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兄弟姐妹在一起（我的兄弟姊妹）

我的兄弟姊妹 作者赵芳慧

1

童年记忆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弟弟的出生，那年我四岁。生弟弟的时候，妈妈在北窑的土炕上打滚儿，头上的汗直往下淌。最后，爸爸赶着马车把妈妈拉去了微子镇医院。我跟着哥哥和二姐在家，我一个人到处玩，街上都是我的伙伴。回到家，亲爱的哥哥给我做了鸡蛋炒揪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鸡蛋比现在的酱牛肉都好吃。几天后，妈妈回来了，多了个弟弟！我兴奋地一直围在妈妈的身边。那年，妈妈已经39岁了，她是五个孩子的妈妈，从“数量”上已经战胜了很多女人。是不是该为我的老娘点个赞呢？

弟弟生下时模样好，家里孩子多，就有人提议送人。奶奶坚决不让，这样弟弟就留下了。他留下了，我惨了。我小时候可不比弟弟，长得又黑又瘦。有个表小姨想抱养我，可这个小姨的妈妈（我叫姨姥姥）是这样评价我的：要多黑有多黑，要多瘦有多瘦，就像个黑丁香……妈妈听了这句话心里不好受，她咬牙说，穷也要把孩子养大！

不过，成年后我的长相彻底“击垮”了这位姥姥的评价，可是我也感谢这句评价，不然就被送人了。有时我会问哥哥姐姐，我小时候真的那么丑？大姐说，你小时候长得很俊俏；哥哥说，泪了（我的小名）越长越漂亮。

弟弟非常聪明，学习好，现在在国企上班，挣的是年薪。

为了养我们这两支“潜力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到我参加工作，父母、哥哥姐姐和姐夫嫂子都为我们付出了很多。

我们这个兄弟姐妹众多的大家庭故事很多，很沉，很让我怀念。我循着记忆去寻找那一个个片段，也许并不连贯，但我相信一定动人……

2

提起我的小名泪了，我是真心不喜欢。我生下来时又黑又瘦，妈妈还生病，好长时间不能吃奶……我很能哭，因为饿嘛。可家里穷，哪有钱买奶粉?幸亏治疗及时，才没丢了小命。

“泪了”这名字每个人都会创新一下。有个表妗见了我就叫“老泪”，怎么还加个“老”字？就不能好听点？我老公会叫我“泪泪”，叠词的运用我还是很喜欢的，潜意识里我可能觉得情意绵绵吧。

现在想来，我的小名也不错。

大姐的小名没特点，就是大名后面顺了一个“香了”，用潞城方言读才有味道。

哥的小名太有赵家的范儿了——坌孩(坌，ben,四声，聚集的意思，潞城话读一声)。这个字主要用于形容赵家的头型，天庭不饱满，小欧眼，后脑凸显出来。我们戏称是“赵家牌”，大哥家的三个孩子和弟弟家的闺女，还有我两个叔叔家的孩子也是这种头型，遗传就是这么有魔力。

二姐的小名叫“没(mo)脸儿”。天生爱笑，应该叫笑笑的，可能是为了好养活吧。

弟弟没有小名，爸妈可能懒得起了。

小名也许会有一些小含义，但更多包含了父母，兄弟姊妹的爱。如今表妗去了太原，我们多年不联系，不知道她老人家身体如何，真想听听她当年铿锵有力的叫我一声老泪。

3

我还记得家里的北窑有个土炕，面积不小，可以躺好几个人。我经常挨着窗户躺，等大姐二姐放假回来时，我挨着妈妈，妈妈搂着弟弟，大姐挨着二姐挨着爸爸。整整躺六个人，一点也不冷。土炕挨着锅台，锅台挨着大案板。北窑后面还有个小里间，里面有放粮食的缸。与小里间门靠齐，靠紧小里间的外墙放了哥哥的床。

