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儿媳（陆久之蒋介石的女婿）

蒋介石和第三任妻子陈洁如于1921年结婚。陈洁如知书达礼，但她和蒋介石的第二任妻子姚冶诚一样，没给蒋介石留下一子一嗣。

1923年，结婚两年多的陈洁如见自己肚子依然没有动静，就背着蒋介石，和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去了一趟广州平民医院。

当时医院里有个侨眷，她已经是有了8个女儿，本想抱一个儿子的她，不成想第9个孩子又是千金。

这个小女孩长得十分可爱，陈洁如看见了就将她收养了过来，取名为瑶光。

抗日战争时，蒋瑶光也到了出嫁的年龄。此时她不顾蒋介石和陈洁如的反对，非要嫁给一个姓安的朝鲜人。结果后来才知道，这个姓安的原来是个日本特务，抗战结束后，他就抛弃了蒋瑶光和两个孩子，逃回了日本。

蒋瑶光一时之间陷入到苦闷中。1946年，蒋瑶光的好朋友周安琪给她介绍了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少将参议陆久之。对于陆久之，蒋介石和陈洁如都极为认可。不久之后，陆久之和蒋瑶光正式步入婚姻殿堂。二人婚后还算幸福，育有一个女儿。然而蒋介石、陈洁如和蒋瑶光都不知道的是，陆久之的真实身份是中共红色特工。

陆久之于1902年出生在湖南长沙，父亲名叫陆翰，清朝末年时担任辰州府台。后来还在孙传芳手下担任军法处处长。

按理说，陆久之完全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公子哥生活。但是在那个动乱的时代，他也没有摆脱掉时代的洪流。

新文化运动时，陆久之就经常把《新青年》偷偷摸摸拿回家中。但是陆久之知道父亲绝对不会同意他接触这些东西的，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办法。

陆翰有一个习惯，每次坐马桶的时候都会信手拿起书籍或报纸，马桶旁边就是陆家的一个小书柜。于是，陆久之悄悄地把《新青年》放在书柜上方最容易够得到的位置。这样，陆翰每次上厕所时，都会随手拿起《新青年》翻翻看。时间长了，陆翰的思想即使再顽固，也多多少少受到了一点影响。所以后来陆久之参与革命运动，陆翰并没有反对。

在新思想的影响下，陆久之并不想当一个纨绔子弟，他有着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五四运动后，陆久之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力量，当时18岁的他义无反顾地要深入到工人阶级中去。

于是陆久之来到了上海宝成纱厂当了一名练习生。所谓的练习生，其实说白了就是学徒。一位锦衣玉食的世家公子哥竟然选择这样的行业，可见陆久之当时对豪门府邸的厌恶程度。

学徒生涯结束后，陆久之考入到杭州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他和一位叫蔡叔厚的人一起在上海创办了绍敦电气公司。蔡叔厚比陆久之年长4岁，二人在宝成纱厂工作时就认识。

1925年，蔡叔厚募集到了一些资金，在上海创办了绍敦电机公司。当时蔡叔厚身边并没有帮手，他第一个想到了陆久之。电机公司在二人的携手经营下并没有太大的发展，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的是，这个在上海千千万万企业中最不起眼的一个，竟然是上海中共地下党的一个重要的秘密联络站点。

蔡叔厚思想进步，作为老板的他与周恩来、叶剑英等人都有来往，并于1927年正式加入我党。作为公司二把手的陆久之，也逐渐地接触了我地下党成员。1926年9月，陆久之成为了上海地下工作总会秘书处秘书，他的直属上级是周恩来。

1927年4月初，蒋介石亲临上海总工会，还特意送了一面锦旗以示国共合作的诚意。但是没过几天，“4·12政变”就爆发了，蒋介石露出了真正的嘴脸，开始大肆抓捕共产党员。

蒋介石当时利用流氓头子杨虎、陈群以及青红帮的常玉清等人，建立了一个“工会调查组”。他们到处搜捕革命者，破坏革命事业。为此我地下党经过周密研究，决定派出一颗钉子嵌到敌工会调查组内。经过周恩来缜密地安排，陆久之就成功打入到了调查组。

