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原风景创作了多少年（永远的惠民山记第一次回乡）

编者按：作者杨建华 原云南澜沧县惠民农场五连北京知青。

世界名山众多，或清逸俊秀，或险峻峭拔，引人入胜，令人向往。

而我时常想起，心向往之的却是名不见经传的惠民山,她坐落在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旱谷坪乡（现为惠民哈尼族乡），是我们三百多北京知青1968年下乡落脚之地，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是我心中永远的念想。

2003年时的惠民山

每年11月16日（1968年我们离开北京的日子）前后的几天，惠民人会相约聚会。大家津津乐道的还是云南，惠民，连队，以及发生在那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那时，物质匮乏，劳作繁重，生活艰苦，业余生活单调而乏味。然而，惠民山的青春岁月，总会在不经意间拨动我们的心弦，使我们怦然心动！

在惠民生活了四年多之后，1973年元月，离开了惠民山。辗转陕西、河北，于1978年回到北京。

回城后，不再挖坑定植，开荒扛柴，脱坯盖房，不再承受日晒雨淋，生活相对稳定安逸。却再也没有了雨季半夜拉练摔个跟头，一窝鸡枞出现在眼前的惊喜；没有了正在山上干活，一阵瓢泼大雨骤降，躲避不及，索性站在山上用斗笠迎着风雨，谈笑着等大雨过去的潇洒；没有了逢下午学习不出工，中午我们几个女生跑到四连水塘游泳的畅快；没有了仅仅为解馋，星期天几个女生跑几十里山路，到景迈茶山的寨子里，满山跑着抓鸡，鸡窝里掏鸡蛋，买茶叶，恣意玩耍的心劲儿了……

一切都那么平淡无奇，让人有点提不起精神。我是不是有点贱？

几十年，在为工作、家庭、文凭、职称等乱七八糟的事情奔波忙碌之余，我常会想起云南，想起那片红土地，心会随之飘向遥远的惠民山……

近些年，很多同学陆续回去看望那片红土地。尽管后来惠民已不再种植金鸡纳，尽管当初一起生活、劳动的老工人已分别迁往思茅曼昔茶场（思茅因商业化改叫普洱，我很不以为然）和孟连勐阿农场，尽管惠民山已经几乎没有熟人，同学们还是不断地回去，一趟又一趟。去看什么？我心里不十分清楚，大家恐怕也说不明白。

每每有人回去，回来大家便聚在一起，讲述看到的惠民山，述说心中的感受。每个人在惠民的经历不同，惠民留在每个人心里的印记也不一样，感受各异。是恨是爱，说不清。或许，恨也是一种爱？道不明。

没回去之前，我曾在心中无数次想，如果有机会回去，站在惠民山，回到连队，我会有什么样的心情？激动？平静？还是……一切都无法想象。

直到2005年8月8日中午时分，我一个人呆呆地站在惠民街上。

2005年8月，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出差昆明。飞机飞行了4小时，降落在巫家坝机场。

1968年11月到昆明后，我曾到这里看望过在这儿当兵的同学。那时武斗刚结束不久，路边建筑物墙上弹孔随处可见。大街上空荡萧条，路灯没几盏能亮，晚上黑漆漆的。公交系统尚未恢复，没有公交车，我们上街都是腿儿着。和同学在机场溜达，军用飞机起降的轰鸣声不绝于耳。机场周围是稻田，远离市区。时间久远，我已想不起是怎么跑到巫家坝机场的了。

如今巫家坝机场已军转民，每天络绎起降的是客机。十几分钟车程即到闹市，几乎和城市融为一体。

踏上云南的土地就像回家，激动欣喜，听到云南话如闻乡音，亲切入耳。

办完事，走在昆明的街头。北京正热，这里却凉爽宜人。

昆明有了城市雕塑、步行街等

2005年，昆明街头

街边高楼林立，人群熙来攘往，与内地的大城市几乎没有区别，昆明已大变。不由想：惠民如今怎样了？昆明离惠民已经这么近，为什么不回去看看呢？这个念头一起，便不能放下。马上打电话向头儿告了休假，跑去买了第二天到思茅的车票，又订了晚几天的返程机票，联系上乔场长的女儿小芬，一颗心再不能平静，急切地等待着出发。

