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了爸爸还管我（父亲逼我上大学）

□叶辉青少年时代，我做梦都想上学，但我做梦也没想过能考上大学，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大学了爸爸还管我?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大学了爸爸还管我

□叶辉

青少年时代，我做梦都想上学，但我做梦也没想过能考上大学。

我生活在一个蔽塞落后的穷山村，小学肄业。参加高考，于我是一个天方夜谭，是父亲逼着我考上大学的。

苦难人生

我1954年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三兄弟，我行二，父亲是杭州大学中文系老师，那时我们在西子湖畔有一个温暖的家。

厄运在1957年降临，父亲的密友将父亲给他的信转寄给杭大党委，在这封信中，父亲对镇反运动逼死无辜老师感到困惑，他认为是学校没执行好党的政策，党是伟大的，从维护党的形象考虑，这样的结果会损害党的威望。

父亲的这位密友曾是地下工作者，解放前曾得到父母经济上生活上很大的支持和帮助，那时父亲是一个激进的大学生，对国民党的腐败非常不满，对共产党充满向往。

父亲密友转寄的这封信把我们一家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父亲被划为极右，被遣送回乡监督劳动。

我们家的灾难开始了。

我们的祖籍在临海一个叫温家岙的小山村，百户人家，山环水绕，风光秀丽，就是穷，村民一年中半年吃红薯和红薯干，还有几个月缺粮。

回乡不久，大饥荒开始，我们家很快陷入绝境，粮食严重不足，父亲和奶奶首先得了浮肿病，父亲一次次饿昏在田头路旁，米糠，麦麸成了我们餐桌上经常的食物，城里长大的母亲带着我们挖野菜，挖植物根茎充饥。红薯收获季节，母亲发现红薯地里那些干枯变黑的红薯叶无人问津，便捡回来用水浸泡后煮着吃，一段时间，这在我们村连猪都不吃的东西成了我们的主食。

父亲性刚烈，由于个别干部欺凌刁难，他愤而反抗，结果加剧了矛盾，父亲的处境更难了。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力下，父亲感到生不如死，他与母亲商量准备自杀。柔弱的母亲此时却变得坚强，她说：“我们死很容易，三个儿子怎么办？为了孩子，我们必须活下去！”

不久母亲又患了肺结核，被医院宣告不治……

为了活下去，父母决定将弟弟送人。当来人来领弟弟时，弟弟声嘶力竭地哭喊着不肯走，已病入膏肓的母亲泪流满面，她抱住弟弟哭着说：“要死，大家死在一起！”

最终，父亲没有自杀，母亲也逐渐康复了，我们一家挣扎着挺过来了。强体力劳动使父亲脱胎换骨，他因祸得福，原来患肺结核后一直羸弱的身体变得强健起来，他不但学会了大部分农活，还能挑180斤的担子。

1963年，父亲摘帽，1965年重回杭大工作。而母亲和我们三弟兄却留在了农村。

1962年，我踏上求学之路。

温家岙没有学校，我每天步行三四里到兰田村的龙岭公社中心小学上学。学校设在一座破庙里，教室窗户残缺，没有玻璃，窗内窗外畅通无阻，麻雀燕子时而会飞进教室，冬天天风浩荡，穿堂而过，冻得手脚麻木。学校实行的是复式教育——一个教师在同一个教室里同时教两个年级。学校没有图书室，没有图书，没有任何体育设施。

我的求学生涯是在饥饿中度过的。每天上下学，行走在乡间小道，我总是目光四顾，满心想着能捡到一个半个遗漏在田间地头的红薯或土豆。大豆收获季节，我和小伙伴一起捡漏，捡到后就会急不可耐地生火，将大豆连同豆杆直接放在火中烧，待火中的大豆啪啪爆响，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把火扑灭，然后从火中拣出大豆，直接往嘴里抛，直吃得满嘴乌黑。那时的小溪里螃蟹很多，我一有空就去捉，然后丢进火里烧，蟹壳一变红就连壳带肉一起吃掉；杜鹃花的花朵，去掉花蕊直接吃，有一股酸酸的甜味；一种甜根草，根茎白色，味甜，挖出来后用手抹去泥直接放到嘴里嚼。五六十年代的大饥荒死了许多人，我们家深陷绝境却没饿死，实在是奇迹。

