500年的历史长卷，对当下的国际问题都有深刻的思考和分析。西方世界确实是现今世界的赢家，但是价值观恐怕不能说明一切。正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所讲的：“西方成为这世界的赢家，所依凭的并不是其理念、价值或宗教的优越……而在于其更有能力运用有组织的暴力。西方人经常忘记这一事实；但非西方的民众永远也不会忘记。”而中东地区的乱象，仅仅用文明冲突也不足以说明，利益之争引发的霸权主义才是混乱的根源，就像《潜伏》里的经典台词：“嘴上说的都是主义，心里装的都是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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