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利班是怎么成长的（分析20年后卷土重来）

阿富汗塔利班内部实际上仍存在着复杂的派系分野与利益斗争。这些不同派别的歧见，于创始人奥马尔去世之后开始台面化，并随着近年阿富汗塔利班与美国政府的谈判和媾和协商而逐渐加深

当地时间8月17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总统府悬挂着阿富汗国旗。图/人民视觉

本文原载于财新网，发表日期为2021年8月17日

【财新网】（记者 陆文）在一周之内接连攻克阿富汗多个省会的塔利班组织，于8月15日晚间开始在无抵抗的情况下，进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并控制了民选政府的总统府，持续了20年的阿富汗内战就此象征性地走向终局。塔利班卷土重来，也是该组织自2001年11月低调撤离喀布尔之后，时隔近20年再次夺取该国的政治中心。

虽然截至目前，塔利班组织已表示愿意与各方谈判，建立“具有包容性”的政权，但在其军事优势明显、暂无其他势力足以平衡的背景下，各界普遍已做好了塔利班将重新掌政的心理预期。然而，虽然有着近年来频频四处进行国际周旋的身影，但历经20年的乡野螫伏和游击战争，重返阿富汗政治核心舞台的塔利班，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仍显得面貌模糊。

在阿富汗乃至巴基斯坦局部地区盘据的这20年中，阿富汗塔利班组织的领导结构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与进化？

与20年前首次执政的政权被击垮之际相比，如今的塔利班，在意识形态、执政目的和统治策略上，可能会有哪些变与不变？旨在施行严格宗教教法的塔利班，如今已几乎要重掌这个各个大城市地区已经历了20年现代化和开放化的国家。塔利班能在什么程度上，兑现其所谓在宗教律法范畴内“尊重自由人权”“保障妇女权利”的诺言？

崛起于美苏对峙

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出后，巴基斯坦北部的一些由沙特阿拉伯资助的宗教神学院，兴起了一波以阿富汗最大民族普什图人为主、宣扬逊尼派宗教观的“学生运动”（普什图语中，“塔利卜”就是“学生”的意思；而“塔利班”则是这一称谓的复数）。

在横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国的普什图人居住地区，塔利班组织做出了恢复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并矢志一旦掌权即实施严格的伊斯兰教法。

为了赶走阿富汗境内的苏联军队，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巴基斯坦情报部门还在塔利班发展的早期，为逐渐转型为当地游击队的塔利班组织提供过支持。

1994年，阿富汗反苏联抵抗运动的要角之一、阿富汗塔利班组织的创始人奥马尔（Mohammad Omar），以帮助阿富汗东南部城市坎大哈（Kandahar）脱离犯罪和暴力的困扰为名，正式发起所谓“塔利班运动”，并因主张“正义”的政治纲领在民间赢得不少支持。

此后，塔利班组织一路北上不断占领关键的省份，扩大其影响力，最终在军阀混战中于1996年秋天占领了首都喀布尔，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当时的塔利班，推翻了在反苏抵抗运动中取得阿富汗政权的拉巴尼（Burhanuddin Rabbani）的政权。两年后，塔利班控制了阿富汗近90%的领土。但整个塔利班首都执政期间，其实施严格宗教意识型态的政权却少有国际承认，只有沙特、巴基斯坦和阿联酋和当时的塔利班政权建立了外交关系。

彼时，阿富汗人对由拉巴尼等人领导的，内讧严重、行为偏激的“圣战者”组织早已厌倦，因此对作为全新面孔上台的塔利班略有期待。塔利班政权初期也兑现了部分政治承诺，包括反腐、恢复所控制地区内的安全和秩序、以及让商业繁荣起来。

然而另一方面，塔利班依据对伊斯兰教法的严格解释，对阿富汗施行高压管治——要求成年男性必须留大胡子、女性必须穿上全罩式长袍、10岁以上的女孩不能接受教育、禁止电视、音乐和电影，并实行严厉、非人道的司法惩罚措施——包括杀人犯和通奸者需执行公开处决，盗窃犯则要被截肢。

