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有着事不过三的原则（衣裳常常显示人品）

“服饰之美”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正如爱美之心人人有之，不分男女老少也。空闲时间翻阅所藏的一些旧书，发觉许多现代作家对服饰美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采撷一二、聊供有心人清赏。从中也可以看出前辈文人对服装之敏感与其通脱的见解。服饰虽小，却也能见出文化之背影，可谓小中有大矣。譬如近年来流行唐装，这里面就不仅仅是服装的魅力。1979年初春，法国著名时装大师皮尔·卡丹在上海举办时装“内部观摩”。有关方面曾经作出3项硬性规定：“对所有观看人员进行政审，一律对号入座记录姓名，入场券不得转让。”对此，一位服装界人士评论说：“今天纯属个人爱好的衣着打扮，在过去几十年里，总是与意识形态紧紧挂钩”。

中国古代对服饰非常讲究，其讲究倒不是因为漂亮与否，而是权力地位之象征。譬如春秋战国时，官员着狐裘有“天子狐白，诸侯狐黄，大夫狐苍，士大夫羔”的明令，其时以白狐为王者服。明朝初年，朝廷百官的公服和朝服没有严格的制度，一品至五品的官服皆为紫色，官员以帽冠区别官阶，待朱元璋坐定江山之后则马上繁多起来，制定了“一品玉带，二品花犀，三品金花，四品素金，五品银花，六七品素银，八九品乌角”的详细规定，并以赐赏朝臣袍带为奖励，据“明太祖实录”记述，仅洪武三年一年里就“赐给朝臣袍带二千八百十三人。”清朝的顺治皇帝驻京后曾下令强行衣冠制式的统一，如严禁士庶穿方巾大袖，不准带乌纱帽等等，但最后以失败告终，只得作出让步而实行民族同化政策。清代官员的服饰阶级鲜明，尤其是文武官员的冠顶和补服都有等级森严的区分。因此，服装在设计上是必须依照国家大法的制度而设计的。

服饰的进步是随着民主思想的传播而进步的。在近代，西装开始穿在中国人的身上。本来“穿衣戴帽各随所好”，但在中国文人之眼中，西装居然俗不可耐。梁实秋先生是小品文的行家里手，他在《衣裳》一文中就谈到：“西装是有一定标准的。譬如，做裤子的材料要厚，可是我看见过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穿夏布西装裤，光线透穿，真是骇人！衣服的颜色要朴素沉重。可是我见过著名自诩讲究穿衣裳的男子们，他们穿的是色彩刺目的宽格大条的材料，颜色惊人的衬衣，如火如荼的领结，那样子只有在外国杂耍场的台上才偶然看得见。大概西装破烂，固然不雅，但若崭新而俗恶则更不可当。所谓洋场恶少，其气味最下。”

“五·四”一代的作家，虽属相当“西化”的文化人，但说到西装也是个个摇头。1928年6月，诗人徐志摩去美国，在邮轮上给陆小曼写信，其中专门说到西装的坏处：“脖子、腰、脚全上了镣铐，行动感到拘束，哪有我们的服装合理，西洋就是这件事情欠通。”而随笔大家林语堂在《论西装》的文章里对西装更是大力挞伐，林语堂在将穿西装者分为以下几类：（一）“在要人中，惧内者好穿西装。”（二）“满口英语，中文说得不通的人必西装；或是国外骗得洋博士，羽毛未丰，念了三两本文学批评，到处横冲直撞，谈文字，盯女人者，亦必西装。”（三）“洋行职员，青年会服务员及西崽一类”（四）“月薪百元的书记，未得差事的留学生，不得志的小政客等”（五）“华侨子弟、党部青年、寓公子侄、暴富商贾及剃头大师父等”。笔墨中满是辛辣的嘲讽与幽默的弹讥，极见对西装的厌恶。

风华绝代的才女张爱玲在《童言无忌·穿》说到：“服饰色彩的调和是一件大有讲究的事。西洋色彩中有‘对照’与‘和谐’两条规矩。用粗浅的看法，对照便是红与绿，和谐便是绿与绿。殊不知两种不同的绿，其中突倾轧是非常显著的；两种绿越是只推扳一点点，看了越使人不安。红绿对照，有一种可喜的刺激性。可是太直率的对照，大红大绿，就像圣诞树似的，缺少回味。中国人从前也注重明朗的对照。有两句儿歌：‘红配绿，看不足；红配紫，一泡屎’”。张爱玲谈及另一位小说家张恨水先生时，说张恨水先生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他喜欢一个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于罩衫下微微露出红绸旗袍，天真老实之中带点诱惑性。

前面提到的几位谈服装的作家，徐志摩、梁实秋、林语堂等其实对服装不甚在行，真正对服装有兴趣而且在行的还是张爱玲，一篇《更衣记》，可圈可点之处实在太多了。语言风趣学识渊博还在其次，更为精彩的是作者力图描述时装与时代风气的关系，以及时装变化深层的文化心理。讲到清代女子服饰的特点时，张爱玲说：“这样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肆，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看看，张爱玲说的多好。故她的一个好朋友就说：“从《更衣记》里学到的中国近代史，比哪里都多。”

服饰美虽然不分男女，但男人终究不太好意思在服装上大张旗鼓地搞出太多的花样，女为悦己者容，男人好像无所谓。虽然有论者说，男人们如果对衣着感兴趣些，也许他们会安份一点，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与赞美，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不惜祸国殃民。但服饰美还是成了女人的专利，在这个世界里，女人的服饰色彩缤纷，花枝招展。每个女人都居住在自己的衣服里，她们的穿着打扮抵御了外在世界的冥顽或凶险。然而服装同时也可以成为一种禁锢，局限了女性的想象力与欲念。

法国著名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曾经说过：“假如我死后百年，还能在书林中挑选，你猜我将选什么？……在未来的书林中，我既不选小说，也不选类似小说的史籍。朋友，我将毫不迟疑地只取一本时装杂志，看看我身后一世纪的妇女服饰，它能显示给我们的未来的人类文明，比一切哲学家、小说家、预言家和学者们能告诉我的都多。”确实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人类服饰史，其实就是一部感性化了的人类文化发展史。服饰观念的背后包含着思想、文化、历史、时代、心理、审美等诸多印痕。

莎士比亚有一句名言：“衣裳常常显示人品，”又有一句：“如果我们沉默不语，我们的衣裳与体态也会泄露我们过去的经历。”在时光机器驶入21世纪时，服饰已成为时尚的一种象征。服饰不再是御寒之物，它溢出实用之外自成一派。我们可以发现，服装不仅仅是服装，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故学者王怡先生有云：“从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服装也许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当领导人的穿着不再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时，就标志着领导人身份的‘世俗化’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