放寒假时北窑最有生气。大姐回来了！她比我大十二岁，是我们家的“明星”。当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到了潞城一中。那时的一中相当有名气，考到那里的学生就是天之骄子，大姐名副其实。即便到现在，村里的老人提起“香了”，还夸她有才干，学习好，做事利索人又孝顺。

我记事时，大姐已经是高中生了。只要大姐一说话，我们就围坐在她的周围，听她谈外面的世界，听她和爸爸讨论时政，父女俩还争得面红耳赤的……有一次，听她教哥哥和二姐唱《大约在冬季》，我长大后才知道，大姐有些五音不全。可她总是那样富有激情，总是用欣赏的眼神把弟弟妹妹们带到一个积极向上的世界！

北窑的面积不大却装满了我们一家七口的快乐。

那时候家里穷，过年吃的饺子馅主要以萝卜为主，肉很少。妈妈、两个姐姐和哥哥齐上阵包饺子，爸爸管煮饺子。大家边包边聊，笑声不断。我和弟弟只有吃的分了。妈妈说，哥哥发现馅儿不够的时候就往皮里吹气，充当圆饺子。

冬天的阳光早早就照到了北窑的土炕上。眯着眼躺在炕上可以观察到一条“光亮”的路，在这条路里还可以看到跳跃的灰尘，这是丁达尔效应吧。早晨，土炕上前夜的被子被妈妈挨个叠一遍，再抻开，放好枕头，下面是褥子，全部卷起，再盖两条大毛巾。

这些记忆是模糊的，但小时候的冬天真的不冷……

4

夏天，我家做饭的地点从北窑搬到小南屋。这间房子比较简陋，用泥砌的单层砖主体，没有粉刷，房梁都是些歪歪扭扭的小圆木，窗户不是玻璃，而是用白塑料布钉住的。门板上面有很多虫蛀的窟窿，关不严实。屋里光线不好，黑魆魆的。

每天哥哥开拖拉机回来后，我特别高兴。哥哥洗涮完来到这个小南屋，我坐在哥哥的腿上，他就逗我玩，给我叠小鸟，给我起外号，让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6岁以前我不记得爸妈抱我，亲我，只记得哥哥亲我时温暖的眼神，给我折纸时的认真劲儿……叠好之后，给纸鹤画眼睛，用手影在小南屋里比划着飞呀飞……我好快乐。这是记忆中最闪亮的片段。在我幼小的心里觉得哥哥的这种爱是很宽广的，纯粹的，温情的，觉得自己不是多余的。

6岁以前的记忆真短暂，只记住几个片段。这些星星散散的瞬间，连不起串儿。但我只想一直住在这些温暖的回忆里……

5

爸爸以前是赶马车的，用妈妈的话说“你爸爸摸了一辈子骡子尾巴”。改革开放后，爸爸向银行贷款买了一辆拖拉机，加入到新的运输方式中。

可爸爸对现实估计不足。刚开始，爸爸不会开拖拉机，雇人开。两个月以后，他觉着不挣钱就把人辞退了自己开。可爸爸只会前进，不会后退。这怎么办？哥哥那时才十四五岁，坐上就会开，是把好手。记得有一次，大姐回来了，非要开，上去在院子里转了半圈就把北窑前的牲口槽撞倒了，我的脑子里还记得这个场景。考驾照的时候，好多大人过不去，我哥就能拿上驾照。

开车的人有了，可不会维修呀，坏了就得花钱找人修。路上也不消停,买养路费，农机站一直查。爸爸看见戴大盖帽的就哆嗦，好像这车是偷来的。送货还躲躲藏藏，拉石粉，石灰，砖都不挣钱。后来，哥哥总结性地告诉我说“开拖拉机不是个好营生”。

过了两三年，爸爸把拖拉机兑给村里的大队。“兑”？上世纪七十年代，家里的负担重，爸爸只能去外边赶车挣钱，妈妈看孩子下不了地，挣不了公分，只能向大队借粮，借钱，欠款就有三千多元，家里的拖拉机刚够还欠款。

