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类节目谈话内容（谈话类节目主持能力训练）

一、理论概述谈话节目，为具有现代意识、关心公众事物的人们提供了十分便捷、可以广泛参与的言论平台，与报刊杂志、网络等新老媒体比较，普通人在这里更容易得到话语权，由于它具有很强的参与性，是典型的将“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巧妙结合的节目形态，受众乐于接受并踊跃参与，因此各类广播电视节目(按照节目内容和功能分类)都经常采用谈话这种节目形态，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谈话类节目谈话内容?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谈话类节目谈话内容

一、理论概述

谈话节目，为具有现代意识、关心公众事物的人们提供了十分便捷、可以广泛参与的言论平台，与报刊杂志、网络等新老媒体比较，普通人在这里更容易得到话语权，由于它具有很强的参与性，是典型的将“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巧妙结合的节目形态，受众乐于接受并踊跃参与，因此各类广播电视节目(按照节目内容和功能分类)都经常采用谈话这种节目形态。

谈话节目，是由主持人邀集有关人士及受众，围绕公众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平等民主、轻松和谐的氛围中展开讨论的一种广播电视节目形态。节目采用直播、录播方式的都有。谈话节目与专访节目在内容与形式上会有许多交叉，但专访节目的谈话中心、谈话主角是专访对象，而谈话节目的参加者，既是受话人同时也是说话人，可以说，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群言式”，是谈话节目的本质特征。随着谈话节目形态的广泛运用，谈话节目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形式，最典型的是一个主持人、一个或几个嘉宾、一些现场观众(或听众)，围绕一个主题展开讨论;其他有些谈话节目没有现场观众(或没有开设热线)，往往是主持人和相对固定的一两位名人在侃谈;有的虽有现场观众但并不参与谈话，只做“壁上观”;有的除了谈话还穿插了表演、调查、心理小测试等环节……这些谈话节目虽然人员构成有所不同，但是以谈话交流方式展开平等议论的本质是共同的。

不管哪类节目采用谈话节目形态，在话题确定、收集整理信息、对嘉宾的前期采访，以及策划设计、节目构成、节目元素、主持人能力等方面都有共同的规律可循。从主持艺术角度看，谈话节目主持人在节目中的位置、作用以及实际操作都有许多不同于其它节目形态的特点。

谈话节目取胜，从内容角度讲，选题、嘉宾、主持人是三大核心要素，而是否形成了有质量的真正的“谈话场”，可以说是检验谈话节目优劣的重要标志。

谈话节目的选题原则，可概括为:重要性、普遍性、热点性(含永恒性)，也有人通俗地称之为“群众关心、领导重视、有普遍意义”。选题原则规定了选题方向、范围，还需要进一步考虑选题的支点，即选题的具体性、贴近性和可操作性。好的话题在可操作性上要同时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普通人能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发表见解;一是足以引起专家学者的参与兴趣，换句话说，就是浅易性与深刻性的巧妙结合。主持人要在吃透话题及其社会意义上下足功夫。

谈话节目嘉宾的选择，除了身份上与话题内容的相关性可信性、权威性、典型性，以及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外，还应特别注重嘉宾本身的故事性。一些节目的嘉宾摆脱不了“官腔”的语言定势，有的过分紧张拘谨，从言语内容到说话状态要么像做报告，要么像汇报工作;有的嘉宾喜欢“戏说”，耍贫嘴，抖机灵，就是不讲真话，这里有他们本人的原因，当然更与主持人的判断、选择、引导和气氛营造有一定关系。

谈话节目主持人的核心作用是各类型节目主持人中最为突出的。优秀的谈话节目主持人的主持一定是从策划开始的，与节目策划、编导共同商讨节目的构思，有明确的主题导向，对选题像做一篇论文那样有深人的研究，能够细致地了解、掌握采访的具体情况，并用心发现细节，可谓“有备而来”;在谈话现场，他们着意营造轻松平等、真情参与的谈话氛围，巧妙激发参与者的谈话愿望，认真倾听嘉宾以及现场观众的谈话，最忌“听不见”“听不懂”“听不进”而自己夸夸其谈，主持人要灵活有序地在嘉宾与观众中穿针引线，不露痕迹地驾驭着话题的层层深入，灵活地控制谈话的节奏，实现主题的开掘，总之，应当善于把事先充分准备的“既定方针”与谈话现场的“即席触发”有机结合起来，成为现场不可或缺又十分得体的谈话组织者。

显然，谈话节目主持人应有很好的政治理论素养，又有对生活、对生命的深切感悟，有善解人意的心性和机智，不张扬、不卖弄，同时注意平民化中的格调品位，能够与策划、编导等制作人员有很默契的合作，积极汇聚集体的智慧，同时善于与谈话参与者沟通并及时有效地协调各方关系。主持人的风格是多样化的，平易随和也好，风趣幽默也好，真诚是最重要的。实践中有些主持人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如有的生活阅历欠缺，准备又不到家，难以与嘉宾处于同等的谈话层次;有的主持人对自己在谈话中的位置和作用认识有误，表现欲强、喧宾夺主，有的整个谈话过程完全按周密设计的方案走，结果使谈话呈现太多的表演色彩，从而背离了谈话节目的特质和初衷;还有的主持人误听误解嘉宾或观众的话，不恰当的插话使对方尴尬，使受众厌烦、不满。

最后，话题、嘉宾、主持人的合力会催发现场观众(或热线听众)的讲话欲望，从而最终形成真正的高水平的群言式的谈话场，观众都有很好的发言，不同观点的争论与商榷，使话题有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的挖掘与拓展。可以肯定地说，现场观众(热线听众)自发而有质量的参与讨论，显然应当成为谈话节目追求的境界。

本单元能力训练的重点是①准备工作中吃透话题及其社会意义的能力②运用广播或电视手段构思谈话节目的能力③把握话题方向及推进谈话层次的能力④长于与各种人沟通、激发谈话愿望的能力⑤懂得倾听，善于把前期准备与现场动态因素有机结合的现场操控能力。

二、范例及分析央视《艺术人生》2001年11月28日及11月30日播出《陈凯歌专辑》，主持人朱军，转引自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版《艺术人生》

《陈凯歌专辑》

朱 军: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当中来到《艺术人生》的演播现场。大家都知道了，今天光临我们《艺术人生》的主人公是我们都非常熟悉和喜爱的著名的导演陈凯歌。陈导拍摄过许多非常著名的影片，这些影片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生活、对生命的一些思考。我们注意到，在他的影片当中，很多情节都跟他的生活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陈导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人。现在我们就掌声有请本期节目的主人公陈凯歌导演。

(全场掌声)

朱 军:你好陈导。

陈凯歌:你好。谢谢大家。朱 军:不知道怎么了，也许是导演的磁场太强，坐在您面前还真有点紧张，做节目这么长时间，好像不太多见。刚才出门的时候我太太问我，说你们这期节目的主人公是谁，我说是陈凯歌导演。您猜我太太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说陈导好像挺亚肃的。这期节目你是不是挺费劲的?我说不会吧。我说陈导应该是一个很可亲可爱的人，是吧?我们注意到，您拍完《荆轲刺秦王》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消失了，至少在媒体上没有怎么出现，那段时间你在忙什么?

陈凯歌:我去了国外。有一个好莱坞的戏，剧本是美国人写的，制片公司是美国的，但戏是在英国拍的，所以我差不多在伦敦待了14个月，这就是为什么国内的媒体基本上没有我的消息的原因。因为我想我也是第一次在国外拍摄故事影片，所以怎么说都是希望能够安安静静地把这个事做好。

朱 军:您可能一上场就注意到了，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有一些道具--胶片盒。这个胶片盒应该说你非常熟悉了，35毫米的是吧?

