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我们的国家公园)

原标题:【牢记嘱托 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三江源,我们的国家公园

青海新闻网·大美青海客户端讯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是时代赋予青海的神圣使命,也是党中央交给青海的重要政治任务。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记者多次深入三江源国家公园腹地采访,先后采访了数以百计的三江源牧民、生态管护员以及国家公园的管理者,走进母亲河源头的冰川雪山和草原森林,探访野生动物的栖息乐园,倾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乐章,以鲜活的故事向这片神奇的土地致敬!向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设者和守护者致敬!

我眼中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我们的国家公园)(1)

和谐序曲。

我眼中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我们的国家公园)(2)

才仁多杰和索南达杰保护站救助的藏羚羊。

我眼中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我们的国家公园)(3)

野牦牛。

为了野生动物的安宁

措池,意为一万个湖泊,被誉为“天上的措池”,距离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城380公里,海拔4650米,与天边的索加隔通天河相望,与西藏那曲市安多县沿唐古拉山脉南北相向。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措池村村民就自发组成队伍保护当地野生动物及自然资源。怀着对措池村的向往,我们踏上了前往措池的路,将近200公里的砂石路,甚至有些路面被河流冲断。漫漫长路上,成群的藏野驴让我们欣喜,忘却了路途的遥远。

在措池村,原村支部书记然西·尕玛向我们讲述了措池村的生态理念。

措池村是野生动物的天堂,这里是野牦牛、藏羚羊的栖息地,“明星动物”雪豹时常出没,岩羊、黄羊、藏野驴随处可见。

1985年青南特大雪灾中,措池村牲畜大量死亡,有些村民为了糊口,出现了捕猎野生动物的行为。

“80年代的时候,一张藏羚羊皮可以卖500多元钱。”尕玛说。

为了生存,村里的人不得不去捕猎野生动物。1988年开始,措池村明令禁止狩猎野生动物。

“牲畜死了可以继续发展,但是野生动物死了,这个地方的生态系统就不完整,牲畜、野生动物、草场等要素,是这里完整的生态系统要素。”尕玛说。

基于对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识,2002年,措池村组织了一个13人的野生动物保护小组,主要任务是防止偷猎盗猎、乱采乱挖现象,并成功阻止了多次盗猎盗采行为。尕玛当时是村支部副书记,也是野生动物保护小组的一员。

谈起当初的反盗猎盗采行动,尕玛至今心有余悸。具体已经记不清楚是哪一年,5个盗猎者开着吉普车来到措池村,白天躲在山里,晚上开车猎杀藏羚羊,他们拿着三把小口径步枪。尕玛摸清楚盗猎者的活动地点,带着5个村民,带着枪,最后双方发生交火,盗猎者开车逃跑。

2002年,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还未启动,措池村就已经开始了生态保护,这或许是青海生态保护与建设启动最早的地方,也是生态环保理念践行最好的地方。

紧接着,2002年,措池村与北京大学、青海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联合初创大学生“草原部落”。

2004年,尕玛带领村民成立了“野牦牛守望者保护协会”,协会成员用比较科学的方式定期和不定期开展野生动物监测与巡护工作。

……

时至今日,措池村成为了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区域,尕玛也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走在草原,望着雪山,是尕玛一天当中最开心的事情。

尤其是每年藏羚羊迁徙的时候,尕玛目睹着成群的藏羚羊穿过村子,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产仔,产完仔带着小藏羚羊回归这片草原,尕玛觉得自己能生活在这片净土之上,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刚出壳不久的鹰,披挂着云的色彩。

我眼中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我们的国家公园)(4)

凫游在如丝绸般润滑的水面,斑头雁夫妇羞涩的爱情,荡漾在扎陵湖的温柔乡。

我眼中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我们的国家公园)(5)

杂多草原的牧场和帐房。

为了湖泊的静谧

时令已至秋分,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寒风习习。星星海清澈碧蓝,湖畔却是一片雪白,碧蓝的湖水与岸边的白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天寒地冻,却阻挡不住黄河源园区资源环境执法局执法人员的脚步,他们来到岸边,沿着湖畔寻找湟鱼的踪迹,同时向在此巡护的生态管护员了解情况。

“湟鱼为什么会跟着行人,是不是有人经常投喂?”

“有些游客会投喂一些食物,县城也有群众会专门过来投喂。”

“以后发现这样的行为要及时制止。”

生态管护员时刻都在湖畔巡护,执法人员只能向管护员了解情况,或是一两天来一次,或是一周过来一两次,这已经属于常态化的工作。

“今年,我们在星星海加大了监督力度,除了每天安排生态管护员看守外,我们号召党员发挥模范作用,旅游旺季时每天过来一趟,就是害怕发生捕捞湟鱼的事情。”黄河源园区资源环境执法局局长曲洋才让说。

之所以格外“关注”,是因为星星海有一群特殊的“客人”——湟鱼。

黄河源园区所在的玛多县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腹地,素有“黄河之源、千湖之县”的美称,是野生动物繁衍生息的天堂,是黄河源头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