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发生恐怖袭击，塔利班被指控为该行动的主要操纵者——基地组织（al-Qaeda）的首领本拉登（harbored Osama bin Laden）及其扈从在阿富汗国土内提供庇护所。

2001年10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以反恐名义入侵阿富汗，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塔利班组织在未经激烈武装冲突的情况下低调于11月中旬撤离了喀布尔，转而进入广大的阿富汗农村地区，开始了逾20年的蛰伏和游击战。

在野游击20年

撤离喀布尔后，塔利班组织大部分中下层的成员四散而去，小部分高层领导则逃至巴基斯坦的奎达市（Quetta）寻求避难，并在巴基斯坦安全机构的帮助下开始巩固自己的势力。尽管如此，巴基斯坦官方对外一直否认存在这个被称为“奎达舒拉（Quetta Shura，协商议会）”的塔利班最高领导机构。

然而，巴基斯坦特别是巴基斯坦的军情部门，一直被视为塔利班运动的发源地，和塔利班组织长期以来的幕后支持者。如今，塔利班运动又演化出 “巴基斯坦塔利班”和“阿富汗塔利班”两翼。两者近年来的纲领、诉求和活动形式颇为不同，前者被认为具有恐怖主义色彩，且恐怖行动往往针对巴基斯坦政权；后者则被逐渐视为竞逐阿富汗国家权力的一支正式的军政力量。不过，阿富汗民选政府和民选政客则倾向于否认两者间的分野，并认为这不过只是同一个“塔利班运动”的两个面貌而已。

由于巴基斯坦长期被视为阿富汗塔利班组织的默许者和支持者，在过去20年内，阿富汗民选政府与巴基斯坦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开展得极为艰难。阿富汗政府频频指控巴基斯坦有意通过扶持塔利班为手段，对阿富汗境内实施影响，并试图利用阿富汗的特殊地缘位置，使巴基斯坦在与印度的争端──特别是在围绕克什米尔问题上，占据上风。

在巴基斯坦与“阿塔”（阿富汗塔利班组织）保持一定联系的同时，盘踞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地区的“巴基斯坦塔利班”（“巴塔”）却对巴基斯坦的稳定造成越来越明显的威胁。

2012年，巴基斯坦女学生马拉拉（Malala Yousafzai）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遭到“巴塔”的射杀，该行为遭到了国际社会一致谴责。2013年，美国无人机击杀了包括“巴塔”领导人马哈苏德（Hakimullah Mehsud）在内的三名关键人物。再加上此后的一系列军事攻势，“巴塔”在巴基斯坦的影响力被大幅削弱。

在“巴塔”逐渐式微之际，塔利班运动的新生力量，则在各国外军出入的阿富汗本土重新凝聚起影响力。

出于对2001年战争后阿富汗民选政客腐败的不满，以及对驻阿富汗外国军队在阿富汗进行的反恐行动中，频频因情报失准、殃及平民造成无辜死伤的不满，阿富汗塔利班组织在阿富汗境内招募新兵的进展不俗。

20年来，始终未被完全消灭的阿富汗塔利班组织缓慢地在广袤的阿富汗村庄和郊区推广着。斯坦福大学的阿富汗问题专家克鲁斯（Robert Crews）将其形容为一种“精心而又复杂的基层草根动员”。

在艰难的蛰伏期，塔利班不可避免地经历了数次核心领导权力的转换——由于健康原因，阿富汗塔利班组织的创始人、首任首领奥马尔毛拉于2013年4月在巴基斯坦卡拉奇的一间医院内去世。该组织将此消息隐瞒了两年之后才于2015年公之于众。在经历长达数周的内部权力斗争之后，最终确认了奥马尔的副手曼苏尔毛拉（Mullah Mansour）为新一届领导人。紧接着，该组织自2001年战败以来，首次控制了一个省会——具有战略意义的昆都士城。