银行还有贷款，利息挺高，拆东墙补西墙，爸爸没在意。孩子虽然是财富，但也得养活大才能体现他们的价值。大姐二姐上学，我和弟弟还小，妈妈每天照顾我和弟弟，养家的重担就落在了爸爸和哥哥的身上。

村里边靠做买卖发家致富的已经不少了，我家也急需变革。摆在哥哥面前有两条路，上班或者做生意，该怎么选？

6

我有个干爹，养了三个儿子三个闺女，自从干起了杀猪这个营生，生活有了质的飞跃。妈妈也想让哥哥干这个，恰好村里有个招赘的女婿，他会杀猪，可家里不让他在自家院儿杀。这样，哥哥从事卖肉的行业水到渠成。

卖了一年猪肉后，山西化肥厂在我们村招工，大姐和哥哥都符合要求。可大姐正备战高考，肯定不会参加。哥哥参加不参加？因为这个事，我记得家里还开了家庭会议，商量的结果是不参加招工。

那时，和哥哥年龄相仿的青年都参加了招工，成了正式工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山化效益很好，只要家里有山化职工，都能成为周围邻居“眼气”的对象。

可我们家不眼红，因为哥哥的经商之路很顺利。哥哥是个有大智慧的人。在成家川小集体卖肉的十几家中，哥哥年龄最小，但学得最快。他刀工好，割出来的肉、剔出的骨头比其他家的整齐；他算账快，几斤几两给顾客包好之后，价钱顺嘴说出；他人精干，肉比别家的光鲜，摊位上什么时候都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索；他诚实，从不缺斤短两；他勤快，不论刮风下雨都要出摊儿。

不到几年，哥哥就成为山化市场首屈一指的商人。哥哥如果是医生的话，绝对是外科手术的第一把刀！行业不分高低贵贱。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哥哥无论选哪个行业，就凭他的家庭责任感，他的聪明，他的勤奋都会干得风生水起，有模有样！

7

“穷”是一种心理暗示。

最初的暗示来自于物质世界的碰撞。当我们从小有了外在比对的意识，与世界建立起千丝万缕的关系时，那我们每一个人就会成为参照物。这种世俗的比对，参照，没有水平线，可能是横向的，纵向的，也可能是全方位立体化的。在这种不均衡的比对下，每一个参照物都显得很苍白，很困惑，很无奈，想背离这种参照，但背后总有一只无形的推手，把你推入这个比对的世空。

自从哥哥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后，我家“穷”的概念在我6岁的印象中已经“微乎其微”了。改革开放，包产到户，家家有吃不完的粮食和菜。更庆幸的是，我家有肉。爸妈虽然一直过着没钱的日子，对吃可是比较挑剔，肉能变着花样吃，包子，饺子，烧麦……这几样饭，在现在看来是最平常不过了，可那个时候，顿顿有肉的家绝对是少数。在营养充沛的伙食下，我和弟弟的个子比哥哥姐姐们长得高。

爸爸和哥哥挣的钱还要搞家庭基本建设。黑魆魆的小南屋拆了，北窑重新粉刷，用水泥把原先的砖地全部铺了一遍，一下变成了两孔新窑。爸爸又在山化生活区买了些二手家具：两个单人小沙发配小茶几，写字台，两个酒柜。现在这些家具还在家里不起眼的地方摆着。

8

1988年夏天，我们家振奋了，整个成家川沸腾了，街头巷尾都在议论着一件事：赵清香(香了)考上大学了！

对于成家川这个封闭落后的村落，大姐考上大学的消息犹如晴天炸雷，她是村史上第一个大学生！大家都夸赞大姐是女状元，议论着新名词：高考分数线，大学，本科，专科，本科和专科的区别，专业。走在村里有人聚集的地方，就有人问我，你是你家老几？你姐考什么大学？什么专业？经过新生事物的刺激，村里人也长了见识，问的问题都这么有水平。