喜欢读书，这几乎是我们弟兄与生俱来的爱好。我们三兄弟学习都很好，哥哥是全区有名的才子，他的作文常成为范文在其他学校传播，小学6年级时他就开始写小说，他写的几个中篇小说，父亲认为水平已达到大学一二年级学生的水平。但是，因为出身问题，他无法上初中。父亲的一位学生在黄岩县一所中学当领导，通过他的关系，哥哥参加黄岩县小学升初中的考试，成绩是全县第二名，但一封检举哥哥出身不好的信使哥哥读书梦破。

文革开始，我们这些“狗崽子”也受到打击，我曾被同学一次次打翻在地。一天放学，我在河堤下行走，突然一阵热雨从头上浇下，热水流进嘴里，骚味中有点咸，抬头，是一个同学狞笑的脸，他正朝我头上撒尿……

不久，全国性的“停课闹革命”开始，我离开了学校。几年后复课，但上初中须贫下中农推荐，我属五类分子子女，不在推荐之列。看着小伙伴背着书包上学，我只能暗自垂泪。

父亲是用英文写小说的大学老师，儿子却是个连小学都没能毕业的半文盲，这就是我的宿命。

离校后，我先是放牛，14岁参加生产队劳动。此后我学会了所有农活，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农民。

温家岙人不多田更少，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每年光在地里刨食吃不饱，为生计所迫，村民纷纷外出学艺。1968年，哥哥开始学木匠，三年后，我步其后尘跟着他学，弟弟则成为油漆匠。从此，我们三兄弟农忙时务农，农闲时游走乡村，在农家的屋檐下苦度青春岁月。

精神饥渴

大饥荒过去，父亲恢复工作后，我们家的生活开始好起来，我们不再被饥饿所困，但另一种饥饿——精神的饥饿开始困扰我们。尽管“知识越多越反动”，尽管交白卷的张铁生成了英雄，我们兄弟还是与生俱来地渴望读书。

父亲就读的是暨南大学英语系，他一生嗜书如命，即使沦落农村也坚持读书，尤其喜欢读原著文学作品，村里人讥笑他是“书呆子”“书腐”，特别是，他大便时都不忘手持一卷，这成为村民的笑料。文革期间，读书无用论喧嚣，父亲仍不断给我们写信，鼓励我们读书。他要我们失学而不失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读书，即使当农民，也要当个有知识的农民。他告诫我们，读书可以启心智、长知识、增素养、拓眼界，知识能改变人的命运，只要坚持读书，总有一天会用上的。

父亲回乡时带回几百部文学名著，我从小学二三年级时开始阅读，因为许多字不认识，加上都是繁体字，我半懂不懂，但对杰克伦敦的《白牙》《野性的呼唤》等比较好懂的书就非常喜欢，托尔斯泰的大部头作品《战争与和平》《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白夜》等较深奥的书就读得很苦。尽管半懂不懂，我还是生吞活剥地阅读。

在我短暂的求学经历中，数学较差，语文却是强项，尤其是作文。而作文的基础源于从小喜爱的阅读。当我半懂不懂地开始阅读的名著时，我还处在饥寒交迫中，每次阅读几乎都是在饥饿相伴中进行。但是书的世界太吸引人了，那时我对书里的“黄金屋”“颜如玉”毫无兴趣，书里描写吃的场面却常常使我直流口水。尤其是读左拉、巴尔扎克等作家的作品，看到那些布尔乔亚吃生蚝、牛排，喝葡萄酒，看得口水直流。精神和机体的双重饥饿给我的阅读留下了特殊的记忆。

遗憾的是，家里的名著还没来得及读完，文革开始了。一天，红卫兵冲进我们家，将所有书籍全部抄走，并就在我们家院子里堆在一起付之一炬。看着烈焰将这些我们视同珍宝的书籍烧掉，我的心在泣血，那是我们的精神食粮啊！

