鞭炮声里忆流年（鞭炮声里忆流年）

文：鲍红新 图：来自网络

年关将近，虽然本地政府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并且把告示贴在了小区门口，窗外仍然时不时地传来零零碎碎的鞭炮声，把人的思绪带入了遥远的童年岁月。

王安石《元日》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现代文学巨匠鲁迅的小说《祝福》中，也充斥着年底放爆竹送灶的风俗描写。

看来，过年放鞭炮，这种习俗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且早已流行于祖国的大江南北。尤其对我们这些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乡村的孩子来说，年味原本就是和不绝于耳的鞭炮声联系在一起的，不放鞭炮，算什么过年呢？！

彼时的乡村，虽然农人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但穷年不穷节。一进腊月门，农人们便开始赶年集，置办年货。年货里，买鞭炮是个重头戏，也有很多不成文的讲究。

在我的故乡，从除夕到大年初一早上吃饺子，至少要隆重地放四次炮。这些炮，大多是成挂的五百、一千响的“火鞭”，点着后可以噼噼啪啪响好久，驱除一年的邪祟与晦气。

除夕之夜，吃年夜饭和饺子，要放一次炮；等到看完春节联欢会，全家人熬到把新年的钟声敲响，还要放一次，美其名曰“守岁炮”；大年初一起五更，挨家挨户拜年之前，要放一次炮，叫五更炮；待到串门磕头回来吃饺子，还要放一次贺新春的炮。

那时的乡村虽然清苦，过年的礼节却格外讲究，一样都不能少。用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来说，叫做很讲究仪式感。

儿时过年，一天到晚不停忙碌的是大人，高兴得心花怒放的是乡下孩子。缺吃少穿的年月，过新年，对乡间顽童来说，就意味着穿新衣、戴新帽，吃得好，还可以放鞭炮。

为了让孩子们高兴，大人们在置办年货时，除了买火鞭外，还会买一些样式别致的专供小孩子玩的炮仗，比如一点燃纸捻儿便嗖地冲上云霄的“钻天猴”，可以拿在手里“滴滴”呲花的“滴滴筋”，还有一点着就贴着地皮嗡嗡乱窜的“屎壳郎”、震耳欲聋的双响爆竹“二踢脚”等等，不一而足。

用火点鞭炮，也是一个技术活儿。这样的差事，家长大多会让男孩子来干，藉此锻炼他们的胆量。

胆大的男孩子喜欢用打火机或火柴点，不过这样一定要眼疾手快，火苗刚刚挨住炮捻儿，人就要马上离开，否则就会“引火烧身”。

胆小的男孩子则战战兢兢，用高粱秆当引火棒，把露出红火头的一端哆哆嗦嗦凑近炮捻儿，还没挨住，便马上起身抱头跑开，招来一阵“胆小鬼、兔崽子”的笑骂声，农家小院里充斥着快活的空气。

与鞭炮有关的春节记忆中，最感到有意思的，便是拾哑炮了。所谓哑炮，其实就是一些放火鞭时没有点响的小炮，大多是从成串的鞭炮上掉下来的。

大年初一的早晨，刚吃过饺子，我们一群小玩伴便开始走街串巷，专门捡拾完整的小哑炮，捡到一个，便如获至宝，赶紧装入随身携带的罐头瓶中。一个、两个、三个……

不知不觉中，大家手中积攒的哑炮越来越多。我们便把哑炮全部集中在一起，细心地一层层揭去炮身上红色的外衣，把里面的火药全部倾倒在一张纸上，再点燃一根火柴，往撒满火药的纸上猛地一抛，那些火药便轰的一声燃烧起来，还变幻着五颜六色的火花，空气中弥散着一股好闻的硫磺味儿……

美好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十二岁那年，我考取了一所县城中学，从此告别了我的乡村时光。学习生活的紧张与课业的压力，使我回故乡的次数越来越少。

寒假的短暂回乡，也常常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忙于繁重的作业，很少能再切身体验放鞭炮、拾哑炮的童年之趣了。

回望岁月的门槛，而今的我已人到中年，在故乡的城市买房定居。近些年来，国家与各级政府出于安全与环保的双重考虑，已明文禁止居民小区与乡村燃放烟花爆竹。

至此，那往年春节时不绝于耳的鞭炮声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在脑海里化为对流年碎影的美好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