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神秘的机构（这一机构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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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12日，侵华日军汹汹然进入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29号花园洋房门前，开始有日本密探频繁活动，国民党军统特工也时不时出入这里，宋庆龄受到密切监视，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建议下，宋庆龄化名“林太太”，登上了一艘德国邮船，于1937年12月26日抵达香港，暂住在弟弟宋子良位于干德道11号的小洋楼里。

1938年3月底的一天，一位名字叫詹姆斯·贝特兰的西方记者，沿着香港岛半山区的干德道，一路打听来到了11号。

在谈话中，贝特兰对宋庆龄说道：“周恩来得知我要来香港，特意托我向您捎话，委托我把一份有关八路军伤员的医疗服务工作需要的情况报告交给您。希望夫人在香港争取海外援助，救援抗战将士，特别是援助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军民。”

宋庆龄牵头成立国际救援机构

自从来到香港以后，宋庆龄就常对别人说，争取国际救援，是她“要办的第一件事”。

早在来到香港之前，宋庆龄就有预感，虽然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形成，但出于她对妹夫蒋介石一贯的了解，此人惯于出尔反尔，所有允诺随时都有被推翻的可能。

果然，在她抵港后不久就有消息传来，已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的八路军、新四军，按协议应当由当局按月发放补给，但国民党当局经常借故克扣或拖欠他们的军饷，更得不到弹药和医药。

国民党指望不上，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

此外，一个消息也经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传到了宋庆龄这里：由她策划、联系，由国际援华委员会派遣来的加美援华医疗队，已于1938年3月抵达延安。毛泽东在同负责带队的加拿大医生、共产党员白求恩见面后已经决定，由白求恩带头组建八路军战地医疗队。

为了向八路军战地医疗队提供必要的医药和器械，保证白求恩在前线的需要，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专门成立了一个支援小组。然而，要完成好八路军总部交代的任务，光有一个援助小组远远不够。

为此， 廖承志特别向宋庆龄建议，在援助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一个规模更大的组织，以便向公众募捐抗战援助。这个组织，必须能够冲破国民政府的阻挠，成为捐赠者、援助者与中国抗战军民之间的桥梁。

廖承志与宋庆龄极为熟悉。作为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儿子，廖承志从小就与宋庆龄熟识，对宋庆龄向来以“叔婆”相称。

当年，宋庆龄因反蒋流亡德国，正在欧洲参加国际工人运动的廖承志，特意去柏林看望她。后来，廖承志因被叛徒出卖，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也是宋庆龄全力营救，廖承志才得以获释。

在宋庆龄接触的共产党人中，廖承志与她接触的次数，是数一数二的。宋庆龄后来评价称，廖承志是她“一生中最信赖的人”。

几经筹谋，建立救援机构的事最终得以敲定，廖承志等人还为这个机构起名为“保卫中国同盟”。

为支持宋庆龄建立援助机构，廖承志几乎每天都到干德道11号来出谋划策。廖承志的胞姐廖梦醒，作为宋庆龄的秘书，更是离不开这里。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发，宋庆龄建议邀请他的弟弟、时任中国银行董事会主任的宋子文，担任保盟会长一职。此外，宋庆龄还为保盟物色了一批发起人。

国内，有冯玉祥将军、外交家颜惠庆，孙中山先生的长子孙科等等。

国际上，有后来成为印度开国总理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等人。

1938年6月14日，保卫中国同盟正式宣告成立。

宋庆龄任主席，宋子文任会长，邓文钊任司库，廖梦醒担任保盟秘书。贝特兰等人则被邀请负责主办保盟的机关刊物。廖承志作为保盟中央委员，实际上担负起保盟日常的领导工作。

保盟成立之后，很快便得到了许多援华团体和友好人士的积极响应。一批又一批援助抗战物资、款项，纷纷汇集在香港。

“一碗饭运动”

1939年夏天，保盟完成了最大的一次国际救援物资的运送。当时保盟聚集了12辆卡车和600箱医药用品，以及由英国工业家捐助的一辆带有手术间和七张病床的大型救护车运送至内地。

为募集更多捐款，保盟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募捐方式。

1941年7月，宋庆龄效仿美国医药援华会，在香港发起了轰轰烈烈的“一碗饭运动”。

“一碗饭运动”

在保盟的组织下，发售一万张餐券，餐券的价值本可享受几道菜肴，但认购者只能持券到提供赞助的餐馆吃炒饭一碗。这种差额盈余就交给中国工业合作社作为救助伤兵难民的基金。

“一碗饭运动”得到香港各界的积极响应。头几天，就有13家餐馆参加，捐饭5000余碗，大家把它称为“救国饭”。在“一碗饭运动”成立大会上，宋庆龄还拿出自己珍爱的墨宝及其他纪念品，当场义卖，参与募捐。

据不完全统计，保盟自成立到香港沦陷前撤往内地间的四年时间里，共给前线送去了各种医药救济物资120多吨。

同时，在1938年至1939年两年时间里，通过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回国参战的华侨青年和港澳同胞，就多达600余人，其中大部分是抗战中急需的司机、医生、护士等专业技术人员。

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馆长 蔡瑞燕：

宋庆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要把海外的捐助和各种物资送到最迫切需要的地方，为中国人民抗战发挥最大作用的地方。所以她当时的工作针对性很强的，送给最迫切的地方，往往是八路军和新四军。

香港交通拥挤、出行不便，保盟工作繁忙，身边人经常劝宋庆龄买一辆车，宋庆龄每次都婉言谢绝，要“把每一个铜板都用到祖国的抗日战争中去”。保盟的每笔捐献，无论多少，宋庆龄都在收据上亲笔签字，并在《保盟通讯》上定期公布。有大批国际救援物资装船时，宋庆龄常常亲自到码头检查装运情况。

在香港，这个通向世界的窗口，廖承志积极筹谋，一边领导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工作，一边对保卫中国同盟予以大力支持，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在风云动荡、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团结各方可以团结的力量，在一片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替代的特殊贡献。

对于与自己并肩战斗的长辈、战友宋庆龄，廖承志也丝毫不吝惜他的赞美：“她的革命的一生，尤其是风雨飘摇的三十年代，她艰苦奋战，如千丈巨岩，顶住一浪高似一浪的冲击，在狂风暴雨中巍然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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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9月23日）20:00档

CCTV4《国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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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郭冉】

来源：CCTV4《国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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