陈凯歌:对。

朱 军:那么咱们这样好不好，咱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个盒子里开始谈?

陈凯歌:行。

朱 军:打开一个咱们谈一个。我们先打开这个好不好?非常简单的一管牙膏，是“蓝天”牙膏。看到牙膏，你第一感觉是什么?

陈凯歌:看到牙膏让我想起一件事。朱 军:什么事?

陈凯歌:我的事先不提，你要拿这牙膏说什么?

朱 军:因为我在读您写的那本《少年凯歌》的时候，我非常感动的就是其中有几句话，就是刚才陈导说的，他在插队的时候带来10管家庭特大号的牙膏，奔赴了广阔的天地。

陈凯歌:对。(此时陈凯歌低头默许微笑)

朱军:现在一想那个时候好像冥冥当中就有一种声音，告诉他是在预支着时间，从插队到当兵，如果按一夭一个人刷一次牙来计算的话，他回北京的时候，刚好还能带回一管来，是这样吧?

陈凯歌:这是我当年留下来的。(陈凯歌略带幽默的口吻，现场大笑)

朱军:希望是那样。那么您刚才说的您带着这个牙膏奔赴农村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候，真的就没打算再回来吗?

陈凯歌:当然是想回来，谁不想回自己的家，可那个时候，一来是没什么办法，二千多万知识青年都下了乡，你说独我一个不去，没这道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对那种生活其实是有幻想的，什么幻想呢?当时的说法是叫“头顶芭蕉、脚踩菠萝”的好地方，所以确实是有一种浪漫的想法，觉得那个地方是可以施展的，是青春在那样一个地方度过，也是一件美好的事。

朱 军:那真正到那儿以后，现实给你的和你想像的反差大吗?

陈凯歌:反差非常的大，其实不用多说了，因为在座的我看有很多很年轻的朋友。说起这些事好像都是老生长谈了，可是的确是非常大的对比。一个对比是生活之艰苦和自然景色之优美，是可以交相辉映的。日子太苦了，而且主要是因为年纪太小。

朱 军:那时候你多大?陈凯歌:我去的时候不到17岁，16岁多。那个时候不太吃得饱，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所以每天都有很多生理上的需要，就是我饿，可是每天还得干活。

朱军:那现在走过这么长时间以后，你回过头来再看那段生活的时候?

陈凯歌:还是怀念，那么苦。朱军:为什么还怀念?

陈凯歌:因为那是你自己把你的好日子遗失了的地方。陈凯歌:我特别感动的，就是我在1993年的时候，偶然一个机会，其实去看另外一个朋友拍戏，我就回到了我原来待过的地方。很奇怪的是，跟我一起去的，是我的一个朋友，跟我在一起工作，同时也是在很多年以前在西双版纳跟我在一起待过的人，我们两个约好了，你拍我，我拍你，这是咱们值得纪念的地方。当我们看到橡胶林的时候，就看他往橡胶林那儿疯跑，我说你慢点，后来我才明白，他哭了，他不愿意让我看见他哭了。

朱军:触景生情。

陈凯歌:触景生情。进村的时候，我跟我的朋友说，我说你别说我是谁，因为肯定我的样子变化得很厉害。我走进村子里的时候，我就看周围的这些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终于忍不住，走到一个人跟前，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问的只是一个人，但是周围大概有三四个人同时说，说的是一句云南话:“你就是那个陈凯歌。”当时我挺感动，我觉得这些乡亲们还记着我。其实他记着的，无非就是在二三十年前曾经在那个村子里生活过，这么一个普通的知识青年，而不是其后好像有一点名堂的陈凯歌。这个事让我特别感动。我走到村子边一条小河，这时候我的朋友已经不哭了，冷静下来了。我说什么都变了，就一件事没变。他说什么事。我说这个河水的方向。的确是这样的，我们因为每天下了工，劳动强度非常大，在丛林中间，要用砍刀砍出一条路来，那些枝蔓都是相互勾连的，每天的工作都有危险。因为是北方的孩子，去了那儿之后水土不服，身上被各种各样的毒虫咬得一塌糊涂，日子过得很辛苦。我们住的是茅草房，每天躺在蚊帐里，一眼就能看见天上的星星。说是星星模糊了，其实是这些知青当时都掉眼泪，就是想家，这是很自然的一种情怀。虽然日子过去这么久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之所以后来能够做电影，感觉到自己心里有一些话想表达，其实所有的资源都是从很辛苦的、很艰苦的劳作中间，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中间积累起来的。

(掌声起)

朱 军:那后来您去当兵了，是吗?陈凯歌:我后来就当兵了。朱 军:在农村待了几年?

陈凯歌:这个理由其实特别荒谬，因为我会打篮球。有一天正在睡午觉，我觉得这是一个电影的画面，因为我是平躺的，所以角度应该是向上的，仰视的。突然间看见蚊帐被掀开了，就看见红五星和红帽徽了。我说这儿怎么有一个军人，这个军人用很小的声音跟我说，愿意当兵吗?

朱 军:有点偷偷摸摸的意思。(场内微笑)

陈凯歌:我说您什么意思。我就坐起来了。他说愿意当兵吗?我说我愿意，我太愿意了。他说那就别出声，咱们现在就走。我基本上就是这么去部队的。为什么呢?如果一旦通知了农场，农场就可能说他是一个人才，我们不能放他走。结果真的就把我给带去当兵了。我也没有档案，也没有户口。我说我的箱子能不能拿，我的10管牙膏还在里头。这个军人说，什么都不用拿，咱们那儿什么都有。我一想，人民军队，是，没错，什么都有，一定是这么回事。就这么去了，就去当了兵了。我当时心情特别不安，于是在快到部队的时候，我就跟他(带兵的班长)说了，我说是一个小问题，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我得让您知道，为什么呢?我得对组织上忠诚，我的父亲有政治问题。那个班长说，你爸就是地主，我们也要你，我们要人才。我就踏实了，我想我爸不是地主。所以我就开始了差不多将近五年的部队生活。

朱 军:刚才您提到了您的父亲，你还记得当时你去插队的时候，你的父亲到车站去送你的情景吗?

陈凯歌:我是直接受我父母的影响，关于我将来要做什么这件事上，受到他们很深刻的影响。但是在“文革”的时候，我说是政治原因，因为我是一个好学生。而且我是……

朱 军:你指的好学生是什么?是学习好，还是跟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状态比较吻合的好?

陈凯歌:老实。

朱 军:当时一说这个孩子好，“老实”。

陈凯歌:学习肯定是好的。因为我是北京四中的学生。而且考入四中的分很高。所以那个时候不免有优越感，不免很骄傲。在班上学习成绩也还不错。突然就“文革”了，这样一下子觉得父亲有点什么问题，精神上也承受不了。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气氛下，还是希望大家继续认同我是一个好学生。因为家庭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不能参加红卫兵，你就不能在风口浪尖，咱就没这个资格。于是，当造反派说你父亲有问题的时候，要你配合，你还得揭发你的父亲，你的亲生父亲。其实我才14岁，我揭发他什么呢?什么能揭发呢?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严格地说我是犯了错误的。什么错误呢?就是对我父亲态度是不公正的，这个一直是我非常非常内疚的。在“文革”结束之后，很多人都说这不是你的错，你那个时候太小，而且有政治压力。我心里明明白白，是我自己的错。其实当着这么多的观众这么说，而且这个节目会播放到全国去，大家都知道，全国的观众都知道陈凯歌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人。但是这也没关系，因为这是我父亲。我觉得我父亲已经去世了，对我来说的确是生离死别，是我几乎无法面对的一个事实。

朱军:你是说当时你离开北京，要奔赴广阔天地的时候?