父亲回杭大后的15年中，他几乎每周都会给我们来信。父亲来信已成为维系我们父子之间的精神纽带，父亲用他那支惹祸的笔给我们写来一封封充满感情的信，他教导我们如何读书，如何做人，即使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他也要求我们不能荒废时光，他给我们讲述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其实在那时，我们对阅读的渴望已脱略了功利色彩，更多是一种本能，一种精神需要，一种生活习惯，读书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比读书更好的精神娱乐了。那时我们对父亲来信的期待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邮递员的自行车铃声一响，我们便会冲出去询问有没有我们的信，在外村做工，晚上经常会跑回家，目的就是希望能及时看到父亲的来信。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高尔基说：“我扑到书籍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可在农村找书太难，我到县城的亲戚家借，向朋友熟人借，游走四方的木匠生活意外地为我提供了借书的机会，江南农村有耕读传家的传统，民间也会有一些藏书，每到一地，我就会打探谁家有书，就会想方设法去借，一旦借到，那便成了我的节日。当一天紧张的劳作结束，伴着一豆灯火读书，那是精神上的饕餮，一卷在手，我与古今中外的圣哲对话，倾听大家的灵魂私语，书的滋味经心的咀嚼，会氤氲成灵魂的香气，苦难岁月因此洋溢着幸福感。艰难岁月里，是文学作品滋润着我灵魂的成长。

一次到一个山村做工，在当地小学教师家，我意外地看到寻觅多年而不得的《牛虻》，我狂喜不禁。借到书的当晚，就着昏暗的煤油灯，我读得泪流满面，亚瑟与蒙泰尼里之间铭心刻骨的父子之情，与琼玛之间深厚的同志加情人的感情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在我的阅读历史中，《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马丁伊顿》，这三本书对我的成长和人格形成产生了极大的作用，牛虻的坚忍，保尔的顽强，马丁伊顿的刻苦自学精神，深深影响了我，激励着我前行。在那个闭塞落后的山沟沟里，当苦闷吞噬着我干涩的灵魂时，是书籍给了我灵魂的滋养，帮我度过人生的苦难。

我并不知道，父亲对我长期熏陶培养成的对阅读的喜爱，正在一点点积蓄成自我拯救的力量，最终把我救出苦海。

山村蔽塞，落后，令人窒息，我一直渴望逃离，机会终于在1976年出现：临海县建筑工程队招募民工支援武钢建设，我应聘加盟。1976年柳芽初绽的春日，我们300多名民工赶赴武汉，我成为中国第一代农民工，在武汉待了3年。

到武汉当民工，这是我渴望逃离故乡的一次机会。但是，希望借此脱离农村生活，这是痴心妄想，在当时，没有人能挣脱户籍制度的束缚。我因此心情压抑。父亲知道我的心态，他不断来信鼓励我，要我多读书，用知识充实自己，使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他还写了长诗《雏鹰》激励我：

雏鹰翮初壮，

奋翅薄青云。

梦绕天涯远，

飘然辞故林。

御风双翼捷，

逐雪羽毛轻。”

“困厄终可度，

勿怨运来迟。”

“楚山花开日，

越水流碧时。

莫叹天涯远，

藕断尚连丝。

立身当自重，

后会自有期。

他在一首给我的长诗中激励我：

小鹰呵，亲爱的小鹰！

别泄气，你也别伤心！

生活里原不免有凄风苦雨，

世事也决非一帆风顺！

奋飞吧，迎着风雪奋飞！

别让忧思扰乱你的雄心！

只要自强不息，勇往向前，

你定能奔向灿烂的前程！

萧瑟的寒冬将会过去，

春来时就会有鸟语花香。

不论是他乡还是故园，

到处都将是喜气洋洋！

深沉的父爱，蕴藏在谆谆教诲中。一次，他寄来杭大中文系蔡义江教授的《红楼梦诗词注释》，我很兴奋，立即沉浸在阅读的欢愉中。

久违的权利

1977年高考恢复的消息传来时，我还在武钢工地挥汗如雨。这个消息对我们这些农民工来说，兴趣不大，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大部分人学历是小学和初中，高中生如凤毛麟角。但民工队伍中，有一部分人是城镇待业青年，有二三十个，他们中初高中学历者居多，他们是我们这支队伍中的贵族，平时不大看得起我们这些农村来的人。对他们来说，高考是解决待业问题的最好途径，高考的恢复为他们提供了一条新的就业之路，因此，他们比其他人更关注高考，也在积极争取参加高考。因此，这些人四处串联，打探消息，借阅复习材料。

我不关心高考，因为高考与我无关，我小学肄业，不可能参加高考。虽然青少年时代我做梦都想读书，但上大学，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望的天方夜谭。