地处214国道旁的星星海,景色秀丽,湖中湟鱼众多,每年盛夏来此游览的游客络绎不绝,俨然是漫长旅途中的一处旅游打卡圣地。

但是随着旅游人员的增加,问题随之而来。游客向湟鱼投喂食物,长此以往,人走到哪里,一大群湟鱼沿着湖畔游到哪里,丝毫不惧怕。同时也为防止出现捕捞湟鱼的现象,每日除了生态管护员在此巡护外,黄河源园区资源环境执法局执法人员也会定时检查。

过去,此类情况由渔政执法部门负责,但奈何人员有限,无法全天候蹲守在此,导致游客和牧民群众投喂湟鱼的事情时有发生。

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黄河源园区组建了资源环境执法局。资源环境执法局整合了县政府所属的森林公安、国土执法、环境执法、草原监理、渔政执法等执法机构,实现了生态环境国土空间和自然资源的统一执法,彻底解决了自然资源监管政出多门,执法碎片化的问题。

对于地广人稀的玛多县而言,组建资源环境执法局,不仅仅是解决了执法碎片化的问题,更多的牧民成为了生态管护员,并参与其中,成为了资源环境执法局执法人员的“电子眼”。生态管护员在巡护过程中,一旦发现乱采乱挖乱捕行为,就会第一时间通知执法局工作人员。

资源环境执法局局长曲洋才让介绍,体制试点开展以来,执法局结合“绿盾”“春雷”等专项行动,组织开展集中巡护136次,出动执法人员700人次,巡护8万公里,劝返游客6040人次、车辆2320辆,确保了园区内外草原、湿地、野生动物等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的安全。

为了草原的翠绿

今年53岁的肖虹,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治多管理处生态保护站站长。

生态保护站早些年的称呼是草原工作站,属于县畜牧局管理,三江源国家公园成立后,机构改革合并,草原工作站划归到了国家公园管理局,肖虹也从畜牧局调到了国家公园管理局。

对于能和种草结缘,肖虹始料未及。

1994年,从财会专业毕业后,肖虹分到了草原工作站,做了一名会计。会计的工作每天就是和数字打交道,每年入夏后,肖虹就跟着工作站人员下乡,种草、灭鼠、灭虫。这三项是草原工作站的主要任务,从每年的6月初开始一直要持续到10月。几次下乡后,肖虹喜欢上了草原,喜欢上了种草。

没过几年,肖虹从会计转岗为种草员,彻底成了一名草原的“园丁”。有关种草,肖虹虽然否认自己是“专家”,但也有自己的观点。他始终秉持一个理念,种草与海拔高度关系不大,要想种好草就必须加大草籽量。

多年以来,青海省高寒牧区种草一直是三种草籽混种,小粒草籽中华羊茅,抗旱、耐寒、分散力较强,是高寒牧区草地生产建设的优良栽培牧草;中粒草籽披碱草,性耐旱、耐寒、耐碱、耐风沙,营养枝条较多,饲用价值中等偏上;另外一种草籽就是冷地早熟禾,具有广泛的生态适应性,抗旱能力较强,耐盐碱、耐瘠薄、抗寒,对土壤要求不高,开花前,马、牛、羊最喜食,青干草是冬、春季的良好补饲草。治多县也不例外,也是这三种草籽混种。

对于治多县种草,专家给出的种草方案是:每亩(1亩约等于0.067公顷)草籽量是2公斤,其中披碱草1.5公斤,中华羊茅0.2公斤,冷地早熟禾0.3公斤。播种方式采用翻耕和免耕,对于完全没有植被的黑土滩采取翻耕,对于原始草原植被覆盖率10%以上的,不破坏原始植被的情况下采取免耕。

对于专家提出播种的草籽量,肖虹有自己的看法,每年种草前的项目评审会上,肖虹会提出加大草籽量的意见建议。

2018年项目评审会上,肖虹据理力争,说服专家,将草籽量加大到每亩7公斤。实践证明,加大草籽量确实能提升草籽的出草率和幼草的成活率。

“2019年种的草成活率达到了60%左右,是这些年种草成活率最高的一年,往年草籽量每亩2公斤左右的,成活率不到30%。”肖虹说,其实种草与种庄稼一个道理,种子多,出苗就多,出苗多了,成活率自然而然就增加。

肖虹在手机中翻出了一张照片,拍摄时间为2019年10月24日,是青海省验收组在治渠乡江庆村验收当年种草成果的照片,照片中,草色已经变黄,但长得非常稠密,高度到了人的膝盖处,验收组也给了肖虹高度赞誉。

“看着这片昔日的黑土滩长出了草,心里暖暖的,别看现在草色是黄的,但是通过这片草,我看到了整个草原的生机。”闲来无事时,肖虹总是拿出照片,看看自己流过汗的地方,看看自己的“杰作”。肖虹说,只要当年种的草,能越过第一个冬天,那往后几年就不会有太多问题,五年以后,会成为一片与草原别无二致的草皮。

“要想种好草,加大草籽量是基础,后期管理很重要。”肖虹说,草原上种草,不应贪大求多,每年种一片,管好一片,恢复一片,绿染一片,持之以恒,才能将黑土滩治理成草原应有的模样。(张多钧)

来源:青海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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