来到调查组后，陆久之立刻遭到了不少骂名。陆久之本来就是官宦世家出身，当时很多党内人士对他颇有微词，再加上他这一次“叛变投敌”，一时之间对陆久之的非议甚嚣尘上。然而殊不知，陆久之为我党地下工作做出了太多的贡献。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我党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此时陈赓在战斗中不幸负伤，腿部被多颗子弹击中。陈赓一路乔装打扮，咬紧牙关从江西逃命回到上海，并在牛惠霖骨科医院接受治疗。

然而没过多久，陈赓的行踪还是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了。“调查组”立刻调集大批人手来到牛惠霖医院门口蹲点。然而特务们等了好长时间，却始终没有发现陈赓的影子。特务们不耐烦了，直接闯进医院，但搜来搜去也没有找到陈赓，他们这才意识到陈赓早就跑了。而这个帮助陈赓成功逃脱的人就是陆久之。

陆久之知道特务获得陈赓的消息后，立刻派密使向周恩来传递情报。周恩来马上告知医院将陈赓转移。陈庚虽然逃脱了，但是陆久之却没有那么幸运了。

特务的计划落空了，他们怀疑肯定有内鬼，于是对调查组成员挨个进行排查。最后他们怀疑到了陆久之，这位上海前总工会成员的头上。但特务们一时半会拿不出证据，就以改组为由，把陆久之给解雇了。

陆久之从调查组出来后，在上海招商局挂了一个秘书的闲职，但是依然为我地下党工作着。陆久之不想再这样游走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了，他于是不止一次向周恩来提出入党申请，但每一次都被拒绝了。陆久之后来表示：

当时我真是一心一意为党工作的，但周恩来却说：你不入党比入党更好，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真是想不通为什么，好长一段时间我都闷闷不乐，但是后来的一件事改变了我的想法。

在招商局挂了两年闲职后，1929年，周恩来交给陆久之一项秘密任务——保护到苏联开会的日本共产党书记佐野学的人身安全。

佐野学当时是从苏联开会回来，途经上海后再转回日本。但是他没想到的是，一到上海，他就立刻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陆久之思前想后，决定冒着生命危险让佐野学住在自己家中避难。佐野学的掩护身份是早稻田大学教授，陆久之就和他以师生相称。

一个月后，佐野学打算通过海路回日本，但就在他离开陆久之住所没多久，就被国民党特务抓捕了。特务顺藤摸瓜地找到了陆久之的住处，陆久之提前得到消息，赶忙从家中撤离并仓促逃亡日本。这时，陆久之才真正意识到周恩来不让他入党的深意：

周恩来不让我入党，不单单是为了让我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这么做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护我。

就这样，陆久之在日本逃亡了7年。期间他刻苦学习，拿到了日本铁道学院和早稻田大学硕士文凭。但正是这一次日本之行，让他当了足足15年的“汉奸”。

陆久之刚到日本，上海《申报》与他取得了联系，聘请他为驻东京特派记者，并让他时时盯着日本的风吹草动。

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已经相当浓厚了，军部对中国的侵略已成剑拔弩张之势，但是在记者们面前他们依然收敛野心。陆久之为了打探情报，就是不得不摆出一副“亲日”的姿态，参与了许多日本社交活动，结交了许多日本政界、军界人士。

当然，日本人也想要通过陆久之这样的记者，向外界展示出伪善的一面。然而陆久之还是收集到了不少可靠的情报，并从东京写信，向我党以及《申报》提供日本侵略的动向。陆久之断言：日本不久之后就会进攻我国东北。