在精神上，大姐为我们家打了一个大胜仗，以绝对的优势为家人攒足了面子 ，赢得了声誉。

大姐的成功，是个必然。妈妈是个聪明勤快好胜心强的女人，崇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姥爷从四川转业回到山西，刚上初中二年级的妈妈不得不辍学，每每提到这档子事，她就会泪流满面。妈妈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成都就有电车，小高层楼房，吃穿用已经是上了个档次的。可是回到山西后，生活一下子回到了“解放前”。这种苦日子让妈妈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子女出人头地。

大姐是爸爸妈妈的第一个孩子，她的聪明伶俐和吃苦耐劳成为她考上大学的先决条件。妈妈的信念是只要孩子能读书，不管多苦，哪怕低头含泪去借钱，也要忍着。这种毅力一直鼓舞着大姐，可能也是她考上大学的重要因素吧。

物质上的重建和精神上的鼓舞让我的家暂时无忧无虑，快快乐乐。

9

小时候的冬天，穿得比较厚。

过冬前，妈妈就给我们准备好了棉衣、棉裤和棉鞋。这是个庞大的工程，家里七口人过冬的衣服全是手工缝制，好在那时候有卖现成的胶底黑邦系带棉鞋。鞋是买的，这个钱没省下，家里人太多了，妈妈做不过来，又费眼睛。

在缝制新棉衣前，妈妈要把穿了将近小半年的旧棉衣全部拆洗好，先将里儿和表儿在洗衣大盆中肥皂浸泡，再用搓板使劲搓。洗得非常干净，潞城话叫寡沥沥的。晒干后，把表儿和里儿铺在炕上一层一层的贴棉花,再用小针脚一针一针缝起来。我记不起兄弟姊妹们穿什么花色，但肯定不是新的。我的棉袄穿了好多年，每年都在原先的衣身上接上一截不一样花色的旧布。我的衣袖袖口要用线绷上一截儿不穿的尼龙袜子的上半截儿，所以我的棉衣袖是三个花色，甚至四个。年年长，年年改，年年接。领口是可以随时拆卸的，过年的时候拆下来洗洗再缝上，跟新的似的。

春天，不管是春寒料峭，还是阳光明媚，都是这一身棉袄。有时真的很热，很想换成毛衣，可爸爸总说，能热成个啥？我小时候的袄要穿到枣树开花。枣树开花大概要到五月了，现在的五月都能穿裙子了，可是妈妈总让我们等着。

清明节的前一天，院子里晾晒的都是飘有臭蛋（樟脑丸）味的毛衣毛裤，绒衣绒裤。终于能脱下棉衣棉裤了换，就像蝉脱壳一样。

上党地区四季分明，气候宜人。这样的气候对于妈妈来说是负担。一年有三季要穿秋衣秋裤，春秋穿毛衣毛裤，冬天穿棉衣棉裤，这就需要拆洗，重织，缝接。妈妈在2000年以前一得空就是织毛衣，大的，小的，新的，旧的；厚的，薄的；圆领，尖领，一字领；元宝针，麻花针，棋盘针，流行什么织什么。小时候我经常站在妈妈跟前看她飞针走线。现在虽不流行穿毛衣，但我会织——起头，加针，减针，只不过没织过一件成品。我还会会用钩针钩花，坐月子的时候还给女儿钩过一双鞋，虽然手工一般，那也是耳濡目染学来的。现在，我家的大立柜里还有一摞一人高的手织品，姊妹几个的都有，是我们成长的见证，也是妈妈的得意之作。

从妈妈的自家手工到机械化统一生产，是妈妈这辈人所经历的时代变迁，这是女性的解放，还是传统手艺的丢失？我不知道。

夏日炎炎，让我和弟弟彻底凉快的办法就是洗澡。妈妈会在当院晒一大塑料盆水，午后两点把这盆水抬到北窑窑脸前的马莲花旁边。这时的阳光刚刚晒不到马莲花，水温也不冷不热。妈妈把我和弟弟脱得精光，我俩坐在搓板上，挨个洗。那时只有洗衣粉和肥皂，搓澡的只有毛巾，虽然搓得不疼，那也不愿意让搓，尤其是脖子，又疼又痒。每次搓脖子，妈妈总要打我两下，我才能消停。澡洗完，水很脏也凉了，也不涮第二遍，穿上短裤满院子跑，凉快快的，挺拉风。妈妈抬起盆的一侧，脏水浇了马莲花。潞城有句话：黑水洗的是白萝卜，多好的谚语！

