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建飞李霄峰 李霄峰风平浪静拓展了什么

李霄峰

看《风平浪静》是跑着去的。6日晚出差回来，三里屯美嘉，晚上近十点的一场。

看完好些人不走，一直听完片尾曲。我走路回家，看着月亮，又泪又笑。2003年11月去青海冷湖探班《可可西里》，认识了在组里拍纪录片的李霄峰，还有摄影指导曹郁。2020年，曹郁当摄影指导拍了《八佰》；李霄峰拿出了《灰烬重生》和《风平浪静》，他是导演。时光啊，岁月啊，我们啊……

“霄峰成了。”发朋友圈就说了这一句。7日下午在苹果社区访谈，很讨嫌地我问：“你第一部《少女哪吒》，我是努力去喜欢；第二部《灰烬重生》疫情期间在网上看的，看得不知所谓；到了《风平浪静》，感觉一下子顺了，都对了，是因为有黄渤（监制）吗？”

我跟一杯外卖“星巴克”一同到达。霄峰家有点儿凌乱，猫爬架、酒、男用香水，看不见的书房里有钢琴。墙上挂着三部导演作品的海报，还有路边捡来的硕大一个路牌。到处是书，沙发上是《蛤蟆的油》。猫很乖、聪明灵动，叫“姐姐”。

李霄峰1978年生人，写过一个被毙掉的剧本叫《无法无天》。第一个成功投拍并于2009年上映的剧本叫《达达》，片中男主，一个失手惹下祸事、不得不远遁他乡的少年，出演者是霄峰本人。2015年他的导演处女作《少女哪吒》，里面“剔骨还父”那种决绝，我在《风平浪静》中又看到了。《灰烬重生》里有罪案，《风平浪静》中也有。

天晴风大，窗外叶黄叶落。霄峰依然说着说着就按捺不住站起来走动，手的动作大且丰富。我喝着茶，对他的好奇十数年如一日：“那种对底层生活的敏锐感知，还有强烈的道德感，是打哪儿来的？”

我们希望一个父亲是什么样的？

北青报：电影最后，我很惊讶你会让宋浩把父亲也捅了。我之前以为他会就是自尽，用哪吒那种方式。

李霄峰：我比较自豪的恰恰是，它比哪吒多走了半步。原来宋浩的台词是：“我还！你也还！”

北青报：现在是到“我还”为止。

李霄峰：对。

我小时候看的《哪吒闹海》里，哪吒是自尽以谢天下。面对托塔李天王那样的一个恶劣、虚伪和懦弱的父亲，他是用自刎来“把骨肉还给你”，那么一种方式。但是这个电影它多走了半步。我们古代讲“君臣父子”嘛，这种权力关系是同构的。过去是叫“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其实父亲对于儿子来说，同样，除了爱以外。爱是有权力的，尤其是亲情里面的爱，它是占有的、有支配权的，尤其对孩子来说。

北青报：这种弑父的情结怎么会有这么强烈？

李霄峰：其实我觉得倒不是弑父的情结重。中国还是一个父权社会，而且我觉得改革开放40年来，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父亲”。我在《灰烬重生》里面放了一幅画，罗中立的《父亲》，那是一个很经典的中国父亲。我们其实在父亲这个层面是有希冀的。我们希望一个父亲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是挺重要的一个事。

你看我们在过去十几年里边，有“国民岳父”、有“国民女婿”、有“国民闺女”，还有“马云爸爸”。这个很奇怪，对吧？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向往的到底是什么？这里面很复杂，难以一言蔽之。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在的，我自己这么认为。

所以《风平浪静》中宋建飞这个父亲，是典型的中国式父亲的另一面。过去说“虎毒不食子”，这个电影里面实际上是一个“虎毒要食子”“不得不食子”的父亲。在创作面上这个父亲其实比儿子更重要。

他毫无疑问有情感的一面，自己的亲儿子谁不动感情呢，是吧？但是感情里面又有利益的成分——“我儿子保送名额刚刚没有，现在又伤了人。如果叫救护车、报警，我儿子就完了，我维护了十几年的在这个城市里所有的一切都完了”。

这个还跟人物性格有关。这个父亲，我们总结为“杀伐决断”。我觉得跟中国这40年里头30多年的那种高速发展，也是有紧密的联系。高速发展中谁不像草莽？为什么选王砚辉来演？因为他身上带着天然的那种草莽气。从这个人物的性格来讲，他是完全可以把这件事立刻执行。“行，你要报警是吧？”赶紧补一刀。

北青报：还有他看见儿子从家里出走他没拦，这个是我不太理解的。他让孩子就这么不知前路地走？

李霄峰：走吧，你留下来，案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不会查到你头上，对吗？我现在刚刚升职，保住我这个官职，我还有机会保你宋浩一条命、保我宋家的血脉。我干吗要拦？是吧？