2005年8月7日早8点，金孔雀豪华大巴从昆明出发，在高速路上飞驰。记起一次和余晓映回惠民，出了昆明，公路质量差了许多，车况也不好，颠簸的厉害。我俩坐在最后一排，一个大坑，被从座位上弹起，头撞在一起，疼的直叫。如今，豪华大巴的司乘人员一水儿空乘装束，女乘务员身材高挑，年轻漂亮，头戴贝雷帽，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车上还有车载卫生间。今非昔比了。

窗外一闪而过的红土令人心头一颤

多年前站在大卡车斗里，前往未知的惠民，一路风尘的情景恍如隔世。透过宽大明亮的车窗，瞥见一闪而过的红土，不禁心头一颤。哦，红土地，我回来看你了！

途中的金孔雀专用餐厅

途中在金孔雀专用餐厅吃饭，窗明几净，乘客凭车票用餐。当年途中打尖，猪狗鸡鸭在篾桌下钻来钻去的情景不见了。6小时急驰，下午2点到了思茅。等候在长途车站的小芬带我去吃米干。和小芬约好，从惠民回来再去看望乔场长夫人。买了去澜沧（思澜公路）的车票，继续前行。

在车上与乘客闲聊，打发时间。没想到，其中一人竟是我们七营副教导员王富——当年我们政边工作队负责人——的亲戚！世界真小！从他那里得知，王富副教导员已于前些年去世了。这消息令我唏嘘感慨了好一番。王副教导员是北方人，我们从心理上就感觉亲近。初识觉得他很严肃，熟了知道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除了领导我们工作，闲时还和我们一起聊天、打扑克。玩得高兴了，早把他副教导员的身份忘记。轮到他出牌，我们没大没小的叫着“毙了！毙了！”他如果没牌，就风趣地说“我闭眼睛！”1971年下半年，我和晓映探亲超假，反复检查通不过。王副教导员知道后，打电话给老文，一句“是让她们做检查重要，还是传达中央文件重要？”解了我们的围。王副教导员对我们的好，记了一辈子。

由于雨季，路不好，当晚8点左右才到澜沧县城，找了个小店住下。当年从昆明到惠民要走五天，每天一早六七点出发，下午三四点住店。现在尽管路不好，也快多了。虽快，却再也看不到翻山过河时的美景了。一次和王运昌从昆明回惠民，车到山巅，云在脚下缭绕翻飞，阳光穿过云层，景色旖旎。运昌兄不由发出“啊～”的赞叹。

2005年时澜沧县政府，后来有了更大的变化。

澜沧县城是我和晓映工作过的地方。1971年4～8月，我们在县政边办公室帮助整理全县政边材料，住在县政府大楼里。出县政府大门往左，不远处是61医院，往右是澜沧冶炼厂。在办公室一起工作的有几位军人，其中栾教导员和小吴来自61医院。栾教导员名栾汉三，北方人，对我们特别好（多年后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有个恶霸地主胡汉三，我总会莫名地想起待我们如亲人的栾教导员）。

他给我们讲文革时在昆明，晚饭后和一位同事在操场上抽烟遛弯。“啪～”一声枪响，黑暗中不知什么人将烟头的亮儿当了靶子。他俩赶紧掐了烟，弯腰一溜儿小跑脱险的事。当年昆明武斗之厉害可见一斑。小吴大名吴新志，贵阳人，学生兵，年轻，俏皮话张嘴就来。人特正派，看到不平事总要仗义执言。栾教导员时常提醒他注意，免得吃不必要的亏。栾教导员常邀我们去他家过周末，我们乐得去蹭吃蹭喝。教导员夫人很漂亮，说一口温软动听的昆明话，一改我认为昆明话粗野不好听的印象。后来我和晓映探家经过昆明，应邀到栾教导员老丈人家去看望。老人家是知识分子，文质彬彬的。带我俩去大观楼公园玩，用地道的昆明话吟诵那著名的长联“五伯（百）里滇池奔来淹（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