陈凯歌:我奔赴广阔天地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对我父亲不礼貌了。我也没有跟我父亲真正面对面地交流过，我甚至觉得他一定不会原谅我。但是到火车站的时候，我们说了几句很平常的话。我说您照顾我妈妈，他说你自己去了，要好好保重路太远。我就上了车了，一切都很正常。等车门一关，火车一动，我还跟朋友们说话。回头一看，我发现我父亲沿着铁轨在跑。突然在这一瞬间，我明白我错了。我相信他也没看见我在看他。但是他这一跑，我非常非常感动。所以到了云南以后，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请求他原谅我。我父亲的回信非常简短，只是说你并没有做错什么。我后来明白，就是说因为我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一个很陌生的环境，他是希望给我更多的自信心。

朱 军:令尊大人就是那张照片……(朱军随后转身指向背后父亲照片)

陈凯歌:对，你们能看到，你看到我的样子有点桀骜不驯。我父亲的样子，其实我父亲那个时候不到50岁，看上去非常非常苍老。那个时候他正在干校里扫厕所呢!

朱 军:听说你那一次也是在车站里头看到你父亲掉下了眼泪?

陈凯歌:是。

朱 军:说到这儿，我们现在先把这个牙膏放下来。打开第二个盒子。让我们打开来看一看，这是一盘录像带。那么这个录像带里头到底有些什么内容呢?让我们一块儿来通过大屏幕看一下。

陈父:从做父亲的人看儿子，有他的这一种感情的要求总不希望他太累了，不希望他做得太多了。因为我从旁边看他就是搞创作太苦了。你看他现在创作起来，几乎是舍命的状态。最近他有点晕镜头，就觉得供血不足，用脑过度了，有一定的因素。他很累了。我觉得他活得还是很苦的，生活上还靠老爸爸在家里没事照顾照顾他。可是我自己，岁数也太大了。他自己也不会照顾自己，有一顿没一顿。自己也休息得不够。总的讲，我当然对他有期待，现在因为我岁数很大了，我也不能陪他一辈子，在这一点，我是最舍不得了。有人问我你怕死吗?我不怕。但是你想死吗?我不想，我还想看后代，看周围的很多人。可是我现在身体的情况不是那么乐观，对人生就很留恋。因为周围的很多人都很精彩，我都想多看看。我是不管谁做得精彩，我都鼓掌。艺谋也好，子牛也好，田壮壮也好，好多人。只要做得精彩，我都鼓掌，因为都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精华。所以我说留恋什么，就是留恋这一些。留恋我们的后代，不仅仅是凯歌。能够多看看他们拍出来、做出来精彩的产品，这是我活到现在最大的一个期待。

陈凯歌:非常感动。(陈凯歌眼睛有些湿润)朱 军:是。

陈凯歌:这个录像带我没看过。应该说，父母是孩子的天，父母不在了，其实孩子的天塌了，可是我不知道，直到他去世了。其实我所有的事情，我能有今天的一点点所谓成绩，都是因为头上顶着这个天，的确是这样的。

朱 军:那么当时你的父亲也是希望你成就一番导演的事业。

陈凯歌:其实没想过，他觉得做电影导演实在太辛苦了。体力上的透支不说，精神上会有很多的折磨。有的时候，是来自自己对自己的折磨，因为你想成功。而这个行业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难度很大的行业。他当时在外地，我给他写信说，我想报考电影学院导演系，他的回答是否定，说你不应该考电影学院导演系。但是我告诉他说，我已决定，成与不成，我都要试一试。我父亲回了一封信，他说要是这样的话，你就记着一句话，到什么时候，你都不能放弃。至今，当我真有艰难困苦的时候，总是想起他说的不能放弃。

(现场掌声起)

朱 军:当我看您那本《少年凯歌》的时候，给我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如果陈凯歌导演不做导演的话，他一定是一位非常非常出色的作家。我想你这种文学的功底，应该也和这个家庭有关。

陈凯歌:是。我觉得我确实受益于我的母亲，我母亲在“文革”之前和“文革”的这个过程中间，一直支撑着这个家庭，作为这个家庭的主心骨存在。特别是在我的父亲遇到很多烦恼的时候，她总是用一副笑脸来面对我的父亲。虽然都没有说更多的话，但是这一副笑脸就是镇定剂，就是对你最好的礼物。

朱 军:对，最大的安慰。

陈凯歌:我觉得能在困难中仍然保持一副笑脸的人，寥寥无几。这是我母亲对我性格上最大的影响，就是说你应该笑着面对困难，面对你自己的生活，面对你可能遇到的任何情况。她是普通的干部，很年轻的时候就参加革命，十七八岁参加的共产党，的确是对这个国家有真爱的人。一个人有这份天真，能够去相信一个能够改变你生活的东西，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所以我觉得说到底，就是帮助大家能够保持这种天真，在一个处于很骚动的，甚至是不平稳的过渡期的社会里，能够保持这样的天真。我觉得，这是我母亲跟我父亲一样的地方，是我精神上的导师。

朱 军:刚才我注意听到老人家的谈话，除了对你的激励、鼓励和赞美之外，还有一点，我觉得真的也让我非常感动。他觉得他虽然年龄大了，但是在家里，还能照顾你的生活。老人家非常担心的就是这一点，担心你的生活上，由于工作忙，不能自立。当然现在这个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有人在照顾你了。

陈凯歌:没错。

朱军:想谈谈照顾你的那个人现在在忙什么?陈凯歌:照顾我的那个人，今天在拍戏。朱 军:拍什么戏呢?

陈凯歌:大家可能都知道的，《吕布与貂婵》这个戏还没有最后拍完。所以照顾我的那个人现在还在很辛苦。在我临来演播室之前，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我告诉你，你要穿一件淡蓝色的衬衣，穿一条牛仔裤。但是我记得你牛仔裤上有一块斑，你要拿手盖上它。这儿。”这个人就是陈红。

(此时陈凯歌将一直盖在那块斑上的手挪开，指给现场的观众看，观众大笑)

朱 军:我知道，就是陈红。不过确实，你这么简简单单地，就这么几笔，勾勒出来这种很细微的生活，在一起很幸福。

陈凯歌:在我这个特定情况里，用幸福这两字还不够。朱军:那得用什么?

陈凯歌:美满。的确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很美满。朱军:你有没有碰到过让你觉得很尴尬的事?

陈凯歌:您的意思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有没有人问陈红:“你叔挺高的。”(现场大笑)

朱军:这是你自己说的。

陈凯歌:这倒没有。人家说我们很般配。因为我觉得陈红在我的生活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说我不爱听的话。我觉得我为此非常非常感谢她，而且现在我已经渐渐地形成习惯了。

朱 军:我还想问一下，你跟陈红结合以后，你觉得是你成就陈红多呢，还是陈红成就你多呢?