高考对广大年轻学子是公平的机会，在这个机会面前，我们弟兄却没有搏击的资本，只能徒叹生不逢时。

工地上开始有高中毕业的工友报名，木工组第一个报名的是马义德，他是木工组的秀才，高中毕业，文学青年，闲暇时也写写小说诗歌，尤其是一笔漂亮的硬笔书法龙飞凤舞，是工程队公认的才子，他是一个挺拔英俊的青年，我们俩很谈得来。

“一起报名吧，反正是试试，考不上又没关系。”他动员我。

“我哪有资格参加高考啊，小学都没毕业，别笑话我了！”我回答。

虽然我知道马义德丝毫没有取笑我的意思，但我还是觉得这个提议对我来说太荒谬了。

但是，1977年的高考因为太匆促，工友们未能赶回老家参加高考，而异地高考又没有可能，因此他们没能参加这一年的高考。

1978年，经过争取，有关部门允许工程队民工在武汉参加异地高考。于是工程队有几十人参加高考。但没有人考上。

高考恢复后，父亲给我来信说，高考是一条极好的路，每个人都可以凭自己的努力闯出一条生路。虽然我们弟兄已无法参加，但高考却表明了一个现实：读书不再无用。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读书越多，知识越丰富，对社会的贡献才会越大，也越受到社会的重视。虽然我们已无法通过高考改变命运，但多读书，对今后的前途还是有用的。

显然，当时父亲也没有想到我们可以通过高考改变命运，我更没想到自己的未来将因高考而彻底改变，当时的我目光短浅，没有看到这一机会实际上已经来临，只是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因此未能很好把握机遇。

1978年末，我突然接到父亲来信，他说，他的右派问题已得到改正，按照政策，受株连的子女可以回城安置，他让我马上终止工程队的工作，赶紧回杭州等待落实政策。

这意外的信息如天降福音，我大喜过望。离开杭州已20多年，我早已对回城绝望，而今突然听说能回城了，这一信息顿使我心中翻江倒海激动无比。我赶紧收拾行装，一路风尘赶回杭州。

此时，母亲已落实政策回到父亲身边，弟弟也被父亲叫到杭州等待安置。我们一家除了已结婚的哥哥无法享受安置政策，一家4口齐集杭州，我们家短暂团聚了。

等待落实政策的日子里，父亲的一个举动，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那是1979年四月的一天，父亲兴冲冲回家，说已为我和弟弟报名，让我们插班参加杭大高复班学习。闻此，我和弟弟都很激动，重回教室接受教育，这迟来的机会太难得了！

那天走进了杭大高复班的大教室，200多人的教室座无虚席，在此补习的学生应该都是高中毕业，只有我们弟兄俩年纪最大，那年我25岁，弟弟23岁，我们学历最低，身份最低贱，加入这个群体，我们感到强烈的自卑。

我们参加高复，初衷并不是为了参加高考。当时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我们面临安置，在杭州这样的城市里，我们能干什么？我对自己的定位一开始就很明确：环卫工人，如果再理想一点，那就是开粪车的司机。对我来说，能在杭州当一个环卫工人已很满足，只要有一个单位能接纳我，能旱涝保收地给我发工资，能有星期天可以上公园、看电影，与在农村比，那简直就是天堂了，只要能实现，我就非常满足。一个连小学学历也没有的人，能期望什么好工作呢？

高复班的两个多月收获还真不少，补习班的老师全是杭城有名的中学和大学老师，对我们来说，所谓的复习完全是全新的学习，因为所有课程都是我没读过的，我和弟弟马上沉浸在接受新知识的欢愉中。

进补习班半个月后便是考试，语文考卷中的作文题是：就“浅尝辄止”这个成语写一篇800字的议论文。我考得很顺利，几乎是一挥而就。我在作文中写道，学习不能浅尝即止，因为学习永无止境，知识没有穷尽，即使是博学的专家也有弄错的时候，我以恩格斯向鸭嘴兽道歉的事例佐证我的观点。

下一节课是由杭大中文系的平慧善老师讲评，她后来是我考进杭大中文系后的任课老师。平老师操一口方音很重的普通话为这次考试做了讲评。讲评到最后，她说，这次考试，有一篇作文写得不错，她拿起来读了几段。

怎么这么熟悉？与我写的作文很像啊！我开始不安。讲到最后，平老师说：“这篇作文是叶辉同学写的，叶辉同学来了吗？”她抬起头，环视教室说。

突然听到老师叫我名字，我吓坏了，紧张得浑身颤抖。旁边一个知道我名字的同学用肘部碰我：“叫你呢！”我忙用脚踢了他一下，我害怕当众站起来，极度内向的个性使我害怕在大庭广众面对大众。