办公室里还有孙干事、谢干事等。孙干事是昆明人（名字忘了），也是学生兵。他夫人从昆明来探亲，我和晓映在他家第一次吃到了炒米干。他很风趣，干什么事，如果夫人和他意见不一致，他脱口就是“你反（放）狗屁！”一点儿不顾知识分子的文明。他夫人听了笑笑，就随他了。

当年我的裤子裤兜处被钥匙磨破，就那么破着穿。孙干事见了，用昆明话揶揄我：“你们小伯（北）京咋个一点都不讲究嘛，裤子破了都不补”。听他这么说，我拿伤湿止痛膏从里面贴上破处，凑合事。在此多说几句，那时北京知青真的一点儿不讲究。正干着活，如有顺车去澜沧，穿着干活的破衣烂衫抬脚就上车进城。在澜沧大街上看到衣衫不整，甚至光着脚的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多半是“小北京”。上海知青绝～对不会这样！如不换上整洁衣服就进城，哪怕仅仅是县城，他们都会觉得“勿大好意思”，要不怎么是“小阿拉”呢。

现在的年轻人以穿着簇新的、特地磨出各种洞洞的裤子为时髦。不知孙干事们看了作何感想？隔壁办公室的军人老关常来我们办公室聊天。自他第一次说我和晓映长得像之后，很多人都说我们是姐儿俩。他叨唠着“我们宽（昆）明人，哪点不讲究，的确良的衣服岑（层）落岑（层），毛料子裤子匝（扎）草顺（绳）”。让我们知道了当时昆明的时髦。

如今他们在哪里？那时年轻或正值壮年的他们，现在也都老了，祝福他们一切都好！

商店鳞次栉比的澜沧县城

澜沧县剧场，当年我营宣传队曾在这里演出，引起轰动。

澜沧县早市，苦子果、辣椒等。

澜沧县早市，苤菜根、萝卜等新鲜蔬菜。

当年在澜沧百货公司买的提花长毛巾，仍保存在衣柜里。

第二天（8日）早起，买了到惠民的车票，草草垫补了肚子，准备到了惠民，再好好吃一碗想了多年的米干。

拿着数码相机绕县城转了一大圈，拍照，录视频。葫芦丝《月光下的凤尾竹》悠扬婉转的调子在大街上轻轻飘荡，撩人乡思，令人心动。

当年，我俩每天中午和晚上吃完饭，各一次在县城唯一的石子儿铺的路上溜达。街上人迹寥寥，街边不多的商铺里的人几乎都认得我们。常有人指点着：“看，阿（那）两裹（个）小伯（北）京！”

县政府修了现代化的大门，气派多了。主要街道还是那条我们走过无数次的路，铺了黑色路面，多了几条与主路平行或垂直交叉的道路。各种通讯产品、时装、鞋帽的专卖店鳞次栉比，外来人混迹在南来北往的人群中，再没人关注。店铺里的商品没了民族特色。那时县百货公司卖傣族妇女包头的提花长毛巾，上海产，质量很好。我俩各买了一条，我的现在还在衣柜里。县城有了公交车、出租车，有了超市，菜市场扩大了很多，什么菜都有，包括爱伲族爱吃的苤菜根、苦子果等，十分新鲜。这里有人养宠物狗，颇感意外。在云南养狗再自然不过，当宠物养，有点装。五连男生养了一条叫“老段”的狗，逢老乡或外人进连队就狂吠，有点狗眼看人低的意思；场部老赵医生的狗叫pig，跟他出诊。看见pig，就知道赵医生随后就到。

遗憾的是，在环境这么美，空气这么新鲜的地方，人们却在用含有害挥发物的人造板等建材装修店铺门脸！不应该！

用人造板装修门脸的店铺

从澜沧到惠民途中。

十点，客车准时发出。因为雨季，车子不时绕过塌方路段，速度不太快。离惠民越来越近，心中有些激动，也有些忐忑，不知惠民变了没有？五连又是什么样？

突然，车停了。司机喊：“惠民到了！哪裹（个）要在治（这）点下车？”我丝毫没有思想准备，愣了一下，迟疑着站起来，向车窗外张望，试图找到些许当年惠民的痕迹。泥泞的公路上，车来车往，路边有些店铺，人们忙着各自的事。看不见穿民族服装的爱伲老乡，听不到叮叮咚咚的牛铃声，闻不到新鲜的牛粪味，小小的邮电所也没了，我们为解馋多次光顾的小米干店更是不见了踪影……