然而阿富汗塔利班的新权力结构尚未巩固，新上任的曼苏尔毛拉，又在2016年5月的一次美军无人机袭击中丧生。该组织的控制权再次下移，转移到曼苏尔的副手阿洪扎达（Mawlawi Hibatullah Akhundzada）手上。此前，阿洪扎达是塔利班组织的首席法官，自2016年接任后获得了该组织政治、宗教和军事上的最终权力。

在阿洪扎达之下，阿富汗塔利班组织还有三名副首领级别的人物。其中，西拉柱丁·哈卡尼（Sirajuddin Haqqani）是阿洪扎达的第一副手，被视为除阿洪扎达本人以外的最有能量的人物，他也是具有恐怖主义色彩的“哈卡尼网络”派别的第二代首脑。“哈卡尼网络”是被美国政府指名的恐怖组织，其与基地组织关系密切，因此也被视为是塔利班组织和基地组织以及其他国际极端主义势力沟通的介面。“哈卡尼网络”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和阿富汗塔利班组织合流后，仍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因此西拉柱丁·哈卡尼虽然是阿洪扎达之下最有实力的人物，但却不被认为是阿富汗塔利班组织的“嫡系”。

而在2020年5月获任命为塔利班军事委员会负责人的叶尔孤白（Mullah Muhammad Yaqub）则继承了阿富汗塔利班“嫡系”的人脉。他是已故塔利班组织的创始人和首位领导人奥马尔的儿子，据称也有可能成为该组织的下一代接班人。他现年仅30多岁。

此外，三名塔利班组织的副领导人中，最广为外界所知的是塔利班创始成员之一、长期以来主要负责斡旋涉外谈判和管理政治事务的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Mullah Abdul Ghani Baradar）。巴拉达尔还是塔利班多哈政治办公室的负责人，该机构是塔利班的国际代表处，负责对外的协商。

负责塔利班宗教司法体系的哈基姆（Mullah Abdul Hakim）则可以被视作第五人，他也是特朗普政府与塔利班组织谈判过程中的塔方负责人。

除了上述5名最高领导层人物，阿富汗塔利班还拥有一个类似议会、由26名成员组成的最高咨询和决策机构——“舒拉”（Rahbari Shura）

在上述最高权力架构之下，才是塔利班组织中相当于内阁部门的13个“委员会”，包括军事委员会、情报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等，其中2013年成立的多哈政治办公室便隶属于政治委员会之下，其负责人为巴拉达尔。

在看似明晰的架构分工之下，阿富汗塔利班内部实际上仍存在着复杂的派系分野与利益斗争。这些不同派别的歧见，于创始人奥马尔去世之后开始台面化，并随着近年阿富汗塔利班与美国政府的谈判和媾和协商而逐渐加深。

内部派系分立

根据一个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的联合国对阿富汗形势的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发自2021年4月的报告，塔利班最高决策机构实际上分裂为了两个派系——被称为“奎达协商委员会”的一派主要负责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其部众控制着阿富汗南部、西南部和西部的11个省；而被称为“白沙瓦协商委员会”的另一派则控制了19个省。两个委员会在喀布尔省共同存在，互相之间存在作战人员的交流。

除此之外，在战斗最前线逐渐壮大势力的军事指挥官们，也会因为收入分配、部族竞争、以及试图获得更大的自主权而与塔利班组织的高层领导产生矛盾。甚至有人建立起自己的部队试图另立门户。

而据联合国上述监测组于2020年提交的一份报告分析，实际上阿富汗塔利班内部，也因各个部门的本位立场不同、出现了政治立场的微妙分歧。例如，一直负责对外斡旋事务的巴拉达尔一派，被认为政治立场更趋温和。在巴拉达尔向国际社会承诺塔利班将与国际恐怖主义划清界线之际，这些承诺，却往往未能获得塔利班内更执着于原教旨主义的强硬派的苟同，彼此之间时有矛盾。还有倾向与基地组织保持密切关系的塔利班高层人物另外成立了新团体“伊斯兰政党”，试图与当时寻求跟美国进行停火协商的塔利班高层割席。

