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三才女的爱情故事 相恋未名湖相爱珞珈山

极目新闻记者 徐颖

视频剪辑 徐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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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背景：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与武汉大学考古专业的创办者彭金章，同是北大考古系毕业的高材生。夫妻两地分居19年，终于相聚敦煌莫高窟，晚年樊锦诗上央视《朗读者》节目时，彭金章总结他们的感情是“相恋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聚莫高窟”，樊锦诗后改为“相恋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她说，“相守”这个词也能代表几代敦煌人的相守。

刘进宝教授做客长江讲坛

8月13日，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进宝，做客湖北省图书馆“长江讲坛”主讲《“莫高人”的敦煌情——从常书鸿、段文杰到樊锦诗》。三代敦煌掌门人的故事，感动了读者，读者踊跃提问。极目新闻记者也在讲座之后专访了敦煌研究专家刘进宝。

三代敦煌人，都作出了不同的贡献

记者：你在讲座中讲到了三代敦煌掌门人的故事，常书鸿、樊锦诗都为大众所熟知，为何大众对段文杰的熟知度不高？

《常书鸿自传》

刘进宝：我之前与敦煌研究院的领导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常书鸿当时是留学法国的，由教育部电召回国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当时能在法国留学的人是非常少的，在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筹备工作中，也让世界熟知。再加上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也是很有名的，常沙娜原来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院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合并时，她又到了清华大学任教，子女对常书鸿敦煌艺术的研究和传承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樊锦诗有名，一是她是北大毕业的，二是她所处的时代，近些年来国家包括世界上都高度关注敦煌，媒体也在宣传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敦煌守护神”常书鸿、“敦煌的女儿”樊锦诗都是媒体记者在报道中最先提出来的，后来一提起他们，人们就会用到这些词。

段文杰临摹敦煌壁画

段文杰主持敦煌工作主要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个时期，媒体没有那么发达。但段文杰对敦煌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他对敦煌艺术的研究、对敦煌壁画的临摹，这两个方面至今都是无人超越的。包括在组建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引进和培养人才、创办《敦煌研究》的刊物、与国际敦煌学者的交流等方面，他都做了许多工作。所以，我称段文杰是“敦煌事业的开拓者”。

段文杰临摹的“都督夫人出行图”

早年敦煌的艰苦平常人难以忍受

记者：早年敦煌的生活有多艰苦？

刘进宝：早年常书鸿他们到了甘肃兰州之后，再到安西，要走十几天，甚至是一个月。从安西到敦煌只能坐牛车，路上还要住两个晚上。常书鸿他们去的时候，别人就和他说，路上可能没有水喝，要喝马尿。常书鸿后来回忆说，他们还算幸运的，到敦煌路上没有喝马尿。第一次去敦煌，1943年2月，常书鸿他们到了兰州，3月27日才到达敦煌莫高窟。这样的艰难困苦，现在的人很难想象。常书鸿的第一任妻子陈芝秀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离开了敦煌，并于1945年登报和他离婚了。

当时敦煌没有蔬菜，喝的是苦水，去到敦煌的人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适应，常常拉肚子。敦煌早晚温差大，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1984年，我从敦煌回兰州时，就在安西柳园车站旅舍里，体验过一回，白天很热，我买了一个西瓜，到了晚上很冷，就只能围着火炉吃西瓜了。

从莫高窟到敦煌县城，当年只能步行，好的话会坐牛车，去一趟就要走4个小时。这些敦煌学者的子女在县城里上学，周末接孩子们到莫高窟团聚，第一件事是给孩子们灭身上的虱子。

所以，能在这种条件下坚守在敦煌，是非常不容易的，是需要奉献精神的。我常常感慨，敦煌学者不仅奉献了自己，还奉献了子女，很多人的子女在偏远的敦煌没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成为他们人生的遗憾。

樊锦诗也曾想过离开敦煌与家人团聚

樊锦诗《我心归处是敦煌》

记者：樊锦诗自述也曾想过离开敦煌。

刘进宝：樊锦诗和她的丈夫彭金章是北大考古专业的同学，1963年毕业后一个分到了敦煌工作，一个分到了武大工作。因为工作不能团聚，后来樊锦诗来武大和彭金章结婚，怀孕、生孩子都是自己一个人，孩子出生后，也只能托付给亲戚照顾。樊锦诗曾说，在和家人分别的19年里，有好几次她都想过离开敦煌，与家人团聚。最后，彭金章老师放弃了在武大的一切，由甘肃省与武汉大学协调，把彭金章老师从武大调去了敦煌，夫妻俩才得以团聚。

2017年初，中央电视台的《朗读者》邀请樊锦诗参与节目，这时彭老师已经病重，樊锦诗本来是拒绝的，但彭老师爱看这个节目，鼓励她去参加。为了彭老师，樊锦诗才决定要上《朗读者》。要上节目，需要将他们的人生总结讲出来。所以，彭老师有了“相恋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聚莫高窟”的人生总结。当樊锦诗到北京后，感觉最后的“相聚”不太好，就将其改为“相守”，成了“相守莫高窟”。她回到上海后将改动告知彭老师后，彭老师很赞同，认为改得好。樊院长给我说：这里的“相守”，并不是她和彭老师两个人的相守，而是指一代代莫高窟人的坚守。

刘进宝（后左）和樊锦诗（后右）、段文杰（前排）的合影

樊锦诗从来不把成就当成是自己的，而说是大家的，也从不拔高自己。她写了《我心归处是敦煌》这本书，我的书评中有14个字的评价，“别人看了不摇头，自己看了不脸红。”樊院长觉得这是所有书评中最贴切的。

樊锦诗2019年获得“吕志和奖”，每年只评选一个人，获得者有2000万港币的奖金，相当于1800多万人民币。她把奖金全部都捐了出去。她说，“虽然这个奖颁给了我，但实际上这个奖是奖励几代敦煌人所做的工作。”大家也可以从这些事情中，看出樊锦诗的为人和朴实。

彭老师去世后，80多岁的樊锦诗仍心系敦煌，每当我看到春节时樊锦诗与其他职工一起在研究院食堂包饺子的照片时，我心里更加清楚了：樊锦诗离不开敦煌，她已将自己融入到了敦煌，敦煌成了她的生命。

读者聆听刘进宝讲座

人物档案：

刘进宝分享

刘进宝，甘肃兰州人，武汉大学朱雷先生的弟子。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民委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丝路文明》主编。兼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理事、浙江省敦煌学与丝绸之路研究会会长。长期从事敦煌学与丝绸之路研究，个人学术论著有《敦煌文书与唐史研究》《敦煌学通论》《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敦煌文书与中古社会经济》等；主编有《转型期的敦煌学》《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丝路文明的传承与发展》等。

（本文图片部分由长江讲坛提供，部分由受访者提供）

（来源：极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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