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上海一特务落网（1955年上海一特务落网）

1955年的上海看守所中，一名“特务”正在接受审讯。

然而，这名“特务”却是面无惧色，慢悠悠地开口说道：

“我是中央特科人员，我曾经抚养过毛主席的孩子”。

这名“特务”淡然自若，谈吐之间尽显涵养，而且对于陈赓大将、毛岸英兄弟三人了解颇多，诸多隐秘的事情连审讯人员也未曾听闻。

在场的刑讯人员皆是震惊不已，不知该如何是好，慌乱的神情更是衬托出这名“特工”的镇定。

相视之后，在场人员暂且搁置了审讯，并迅速将此事汇报给了周恩来总理，请他定夺。

不久之后的中南海，周恩来总理看着上海送来的信件，细细思索着“董健吾”这个名字，一段模糊而又艰辛的往事似乎涌上心前。

事实上，中央特科正是周恩来总理一手领导的，因此，周总理对“董健吾”这个名字有些印象。

读完信件后，周恩来总理在屋内提起钢笔，写了几笔之后，当即指示罗瑞卿负责此事，尽快查明来龙去脉。

随着审查的推进，董健吾的传奇人生慢慢地浮现在了众人面前。

一、毅然加入中央特科，白鑫案立汗马功劳

由于韩步先的出卖，1927年6月，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被捕牺牲。

赵世炎继任省委书记后，又是韩步先带着密探，逮捕了赵世炎，致使这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惨死在国民党的枪口之下。

毋庸置疑，中共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不仅要面对着严峻的白色恐怖，更要提防党内的叛徒。

在凶残的敌人面前，中共暗自积蓄力量，成立了中央特科。

董健吾便是在这个时候，毅然地选择加入了中共特科。

（陈延年）

在陈赓的命令下，董健吾以牧师的身份做掩护，秘密开展地下活动，并且开设了一处古玩店，作为新的地下联络站。

1929年8月的一天，中共高层领导人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四人，在上海沪西区开会讨论工作时，突遭逮捕。

四天后，中央特科准备劫持押送彭湃等人的刑车，但因准备不周，错过时机，营救计划失败。

最终，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壮烈牺牲。

（彭湃）

出卖彭湃等人的叛徒叫白鑫，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

事后查明，早在彭湃等被捕的一个月以前，白鑫就向国民党市党部秘密自首。

他企图在中央军委开会时，将中央和江苏省军委负责人一网打尽，作为他卖身投靠国民党的资本。

当彭湃、杨殷等正在开会时，租界巡捕与中国包探像预知的一样，进入机关，按名拘捕五人。

白鑫当天负责做记录，虽然一同被捕，但很快就放出来，并被敌人保护起来。

彭湃被捕后，特科通过内线获知叛徒即是白鑫。

然而由于白鑫被敌人迅速保护起来，因此特科并不知道其住址。

陈赓便命令董健吾：秘密探寻白鑫的行踪。

在董健吾等人的观察下，中央特科成功获悉了白鑫的住址——和合坊第4弄43号。

然而，由于白鑫住在国民党委员范争波家中，守卫森严，不易接近，行动困难重重。

（白鑫）

在这关键的时刻，董健吾站了出来：他不仅摸清了和合坊周围地形，还在里弄外监视敌特动态，迅速反应情报。

董健吾接到命令后多次奔赴现场侦察，或化装为手持手杖的老年市民，或乔扮成西服革履、派头十足的阔商人，在霞飞路与和合坊附近转悠。

经过侦察，董健吾测算出：

距离现场最近的嵩山巡捕房，赶到出事地点所需要的最短时间是15分钟。

在一系列周密的部署下，惩治叛徒的行动迅速展开：

“白鑫一行人谈笑甚欢，行至弄口处，早已伏击在此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员忽由黑暗中冲出，拔枪射击。事后，中共特科人员均安全撤离。”

这次成功制裁叛徒白鑫的行动一时间轰动上海滩，甚至被一些报纸称为“东方第一大暗杀”。

中共中央特科采取果断行动将叛徒击毙，一方面给其他叛徒以极大的震慑；另一方面，也使中共避免了再次遭受更大损失的可能。

刚刚加入中央特科不久的董健吾可谓是功不可没。

在随后的任务中，董健吾有勇有谋，一次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那么，董健吾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在中央特科里为何会是“牧师”的掩护身份呢？

