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寿寺塔明万历皇帝（明永宣年间台阁体鼎盛的时代成因）

明代永乐至宣德年间，是台阁体的极盛期从社会阶层上看，台阁体的倡导者是少数的、上层的台阁要员，如“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人；而从其兴盛的程度看，则是更为广泛的士人群体参与的结果台阁文风并非台阁翰苑等少数精英人物的创作所能涵括，它被士人群体竞相仿效，以至成为一个时代新的文化格局的重要标志，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慈寿寺塔明万历皇帝?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慈寿寺塔明万历皇帝

明代永乐至宣德年间，是台阁体的极盛期。从社会阶层上看，台阁体的倡导者是少数的、上层的台阁要员，如“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人；而从其兴盛的程度看，则是更为广泛的士人群体参与的结果。台阁文风并非台阁翰苑等少数精英人物的创作所能涵括，它被士人群体竞相仿效，以至成为一个时代新的文化格局的重要标志。

士人寻求安全感的需要

台阁体的主题是“鸣国家之盛”，力图在作品中描绘和构建一个“太平”、“雍熙”甚至“自三代以降未有盛于今日者”的盛世图景。台阁体的颂圣、鸣盛与士大夫阶层日益增强的对安全感的需要是一致的。

明初洪武时代的政治、文化格局，一方面是士林与朝廷的暌违，一方面是中央与地方的疏离。士人群体的文化心理，不是偏向于新朝廷，而是偏向于“旧时代”。换句话说，明初朝廷虽然在政治上取得了权力，却并没有得到士人的认同。就在朝的文化精英而言，他们仍然没有对新朝的归属感，反而眷念故元，就连身为明代开国文臣的宋濂、刘基也是如此；就在野的士人群体而言，相当一部分在元代经济宽裕、生活优游。尤其是元末，皇纲解纽，地方政治文化精英在乱世中成为保卫乡邦、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力量。入明之后，他们于出处进退之间，仍欲保持一种独立的政治文化身份。洪武朝对于不合作文人的杀戮旨在迫使读书人顺从，却进一步加剧了矛盾和冲突。

永乐政权为了取得士人的认同，一方面是强行压制，另一方面又调整策略，加强整体文官制度的设计和运作，而教育、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深度参与了这一过程。事实上，围绕靖难的政治高压贯穿整个永乐朝。靖难之际，对以方孝孺为首的不听命于新政权的士人的残酷杀戮，以及其后采取监视、鼓励告讦等方式对士人群体的控制和清洗，都使整个士林风声鹤唳，不得不小心翼翼匍匐于皇权脚下。这种政治心态和思想性格与台阁体的形成显然是密切关联的。比如，在主题上，台阁体最受诟病的颂圣乃至谀颂成风，在永乐朝不仅是文学行为，更是为了寻求政治上的安全。在风格上，台阁体倡导的文风是舂容、平易、典则，而其表现和弘扬的士风也是谨慎、恭顺、平和的。如果说洪武、建文时期士人还遗留着元末士人的个性与张扬，那么永乐以还的士人早已没有了那种激越、昂扬的气质。《明史·杨溥传》记“三杨”之一的杨溥，“性恭谨，每入朝，循墙而走”，受到时人的推崇。从士人领袖的精神气质，可以想见时代士风的状况。士人对台阁体的普遍推崇与这种精神状态的趋向是一致的。台阁体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逐渐形成的。

内阁制度对士人的激励

永乐至宣德年间所形成的全新文化格局，其核心是皇权和官僚士大夫共同主导的大一统文化。台阁体文学发展的政治基础是内阁制度，而内阁制度的建立是洪武吏治向永乐以降文官政治演变的一大标志，体现了皇权对官僚士大夫的相容或让步。在用人方面，明太祖热衷于拔擢娴于律令刑名、有惠政的“吏”才，让那些有从政经验、熟悉实际政务的“老成人”官居要职。相反，对长于诗礼的儒士文臣，明太祖表面上虽然礼遇，实际上却颇为不屑。殿阁大学士在洪武时期就已存在，但品级不高，并不参与机务，不过是侍从左右备顾问而已。明成祖即位，首召解缙等七人入阁，“内阁预机务自此始”（《明史·解缙传》）。仁宗以后，殿阁大学士开始了位至公孤、官居一品的时代。明代士大夫颇以此为盛事，这也成为明代内阁文臣地位显著提升的标志。

内阁以翰林院为依托，而入翰林又以科举为途径，尤其是庶吉士与翰林院、内阁的衔接，这一体制向广大士人释放了一个信号：朝廷敞开了分享国家权力的大门，读书入仕，甚至跻身台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而这也成为士人明确和强化其政治文化身份的一个契机，无论是身居台阁还是身处乡野，无论是富贵利达还是怀才未遇，他们都走在读书科举的同一条道路上。他们的人生期许是相通的。元明之际的士人群体大多不愿出仕，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视出仕为危途，那种对新朝漠不相关的态度乃是时势使然。但对于出生、成长在永乐朝的士人来说，心态就不一样了。宣德年间，他们正年富力强，又躬逢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他们有幸找到了在体制内发展事业、施展才力、提高社会地位的空间，为国效力既是解决衣食之需的方式，也是他们证明自己人生价值的方式。

“富贵福泽之气”的流行

台阁体时代，也就是永乐后期至宣德年间，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士人的整体境遇良好，他们的艺术追求也相应地主要表现“富贵福泽之气”。如果说永乐时期，士人们更多是出于安全考虑而逢迎朝廷，违心地用文章“点缀升平”，那么，宣德年间的士人已不只是习惯成自然，而且是真心把“富贵福泽之气”视为必须具备的涵养。他们对台阁体的推崇与追随正是这种精神状态在文风上的表现。

关于台阁文臣的精神状态，有一点不能忽略，即：他们也有遭到贬谪、被逐出台阁的时候。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坚持认为，不能感时愤俗，不能啼饥号寒，而应保持和平温厚的心态和气度。所以，杨荣在《省愆集序》中表彰黄淮：“公以高才懿学，夙膺遭遇，黼黻皇猷，铺张至化，与世之君子颉颃，振奋于词翰之场者多矣。此盖特其一时幽寓之作，而爱亲忠君之念、咎己自惮之怀蔼然溢于言表，真和而平、温而厚、怨而不伤而得夫性情之正者也。”费寀在《俨山文集序》中表彰陆深：“左迁以后，驱驰籓臬间，略无感时愤俗之意。观其《发教岩》诗云：‘去留俱有适，吏隐欲中分。’《峡江道中》诗云：‘何似湘江路，常悬魏阙心。’此其心岂常有怨尤耶？”台阁文臣的这种精神状态，也为当时的士人阶层所推重和仿效。由此， “富贵福泽之气”开始弥漫朝野。

明代政权必须建立和维持一种文化认同，以求长治久安。所谓文化认同，也就是社会对于个体的角色期待，士人只有符合这些期待和标准才能有所作为，否则就会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台阁文风之所以在永乐至宣德间盛极一时，是因为台阁文风不仅体现了朝廷的意愿，也体现了众多读书人的期待，以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两者之间互为因果，互相推进，形成了文化上、政治上的巨大合力，从而造就了台阁体的鼎盛时代。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