陈凯歌:肯定是她成就我多。

朱 军:不是你怕回去以后没法交代吧?(现场大笑)

陈凯歌:我们家没有搓板。事实上是这样的，因为就像我父亲讲的，的确是，就在我有一个很稳定的家庭以前，我的日子过得确实不太像样。我说我的天塌了，我的父母不在了，但是我现在找到半边天了。我至少找到半边天了。这半边天真的是在撑着我。所以我说这话是很诚恳的。

朱 军:对你来讲，有没有帮陈红量身定做一个电影或电视剧。或者说当看到一个本子，觉得这个本子很适合你心中的陈红去演的时候，你会特别直言的，或者是坦率地告诉对方:“这个让我太太来演。”有过这样的事吗?

陈凯歌:迄今为止，没有。

朱 军:如果她说发现一个影片，或者说一个剧本，她特别喜欢，真的想去演，而人家又没有这个想法，她会不会来跟你说，让你去找这个人说说，找对方来说说?

陈凯歌:绝对不会。

朱军:为什么呢?是因为她自己个性所致?还是你要求她不这样?

陈凯歌:我也没要求她。这个都是很随缘的。我刚才斩钉截铁地说没有，是指的迄今为止，但并不等于我不跟她合作或者说我对她的表演有什么褒贬，没有。每个戏有每个戏的具体区别。比如说10月底，我就会跟她合作，拍我跟陈红合作的第一部电影。我们的摄制组都已经成立了，现在每天都进行运作。

朱军:正常的运作。

陈凯歌:因为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钦佩陈红的。就是说她给了我一个很安定的感觉，就是说陈红跟我结婚，不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知名的导演，就有所求。人家这么些年没跟我提过这事。我倒觉得不对了。

朱 军:心里不踏实。

陈凯歌:我说你就没这想法，就不想跟我合作一回?她说那得看了。举例来说，我拍《荆轲刺秦王》，我也可以说巩俐演的角色，是不是让陈红来演，我从来没有这个念头。我觉得这就是比较大气。我没有这方面的压力。但是我坚决地相信，她是一个资质好的演员，她能够更进一步。而能做这事的，当然我有责任。

朱 军:咱们再拿一个胶片盒，我看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没错，是这个。一个是蝙蝠侠，一个是孙悟空，这有一个《格林童话》，还有一本叫《唐诗三百首》。

陈凯歌:送给我儿子。朱 军:到底是导演，一看就知道。真是这种思维的敏捷让我非常钦佩，正想谈您的儿子。大儿子今年有……

陈凯歌:4岁多点。朱 军:小的呢?陈凯歌:一岁半。

朱军:一定特别可爱。陈凯歌:太可爱了。

朱 军:儿子现在是在美国待的时间长，还是在中国待的时间长?

陈凯歌:是在这儿的时间长。

朱军:那你在家里给儿子的也是你母亲教育你的那种办法?你打他吗?是不是笑哈哈地说:“伸出手来，脱下裤子”?

陈凯歌:我也打过他，但是不是真打，小孩哪能真打。但是我老觉得，中国有句成语挺好，叫“软硬兼施”。就是说在一个家庭里头，正因为我母亲是这么教育我的，就是我的母亲在家里有权威性，我在心理上，对我母亲多少有点畏惧。我特别害怕在今天这个物质生活更为丰富的这么一个年代，小孩变成谁都不怕了，这就不行了。我觉得我还得多少有一点父权，让他觉得他还得有所畏惧。但是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强迫他服从我。特别是大了，他想做什么，他想干什么，他有什么样的选择，都要由他自己来决定，我不能包办了，虽然现在只有4岁。我觉得跟我们那个时候不一样了，他现在4岁，做主做大了。比如说过生日，我说你跟大伙儿说句话吧，但是不许说超过一句以上的话。他就说谢谢大家，我说对了，他没有说超过一句。而且反应非常的快。我说你可以做外交官。

朱 军:那你觉得这点随你，还是随陈红?

陈凯歌:你不是让我得罪人吗?(陈凯歌微笑)他其实在性格上比较像我，因为我这个人是属于比较脆弱的，有点像我，样子也像我。但是我们家老二就跟陈红一模一样。

朱 军:儿子很像她。儿子像母亲应该很漂亮。陈凯歌:他是挺漂亮的。所以我就说……朱军:像你应该也还可以。

陈凯歌:很大的快乐。其实刚才说到打，打不能说是真脱了裤子，抄起扁担就抽，没那事。现在的父母真的要学会怎样教孩子做事，而不是替孩子做事。这个很严格，比如说走到街上，摔一个跟头，小孩一定要哭，特别是3岁以前，我就不扶他。

朱 军:让他自己站起来。

陈凯歌:我绝对不扶他。我只是告诉他说，你自己能站起来。他当然希望大人来扶他，但是我不扶他，一定要让他自己站起来。可是到最后一秒钟，还是我扶他起来。因为你已经告诉他了，你应该自己站起来，但是这么小的小孩，还是需要有人扶他一把。所以我就觉得，把这个道理跟情理两件事放在一块儿，可能就比较好。

朱 军:你儿子在家跟你亲，还是跟他妈妈亲?陈凯歌:跟我们俩都亲。(现场大笑)

朱 军:那你有了孩子以后，有没有想过，或者说有没有后悔过，我这么大年纪才要孩子?

陈凯歌:这倒没有，这还是水到渠成的事。但是情形是这样的，不是咱们中国有一副对子，叫“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吗?我现在就是下联说的。上联跟我也挺吻合的。同样的，你回到家里能看见两张笑脸，小孩子娇嫩的笑脸，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满足。

朱 军:这就是咱们中国人说的家和万事兴。陈凯歌:家和万事兴，的确是这样的。(全场掌声)

朱 军:刚才我们还是回到令尊大人刚才的那句话当中去，他很担心你。担心你的生活，在这之前，他可能担心你的事业，你母亲也是如此。那么此时此刻，你有了这样一个完满家庭，成就了这样一番事业的时候，从心底里来讲，你是不是觉得可以告慰他们?

陈凯歌:人的生命都是短暂的。我觉得我只是做了他们期望我做的事，但是他们并没有给我定一个标准，说你一定要怎么样。相反你从我父亲讲的那段话里能够看出来，他其实是很希望我能够退一退，不要那么用力，不要那么太吃劲，不要那么以健康为代价去换取事业的成功。我常常告慰他们，就是我会有默念的时间，就是我会有我和我的父母仍然在一起的感觉。如果真是上天有知的话，他们应该很欣慰。因为现在我不是一条腿走路了，不是只想做我想做的事，或者是想拍电影，我有一个和美的家庭。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了第三代。

朱军:正像你说的，如果他们在天有灵的话，你最想告诉他们什么?

(此时陈凯歌低头沉思近一分钟)

陈凯歌:这是一个困难的话题。这真把我难住了。之所以难住了我，是我不愿意敷衍你，说一句大伙儿都爱听的话。我总是觉得我受他们的鞭策，尽管他们不在了。

朱 军:那回过头来，现在陈红不在，此时此刻，你最想给她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当面对亿万观众的时候，当然不是家里的话，家里的话我们都能说。

陈凯歌:其实特别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拍戏的地方挺冷，你多穿点。是这样的。(全场大笑)

朱 军:回归到了一种特别平常的生活当中。中国人，咱们中国老百姓，有三个字特别准确，那叫“过日子”，根本不是做给别人看，也不是做给自己看、做给对方看，是实实在在地在过日子。我们衷心地祝愿您的生活越来越完满。

朱军:我把下面这段时间交给我们现场的观众。好不好?

观 众:您好，陈导。前两天我在报上看到一个记者问一个电影导演，问:“你为什么也拍电视剧了?”他说电影没观众，电视剧有观众。我就想问一下，听说您也拍了一个《吕布与貂婵》，您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如果不是的话，您是不是因为陈红?