惠民变得破败而狭小，让我不知所措。

眼前的一切让我有点懵，惠民变得破败而狭小，与留在我脑海中的印象相去甚远！

“是惠民吗？”我问。“就是了！”看我犹豫，司机有点不耐烦。“是旱谷坪吗？”“是呢！”“是呢！”车上的乘客也纷纷搭腔证实。我将信将疑，拿了东西下车。车门“砰”地在身后关上，车子抛下我，车轮卷起一溜泥水开走了。

政边时，在惠民的公路上。

政边时，我和晓映、马力住在工作队在旱谷坪大队的办公室兼宿舍里。每天穿过公路，去营部打饭。印象中公路平整开阔，路旁行道树森然茂密。眼前公路泥泞狭窄（实际应该是比以前宽），树木稀少了很多，可以看到公路下的沟底，路边盖了些房子，不时有年轻人骑着摩托车疾驰而过。

看着这陌生而又熟悉的地方，我有点茫然不知所措，分辨不清自己的心情。站在留下我们青春足迹的惠民山发呆，这是我无论如何没想到的。

到惠民吃一碗米干的打算，彻底没戏了。呆呆地站了好一会儿，慢慢回过神来。在路边找了家小馆，胡乱塞了肚子，即去寻找我们流浪在这里的青春。

我迟疑着往原来营部的方向走了几步，看到一位正在水管前洗衣服的妇女，有了点年纪。于是抱着侥幸，上前向她打听当年米干店的老板娘。她很热心：你问肖明珍诶（我还真不知道她的名字）？她家就在粮店阿邦（那边）。谢过她，顺着指点，在离我们说话不远的地方，找到了肖明珍家。尽管老板娘并不认得我，但一说是当年的知青，马上热情地把我让进家。她说，她早就退休了，她家老倌（惠民商店的老白）去世了，上次知青来惠民捐书，还来看过她老倌。边说边给我做了一大碗米干，还打了两个鸡蛋。她说：现在的米干都是机器做的了，不好吃。果然，没了当年的味道。

令我们馋涎欲滴的米干，竟引着我找到了第一次回乡的起点，这也是我没想到的。

当年缺油没肉吃不饱，小米干店的骨头汤永远飘着诱人的香味，勾引着我们。我看过老板娘作米干。开水大锅里一个浅浅的铝制大圆盘，盘里抹上猪油，磨好的米面倒在盘里，双手晃着，使之均匀地薄薄地在盘子里铺展开，然后放到开水锅里蒸几分钟，揭下来，像北方做面条那样叠起，切成宽面条样，放在碗里，撒上葱花等调料，浇上滚烫的骨头汤，一碗香喷喷的米干就好了。想起来就流口水。

在老板娘家见到她的两个女儿和几个孙子、外孙，已是儿孙满堂。她女儿很像她年轻时，漂亮。二女儿也在卖米干。我把东西放在肖明珍家，请她的两个孙子白勇和白翔陪我回五连，她那个叫白勇的孙子很聪明，数码相机的使用一教就会，帮我照了好几张相。

米干店老板娘肖明珍与儿孙们，举V字手势的是白勇。

米干店老板娘亲手做的米干，曾慰籍过我们年轻时饥饿寡淡的肚子，我们与她有着特殊的情感。

2008年回访惠民，是北京知青下乡四十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之一。计划中的书——《八千子弟》已完成。还有一台演出，因故拖到2010年元月。其中有个表演节目需要蓑衣，在八千子弟中没征集到。2009年底我再次出差昆明，接下了买蓑衣的任务。谁知惠民的商店早已不卖蓑衣、锄头等货了。我跑去求助肖明珍。她听说后，马上带我到她孙子白翔的住处（此时白翔已结婚），二话不说，从白翔的褥子下拽出一件铺垫的蓑衣，让我拿上。我要付钱，她说，一个蓑衣嘛，要哪样钱！坚辞不收。这件蓑衣使我们的演出圆满完成，顺利结束了系列纪念活动。