这次作文使我有了一点自信——原来我还不算是最差的学生！

补习班激起我的求知欲，以前没有机会读书，现在有机会坐进课堂接受传道解惑，我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

1979年高考开始报名，我们要不要参加？这一次，我坚决地表示：参加！以前不许我们读书，不许我们进考场，现在允许了，就是为了履行这一权利，我们也应该参加！

我和弟弟理直气壮地走进考场，享受我们久违的权利。

考试结果有点意外，当年的录取分数线是295分，我数学、英语两门课弃考，4门课总分271分。父亲很兴奋，他认为，我小学肄业能考出这样的成绩，如果脱产复习一年，考上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改变命运

人生的路很长很长，关键的时刻只有一步。我人生最关键的这一步是父亲逼着我迈出的。

对高考落榜，我很坦然，因为本来就没有期待；但是对落实政策的结果，我却非常绝望：在杭州等了半年，要求回城的人太多，狼多肉少，落实政策终止，杭州的城门向我们关闭了！

这一打击是那样的沉重，就像一个落水遇救的人突然又被推到大海，我非常绝望。命运一下子将我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此时我回武汉没脸，回老家不甘，连死的心都有了。

父亲其实比我们还要痛苦，他反复说是自己害了我们。反复思考之后，他要我留杭复习参加次年高考，靠自己的努力争取前途。我却窝了一肚子气，非常逆反，认为父亲不切实际。我不顾父亲的挽留，决绝地回到老家，绝望地开始恢复原来的生活。

我的精神状态使父亲非常担心，他连续不断给我写信，一封封来信，每次都是厚厚的五六张纸，他给我讲道理，希望我振作精神。他认为，人生的十字路口把握好方向非常重要，路走对了，命运可能完全改变。颓废消沉只会害了自己，前途要靠自己去争取。

父亲的信渐渐消解了郁结在我心中的怨气，理性地考虑，父亲是对的。但我对通过高考改变命运还是没有信心，毕竟我基础太差，语文史地政治还可以短期突击，但在短期内把完全空白的数学和英语补上，几乎不可能，继续弃考两门，考上大学的可能性极小。父亲却坚持，虽然我没读过中学，但读书较多，起码语文已达到中学生程度，如果4门课都能考出高分，分数上线还是可能的，值得一试。他让我迅速参加高复，迎接明年的高考。

最终促使我同意父亲意见参加高复的还是我对父亲的崇敬，我一向对父亲言听计从，此时觉得父亲的意见无法拒绝，即便是为了安慰父亲，我也应该听他一次，考过了，考不上，他才会死心，不然他会一直不安心。

我参加高复的消息传出，引起一些非议，有人讥笑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有人讽刺我“想读书想疯了”，“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小学没毕业也想考大学？”这使我压力重重。但尽管如此，春节后，经在临海当老师的婶婶联系，我来到临海二中插班听课。

第一次走进二中教室的情景我终生难忘。我在高三班插班，教室里没有空位置，我带着一把小方凳坐在过道后面听课。当我走进教室时，全班同学都转过头来盯着我看，那时的我，瘦骨伶仃，脖子又细又长，1.80米的个子，体重才100斤，像个丑八怪，面对这些十多岁的同学，已经26岁的我无地自容……

那个学期，我发奋苦读，只差悬梁刺股了。

1980年高考，我还是名落孙山，这早在我意料中。回到老家，我重操旧业，挑着工具箱游走四方。此时的我心如止水，终老山村，那是我的宿命，我认命！

1980年10月中旬的一天，我正在临海城西的三江村做工，忽接父亲来信：我已被杭州大学中文系录取，让我马上去学校报到。

原来，杭大中文系扩招设立专修班，我分数上线被录取。

接到来信，几疑身在梦中。我满怀希望时，希望离我而去；我彻底绝望时，希望却不期而至！

此后，哥哥做木匠时工伤改当民办教师，后也通过高考进了宁波师院，毕业后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弟弟落实政策回杭州安置，通过夜大学习成为出版社编辑。我们兄弟仨读书都少，最后都取得大专学历，靠知识改变命运。这是父亲坚持让我们读书的结果。

就这样，我挤上高考末班车。

高考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回望那个历史时刻，我心中充满了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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