陈凯歌:你的问题是，我是不是也是持相同的看法。其实我不是。我只是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日新月异，特别是在技术上日新月异的时代，电视已成为最强大的、最有力量的大众传媒方式。我们的生命是用时间来组成的，对我们很多很多的观众来说，电视对他们生命的占有率越来越高，所以不进入电视这一块市场，我认为是不对的。我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一个工业，还没有能力把我们的电影观众继续保持在我们的电影院里面。其实电影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奇妙的事。为什么说它奇妙呢?是说大家聚集在黑暗中。一般的情况下，大家是要聚集在明亮之处，握手言欢也好，举杯相庆也好，没有在黑暗处。但是电影的特性决定着人们要在黑暗中聚会，而且要分享一个梦想，这么好的一件事为什么大家都不来做呢?所以制造梦想的人得考虑考虑，这个毛病可能是出在这儿了。

观 众:陈导演您好。据我所知香港也有两位导演曾经在好莱坞拍过片子。一个是唐季礼，一个是徐克，但是他们都又回到了香港。请问您认为您和他们两位导演相比，在拍片子方面，有什么优势和劣势呢?谢谢。

陈凯歌:我觉得去好莱坞这件事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你说的两位导演，其实不止两位，还有比他们可能更成功一些的就是吴宇森导演。但是我在好莱坞拍的电影不是动作电影，应该被归入文艺片那一类的。它有文艺片的特征，同时它又有比较复杂的心理上的一些因素。所以我在和你上面讲的两位导演，在做完全不同的事情。

朱 军:那你觉得你的运气会怎么样?

陈凯歌:古人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的运气如何，这个得天决定，我自己定不了。(陈凯歌自己大笑)

朱军:刚才观众已经提到了，你在好莱坞拍的第一部戏叫《温柔的杀手》。谈谈那部电影吧，男主角是……

陈凯歌:男主角是英国演员，叫琼斯·范斯。他演的最知名的电影是《沙翁情史》。他对角色很苛刻，但是他喜欢倾听导演的声音。如果说你第一次跟他谈话，结果不好，他永远对你有怀疑。但是你如果第一次，用我们北京话，说给他拿下，然后他就永远对你言听计从。他是这样一个人。

朱军:那你第一次是怎么把他拿下的?

陈凯歌:首先我想演员都有一种脆弱，演员都有一些被人尊重的心理。所以我就姑且把他当顺毛驴，咱先抚摸抚摸它。另外，我还有一种姿态，我告诉他，我说我是从另外一个文化里来的，但是你不要因为我是从另外一个文化里来的，你就觉得我不懂你们这儿的事，我说我懂。我说我给你定个规矩。因为在英国拍摄，每周只拍五天，不像在我们国内拍摄，是每周要拍七天。我说我每个礼拜六的上午10点钟，你不要出门，我来跟你谈下礼拜拍什么。我想这句话让他很感动。因为在西方人看来，牺牲周末的时间工作是一个不能理解的事，特别是一个导演愿意这么做。

朱 军:到那儿去拍片子，应该说会面对很多阻力。那么当你到了那儿以后，你首先做的是什么?或者说你用什么样的办法，用什么样言语让他们认识你、认可你?

陈凯歌:其实我跟好莱坞的来往已经很多年了，这个片子不是说随机地，抓来就拍的。而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也是在若干剧本中间。但是有一点，我们自己非常清楚。其实特别是在英国这个国家，他整个民族对文化有顶礼膜拜的感觉，所以我在那儿，我觉得有一个磨合的过程，首先要说我希望做到什么，我的原则是什么。那么他们告诉说你能做到的是什么，我们不能帮你做到的是什么，把这些话都说到非常清楚的时候我好做了。我想他们对我有很大的尊重，所以在工作过程中间，我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困难。当然也有文化上的差异。比如说我们在中国拍戏，有的时候是需要采取点游击战术。有一天我跟我的现场制片人说，我说我想有一个镜头，我今天下午要拍。他说是哪个镜头，是这个场地吗?我说不是。我说我得到那个场地去拍。他说我告诉你，不可能。我说这个镜头非常简单。他说如果你要去那儿，咱们这 50 辆车怎么办，是不是跟着去，还是这个车留在这儿。我说可以留在这儿，他说不行。因为按规矩来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基地，如果不能有这个基地的话，我们就不能在这儿拍摄，很死板。而且他有一点，他说我很抱歉地告诉你，虽然我们在冬天拍摄，日照时间很短，我知道你想有更多的时间来拍摄，我们的周期也很紧张。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们中午必须停一小时吃午饭，这是工会的规定。

朱军:就是必须这样。

陈凯歌:然后我就跟他们说，这个是荒谬。我说大家是在拍电影，而且我们只有七个小时的日照时间，你告诉我说你得吃一个钟头的午饭。他说那要是在中国，你们怎么办?我说就是盒饭送到现场，一人一份，一边干，一边吃。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的事。这个是我遇到的最明显的文化上的差异，就是说他一切都按规矩来，按规则来。

朱军:你觉得哪边更科学一些?或者说它对电影的创作更有好处?

陈凯歌:其实从管理的角度看，当然我觉得在西方的专业性更强，而且做导演比较容易。为什么说比较容易呢?就是说他只要求你做导演的工作，其它部门的工作都有人来负责，他只要求你检查一次。比如说举例来说，我拍一个镜头，是一个烟灰缸放在一个桌子上，我们的本意是希望造成这样一种效果，就是有一支香烟放在烟灰缸上。但是我们的意思是想说其实是有人在跟踪主角。然后他就拿了一个烟灰缸放在那儿，我其实没有太在意，但是我在拍完一条的时候，我发现，我说因为你的烟灰缸是透明的烟灰缸，白色的，透明的烟灰缸，所以香烟冒出的烟很不清晰。我就跟道具说，道具的脸一下就红了，五十多岁的人。他说我非常非常抱歉，因为道理上，我应该至少准备三个让你选。但是在这儿，很多事情是要导演自己过问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好莱坞的体制是有很多的缺陷的。我老是说，你们是认死理的人。我说如果你多给我五天的拍摄期，那么可能会对电影有一个很大的帮助。为什么不愿意花点小钱去造成一个很大帮助。他们说不能，因为预算就是这样规定的，就是他们没有任何的灵活性。

朱 军:说一是一，说二是二。

陈凯歌: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但是另一方面，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好处，就是讲规矩，就是没有那么多的随机性。

朱 军:它完全是在规则当中来进行游戏，没有那种规则以外的犯规的动作。

陈凯歌: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缺点，我觉得他们，电影越来越多的变成制造钱的机器，这个使我多多少少有点厌烦，就是我觉得他们永远是在谈钱。我在美国就是这个印象，你打开电视，每15秒钟一定能听到钱这个字，这是铁定的。不是说我有任何的清高，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应该有一点你自己的东西。

朱 军:一个人的事业，你所取得的成就，一定是要有一个标志的。对于电影导演来讲的话，你是不是觉得冲击好莱坞，或者说在好莱坞能够成功地指导一到数部大片，是对你事业的一种很高的评价，或者说把它视为全球的，国际型的大导演的一个标志?