果不出陆久之所料，转眼第二年，1931年9·18事变爆发。陆久之此时深知国家危难在即，于是立刻回国求见少帅张学良。

当时大战在即，求见张学良的人太多了，陆久之本来感觉自己并没有什么希望，但是当他把求见信递上去不久，张学良的副官立刻找到陆久之说：少帅有请。

见到张学良后，陆久之向他陈述了自己在日本的所见所闻，为张学良提供了许多不曾知道的重要情报，张学良也表示准备迎接来犯之敌。

随后张学良视陆久之为上宾，并信赖地任命陆久之为东北驻日本文化社特约记者。而后陈彬组建日本问题研究会，当时他所依据的材料大多是陆久之提供的。

然而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东北三省最终还是沦陷了。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中国驻日大使馆被迫关闭，陆久之也不得不返回到已经沦为孤岛的上海。

1940年，汪伪政府上台，陆久之表示“效忠汪精卫”。此时的陆久之依然是一副公子哥的做派，出入酒绿灯红、佳丽如云的舞厅饭店。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陆久之凭借对日本的了解，此时其实是国民党军统“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站的一员，专门负责搜集汪伪政权的情报。更没有人知道的是，他还把另一份更重要的情报，送给了共产党。

有一天，陆久之在街上遇见了日本留学时的朋友，日本海军大佐冲野亦男。曾经是朋友，现如今是敌人，陆久之这时分得再清楚不过了。

冲野亦男问陆久之为什么不到南京政府去当官，陆久之回答道：“办报是我的老本行，我这是在为‘中日亲善’做些东亚共荣的事。

“此话怎讲？”冲野亦男有些不解。

陆久之说：“中日关系之所以不亲善，主要原因在于互相不熟悉，再这样的话，彼此更难以成为朋友。而贵国提倡‘中日亲善’，就是为了‘化干戈为玉帛’，这不光要靠枪杆子，也要靠笔杆子，我愿为此尽微薄之力。”

这一番话说到冲野亦男心坎里去了。冲野亦男为此高兴地对自己的老朋友说：“办报你设法组织，经费由我来出。”

于是，就在日本人的出资下，《上海华美晨报》的发行权被陆久之买下。除此之外，日本人还让陆久之主管日本开办的海安信托公司。陆久之因此有了更多探得情报的机会，他一方面把情报传递给重庆，另一方面传递给我党地下党负责人刘少文。

陆久之实际上则是用日本人的钱，建立收集日本情报的站点。并且他还借助海安公司的特殊职位，为新四军提供了大批军需物资。

当时上海的浦东大楼，又是著名的“璇宫舞厅”，这是日本人和汪伪们醉生梦死的地方，然而这里的老板就是陆久之。

他每天游走在汪伪、日军高官和上海富商之间。陆久之让他手下一个仓库管理员，每天都在吴淞码头作业，记录着有多少日军来到上海，又有多少日本人骨灰送离码头。

陆久之看似巧妙地周旋在日本人和伪军之间，然而世上又哪有什么天衣无缝的事。日本人本来就不信任汪伪。这一天，日本宪兵队突然闯进酒楼，将陆久之抓捕。

日本人发现，由陆久之经手的一大批战略物资，竟然都莫名其妙地被运送到新四军手中。日本人气急败坏，把陆久之打得皮开肉绽。但陆久之咬紧牙关，就是不承认自己和共产党有任何联系，只是称这是生意上一时的疏忽。

后来多亏了陆久之在日本认识的人多，他曾经的朋友古川施太郎亲自替陆久之求情，宪兵队也实在查不出什么证据就将他释放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就在曾经的伪军正惴惴不安时，陆久之却摇身一变，成为了国民党陆军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麾下的红人。原来，汤恩伯和陆久之之间还曾有过许多往事。

汤恩伯，原名克勤，1921年曾到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他一直想要进入到士官学校学习，但是却没有门路。于是陆久之的父亲陆翰找到了当时浙江一师师长陈仪为汤恩伯举荐担保，汤恩伯这才如愿以偿。

为了感谢陈仪，汤恩伯不但拜其为恩师，还把名字改为“恩伯”。1927年，汤恩伯回国后就在陈仪手下当参谋长。后来汤恩伯在蒋介石那里平步青云，成为蒋家三大重臣之一。因此汤恩伯感觉自己能有今天，不但要感激陈仪，还要感激陆久之父亲陆翰当年的举荐之恩。因此，汤恩伯对陆久之格外照顾。