这个人物身上，他既有人之常情，又有超出人之常情的部分。他其实还有一部分是一个戏剧人物。我觉得这么理解可能相对会通畅一些。

为什么每个人见面都叫老师呢？

北青报：《风平浪静》比你之前的两个片子，我要喜欢很多。

李霄峰：之前的片子作者性太强。

北青报：这个片子，能感觉到掌控它的这双手，是有力量的，能够收放自如了。之前曾经认为你是因为文艺气息，和“文青们”对于文艺片的有些“迷信”，以及当年你在网上写影评、写专栏时那些小伙伴，他们在你做电影后对你的爱和支持，认为你靠的是这些。看完《风平浪静》我觉得你是靠自己，扎实了，已经可以了。这个成长是因为有黄渤吗？

李霄峰：也不完全是。我也42岁了，你知道年轮啊，我多多少少还是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中。

还有一点，本来不想说这个话，但我觉得也到这个份上了，还不如说呢。我觉得我们对导演的那种迷信啊，张艺谋拍完《英雄》其实说过这个话——“电影不是一个人拍成的。”

我觉得咱们这边对电影的理解，有时候过于把导演的身心和电影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倾向。另外一个倾向，干脆导演就不在了。我觉得这都不是一个正常的认知。电影是一个工业，如果没有大家伙在这劳动，摄影、美术、导演组、录音、配乐，哪来的电影啊？从根本上来讲，导演实际上是成了商业市场的一个标签，是市场准入的一个入口，这个入口比较方便。

今天我在这个体量的电影上所能达到的成绩，当然很开心，很高兴。作为导演，我也更放松了，比我头两个电影，身心上非常放松。我也不太较劲了，实际上反而是放松、没有什么压力的时候，人能把自己的才能施展出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第二是我们这帮人，没有谁是一蹴而就的。摄影指导朴松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之后头5年，他都在拍纪录片。他是一个非常扎实的摄影指导。章宇1982年生人，也不小了，今年38岁了。制片人顿河，1982年的，也是在姜文那儿工作了很长时间，出来以后自己做制片人，也不是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

那这样一帮人聚到一起，气场完全是合的。不需要用导演和演员的身份来沟通，而是人和人之间的沟通，这就比较靠谱了。我去过美国的片场，现场Jack、Mike，都是直呼其名，没有人叫导演。

我们的行业或者说我们这个社会，有的时候把人的身份看得更重要，而把人看得更轻。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每个人见面都叫老师呢？

北青报：那你们这帮人是怎么凑到一起的？编剧我看是余欣。

李霄峰：他1991年的，非常优秀的一个小孩，现在是张献民老师的研究生。高二就是“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冠军。高三的时候他闲着没事，“我再参加一届吧”，又拿了冠军。被保送上厦门大学中文系。

实际上最早的时候，是顿河和余欣他们想开发一个少年犯罪的项目。

北青报：这一直也是你喜欢的。

李霄峰：对。正好我那时候拍完《灰烬重生》，其实挺累的。在一个探讨人性的电影里面，如果你过于地投入，过于地较劲，实际上到最后自己的身心会有损伤。我拍头两个电影时，可能不像今天这么职业。今天算是职业了，我能够跟我的作品之间拉开距离。

顿河看完《灰烬重生》觉得挺喜欢，我说那我们就再去聊聊天，看看有什么可做的，然后他聊到这个项目。

今天能不能用严肃的方式

来靠近纯真？

北青报：听说他饭桌上一句“成年人只讲利弊，小孩子才讲对错”，让你大光其火。

李霄峰：这些年来，我们经历过很多，我到今天还认为是错误的说法，比如说“消费者就是上帝”，所以有段时间我们的消费者就像螃蟹一样，任何时刻都可以颐指气使，都可以横着走的。还有一个比如说“认真你就输了”，认真跟输赢又有什么关系？如果你认真地生活，认真地去思考，这有什么问题呢？还有一段时间就号召大家要宽容，要有格局。我特别讨厌“格局”这个词。格局不是说不讲善恶，不讲对错的。“格局”应该是知道什么是善恶对错的情况下，有一个开阔的心胸，而且你要经过这个东西，你才可以去讲。如果说一个人20多岁就很有格局，我是感到怀疑的。我会觉得可能是成功学的一种。

实际上我们今天，有一个我还挺喜欢的词叫“修复”。我们是需要修复的。不是说你受了伤你需要修复，而是你的价值观、道德观。当然，道德可以用来自律，不太好用来要求别人。但道德到底是什么？爱情有没有道德？我就觉得有很多问题是需要重新探讨的。那为什么小孩子才讲对错呢？

小时候，成年人给你的教育是“你不要撒谎”，但是稍微长大一点，我们为什么要设置“三天朋友圈可见”呢？我们到底在隐藏什么？真、善、美，如果我们还向往过这种东西，这现在还在吗？