陈凯歌:那倒不是，因为我并不觉得在好莱坞做导演，就一定意味着他是国际型的导演。因为在美国实际上也有相当多的导演，只不过他们的市场局限在美国国内。但是因为美国的国力鼎盛，而且它有一个很好的电影传统。所以我一直有这样的好奇，这个好奇就是说，第一，看以我这样的情况，能不能在美国工作，就是很正常地进入他的主流的工作范围中去;第二，我自己觉得我是去学习的，我看他们怎么运作，我看他们怎么去操作一部电影，并且成功地把这个电影介绍、推荐给观众。所以我自己觉得，我倒不是为了虚名。

朱 军:我想咱们还是更多地谈谈咱们国内的电影。我们把它称为第五代导演的这些人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就是插过队、当过兵、吃过苦，然后又回到电影学院去深造。于是你们那个班出现了那么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导演。你觉得这里面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

陈凯歌:我想一定有必然的因素在内。我记得我在上电影学院的时候，一开始，大家的心都很高。进了教室之后，我们的教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教你们，我们十年没教了。但是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那个时候电影学院有一个很好的气氛。另外一个，我们完全没有拍摄的经验。我给你说一个笑话，现在电影学院的学生大概都不相信。现在电影学院学生怎么上课，录像设备，然后动不动老师打出这部电影的片段等等。我们在上“蒙太奇”课的时候，那才真是有意思。教授拿着一个木竿，钉了一个木框子，在一个排练室里走。走近，特写。然后往后退，中景。再往后退，人全。听起来是个笑话，但是电影学院七八班的课就是这么上的。(现场大笑)

朱 军:我们知道你们当时在一起，攒在一起拍《黄土地》的时候，也是一拍即合，大家就说你那种对电影的热爱，那真情投入，完了以后，马上就拍了。但是拍了以后，包括《黄土地》、《红高粱》等等，也受到了大家的不理解，大家都觉得把一些落后的东西介绍到国外去了。你们当时有没有这个顾虑，真的就是一腔热情，根本就没有任何这样的顾虑?

陈凯歌:首先一部影片被介绍到国外去，是需要经过批准，我们自己没有力量把它介绍到国外去。我们这一茬导演从来没有拍过违规的电影，可以这么说。

朱 军:介绍出去也是要经过电影局批准的。

陈凯歌:对。没错，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能单独地把它们介绍出去。另外一方面，我认为我们没有想到这一个问题，是因为这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文革”以后，大概全中国人民，整个民族都有一个反思过程，看我们在这10年里到底出了什么差错，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悲剧。其实《黄土地》和其他的一些第五代的作品，都是跟着这样一个大的趋势走的。所以并不是我们特别聪明，或者是单独的贡献。但是我觉得我们找到了我们的视觉语言，这个视觉语言其实也是从现实生活里来的。举例来说，就是我们去陕北采景，那个时候还不确定《黄土地》能不能拍。我们九个人，其中有张艺谋导演有何群导演，有赵季平大师，我们几个人一块儿去。我们去了之后，从西安到延安，要走一天的路，那天路上耽误了点，到黄陵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突然间在暮色苍茫之中，在一片黄土高原上，你看见有一座山是绿的。

朱军:就是黄陵的山。

陈凯歌:就是黄陵的樵山。然后说不成，得去。到了那儿之后，能见度就更低了。放弃了车辆，都走着，说往山坡上走，越走，下面柏树枝越多，很密集，很厚。突然一抬头，看见是“文武百官到此下马下轿”，再往前走，就看见“樵山龙寓”这四个字，就到了黄帝陵了，真的膝盖发软，九个人全跪下了。

朱军:见到祖先了。

陈凯歌: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夸张。这是一个由衷的、自然的情感，就觉得见着老祖宗了。而且我们还说了，说老祖宗，这一回我们做这个片子不容易，你得保佑我们，这话是当真说了的。而的确最后的结果证明，老祖宗就是保佑了我们，的确是这样的。

朱 军;其实你说是老祖宗保佑了你们，还不如说是你们真情所致。就是那种强大的凝聚力和对电影事业的热爱，成就了那样一部非常优秀的片子。

观 众:陈老师您好，今天听过您的谈话，我们就感受了一个真实、平淡的陈凯歌。我想问问您，现在普遍认为你的作品具有人文气息和那种文化的底蕴。而现在有一种观点说白领阶层、知识阶层不大进影院了。您认为，您在今后您所拍的片子中，会不会因为这一点来改变您拍电影的特色呢?谢谢。

陈凯歌:我谢谢你表达这种意见。我们中国的电影观众那么大量地流失，责任在哪儿呢?责任主要在我们做电影的人，拍摄电影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很大的遗憾，我觉得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把观众吸引到电影院里来。这完全不是观众的错。另一方面，我们觉得创作都是要变的，不可能完全按照一个路子来走。打个比方说吧。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算是禅语，“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而后又到了“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在80年代中期，开始拍我们最初的作品的时候，希望达到的目的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是这个目的。所以那个时候力求有结构性的突破，电影语言上的突破。通常希望做违反叙事规律的事，我们强调的是意境美和诗意。但是作为一个主流电影，只具备这样的一些特征是不够的。但是我想在我今后的创作中，这样的一些东西是不应该完全丧失的，还是应该有保留的。另一方面，可能又要回到“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的那样一个境界里。表面看，好像是回去了，实际上是又往前走了一点。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观 众:陈导您好，最近得到一个消息，全世界选了15位名导演，包括您和王家卫导演，要拍一个叫做《10分钟年华老去》的电影。是有这个消息吧?

陈凯歌:对。

观 众:那么您曾经说对内容保密，但是我想知道，您这个10分钟去演绎它，这个10分钟概念是一个空间的概念，还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您是怎么去理解它的?谢谢。

陈凯歌:《10分钟年华老去》，的确有。而且，我很快就要开始拍了。它其实是在给 15 个导演出了一道智力竞赛题实际上是把这15个导演放在一块儿做一次竞争。而且给你这么短的篇幅，只有10分钟。这是一个有关时间的。那么我选择的题材其实就是关于变化的，因为时间这样一个概念直接跟变化发生联系。这是一个荣誉，我觉得。15个导演现在都是在各自尽力地想拍出最好的东西。而且计划，大概明年5月戛纳电影节的时候，要在那儿做首映。

朱 军:我们现在央视国际网络的同志坐在这里。有很多网友通过网络提了很多问题，我们还是把它精选了一下，捡主要的问一下陈导好吗?

观 众:陈导您好，我这里有一位网友想问您，我们知道您现在是49岁，您能对您在30岁、40岁和50岁这三个年龄阶段分别做一个评价吗?

陈凯歌:30是好，40是更好，50 算是大好。(全场掌声)观 众:还有一位想问您:“我非常喜欢看您的电影，对您的电影印象特别深刻，在我的记忆中，您的影片始终没有一个完美的爱情故事，这是为什么?您是否对爱情十分淡漠?”

陈凯歌:(陈凯歌自己大笑，全场大笑)我这样的人能对爱情淡漠吗?其实不是，回答这位网友的问题，我想如果说宇宙有一个中心，其实中心就是“爱”，我们不管做什么都离不开这个“爱”字，特别是在一个更为开放的年代，对于我们这样曾经有古老传统的国家，大家都更相信人与人之间是需要“爱”的。所以，我觉得把他的话作为对我的勉励，我一定好好拍一个爱情故事。

观 众:还有一位网友问您，您从 1983 年到现在，18年的时间只拍了8部电影，您是不是觉得太少了?您是否觉得这是在浪费您的时间和生命?