当然，汤恩伯是什么样的人，他不可能把别人的恩惠一直挂在心上。陆久之能够备受汤恩伯信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陆久之在汤恩伯手下安了一颗钉子。

在汪伪当“汉奸”的那段时间，陆久之曾帮助过一个军统特务。这个特务嗜赌如命，有一次输了个精光，走投无路时陆久之给了他一笔钱。从此之后，特务对陆久之感恩戴德，唯命是从。

1945年9月，汤恩伯来到上海主持日本受降仪式，并接管了上海。1946年2月，汤恩伯担任南京戒备司令，并在长江南岸构筑大量防御工事。而那个特务就是驻防长官。

这个特务不但经常在汤恩伯面前夸赞陆久之，让汤恩伯国对陆久之倍感信任，他还获得了汤恩伯的工事防御图，并把此图送给了陆久之。陆久之将这套工事图转交给我党地下党员沙文汉。这对日后我军解放上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身为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少将参议的陆久之，此时已经40多岁了，漂泊半生的他，也该找到一个归宿了，而这个人就是蒋介石唯一的女儿蒋瑶光。

其实这个时候叫她蒋瑶光已经不准确了，因为她已经更名为陈瑶光了。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大华饭店完婚，《申报》立刻刊登了两则重磅新闻：蒋宋联姻；蒋介石宣布与陈洁如离婚。

此时被蒋介石骗到美国的陈洁如，得知消息后差点投海自尽。蒋瑶光也一气之下决定改用母姓为陈瑶光。

前文提到过，陈瑶光在抗日战争时期结识了一个日本特务安某人，陈瑶光在生下两个儿子后，安某人怕受到中国人的责罚，逃之夭夭。陈瑶光虽然是蒋介石的女儿，但当时的生活处境并不是很乐观，她独自一人带着两个儿子。并且20年过去了，她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也一直没有化解。

陈瑶光的好友朱安琪（其实是汤恩伯秘书长胡静茹的夫人）把陈瑶光介绍给了陆久之。陆久之也意识到自己应该有个家了，就这样二人一拍即合，于1946年在上海正式结为夫妻。

陈瑶光的母亲陈洁如对这段婚事也非常满意。她知道陆久之是早稻田大学的硕士，而且认识很多上海军、政、商界有头有脸的人物。虽然从1930年开始，陆久之给日本人效力了15年。但陈洁如也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是军统的人，也就不再有什么芥蒂了。

陆久之对陈瑶光也恩爱有加，他比陈瑶光大20岁，但二人婚后依然琴瑟和谐。可陆久之承认自己是陈瑶光的丈夫，但是始终不愿承认自己是蒋介石的女婿。他认为自己和陈瑶光结合时，陈瑶光早就和蒋介石脱离关系了。

1933年，陈洁如秘密从美国回到了上海隐居了起来。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蒋介石第三夫人陈洁如在上海隐居的消息，后来还是不胫而走了。

蒋经国从苏联回来之后，多次去探望“上海妈妈”。因此国民党高层人士以及当时的记者捕风捉影地了解到了蒋介石的第三妻子就隐居在上海。而陆久之和陈瑶光结婚后，媒体记者也好，国民党高层人士也罢，都把陆久之称之为“驸马爷”，见到陆久之时都毕恭毕敬的。

然而蒋介石都不知道的是，自己差点儿就“栽”在了自己的女婿手上。

1949年上海将要迎来黎明，为了配合解放军顺利解放上海，中共中央上海局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策反在上海手握重兵的汤恩伯。这无异于是一项虎口拔牙的任务，而这一重任就落在了陆久之的身上。

要知道策反汤恩伯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姑且不说想要接近汤恩伯就已经十分困难了。那些凡是想要策反汤恩伯的人，无一例外都不得善终。

例如汤恩伯的军师周天缪曾规劝汤恩伯弃暗投明，结果被人暗杀。汤恩伯的那个“恩伯”陈仪，也曾规劝过汤恩伯。但汤恩伯竟然恩将仇报地将陈仪的事情秘密告诉了蒋介石。陈仪最后被蒋介石软禁，并于1950年被蒋介石带到台湾后枪决。