2013年重走青春路，在惠民的告别宴上，知青们特地邀请了老板娘。她热情地说：二天你们克（去）我家，我杀鸡，给你们做鸡汤米干吃。

2018年我独自回去，在惠民的集市上碰到肖明珍的二女儿。问起她妈妈，她告诉我，她妈妈已经去世了。

这位老朋友的逝去令人黯然神伤！但她和惠民的那碗米干，却永远留在了我们心里。

米干店老板娘肖明珍：二天克（去）我家……

2013年11月在惠民，知青和米干店老板娘在一起。

我和白勇、白翔来到五连，路口和小路几乎是老样子（1970年3月，惠民农场组建为生产建设兵团，各队变成了各连队。为叙述方便，以下均称连队）。

2005年五连的路口变化不大，只是树少了些。

往事如潮……

当年，来自六十五中、二十七中、五中、女二中等八十多名男女知青分在五连，是知青最多的连队之一（四连九十多名知青），男女生比例大致1:1。二连男女生比例严重失调，2008年回访后，叶研写下《兄弟我贼心不死》，“愤然”述说此事。那是后话。初到惠民那段时间，陆续有人来，投奔哥哥姐姐或同学朋友。有的留下了，有的待了一段时间，又悄悄离开了。夏伦勤的妹妹夏伦进，卢燕林的妹妹卢沈英，刘秀琴的弟弟刘月明来投奔哥哥姐姐，梁泽玲的弟弟梁泽甫来投奔姐姐，还带来了两位同学，六十五中的徐昌年从插队的陕北跑到惠民来和同学会合。后来弟弟们到了二连，略略改变了二连男女生的比例，妹妹们留在了五连，徐昌年则到了六连。

五连的特点是高中生多（约50多名），能人多。能写会画的，能歌善舞的，吹拉弹唱的，爱钻研的，擅运动的……人才济济。在全营，乃至全团的各种活动中，五连都有不俗表现。遗憾的是，五连副连级干部中没有知青。后从二连调马焕金任五连副连长，她老爱哈哈笑，获赠绰号“马哈哈”。

加上20多位当地各族老工人，共一百多人。队长文运华（组建兵团后为副指导员），四十岁左右，个子不高，十分精壮，干活是把好手。有些自私，有点小心眼儿，也有些心计，对付刚出校门的知青绰绰有余。他带着老丁（老婆）和四个孩子（三个女孩，云妹子们，一个男孩，金根，老五尚未出生）作为骨干从别的农场调过来。

现在想想，老文的自私和心计也情有可原。一大家子6口，他们夫妻俩的工资加起来不到60元/月。印象中老丁身体不大好，大的孩子要上学，老丁和小孩子要营养，是得算计着。我们那时年轻，不谙世事，对老文那些自私的做法颇不以为然。老文对知青也有看法，尤其对顶撞过他的，仗着手中有点权力，要么把人调离，要么找机会整一下。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像姐姐一样照顾、维护我的张红英，被他调离惠民，令我气愤。

当年我和老文多有争执，被认为不尊重领导。最后在住瓦房的事上，被摆了一道。1972年，五连开始盖瓦房，土坯墙，玻璃窗，带廊子。住瓦房大家梦寐以求。近年底，房子盖好了。老文不知听谁说我和晓映要调走，分房时，我们这排房的人都分了房，高高兴兴搬走了，没我俩啥事。老文放话：过两天就撤电线，推房子。

我一听，火冒三丈。站在要推的草房前大声说，敢推房子，我就敢在露天住！然后我去营部找李振声，说明情况。并强调，口口声声让我们扎根边疆，连房子都不给住，怎么扎根？！李振声听我讲的有道理，马上打电话找了老文。第二天在全连大会上，老文说：由于我们考虑不周，有的同志这次没分到房……。会后有男生对我说，你一去找营里，老文就道歉了。我愤愤地说：他没点名，我不认为他道歉了！当晚老文找我谈话，说，瓦房住不上，给你俩安排一间草房，一人一盏灯一张桌。那时两人住一间房，且每人一盏灯一张桌肯定不行。这样安排，对老文来说，已是很大让步。我就坡下驴，不再计较。我俩舒舒服服住了一段，晓映的调令来了，送走了她。过了一周，我的调令来了，也走了。