陈凯歌:这个朋友非常尖锐，说出了我想说的话，我也是觉得我拍得少了点，因为跟一个想法有关:要想好，宁愿少。所以像我老父亲在录像带里说的觉得我很辛苦，这的确是一个实话，因为我这个人太跟自己较劲，我老是对我自己不满足。有的做导演的朋友说，你这个人明明有三条路可以走，你就认死理，你认为只有一条路。但是我非常相信，这个结果在哪儿，我能找到。所以我并不觉得我浪费了，我的生命就是干这个使的。

观 众:还有一位网友问您，为什么您早期的影片除了《霸王别姬》以外，票房都不是很好，对于您来说，票房的价值和艺术的价值哪个更重要?

陈凯歌:都说鱼与熊掌不能兼得，我的想法一直是想兼得，是有这么一个想法，只能说我做得还不够好，我相信我能够在今后做得更好。这就是为什么说人到了50岁就会大好的原因。

观 众: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一位来自西安的网友问您，记得您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艺术电影是对大多数商业电影的一种嘲笑。您能不能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陈凯歌:这句话大概不是我的原创，我至多是引用过这句话，而且那个引用，一定是在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我现在肯定比那个时候要圆滑点了。这话是有道理的，因为我觉得电影这件事是这样的。世界上只有两类电影，一类叫好电影，一类叫不好的电影。我们想做好电影，好电影又有一类叫“诚意电影”，我们所拍摄的《黄土地》就是“诚意电影”。就是说你在很长的时间内积累了一些资源，但是这个资源可能保持的时间很短，因为你的生活条件、工作环境整个改变了，你不自觉地就能改变，你还能不能保持。什么是最好的创作?我说就是保持童心，一无所有。别记着你得过什么奖，成过什么名，你只要能够真的永远保持普通人的那个状态，你才能继续往前走所以，我想上面所说的艺术电影大概也可以把它说成是“诚意电影”，诚意的电影是发自内心的。而且我个人觉得，一个人在一生中能做的诚意电影在数量上非常有限，至多一两部。

观众:尊敬的陈导，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今年已经49岁了，您的前面是很辉煌的，您以后，就是在您的后几十年，您的方向是什么?您还打算拍多少比较新颖的电影?谢谢。

陈凯歌:这位女士问了我觉得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在我拍了这样一些影片以后怎么走，这个方向应该怎么走。大家可能很惊讶，说陈凯歌会不会拍一个非常商业化的电影。我觉得我会，因为我还是重复我刚才说的话，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能够继续吸引中国观众注意力的电影体制。所以，我以后的创作确实希望向这个方向走，就是说能够拍出更多，这个话抽象，比如说拍出更多更好的观众喜爱的电影。这是什么类型的电影呢?就是要拍摄能够给观众提供激动人心的内容的电影，使大家有这个愿望，说这个电影我得看，这个电影给了我不同的东西。而且我一再地说培育成熟的商业市场的问题，因为我基本上认为中国电影在今天整个的发展还不能够看成是一个工业，这个“工业”的意思就是说它可以真正地生产出很多很多的吸引人的作品。当然我很理解，很多年轻朋友说，我们希望做艺术家，这都是好的，从另外一方面，就是从一个行业整体的发展的角度看，需要成熟的能够拍摄好的商业电影的导演。而且我有一个感觉，可能会从广告行业里边产生。朱 军:从广告行业里面杀出黑马来。他进入广告行业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提前进入了市场，当他完成了市场的这种准备，摸索出了市场的规律以后再回归到电影，他就冲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道路。

陈凯歌:没错。

朱 军:现在我们还剩下最后一个片盒，应该说这本片盒是这几本片盒当中最重的，无论分量还是内容都是最重的，您猜猜看这里是什么?

陈凯歌:钱。

朱军:您觉得钱对您重要吗?

陈凯歌:钱当然重要了。认识到钱对我们这个国家和人民的重要性，是我们的一个进步，一定是一个进步。但是，我们说我们除了钱还有点别的，一定是这样的。

朱 军:这里到底是什么?

陈凯歌:我想一定不是钱。很重的。

朱 军:分量很重，真是很重。你掂量一下。陈凯歌:那就是人心了。

朱 军:陈导说是人心，大家说是月饼，我首先可以告诉大家不是月饼，可以说是人心，是每一位喜爱中国电影，或者说喜爱您的电影的观众的心。这样吧，我们还是打开，就不要卖关子了。这是一个从陕西延安尹家沟寄来的特快专递，是新华书店的一位朋友，在内容的一栏里写着两个字:“黄土”。

陈凯歌:我非常感动。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动。

朱 军:我想这包黄土的寓意，或者说它要期待什么，其实我们彼此都非常地清楚了，所以这期节目到这儿我们也应该画上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了。在这儿再次感谢凯歌导演来到我们的演播现场，感谢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光临我们的演播现场，再次感谢大家，谢谢。

陈凯歌:谢谢，我们聊得真高兴。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这我得保存好。

(全场掌声、起立)

附:《编导手记》别航程

11月28日和11月30日，《艺术人生》栏目即将再次重播《陈凯歌专辑》，作为本期节目的编导，着实又让我忙活了一个多星期。其实《陈凯歌专辑》已在11月26日播出过一次，但节目播出后立刻有不少观众打来电话，或从网上写信过来，觉得看完这期节目，深受陈凯歌那富有哲理的话语吸引，但就是有些不过瘾，希望我们能重新安排播出此期节目，希望能在节目中再次去感受陈凯歌的人生经历。但是我们觉得如果只是单纯地将这期节目重播，肯定不会满足观众的收视需求，大家肯定不会对一个熟悉的内容评头论足，所以我们觉得应该将陈凯歌录制现场的实录情况，全面展示给观众，把在节目中剪掉的那些精彩的话语重新找回来，那么这份“饕餮大餐”一定会令大家过足瘾的。出于这种“一定要变化”的最基本的想法，两期全新的《陈凯歌专辑》即将与你们见面。

正因为有了这次重新剪辑的过程，我得以再一次重新感受这位已经为中国电影拼争了近30年的电影艺术家的心路历程。

第一次接触 全新

在决定做这期节目的时候，离录像时间还有三个星期。照说时间还很充足，但心里总有一种感觉就是不踏实。的确是，其一，他是中国著名的电影导演，他有很深的人生阅历，怎么做，如何做，才能让大家觉得这就是陈凯歌，而不是固定套路下的xxx，需要有新意;其二，很多人都主观地认为陈凯歌说话虽很有哲理，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就是有些闷，不适合做长时间的节目，所以需要我们的话题，既要有公众性，又不能太单调而且还要有趣味性，很难。这种不踏实的感觉，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与他见面。

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秋日的午后，地点就约在他的工作室。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相应地出过一次方案。这次见面主要工作是与他讨论这个方案和确定录像时间。

见他第一眼的确是一种全新的感觉。我们可以想象，他应该有各种或正式，或非正式的穿着，但他今天却穿着一身亚麻质的衣服，脚穿布制老头鞋，看文稿时还带着一副花镜，给人一种休闲老态的感觉。交谈很随和，没有了那种“传说”中的咄咄逼人，但仍不乏认真。

说话依然很有哲理，但没有“传说”中的“闷”，而且增添了很多风趣。这使我增添了一些自信心。

在随后的一些交谈中，我们谈到了“商业”这个词。使我有些意外的是，他现在很认同“商业”。我们熟悉的陈凯歌，应该是与艺术电影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他的电影很不商业。然而他却谈了很多对“商业市场”、对“商业电影”的认识。而且他也说了自从拍完《荆轲刺秦王》以后就在媒体面前消失，是因为接了一部好莱坞的电影，而这次行为就非常的商业。