二、结缘基督教，唤起爱国志

董健吾家境显赫，祖祖辈辈居住在上海郊区的青浦县城，是当地的一大世家。

虽然时局动荡，但是董家坐拥百亩良田，房舍鳞次栉比，还有汇聚族人的“董家大院”。

作为董家的独子，董健吾可谓是衣食无忧，深受族人的喜爱。

前清时期，一位外国牧师曾借住在董家，在青浦传教。

耳濡目染之下，董氏族人先后加入了基督教，在家人的熏陶下，董健吾也对基督教有着模糊的向往之情。

在少年时期，董健吾考入了桃花坞中学，这正是一所由基督教会所筹办的学校。

也就是在这里，董健吾加入了基督教。

完成中学学业之后，董健吾对基督教愈发的痴迷，于是毅然选择了考取上海圣约翰大学。

在1914年，董健吾成功考入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学府，开始钻研神学。

徜徉在神学的汪洋大海中，董健吾不受限于功名，不执拗于个人私利，专注于研究。

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之后，“五四运动”席卷中国大地，忧国忧民的董健吾不禁感到悲怆万分，面对着积贫积弱的祖国，董健吾的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于是，他毅然参加了“升国旗唱国歌”的学生护国运动。

之后，董健吾跟随着数万名上海学生，参加了爱国学生郭钦光的追悼会。

当日，上海的天气阴沉沉的，昔日骄阳肆意的威武也宛如被人们的忧郁怨气所堵塞。

上海公共体育场内灵幡挥舞，董健吾神色忧伤，身着白衣，头戴白布制帽，从容驻立。

“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郭钦光在广州东园动员同人召开国耻大会，气宇轩昂，登坛演说，不惧军刀白刃，屹然不倒。

（郭钦光）

在参加爱国学生游行示威期间，郭钦光由于劳累过度，肺病复发，又因为目睹当局大肆逮捕爱国学生，当场吐血不止。

听闻章宗祥已死，竟是仰天大笑，激动地说道：“国贼已亡，吾死无憾矣”。

董健吾深受感动，每每念及，都是潸然泪下。

追悼会结束后，董健吾跟随大家，浩浩荡荡地赶赴县商会、朱葆三住宅以及商业公团及总商会，陈述时局危情，要求共同抵制，以慰英灵。

但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美籍校长卜舫济却是极力阻挠学生的爱国运动，甚至将本校参加游行的学生关进软禁在教学楼内。

卜舫济对董健吾赏识有加，一度想将他招入自己的麾下，向其传授学识。

但是，董健吾彻底认清了这个美国人的阴险嘴脸。

（卜舫济）

他与卜舫济决裂，毅然地离开了自己辛勤耕耘的学府，卜舫济也随即开除了董健吾的学籍。

三、得赏识供职“基督将军”，知疾苦被誉“红牧师”

尽管被开除了学籍，但是董健吾早已名声在外。

在离校之后，董健吾受人推荐，进入了上海圣彼得教堂，担任牧师一职。

之后，董健吾在老同学浦化人的推荐下来到西安，在圣公会教堂担任牧师一职。

浦化人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在浦化人的引导下，董健吾不顾白色恐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事实上，在大学期间，后来显赫一时的宋子文正是董健吾的同窗好友。

在1927年，白色恐怖弥漫中华大地，宋子文曾专程找到董健吾，劝说其加入国民党。

然而，董健吾则是淡淡地回应道：

“道不同，不相为谋。”

（宋子文）

由此可见，董健吾有着独特的政治见解，他绝不放任自己随波逐流，潦草加入国民党了事，而是心怀天下，静静地等待时机。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董健吾内心深处的选择！

在西安，董健吾又结识了“基督将军”冯玉祥，并被聘为专职的英文秘书。

冯玉祥本人对宣传十分重视，而在军中传教的董健吾则被视为“红牧师”。

冯玉祥主政以前，陕西省政府没有宣传机构，冯玉祥为了加强舆论宣传工作，在省府成立了宣传处，并令董健吾任宣传处秘书。

省政府宣传处成立后，董健吾工作很活跃，举办了各种类型的训练班，对当时陕西省的宣传工作推动很大。

冯玉祥评价董健吾道：

“一只秃笔，胜过十万毛瑟枪”，真正地做到了“唤起民众、唤起兵众、唤起官众、共同救国”。

（冯玉祥）

由于两人都深知民生之苦，所以情意相投两人私交渐密，几乎是无话不谈。

在董健吾的建议下，冯玉祥电令豫陕甘各省县政府：

“多开沟渠，以防旱灾”。

董健吾游走各地，目睹百姓治病之难，不禁感慨道：

“各省乡村，缺乏西医，人民托命于庸医之手”。

于是向冯玉祥痛陈时弊，冯玉祥随即要求各县：

“须设法造就医务人员……每县须有三五十名医务人员，能救人疾苦。”