除了政治理念分歧以外，位居权力结构基层、身处战斗前线的作战部门中，也有人对一些常年居住在国外、和家人过着优渥生活的塔利班高层人士心生不满。

另一方面，在塔利班所夺取的区域内，负责作战事务的塔利班军事指挥员，同负责民政、治理的塔利班“影子省长”们在同一片管辖区域内的权力，也不时存在扞格。

然而整体而言，这些内部分歧，均没有明显削减塔利班近年来的战斗能力和攻势。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塔利班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自身的实际架构、尽可能地低调处理领导人的身分，也尽量不让自己实际的兵力曝光。根据北约最新估计，目前塔利班有多达8.5万名战士，是自2001年下台之后的顶峰。

外界对塔利班的关注点之一，在于该组织是如何在过去的20年间持续获得资金和武装支持的。塔利班的资金来源包括鸦片种植、毒品交易、在占领区域内征收过路费、其他货品的走私，还有向海外具有类似意识形态倾向的“金主”们进行募款。国际社会一般评估，塔利班的年收入总额约在每年3亿美元到15亿美元之间。

此外，塔利班也对农场、企业进行征税和勒索，有时还会实施绑架勒索。

Newlines研究所的卡姆兰-博卡里（Kamran Bokhari）告诉《华盛顿邮报》，塔利班“并不是真的需要一大笔钱来运作”，“他们没有住在大房子里，也没有穿什么名牌衣服。最大的开销是工资、武器和培训。”

在军火物资管制混乱的阿富汗以及周边地区，塔利班成员很容易就可以从捐赠、购买、甚至是偷窃的渠道获得武器。博卡里称，在一些部落地区，包括巴基斯坦，都有小作坊式的武器厂以制造土制突击式步枪。克鲁斯则形容，塔利班每攻克一个新的地区，首先都会先去政府基地夺取武器。

在塔利班步步逼近的同时，阿富汗政府军则因腐败、虚报员额等问题节节败退。在战斗中，有部分阿富汗政府军的部队甚至拿不到战斗所需的弹药，有的部队面临食物匮乏，还被拖欠数月的工资。

另一方面，在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任内进行并最终完成的美国与塔利班组织的谈判，客观上还造成了美国绕过了阿富汗总统加尼所领导的阿富汗民选政府，直接与塔利班商谈停火条件的局面。这一谈判方式，也使加尼政府的权威受到阿富汗国内的质疑，并屡屡被塔利班方面宣传为民选政府不过是“外国势力傀儡”的证据。

2020年2月29日，美国时任的特朗普与阿富汗塔利班组织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签署了美塔和平协议，终结了双方自2001年“9·11”事件后美军侵入阿富汗、推翻塔利班政权以来，双方近20年的鏖战。

协议规定，美国将在未来三到四个月内，将驻阿美军从现有的1.3万人减少到8600人；其余的美军将在未来14个月内撤出阿富汗。但美军最终完全撤出阿富汗的前提是，塔利班组织要履行承诺，在美军开始撤离后，不允许恐怖组织——如“基地组织”或“伊斯兰国”等，将阿富汗作为袭击美国及其盟友的基地。

然而，根据联合国安理会上述监测组的调查，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密切关系，早已因第二代成员们的通婚和共同战斗经历而日益深化。即便是签署美塔协议之后，基地组织实际上仍在继续与塔利班合作，在阿富汗境内的实力也在进一步坐大。

塔利班管治前景

在塔利班时隔20年重新占领喀布尔之际，国际社会聚焦于阿富汗将会诞生一个怎样的新政权，以及新政权将会秉持怎样的政策方向。

日前，美联社援引塔利班政治领导层发言人沙欣（Suhail Shaheen）的说法称，塔利班正在为组建一个“由所有相关方参与的，开放的伊斯兰政府”进行谈判。

负责对外谈判的塔利班头面人物巴拉达尔也在一份简短的视频声明中表示，虽然塔利班在过去一周之内夺取该国所有主要城市的胜利出乎意料的迅速，但是真正的考验，将从满足人民的期望，并通过解决他们的问题来服务他们开始。

