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贞观时期的悲催爱情故事（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

唐朝，特别是前中期，在历史上曾出现了一幅幅空前绝后的封建盛世图景。四夷臣服、物阜民安的社会现实使整个社会心理变得开朗，社会文化也因之而空前繁荣。

张道陵创立五斗米道伊始，即有大量女性入道，如张道陵之妻孙氏、张衡之妻刘氏、张鲁之母卢氏等。但像唐代上至公主、官宦千金、下至贫苦村姑、婢女侍从妓，甚至各个社会阶层的广泛参与却是历朝未见的。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唐代不同身份女性的入道热情呢？

原始道教多活动于下层劳动者中间，又往往与农民起义相结合，因此曹魏政权称道士们“行妖隐以惑民”，而遭镇压。为了改变道教命运，晋以后的葛洪、寇谦之、陶弘景等人便从理论上反对民间的原始道教，创立为门阀士族地主阶级服务的道教。至隋唐之际，一些道士充分利用道教的特色，以迎合世俗皇权。道士为了满足统治者希望永享荣华的心理，积极致力于炼丹服饵之术，有唐一代，炼丹方士倍受统治者青睐。

另外，道教在唐朝地位超越儒、释，也与统治者利用道教以神化其统治有关。唐时，门阀士族虽已日薄西山，但在唐初社会影响力仍很大，李唐为了抬高其门第，遂尊老子为先祖，奉之为祖神。基于道教本身努力向统治者靠拢和统治者对道教利用的双重原因，有唐一代统治者基本上对道教予以大力扶持。

高祖、太宗、高宗、玄宗、武宗等都极力扶持道教。624年，高祖于羊角山立庙，将道教教主作为祖宗加以祠祀，从而确立老子与李唐皇室的关系。因老子与李唐皇室的关系，高宗和玄宗还曾先后规定“道士、女冠宜隶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检校”们。宗正寺是管理王室宗族事务的机构，说明唐王朝把道士当作宗室看待，凡道士女冠有犯法者，“望准道格处分，所由州县官不得擅行决罚”。

唐时，定国有功的道士和方丹术士这两类道士常为皇帝召见，拜官赐爵，甚至以之为师，亲受法篆。隋唐之际，楼观道士歧晖资助李渊起兵，李渊在称帝后，为之大修宫观，从经济和政治上予以支持。这无疑会提高道教的社会地位，扩大其影响，促进其发展。

唐王朝巩固后，封建统治者不再那么欢迎密告符命之类的活动，甚至对此采取了禁止措施。于是，道士们改变换取统治者宠幸的方式，为统治者们炼制所谓长生不老药即是他们的新方式之一。有唐一代的皇帝，因向往长生，差不多都相信炼丹方术。

中国历史上皇室女子为同一宗教接二连三出家的这一现象仅在唐朝出现过，可以说，公主入道是唐代诸帝崇道行为影响下的特殊现象。当然，公主入道，又反过来验证了唐统治者与道教教主间所谓的直系血缘关系，从而神化了皇权。唐代大量公主入道，罕见于中国历代。其入道与李唐统治者扶持道教直接相关。公主的入道，标志着唐代诸帝与道教内部逐渐形成的制度呼应。

出身尊贵的公主多人出家为女冠，与朝廷尊崇道教关系密切，但具体到个人的入道动机。在入道动机中，慕道具有较纯正的宗教意识，唐睿宗曾强调金仙，玉真的入道，是性情上的“性安虚白，神融皎昧”；祈福意为祈求功德，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太平公主就是武后以为荣国夫人“幸冥福”而入道的。道教的重生观也是吸引公主入道的一大原因，如玉真公主所说：“请入数百家之产，延十年之命”，就是舍弃世俗财物，以延年益寿。

公主入道，推动了女冠队伍的飞速发展。公主入道的风气首先传递给予她们地位最接近的贵族女子。长安亲仁坊的咸宜观是士大夫家妇女入道集中的地方，贵族女子“入道”不一定全都出家。入道的原因也是各种各样，如杨贵妃之入道，虽云“每在精修，属太后忌辰，永怀追福”，实属玄宗为占有儿媳的障眼法。无论是什么因素促使贵族女子入道，她们的介入，本质上提高了女道阶层的整体文化素质。

唐初三帝（高祖、太宗、高宗）因历经隋唐之际的战乱，隋灭教训记忆犹新，因此能时时提醒自己，他们出放宫女多从“节俭”角度着想；睿宗后的皇帝，出放宫女则更多地是为了显示其所谓的“德政”。出放宫女历朝有之，但唐朝出放的宫女比其他王朝的出放宫女多了条生路，即入道为女冠。如果没有公主的大量入道，她们将流离失所，命运更为凄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公主入道为出宫女子提供了生存空间。

唐代政治上开明，经济上繁荣，国力上强盛、统治者心态开放，“贞观之治”、“开元之治”都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中国人都为之自豪。这为对外开放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唐太宗甚至还鼓励夷夏通婚，这也是由于北方部族自由开放的婚恋观念对内地的冲击。正是在这种兼容并包的背景下，有唐一代无论是世人对妇女的看法还是妇女自身的观念相对于其他封建时代有了很大的转变。

大唐诗风兴盛，能诗者遍于朝野，可谓“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羽客，靡弗预矣川剜。”唐代诗歌极度繁荣，唐代妇女学诗的很多。上层社会女子能诗者层出不穷，杰出代表有长孙皇后、武则天、徐贤妃、上官婉儿及宋氏五姐妹等，《全唐诗》卷八百六十三专录女仙诗。女冠诗人既没有贵族身份的光环，她们入道原因更多的是想借道教的外衣以摆脱束缚步入社交圈。

中国古代女性一般生活在狭窄的生活天地中，思维空间窄小，很难摆脱自身所受的封建伦理道德教条的约束，在社会情感上又受到压抑。这种现象在以鱼玄机、李冶、薛涛为代表的女冠中得到明显的改善，由于进入到了适当的环境中，她们的文学创作生命得到了复苏，尤其是在唐代这样一个开放的盛世，女冠对于她们来说可以说是一种身份，可以相对于世俗女性来说稍有羁绊，反应在创作中。

作为女冠诗人中的佼佼者，鱼玄机、李冶、薛涛三人与当时文人交往最盛，她们在人间既享受了仙界的自由又感受了世俗的欢乐。因而在后来唐宋词人的很多创作中，常常流露出作者对神仙境界的无限向往，士大夫也借吟咏女冠来蕴含他们对仙界的憧憬之情和他们对生命理想的追求。在现实与虚幻的交缠之中，一些文人笔下的女冠词展现出独特而又复杂的道家审美意蕴，这在一定意义上拓宽了唐宋词的审美特征。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男女有别是封建社会规范女性的戒律，女性始终作为弱于男性的“第二性”而存在。不仅社会地位低下，受自然、社会的种种磨难，还要受到男子的欺凌和压迫。

在封建社会宗法等级制的家庭范围内，在保持血统的纯正口号下，女子只能成为单纯的生育机器。因此，唐代各类女冠所萌发的自我意识在女性奴隶史上却是弥足珍贵的，摆脱世俗礼教，获得独立自我的生存空间无疑是她们与传统女性的最大差别。

参考文献：《汉唐期间道教修炼方式与道教女性观之变化研究》、《从墓志看唐代妇女的道教信仰》、《实态与想象:唐代女冠研究》、《论唐代公主入道原因与道观生活》、《论唐代女冠诗人的社会交往与创作的关系》、《唐代女冠诗人与现代女性单身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