1928年，河南省政府把河南官立医院改名为开封市医院。

该医院因地址狭小，无法开展业务。当时，刘氏遗产纠纷一案迟迟没有定论，董健吾思索利弊，帮助冯玉祥了结此案。

冯玉祥判遗产全部归公，其中一处拨给市医院，并拨款五万元予以扩充建设。

医院门诊、手术、消毒等设施齐全，还有光室、内、外产科、妇科、小儿科及接生传习所等。

该医院即今河道街开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至今开封及豫东市民受惠。

在大革命失败之后，蒋介石渲染恐怖气氛，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冯玉祥的部队亦受到波及。

由于董健吾“红牧师”的名号传于军外，所以国民党的特务早就盯上了他，并发布了通缉令。

冯玉祥获悉消息后，当即举办家宴，召回正在军中传教的董健吾，率部秘密护送其离开陕西。

临行之际，冯玉祥将一百枚银元赠与了董健吾，叮嘱他勿乘火车，切记搭船返沪。

返回上海之后，董健吾休养生息，静静等待组织的命令。

直到陈赓出现，将其带入了中央特科。

戏剧性的是，由于董健吾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又与宋子文是昔日的同窗好友，所以青浦当地人将其视作国民党员，并聘请他担任县党部执行委员。

四、临危受命义不容辞，开办幼稚园收拢幼孩

1929年12月的一天，陈赓再一次匆匆地找到了董健吾。

不过，这一次 ，陈赓既没有带来情报信息，也没有命令董健吾协助铲除叛徒。

董健吾领到了一个特殊而艰巨的任务——兴办幼稚园，收拢革命同志的子女。

在大革命失败之后，许多共产党人失去了音讯，有的是四海为家，为国为民奔走不息，还有一些则是长眠于黄泉之下，壮烈牺牲。

（陈赓）

这些革命同志的子女大都流离失所，沦落街头，饿死冻死都是家常便饭。

为了留存革命的火种，中共中央提出了兴办幼稚园的办法。

陈赓当即决定将这一任务交给董健吾——以董健吾牧师的身份来看，收拢流浪儿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听完陈赓的叙述之后，董健吾感到任务艰巨，却也义不容辞，他庄重地承诺道：

一定办好这所幼稚园。

然而，一个现实的问题很快出现在董健吾的面前：没钱。

上海租界林立，商会聚集，寸土寸金，要想找一处足够大的地产兴办幼稚园，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等到孩子数量多起来之后，食物、衣服都将是一笔不菲的开销。

（大同幼稚园旧址）

尽管陈赓提供了500元的启动资金，并且允诺每个月再支付200元用以维持幼稚园的生计。

但是，这只是杯水车薪。

董健吾利用教会，面向社会面展开募捐，尽管社会各界人士也有所支持，但是所提供的费用依然难以弥补开办幼稚园的缺口。

正当董健吾一筹莫展之时，一个消息从青浦老家传了出来——老祖母自感时日无多，打算分割家产。

董健吾瞬间感到柳暗花明，将老祖母留给自己的60亩地变卖掉，将所获的钱财建立了大同幼稚园。

老祖母知道这一消息后，愤怒不已，怒骂董健吾是“不肖子孙”，甚至痛哭流涕。

而董健吾只能默默忍受，在个人利益与党的事业面前，董健吾毅然决然地做出了选择。

大同幼稚园开办之后，董健吾秘密收养了失散流落在江、浙、沪等地革命者的子女和烈士遗孤，其中有彭湃、恽代英、李立三的子女。

（恽代英）

董健吾的夫人黄雪光及李立三和恽代英的夫人均在该园担任保育员。

为了使“大同幼稚园”免遭国民党军普特务机关的迫害，董健吾请宋庆龄题写了“大同幼稚园”的牌匾。

1930年，杨开慧同志在长沙浏阳门外惨遭湖南反动军阀杀害，遗下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兄弟三人。

当时，白色恐怖弥漫湖南境内，中共地下组织几经辗转联系，将岸英三兄弟带来上海。

接党组织通知，董健吾去法国公园秘密会见在沪的毛泽民同志，接过了照顾岸英三兄弟的任务。

董健吾借助自己牧师的身份，一次次地化解险情，尽管时常被巡捕房拷问至半夜，董健吾也没有丝毫地退缩。

（毛岸英）

尽管董健吾尽心尽力地维系着幼稚园的生计，但是噩耗依然降临了。

董健吾在1931年初，领命离开上海，去武汉处理公务。

当晚，年幼的毛岸龙突然高烧，尽管他被迅速地送往医院抢救，但是依然离开了人世。

每次想到此时，董健吾皆是痛心不已，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责任在吾！谨记！谨记！