也就是说，汤恩伯就像一颗地雷，谁碰谁就会有生命危险。然而陆久之却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策反的重任。

1949年4月初，我党地下党员沙文汉向陆久之传达了策反汤恩伯的任务。沙文汉也深知这项任务的困难性，他其实并没有完全想要让陆久之接下如此重任。最起码，他想让陆久之有所准备后再去策反。于是沙文汉跟陆久之说：

老陆，这项任务可是相当困难，汤恩伯不可能轻易放下屠刀，你先去试探试探，不能成功也不要紧的。

但没想到陆久之竟然一口答应下来：我接受党的命令。

在地下党工作了多年的沙文汉听后都不禁为之一震，他紧紧握住陆久之的手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小心，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刻联系我。

不久后，陆久之来到了汤恩伯的公馆，但是汤恩伯不在家，他的夫人黄竞白接待了陆久之。深夜时，汤恩伯匆匆回家，见到陆久之还在客厅等，他连忙把陆久之拉进书房。

沙文汉跟陆久之说的是先试探一下，结果陆久之刚到书房就开门见山地说：共军渡江在即，不知司令有何应变？

汤恩伯却拍着胸脯说：长江天险固若金汤，共军一没飞机，二没军舰，如何才能突破？即便共军过了江，又如何能攻破我亲自在上海驻防的工事呢？

汤恩伯此话虽说得信誓旦旦，但陆久之听出来了他这话一点都没有底气，早已经担心害怕得不得了，于是陆久之佯装提醒着说：现在上海民心涣散，大势已去，继续作战恐失去民意。失民意岂是仁者之所为？以司令之高见，傅作义之举如何？

1949年1月，傅作义率部起义，促成北平和平解放。汤恩伯听陆久之这么说，竟然没有愤怒，反而是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思前想后。没过多久，他问陆久之：“傅作义现下如何？听说已下落不明。”

听汤恩伯这么问，陆久之知道他要进一步打探傅作义的消息，就代表他内心已经有所松动了。于是赶忙解释说：上海谣言四起，千万不可轻信，共产党的军队司令您也是直接接触过的。据我所知，傅将军在共产党那里得到了极好的待遇，而且他的做法深得民心。

陆久之虽然这样说了，但汤恩伯还是拿不定主意，就跟陆久之说：此事非同小可，从长计议！

没成想第二天一早，汤恩伯竟然主动邀请陆久之共进早餐。这显然是个好兆头，陆久之决定趁热打铁。但正如所有人之前已经预料到的一样，汤恩伯不是那么好策反的。但是饭后汤恩伯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我从日本人手里接过上海，我不能毁了它，我不想做一个民族的罪人。

傅作义保住了北京，看来汤恩伯此时也有效仿之意。然而没过多久，4月23日南京解放，下一步解放军就要来到上海了，就在陆久之打算进一步策反汤恩伯时，4天之后，蒋介石逃到了上海，打断了陆久之的计划。

4月27日，蒋介石带着蒋经国、蒋纬国来到上海，蒋纬国就住在汤恩伯公馆内。时不我待，陆久之赶忙找到汤恩伯让他快做打算，陆久之告诉汤恩伯：

上海军现在都在你的手中，蒋家父子三人的性命也都在你这里，你现在可以一举成名天下知，成为第二个傅作义。

然而就在二人刚谈话没多久，猛然间门外警卫报告声响起，蒋纬国忽然走了进来说：二位怎么不来欢迎我呢？

陆久之、汤恩伯面面相觑，二人敷衍了一下蒋纬国，此事只能作罢。

就在汤恩伯在离开上海的前一天，他还对陆久之念念不忘地说：飞机上给你留了一个座位。然而陆久之却说：“我在上海等你回来。”