几十年，我们经历过人生的跌宕起伏，见识过尔虞我诈，领略过为达个人目的的拙劣表演。相比之下，老文的作法顶多是农民的狡黠，小儿科。

多年后，老文和老丁到北京来，大家相聚。我问老文：还认得我吗？老文说，你不是杨建乏（华，湖南口音）嘛！老丁说，现在晓得你们为什么非要肥（回）北京了，北京是比费（惠）民好多了。大家都笑了。后来听他女儿们说，她们爸爸妈妈经常念叨我们这些知青。后来我们和老文的儿女们成了朋友，每次回去，他们都热情招待我们这些比他们大不了多少的叔叔阿姨。老文家老五——海云的茶叶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多次帮我们做纪念茶饼。如今老文和老丁都不在了，逝者为大，愿他们安息。

刚到惠民时，盖的草房仅满足居住。后来陆续开菜地、搭猪圈、修球场、盖会议室等。我觉得，五连的篮球场、请示牌、菜地等，在全营都算得上首屈一指。

高中的男生在连队建设方面有想法，也有办法，干起事儿来有板有眼。他们从生活用水处，另用竹筒接出一支饮用水。为保证饮用水卫生，专门砌了沉淀池和过滤池。水先沉淀，再过滤。过滤池里一层层放置了过滤材料——有自己动手烧的炭，找来的粗砂，鬃片等。经过滤后的水引进厨房，用于洗菜做饭。整个池子被封闭起来，饮用水的卫生得到了保障。

菜地的男生想方设法让北方的菜籽在南方生长，云南的西红柿很小，长不大。他们每年从北京淘换来菜籽，种出的西红柿又大又红。还种了茄子、辣椒、洋白菜等蔬菜，基本解决了吃菜问题。

当年远眺勐满坝，梦想着回家。

2005年回到惠民山，从五连眺望勐满坝子。山河依旧，物是人非。

那时每个单位必备请示牌，就像现在有的单位上班必备打卡机一样。五连请示牌上的字和画，都出自二十七中能写会画、心灵手巧的胥涛之手。后来二连新建请示牌，也请了他。

“早请示，晚汇报”曾经是天天要进行的政治仪式。每天开始工作、学习前要向“毛主席请示”，晚上睡觉前要向“毛主席汇报”当天的工作、学习情况。时间一久，这种仪式仅流于形式。

当时在请示牌前手捧毛主席语录留影也是一种时髦。 大家的表情却很耐人寻味，看起来有些呆。

清爽整洁的连队，同宿舍的姐妹。

在我们当年盖的房子原址翻盖的土坯房也破旧了，门楣上有门牌号码。白勇拍摄

时过境迁，这次回到五队，不仅请示牌不见了踪迹，会议室也没了。当年那也是个重要所在。在那里，老文曾高声大气地念着知青给他写的稿子“逢丹丹（红彤彤）的太阳当头照，革命的逢（红）旗夫（呼）拉拉的飘……”，他的口音加白字，令大家捧腹；复转军人毕新华是某排排长，他当值训话的口头禅“这个这个～呃”，引起知青们一片“啧啧”声，气得他让大家用玉米核去刷嘴；“一打三反”时，各种戏码在这里上演，莫名的揪斗、批判一起来的同学，令人愕然、悚然、茫然……

当时成家的人不多，只有老文和两三位年纪稍大的人有家。知青们在房前种木瓜、芭蕉等植物，美化环境，草房墙上写着“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等标语。整个连队整齐清爽，井然有序。

现在房子间盖了堆满柴禾的柴棚，鸡鸭们走来走去觅食，自留地里种着白薯、芋头、蔬菜等，有了烟火气。篮球场、房子和厕所基本在原处，我们亲手盖的瓦房已翻盖过，虽有门牌号码，注明惠民茶场×队×号，但显得杂乱。