我现在洗澡时常常会想起妈妈给我洗澡的情景，抓住我，一下下地搓，生怕不干净，还边打边搓。现如今妈妈上年纪了，到了我给她搓澡的时候，我总想花钱让搓澡的给她搓，让她躺在床上舒舒服服享受一次，妈妈总不肯，说太贵了，就五块钱呢。算了，省下吧，自己给老娘搓吧。我真想告诉她，这时的五块钱还没那时的三毛钱值钱呢。

10

我家南窑的窑脸跟前有个土窖，它主要用于储备一冬天的蔬菜：地瓜、白菜、胡萝卜和白萝卜。土窖大约有三四米深，窖口是用石头砌好的光滑面口，能放下一个成年人。每次下窖取菜时，哥哥拿绳子拴在铁桶的铁梁上，把我放进铁桶里，点上蜡烛，从窖口把我放入窖底。我从铁桶里出来，一只手拿蜡，一只手把需要的菜放入铁桶。我在下面说：“好了！”，哥哥立马就把桶吊上去。我手里拿着蜡，窖子下面很黑，蜡烛的光很昏暗，我很害怕。可哥哥总是逗我：就到下面吧，不管你了……我还信以为真，大喊，快让我上去……哥哥把我拽我上去，我再从铁桶里出来。

我是真讨厌那个土窖，没有光，而且只有我一个人下去，我那么小，很恐惧黑暗，怕有老鼠。只要哥哥姐姐一逗我，说不拉我上来，我就在下面快窒息了，就要哭。可他们看见我害怕的样子还哈哈大笑……

11

眼睛，是心灵的一扇门。

老天爷没有赐予妈妈一双好眼。年轻时，低视力困扰着她；年老时，眼疾折磨着她。

这三句话我用了半个多月才写完。每写一个字我都泪雨婆娑。妈妈娇小的身影，白苍苍的头发，略微驼背，满口假牙，嗅觉全无，走路看不清小心翼翼只怕摔跤，所有她的生活掠影排山倒海似的进入我的脑海，揪心的疼痛。不经意间，妈妈已经七十岁了，我觉得任何语言在刻画我的妈妈时总显苍白无力，无法表达她不甚华丽的心门后有一个怎样广阔、强大而倔强的精神世界！

这双眼睛的晶状体没有器质性问题，关键是角膜。在妈妈六十来岁时，我们家才有经济能力给她做眼科检查。医生建议移植角膜，眼皮安置动脉，可因为年龄太大了，妈妈又怕手术失败，放弃了。我理解妈妈，一辈子是模糊的世界，要看清必须凑近，好像不知用了多少气力在看，她怕这些光明都没了可怎么办？

纵使这样的一双眼，干了比一双好眼的女人都多的活！养我们五个，还要养好，尽心竭力给我们做饭，洗衣，缝缝补补，家里家外还要帮爸爸操持着。

有一回，家里办事请客。村里有个人说了村里四位能干的媳妇，我没很在意这个人说的话。晚上，哥哥喝多了，跟我们聊天说，××说得不对，最能干的女人是我妈！他还竖起了大拇指。哥哥的喉咙有些哽咽，他硬把眼里的一丝泪水憋了回去。他不是在抱怨村里的不公正评价，而是觉得我们的妈太不容易了！

我们姊妹五人的眼睛虽然不怎么漂亮，单眼皮，小眼睛，但很聚光，有神。妈妈最自豪的也是她的五个孩子的双眼都好。如今妈妈的眼神每况愈下，靠滴眼药水维持视力。我们能做的只有给她买眼药，在她跟前时扶着她走路。可时常不能陪她，为了生计，只有每周六日回家。有时觉得自己能力、能量太小，给予妈妈的时间很有限。