毛岸龙的死，成了董健吾挥之不去的心结。

五、幼稚园步步维艰，暗送岸英兄弟出国

由于上海政情恶变，1934年春末，办园经费来源中断，“大同幼稚园”被迫停办。

幼稚园停办之后，董健吾把一时难以转移他处的毛岸英兄弟俩安排到了自己家中。

董健吾夫妇含辛茹苦地担负抚养责任，在经济极度困难时，董健吾夫妇糊纸花、糊手工书赚钱，以抚养岸英兄弟。

（毛主席与毛岸英）

后至1936年初，董健吾奉党组织和宋庆龄之命前往苏区传送密信给党中央。

董健吾返沪时途经西安，张学良特设家宴为其送行。

据董寿琪听父亲生前忆述，其父董健吾以前曾与张学良有一段交情：张学良自戒除鸦片后，嗜爱打网球与收藏古董。

董健吾在西安当牧师时，曾在网球场上结识了张学良。

一次闲谈中，得知张学良的后妻赵一荻不慎将一对珍贵的古玩中的一只打碎了，张学良为此深感惋惜。

董健吾因在上海曾开设过古玩店，熟悉古玩情况，以后曾专门为张学良寻购，终于在古董商手中收购了同样的古玩，特赠予了张学良。

张得此古玩大喜过望，执意要按价付款，董健吾坚决推辞不肯收下。

席上张学良重提董健吾馈赠古玩的旧事，再三表示，日后如有什么事情一定尽力帮助，董健吾婉言相谢。

（张学良）

张学良仍坚持这一心愿，董健吾为了圆场，便顺口说道：

以后如有机会，请张将军把在家中抚养的革命子弟送往国外求学。

同年，恰逢张学良因公来沪，又将董健吾请到他的寓所，表示愿意资助十万法郎襄助革命子弟出国读书。

董健吾即将此事及时向党组织作了汇报，最终接受了张学良资助的十万法郎支票，作为岸英、岸青兄弟出国经费。

张学良还热心地建议：趁东北军将领李杜将军赴法的机会携带孩子出国。

同年6月，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及董健吾次子董寿琪，登上一艘法国邮轮，随李杜将军抵达巴黎。

（李杜）

后来，苏方人员同意岸英兄弟入境莫斯科，而董寿琪则只能束装回国。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岸英同志曾致信给董健吾父子，忆及当年往事，毛岸英在信中无限深情地写道：

“想到当年在上海的不少情景，特别是在我们最大困难的时候，董伯伯及你们全家对我和岸青的照顾，至今不能忘怀，真是万分感激……”

结语：

抗战全面暴发后，国土沦陷，人民涂炭，董健吾身处敌占区，丹心已共山河碎。

1937年后，他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利用在租界的社会关系，孤胆潜入了敌伪情报机关，将收集到的日军在沪登陆人数、军需轴重的储备情报派人密送给抗日团体。

（淞沪会战时期的上海）

至抗战中期，董健吾又利用南京警察学校训育处处长的特殊身份，竭尽所能冒险抢救被敌寇关押的新四军干部脱险，并设法帮助一批爱国人士从狱中脱离。

由于深陷敌占区，董健吾与党一度中断了联系，很多的革命经历都难以考证，他的名字也不为人知。

上海解放后，由于受到“潘杨案”的波及，董健吾被当作敌特逮捕，接受审讯，这也就是开头的那一幕。

陈赓大将在1961年春，抵沪治病，特意通过上海市委通知董健吾去锦江饭店小会议厅见面。

当陈赓与分别三十载的老战友见面时，往事如烟、百感交集，两人久久拥抱共诉离衷。

陈赓一再关心询问董的家境情况，并想要得空再聚。

不料，这一次重逢，即成永诀。

同年3月16日，陈赓在沪病逝，董健吾悲痛不已，与李克农等同志去机场护送陈赓同志骨灰回到北京。

回顾董健吾的一生，为党为国不辞艰险，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历经血雨腥风，丹心可鉴。

长期以来，恃功不邀，默默无闻；一生业绩，罕为人知，令人敬佩不已。

参考资料：

《从圣公会牧师到红色特工：董健吾的传奇人生》 史习隽 新华社

《杨扬：两本书引发的感触》 新民晚报

《红色牧师董健吾》 叶介甫 《档案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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