惠民农场后来被柏联公司收购，种茶。

五队还是五队，但已不是我们的五队了。

转完回到肖明珍家，取了东西，谢过她全家，赶下午去景洪的班车。在勐满回望，惠民山又笼罩在雨雾之中。

云雾惠民山

当晚宿景洪。

第二天（9日）早上，买了下午到思茅的车票。看着街上的人群，想起1968年第一次到景洪时，天色已晚。拉我们的大卡车亮起车灯，扫到路边几位傣族姑娘身上。窈窕的姑娘们裹着各色筒裙，短小的浅粉浅蓝或浅绿色的上衣，头上打着包头，袅袅婷婷站在榕树下。这亮丽的风景，这惊艳的一瞥，让灰头土脸的我们一阵惊呼！

舞台上表演的民族风情

准备给游客表演的姑娘们

如今，景洪街上没了令人艳羡的风景线，民族风情只在舞台上表演了。

景洪遇到热情好客的傣家人

下午出发前，联系了小芬，她说到了思茅她哥小华给我安排住宿。没想到，路上大雨，车走得很慢，我手机电量不足。到思茅时天已黑透，手机没了电。无奈，只好找了家旅店，办了住宿手续，用店家的电话联系上小芬。她问清了我的位置，兄妹俩开车找到我，退了旅店，接我到小华单位安顿下来。思茅那个漆黑的夜晚，小华和小芬的到来让我倍感温暖。

第二天（10日）上午，小芬带我去乔场长家，见到了乔场长老伴周阿姨。家中陈设简朴，周阿姨身体尚佳。墙上挂着乔场长的遗像，睹物思人，我们聊起了乔场长和惠民。其实周阿姨多半也不认识我，但只要是知青，她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般热情款待。中午，他们全家请我在一家馆子吃菌子。

在乔场长家和周阿姨

周阿姨全家请我吃菌子。

因为已经买了11日的返程机票，当天要赶到昆明，饭后必须离开了。周阿姨嘱咐：“再来啊！”我答：“一定！”临行，拥抱了周阿姨。想起乔场长对他从北京接来的三百多知青的关爱，望着慈祥的周阿姨，忍不住鼻酸眼热。

第一次回乡，来去匆匆地结束了。

后来，2008年和2013年两次回访惠民。在思茅，大家又去看望了周阿姨。遗憾的是2013年回访后，我去了寨子，没能再见到她老人家。几年后，接到周阿姨去世的消息，再也没有了看望她的机会。

我是一个反应迟钝，后知后觉的人。离开惠民多年后，我才逐渐意识到：短暂的青春，在人的一生中占有相当重的份量！进而体会到，对于每个人来说，青春，大概是一个人除生命之外，最重要的时段。不管那段岁月多么艰苦，经历多么坎坷，青春依然美丽！

这也许就是我们常常想起惠民山的原因。

仔细想想，大家一次又一次回去，大概是去探望我们曾经在惠民山的青春岁月。

或许，是对青春的一种祭奠。

17岁，懵懂青春，下乡云南，初识惠民山，是邂逅，是被动，虽无奈，也是缘分。70岁，古稀之年，身在北京，常想惠民山，是挂念，是思恋，是感恩，更是致敬。

感恩惠民山！致敬我们的青春！

岁月沧桑，五十余载，我们和惠民山都变了模样。

流光溢彩的惠民，2013年11月

惠民夜景，2013年11月

惠民街

惠民，2018年

惠民街上的烘焙小店，2018年

颇具特色的小茶馆，2018年

惠民街上一个名为“在路上”的小咖啡店，2018年

惠民一直“在路上”，2018年

惠民热闹的集市，2018年

爱伲老乡也不再光脚了，2018年

柏联五星级酒店，2018年

柏联五星级酒店，2018年

惠民山越变越年轻。作为澜沧县旅游小镇，年轻人在街上开起面包房、咖啡店（虽然吃面包喝咖啡的人不多），有了小资情调；除普通旅店，还有了五星级酒店；晚上流光溢彩的景观灯，勾勒出惠民山的倩影；景迈茶山正在申遗；路宽了，车多了，喧嚣了，惠民山不再静谧拙朴……

我们则日渐苍老，来日无多。慢慢走不到惠民山，将不能亲见她的变化。但我们的心会时常飞回惠民山，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不管惠民山怎么变，她永远是我们心中那座——青春的山！

2021年12月于北京玉泉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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