母爱是无私的，如果儿女的眼角膜有问题，妈妈会把她的角膜移植给孩子。可母亲的角膜坏了一辈子，儿女们从没有过这样的想法。即便有，妈妈肯定不会让我们这么做。

妈妈，我们希望您身体康健，多陪我们几年！

12

上帝在闭上一扇门的时候总会打开一扇窗，让没有希望或者没有自信的人看到星星之火。

妈妈的身体很弱，不生病的时候很少。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就是妈妈的脚病。那时我可能五六岁，妈妈大冬天坐着爸爸的骡子车去十里地以外的地方吃喜酒。回来后，妈妈的脚就不能走路了。两只脚脚面是黑紫色的，还有三四个窟窿往外流水。

这是什么病？村里保健站的医生说是炎症，得天天用开水洗，洗完用消炎粉敷上，纱布裹上，口服抗菌优。可是却没有任何的效果。刚开始还用纱布，后来用成了卫生纸。记得我用了点卫生纸擦屁股被妈妈发现揍了我一顿，边打我边说，你知道不知道卫生纸有多贵？我也不敢吭声，吓得我后来真不敢用了。脚疼疼得妈妈连鞋都穿不上，一年四季穿拖鞋，抹药膏。

大姐二姐星期六进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妈妈洗脚。这样的疼痛持续了三年，这三年妈妈没有少干一件事情，尤其是洗衣服时，总是单腿站着，把另一只放在高板凳上，如果站的这只腿困了，就换成另一只。妈妈看过很多医生都没有治好，有个赤脚医生还给她刮过脚上的肉，快把她疼死了。

在大姐刚上大学那年冬天，她的一个好朋友是学医的，建议妈妈去和平医院看看。

那是个有神医的地方。给妈妈看病的是个态度和蔼可亲的老太太，她不嫌妈妈的脚脏，细致检查了一番，开了五副中药花了四块五毛钱就治好了这个冻疮！到现在，妈妈提起这位医生都赞不绝口，虽然不知人家的姓名，可她的医德医术真值得称赞，让当时的老百姓觉得和平医院是个神奇的地方，有爱，能妙手回春！

妈妈生过的病很多，可能她本身的体质不太好，也可能是当时的家庭条件不好，压力大。不过让妈妈自豪的是我们的身体都棒得很，对于我们这个穷家来说，健康的孩子们是爸爸妈妈的所有财富！

13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刚兴起的五分钱的冰棍是一种时尚食品。它是倒楔形状，但厚薄均匀，长十多厘米，宽三四厘米，厚一厘米，被一层薄薄的印有暗花纹的蜡纸包裹着。舔一口，清凉爽口，立马闭上嘴怕这口香味跑掉；吸一口，沁人心脾，想让它在嘴里多待会儿，可冰爽的感觉还没享受够就会滑落到胃里；吃一口，冰冰脆脆，牛奶味儿醇厚，慢慢地咬碎，把碎冰碴子咽下去，浑身会有一个很满足的冷战。

成家川小学的东南角有个奶牛场，是姣婵的五叔开的，那里造冰棍儿。幼儿班的赵秀琴老师经常派我和姣婵去奶牛场买两个冰棍儿。虽然只隔了一墙，但是得从学校大门绕学校走一圈才能到奶牛场。我们喜欢长距离。那时的制冷技术不高，冰棍儿冻不实。我们俩一人拿一只，慢慢地走，把它放手心，边走边吸化开的冰水。

那时我们才七岁，根本禁不住美味的诱惑。我们飞奔着去，慢慢地回，把它在放手心，知道手心的温度高，处心积虑地要留住这滋味。送到老师的手里之后，看见两个老师吃得很香，我俩虽然吸了吸水儿，可看到她们吃的时候还是会咽口水。

赵老师可能现在还不知道这件事，她可能就没想过冰棍儿为什么化得那么快。

童年记忆中的滋味就像这延绵的回忆，总是让人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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