北青报：他们可能认为那是策略吧。

李霄峰：实际上大部分时候，就连保持谦卑都成了一种生存策略了，它不是一个从内而外的过程。那我们还在追求什么？我们追求的难道不应该是从内而外的一个过程吗？我们难道不追求人格上的完整吗？对吧？小时候还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好像我们现在不追求这个了。

北青报：可能他们是觉得教小孩要教原则，然后成人了要讲策略。

李霄峰：为什么一个人有钱，你就可以叫他“国民爸爸”呢？难道人格上的平等不是我们追求的吗？我们难道是追求“我要踩在别人脑袋上”吗？看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他的理想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整个社会自由发展的前提。”这个才是《共产党宣言》的最高的理想。

别说我们，俄罗斯，在托尔斯泰的时代，也是一样的。他能够看到当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的精神出了很多问题，人们已经不再古典了，不再追求一种更崇高的人格。

张一白推荐我看过一篇小说，《当晚霞消失的时候》，作者叫礼平。那里面就有对上一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探讨。其实说白了，王朔实际上是用一种毁灭的方式来靠近纯真。我们今天还要用这种方式吗？我们能不能用严肃的方式、浪漫的方式来靠近纯真？

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个电影很根本的，想要试图去追索的那么一个路径。

你经历了什么

拍出这么个电影？

李霄峰：过去太宰治说“能扮演小丑的人都是严肃的”，我觉得我们今天有很多小丑，但是看不到严肃。美国人拍《小丑》，你还能够看到严肃的东西，是吧？我们过去的鲁迅，他是用严肃的方式在探讨严肃。当然他很讽刺，也很尖锐。我们今天能不能不再“挂羊头卖狗肉”？

但是今天很多时候，包括我们的电影营销，都是在“挂羊头卖狗肉”。里面有真正想表达的东西，但他要用别的方式吸引大家进来看一个以为是娱乐的电影。但其实不是啊，它里面是严肃的。

我这次其实还挺感谢顿河他们，还算用一个严肃的方式在推广电影。这个是我们在追求的。

北青报：不容易。看那些公号的推送，比如说跟韩国犯罪片联系，还有评价章宇的表演是“性感”。我觉得这已经很努力了。

李霄峰：说回这个电影，有很多对情节的探讨、对剧情的质疑，这对我来说都不重要。包括他们说演员的表演好，或者这个好那个好，也都不重要。这个电影是新的，它做了一些拓展，这个拓展它已经留下来了。我是这么认为。

我觉得我们有一些看电影的方法，可能在文化上，其实需要更加尊重自己了。不能老是去尊重别人，尊重美国人，尊重欧洲人，尊重日本人，尊重韩国人，人家当然值得尊重。但是在内里，我们到底是在讲谁的故事？我们尝试着用自己的语言讲自己故事的时候，需要一些对自己的尊重。

北青报：我现在能够体会到顿河说的那个，你“在自毁底下有特别纯粹的东西”。好多人其实觉得到成人了，就“不必了”，可以放弃对这个的紧抓不放。

还有一点，我很高兴你没有把这片子只是拍成一个爽片。这种爽片现在也是一种套路，都要像冯小刚拖着大军刀冲过昆明湖冰面。最后这个结局我个人感觉更高级，一个底层小人物被欺负、碾压到无力承受。

其实我最想问的，还是章宇问过你的那个问题——“你经历了什么拍出这么个电影？”

李霄峰：有很多我非常看不惯的事。我这些年脾气好多了，我也不想跟自己置气。

说白了，我觉得我还算与时俱进的，真的。但是我就觉得很多事都不对，文学作品也不太对，电影也不太对，都不对。

北青报：那怎么样是对的？

李霄峰：你有你尊敬的东西，如果你尊敬的东西你自己不维护……我也不是不随波逐流，我也爱世俗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电影、文学作品，在鼓励什么，在呼吁什么，这个挺重要的。

托尔斯泰难道不是最好的例子吗？你永远知道他心里有一个东西是超越他自己的，他永远如夸父追日一样，他永远达不到，但是他永远在追逐那个东西。他不面对自己的伪善吗？他面对啊，他知道自己是伪善的。他很有钱，我参观过他莫斯科的庄园，过的那个日子，大餐桌底下铺着熊皮，他自己打来的。他很努力地想做一个劳动者，他还自己用皮做靴子送给自己的女婿。70岁去学骑自行车，拽着契诃夫去河里捞鱼。他知道自己是为啥，他也做过努力。他年轻的时候尝试着把自己家的土地分给农民，后来发现越分越不对。就是在这种一次一次的失败当中，他还在追求他认为对的东西。他这是一个精神性的状态。

顿河说我有自毁倾向。我不是自毁的人，我其实过得还挺舒服的。说白了，导演费拿着，各种事儿做着，对吧？但我自省是有的。只不过有的人的自省，他不放到作品里。我可能是把自省放到作品里面去了。谁不犯错？但你犯的这个错会跟别的错误联系在一起，它本质上都是罪过，本质上都是你需要去反省的东西。

采写/本报记者 吴菲

摄影/陈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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