虽然这次策反任务没有完成，但是我党上海局的负责人沙文汉还是对陆久之提出了表扬：

你敢于策反汤恩伯，让他做傅作义第二，足见你对党的忠诚。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陆久之这位在日本人和国民党心脏斗争了20多年的红色特工，终于松了一口气。然而没过多久，他又接到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一年后，1950年4月一天的晚上，中共上海局负责人吴克坚来到陆久之家中。吴克坚告诉陆久之，要把国民党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争取过来。

陆久之虽然在日本留过学，算得上一个日本通了，然而这一任务却并不比策反汤恩伯轻松多少。

一是当时中日没有建交，想要去日本就必须要瞒天过海。二是陆久之虽然认识朱世明，但是关系却不像他与汤恩伯之间有那么深厚的交情。

蒋介石逃到台湾后，此时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就像一只断了弦的风筝，孤悬海外，感觉到了一片茫然。他于是跟随从人员说：国民党大势已去，大家自己考虑出路吧。

然而这话还是被特务告诉给了蒋介石。陆久之刚到日本，蒋介石就把朱世明召回了台湾，随后朱世明在日本的代表团团长职务就被撤销了。这让陆久之的策反又一次流产了。

但这一次陆久之并非颗粒无收，朱世明手下的主要成员吴半农、吴文藻、谢南光等人，都被陆久之争取回了大陆。

然而谁也没料到的是，陆久之就在回国的途中，差一点丢掉性命。

因为当时陆久之没有护照，他来回日本都是靠着货船偷渡。返回的途中突遇风暴，陆久之从床上跌落下来，头部撞到了铁器上，当时人就昏迷了过去，鲜血直流。船员对他进行了简单包扎，货船抵达香港后，陆久之立刻被送进了医院。经医生大力抢救，陆久之的性命虽然保住了，但是却因此留下了平衡神经失常、脑震荡、手痉挛等严重后遗症。

陆久之回到上海后，吴克坚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你这是因公致疾，党不会忘记你的。

这时的陆久之年近半百了，他也感慨地说：

没想到我这在敌人心脏里一混就是大半辈子。

从1927年开始，陆久之刚认识周恩来的时候，就表示出强烈的入党渴望，此时他再次提出入党请求，但是由于1954年潘汉年案，陆久之入党一事被耽搁了。1962年，周恩来将陆久之调到上海文史馆工作，后来陆久之又任上海市政协委员。

1971年，蒋介石三妻陈洁如在香港病逝，陆久之的夫人陈瑶光去了香港奔丧，并定居在了那里。1983年，陈瑶光60岁生日，当时已经81岁高龄的陆久之没有忘记当年的夫妻情深，又一次来到香港。陈瑶光当时在香港生活非常富裕，住的都是豪华公寓。

陈瑶光跟陆久之说：你现在是无依无靠的孤身老人，不如和我就定居在香港吧。但是陆久之却一口拒绝了，坚持回到大陆。陆久之用了短短的8个字回应陈瑶光：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

2008年2月12日，陆久之在上海因病逝世，享年106岁。斯人已逝，但功勋永存。虽然陆久之是蒋介石的女婿，但是他一直心系着我党。陆久之在百岁寿宴时，曾发表过慷慨激昂的陈词：

我20岁接触共产主义，追随周恩来，为革命奔波了半个世纪，我紧跟随党走，绝不动摇。不要再把我和蒋介石扯上关系。蒋介石是蒋介石，我是我，不要把我们混为一谈。我这么老了，以前没沾到他的光，现在也不想因他出什么名儿，名和利对于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

老战士的一番话让人肃然起敬。

在那个年代，有一大批在无形战线上舍生忘死的人。他们把最好的年华留给了最蹉跎的岁月。身为党外人士的陆久之，背负着骂名去抗日，背负着污名去策反。然而为了全民族的解放，为了辉煌的革命事业，陆老义无反顾，无怨无悔。

正是那个年代有太多像陆久之这样隐蔽在敌人后方战线的前辈， 以时时刻刻游走在刀尖虎口的日子，换来了今天的安逸祥和。我们有时候或许会想：这个月经好的年代，其实是前人替我们承担了蹉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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