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如何解决藩镇割据（以文制武强干弱枝）

这种混乱主要体现在原本在北宋已经被打压和制约的武将势力在事实上再次崛起，甚至由于建炎南渡后，朝廷要求各地“招降纳叛”、“便宜行事”的要求，还出现了新的特点，尤其是囿于财政困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诸路将领不得不利用军队的军权优势，在地方经商贸易后，一个个不受中央制约的“小型藩镇”，在事实上建立了起来。

但是，从之后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这些事实上的地方将领拥有者酷似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藩镇格局，但是在南宋百年的历史中，地方对峙中央甚至地方反抗中央的局面却从未出现。为何同样是藩镇，南宋的藩镇问题却并未引发全面的动乱？这便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问题。

事实上，所谓的“藩镇”说并非后世为了将南宋与唐中期的藩镇相类比而故意牵强附会。在宋代，最早提议设立藩镇的，其实是靖康之变前曾经力主抗金作战的名相李纲。他在奏折里曾经多次与尚未被金兵掳走的宋钦宗建议建立唐代的藩镇。其理由是，这种藩镇可以“立豪杰，使自为守”，这一提议主要是针对北宋当时“强干弱枝”之政所造成的弊端而言的。

要知道，以武立国的宋朝，在建国之后就大肆打压和削弱地方藩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先可以由中央掌控的禁军却逐渐腐败弱化，毫无战力可言。而地方守备军却也已经因“强干弱枝”之政失去了守土固边之力。

而若是以藩镇为中心，建立新的军政体系，则可以在金兵南下的关键时期，为北宋获得重新崛起的机会。

为此，他曾经多次建议钦宗在北方要冲之地建立“帅府”，即前代的藩镇。然而，对于北宋来说，“强干弱枝”乃是国策，即使是在女真铁骑的步步紧逼下，并无太多魄力可言的钦宗仍然不愿实行此法。而事实上，在当时针对“重建藩镇”的讨论同样不利于李纲等谏言者，甚至可以说，在靖康之难前李纲的罢相也并非完全与此无关。

如今的我们很难对此事的是非加以判断，在已然固化百年的宋朝，贸然重新建立前朝藩镇，是否真的能力挽狂澜恐怕还是未知之数。或许，以文制武的祖法被改变后，新晋崛起的武将势力与文臣之间的冲突可能反而会诱发新一轮的政治危机。

但是，此类的建议却并未因为李纲罢相而结束。到得南宋建立之后，再次任相的李纲进一步提出了“再建藩镇”的建议。而与此同时，胡舜陟、曹辅等一干经历过建炎南渡之际惨祸的大臣也同样开始支持这一提案。藩镇这一曾经在残唐时期的重要政治元素终于于南宋重新“复活”。

不过，与前代藩镇来说，南宋所建立的藩镇并非是全然一致的仿制品。相反，为了防止重蹈前朝覆辙，南宋藩镇的建立机制其实与唐代有许多不同之处，而正是这些不同，使得原本在唐代为祸甚广的藩镇割据，并未在南宋出现。

南宋对藩镇建立机制的损益，从高宗朝的另一位名相范宗尹所草拟的计划中也可窥见几分端倪：

“……朝廷量以兵力援之；沿河、淮、江置帅府、要郡、次要郡以备控扼……每路文臣为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总一路兵政，许便宜行事；武臣副之……”

在《续资治通鉴》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范宗尹这位南宋历史上最为年轻的宰相，绝非萧规曹随般完全依照李纲之建议重启藩镇，相反，在他的计划中，所建立的藩镇体系极为繁复，而与之相对应的，为了进行对藩镇的监察，范宗尹也做出了极为详尽的制度建设。

所谓“许便宜行事；武臣副之”的说法，在通篇文献中出现了多次，而它的意义在于，虽然藩镇得以建立，但真正统帅一地军政大权的，并非武将，而是身为“安抚使”和“马步军都总管”的文臣。

这一规定，几乎是北宋年间以文制武政策的延续。唐代自安史之乱爆发后，不得不依靠遍及地方的藩镇才得以平复战乱，然而这也造成了以朔方藩镇为首的武将势力的崛起，这股势力的军事实力之强，几乎与中央无异，而由于数量众多，甚至出现了地方反制中央的局面，而五代十国时期的节度使们同样延续了唐代的境况，在这种局面下，以更受朝廷信任同时根基皆在中央的文臣统制部队，自然也成了一种十分正常的方式。

但如果将这一制度看作是北宋重文抑武之法的延续，其实并不准确，事实上，在南宋初年，由于中央军力的衰弱，朝廷并无真正可以抑制各地武将的军事实力，因此，在南宋初年，武臣军权之伸张达到了南宋有史以来的高峰，所谓“自渡江以来，沿边之兵尽归诸大将，帅臣反出其下”正是对这一阶段最好的诠释。