半岛电视台引述塔利班政治办公室的一名发言人纳伊姆称，为期20年的阿富汗战争已经结束，阿富汗未来统治型态和政权形式很快就会明朗。塔利班组织愿就国际社会的关切，通过对话开展工作，他还说塔利班不想存活在“孤立”之中；他还承诺，塔利班将在“伊斯兰教法的范畴内”，尊重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权利和言论自由。

这位发言人还表示，塔利班渴望发展已与外国建立的多种沟通渠道，并称 “我们要求所有国家和实体与我们坐下来解决任何问题。”他还重提此前阿富汗曾对伊朗、中国、俄罗斯等各方做出的承诺，强调将为各国驻喀布尔的外交代表处确保安全的生活条件：“我们不会允许任何人使用我们的土地来针对任何人，我们也不想伤害他人。”

沙欣在2021年5月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也澄清，该组织“致力于实现妇女的权利，无论是在获得教育还是工作方面。”

然而即使在近两年内，在塔利班控制的一些地区，妇女仍经常被禁止外出工作，而且女孩们的受教育权也程度不一的受到干扰──有的女孩被允许蒙着头巾上学接受现代学科的教育，有的女孩则只能参加教授宗教教义的特殊学堂，甚至需和男性教师隔着一道布幕才能上课。也有的女性仅因与男性通电话等“罪行”，便遭到塔利班司法人员的当众鞭打惩罚。

有观察者认为，经过20年的内外发展，塔利班组织本身已经经历了一些演化，比如由一个禁止音乐、仇视电视电影等一切声光娱乐和媒体形式的组织，转变成了一个适应互联网传播和社交媒体的军政团体。但在涉及宗教原教旨主义的领域，特别是在司法上，塔利班的潜在施政方向也许与20年前大同小异。

克鲁斯预测，塔利班组织的目标在于重建一个依循严苛伊斯兰教法的“埃米尔国（Islanmic emirate）”，以实现其深层的意识形态目标：“他们不想要一个议会，不会想要选举政治。他们有一个埃米尔（emir，即国家元首），有一个毛拉理事会（council of mullarhs），这就是他们认为最适合伊斯兰政体的愿景。”

由一批记者、分析师组成的智库阿富汗分析家网络（Afghan Analysts Network）的联合主任鲁蒂格（Thomas Ruttig）在2021年3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尽管塔利班组织“在部分问题上软化了他们的言论”，如在女性权利上有新的说法，但他认为，这些变化主要来源于政治压力，而非信念转变。

“鉴于他们在塔利班控制的地区持续着高压统治（domineering behavior），持续对整治异议者的不容忍、以及尤其是对女性的压迫，人们有理由担心──如果在最终的和平协议和外军撤离后政治压力有所减少的情况下，塔利班可能会恢复到2001年前的统治方式，”鲁蒂格在塔利班通过武装斗争方式全面夺权之前如此预测道。

美国波士顿大学人类学家Thomas Barfield告诉财新记者，塔利班的口头承诺不但需要时间的验证，更可能存在上下层之间的决策执行“差异”：“在多哈的塔利班领导层可能是这么承诺了，但他们在阿富汗当地的战士们怎么想？” Barfield也质疑塔利班对基地组织的控制和主导权并不如外界所预期那样：“有些承诺他们（塔利班）无法兑现──比如，他们并未真正控制很多身居于阿富汗境内，但组织上源自境外的极端组织。”

过去二十多年内，阿富汗的公民社会在城镇地带蓬勃发展。不仅在喀布尔，即使在较小的城市也有女性担任公共职务，手机和社交媒体也已成为社会普遍的生活方式。

8月17日，喀布尔传出消息称，塔利班组织宣布了对所有阿富汗民选政府公务员的“大赦”，并要求这些政府人员尽快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面对一个已经一定程度多元化、外国“软实力”影响犹存、人民普遍教育水平比20年明显提高的阿富汗社会，在军事上暂无对手的塔利班组织，今后要如何掌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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