在这种情况下，南宋朝廷并无北宋初年足以压制和震慑边将的实力，因此，文臣为安抚使，所实行的正是其名目当中的“安抚”之职能。

这些文臣的职能中，最重要的一共有两点，一是延续北宋文臣监察武将的职能，二则是作为武将与朝廷中间的沟通枢纽，以调节和缓和两者之间可能因为军粮补给等事务而出现的矛盾。

在一开始，后者显然更加重要。尤其是在军粮的协调上，安抚使需要协调各地军粮的转运和使用，“使帅府常有三年之积，要郡二年，次要郡一年”，也只有这样，才能杜绝因补给自重不足而导致的士兵哗变现象。

三、制约藩镇的军事建设：强干弱枝

当然，在南宋朝廷所建立的中央军逐渐强大之后，安抚使的另一项职能却开始逐渐显现，原本用于辅助地方武将的安抚使，也逐渐转变为震慑和监督武臣的重要手段，北宋积习的以文制武国策又一次重演。

而这也就牵扯到宋代的另一项国策“强干弱枝”。

就像前文提到的那样，宋太祖赵匡胤由于本身为武将出身，亦是通过“陈桥兵变”登基称帝，因此，对于地方武将掌握军权的状况一直身怀忧虑，在北宋时期，为了防止地方割据局面，曾经以“强干弱枝”之法，收夺各路兵权。

然而由于南宋初期混乱的战争割据，朝廷已经无力再次削弱已然左支右绌的地方战力，这种窘迫境地可以从《宋史》的记载中看出，“绍兴初，内外大军凡十九万四千余……宿卫、神武右军、中军七万二千八百，江东刘光世、淮东韩世忠、湖北岳飞、湖南王躞四军十二万一千六百……”中央直属兵力，竟然只有地方大将的三分之二左右。

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军力就不再受中央的掣肘和压制。事实上，自南宋建国之后，宋高宗就曾经一以贯之的举措强化其直属的殿前三衙以及神武中军军力。

而这样的举措，与北宋相比，在“强干弱枝”中显然更注重“强干”而非“弱枝”。相比于粮草补给屡遭克扣的诸路大军，杨沂中所亲率的神武军从绍兴元年开始，就在逐步壮大。

从相关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出端倪，绍兴元年，刚刚创立仅仅负有拱卫行在作用的神武中军，全员仅六千余人，然而到了绍兴二年年底，其总人数就已经超过一万。在这之后的数年里，朝廷仍然有以中央统管之余部充任神武士兵的举动，统制官李复兴、御前忠锐第四将邵青等人及他们麾下精锐，就是在这一阶段尽数划归神武中军统辖的。

而除了从军中直接划归以外，宋廷招降纳叛流民群盗时，同样注重神武军营中士兵的扩充，虽然在这之后，神武军宣布解散，但杨沂中麾下将士，却几乎毫无例外的全员回归殿前司。

可见，虽然名分各不相同，但无论是神武军还是殿前司，皆是宋高宗用来压制地方将领的重要军事力量。

在绍兴十一年的抗金作战中，杨沂中所率领的中央军，已经不再是之前由溃军、流民、义兵等胡乱杂糅在一起的乌合之众，相反，在举足轻重的柘皋之战中，面对拥有骑兵之利的金军，宋军并未因柘皋一马平川的地形而有所迟疑，相反，王德继及杨沂中率领麾下士兵直冲敌阵，最终获得阶段性胜利。而这次作战，也几乎宣示着三衙禁军已经有了足以与其余军队抗衡的实力。

四、结语

陈桥兵变，作为武将夺权的典型事例，反而成为了宋代君臣最为恐惧而担忧的源泉，因此，在面对地方势力时，强干弱枝、以文制武之策成为宋廷的首选。这种政策的惯性甚至延续至建炎南渡，南宋建立之后。

只不过，相较于唐代中期为祸甚烈的藩镇格局局面，两宋之交因金兵南下危局而得以重启的藩镇，却并未出现往日的祸患。即使对于宋廷重文抑武之政有着诸多负面情绪，但其统治者为维持其统治所做出的政策安排，也的确有着一定的正面作用。

至少，这些政策的实施，并未导致如南明般短暂建立旋即覆灭的悲剧出现，相反，由于彼时的局面并不完全一致，宋高宗赵构在北宋强干弱枝、以文制武两种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种种调整和损益，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宋金交战之际国内未出现大的割据和反叛势力。

仅从这点上来说，南宋得以以毫无形胜优势的南方偏安百年，也并非完全是金国的无能。

参考文献：

1、《续资治通鉴》

2、《宋史》

3、《南宋高宗朝军事体系研究》

4、《南宋初中央主力军重建若干问题研究》

5、《两宋之交武将的崛起与文臣控兵之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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