第二次接触量化

有了第一次的接触，使我基本上对这期节目在整体框架上有了基本的掌握。正如前面所担心的，对于导演陈凯歌本人来说，有很丰富的人生阅历，而电影方面也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如果泛泛而谈会失去主题，会感觉空洞。因此我们觉得不应更多涉及他的影片方面的事情，理论和学术上的亦应少些。而应该更多地关注导演的成长经历与生活状态。在陈凯歌的成长经历中曾经有很多人和事给了他很大的触动，甚至于也影响到他的人生观与世界观。而这期间又有一些与陈凯歌本人有关联的具体物品，如果将这些物品作为线索串起陈凯歌的人生故事，应会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及对现在生活的讲述，同时亦将陈导的人生感悟蕴含其中。另外，如今再做陈凯歌，应突出“现在时”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不仅在国内是一位优秀的导演，更是中国大陆第一位去好莱坞拍片的导演，在他的身上有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双重体现，本节目更应把陈凯歌身上的这种中西文化的交融性做出来。我想有这几点大的框架，这期节目应该会成功。而且再谈及妻子陈红，可爱的儿子，更会给节目增添绚丽的色彩。

但话好说，用具体物品来串联整期节目，怎么串，用什么串，这依然是一个问题。于是就有了胶片盒，就有了牙膏、录像带、面具和小画书、CD、《电光幻影100年》以及黄土。

道具1--牙膏

此道具发生在陈凯歌在云南兵团期间，他离家去兵团时从家里带了十袋牙膏，从牙膏身上体现了浓浓的思乡之情，同时连带出在兵团艰苦的生活。陈凯歌曾说:“多年后我认真地意识到十袋牙膏就是十袋预购的沉甸甸的时间，仿佛预示着我的命运--包括当兵在内，我一共在云南呆了七年，如果保持每天刷牙一次的习惯，我应该把最后一袋牙膏带回北京。”陈凯歌其后对于人生的很多感悟实际上更多的是在这里形成的。在《孩子王》中最后的情节有“烧山”，就来源于在兵团的劳动。牙膏虽小，但连带的时间岁月是陈凯歌无法忘怀的。

道具2--父亲的录像带

此道具是在陈凯歌筹拍《霸王别姬》时，电视台采访其父亲的片段。其实找这个片段是在陈凯歌自家的片库中。可能因为是“N”制的，所以在节目中陈凯歌说并未看到。言语是很平实的，但点点父爱深含其中，让我们不能不为之动容。陈凯歌的父亲(陈怀皑)也是一位著名的电影导演，曾执导过《知音》、《大河奔流》、《青春之歌》等等。陈凯歌做导演可谓子承父业，但他的文学功底又来自于母亲的教导。因此一盘录像带从父亲就讲到了母亲。

道具3--《格林童话》与《唐诗三百首》

从陈凯歌与母亲的关系可以直接引到他与儿子的关系。陈凯歌的儿子在美国出生，从小接受了西方的教育与文化。那么陈凯歌自己所受到的传统文化与教育是否也会传给自己的儿子。胶片盒中装载了四样两种不同的物品，分别是《格林童话》、《唐诗三百首》、猴脸面具和蝙蝠侠面具，四样东西明显地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从这说起对孩子的教育，并可引出陈红。

道具4---张CD

这是一张很普通的CD，因为其中有一首歌叫《Killing Me Softly》而显得不同，这是因为陈凯歌在好莱坞刚刚完成的一部同名影片《Killing Me Softly》。用简单的CD只为引出好莱坞的陈凯歌。此段主要讲述陈凯歌与其他内地导演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自认为可以在不同国家、不同地方、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下拍片，这是他“现在时”的特点。

道具5---本书《电光幻影100年》

这本书是法国著名电影专刊《电影手册》，在纪念电影100周年之际，撷取这100年中，每一年曾对电影事业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某一天。在1978年，选取的是北京电影学院重新开张，于是就有了中国的第五代导演，陈凯歌就在其中。由这本书可以引出陈凯歌以及张艺谋等这群第五代电影人，讲述他们在80年代的创作状态以及创作精神。这是后来的几代电影人所无法比拟的。

道具6--来自陕西延安的一捧黄土

这是这期节目的核心。此捧黄土是寻人启事发出后一位观众从陕西用特快专递寄来的，用以激励陈凯歌能够保持当年拍摄《黄土地》时的激情，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其实在节目策划阶段，我们就说应该在节目结尾掀起一个高潮，正好有这捧“黄土”，节目终于有了“句号”。

第三次接触 现场

在我们感受任何事物的时候，总有一种“亲历”与“后接受”之分。《艺术人生》现场也是如此。身在其中的我，觉得是幸运的，不都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吗?这种感觉是确实的。我想在现场的观众也应该是幸运的，这种感觉也应该会有。这也是为什么这次一定要将全场实录呈现出来的原因。现场太精彩了，应该让更多的观众感受到这难得的“心灵鸡汤”。

第四次接触 回味

节目即将播出，这篇编导手记也将画上句号。编完这期节目，有一段话让我至今还在回味:“我觉得世界上所有理想的结果是存在的，我们所做的工作是盲人摸象似地找到它，而不是所谓的创作。什么是最好的创作，就是保持童心，一无所有，这样才能创作出“诚意的电影”，“诚意的电影”是发自内心的。我想今后我们也应该去做一些“诚意”的节目。

分析:

《艺术人生》是一个定位独特、欣赏嘉宾、尊重观众、既好看又耐看的以演艺界名人为嘉宾的谈话节目。栏目坚持“用艺术点亮人生，用善良温暖人心”的创作理念，年轻的创作群体有相当不错的团队精神，从制片人倡导的文化价值、人文关怀，到策划会的群策群力，从编导不辞辛苦的寻觅，到征集有故事的观众的“寻人启示”，从观众的热情参与，到嘉宾的真诚面对，主持人朱军则从下气力的背后功夫到现场的访谈驾御……直至后期制作完成，他们拒绝浮躁，拒绝讨巧，用制片人王峥的话来说:“为更多人的心灵和情感寻找一块栖息之地，为更多正直和拼搏的人寻找一种支持的声音。”

为了让同学们对节目前期准备有具体的了解和感受，我们特收入本期编导别航程的编导手记《感受陈凯歌的四次接触》,请注意对电视节目构成特点的技术性考虑及构思，更要紧的是对嘉宾精神特点的追问和领悟。由此文，主持人依傍的创作群体的境界和敬业，可见一斑。三、具体做法和要求

1.制作话题讨论文案。文案包括三方面内容:话题的缘由、话题目的、核心，话题展开、推进层次;嘉宾的确定、嘉宾特点;节目构成环节、广播电视手段运用、节奏安排等。3~5人一组，从选择、论证选题到确定选题开始，对话题的来龙去脉、现象、本质、意义、社会反响、争论焦点、国外可借鉴的观念和做法等，应尽可能全面地掌握情况，把握正确导向，注意节目必听(看)性与可听(看)性的结合。可分别制作叙事型话题、讨论型话题、辩论型话题各一个。

2.模拟有受众参与讨论的广播、电视谈话节目各一次。广播谈话节目练习:3~4人一组，完成30分钟的谈话节目，自选话题，设模拟嘉宾，开通模拟热线由其他同学打进热线参与讨论。要求围绕话题做充分准备，考虑各种可能有的不同意见，备好有关的资料，写出文案;语言表达意图清楚，用语得当，正确把握与嘉宾关系，驾驭好讨论的进程。

电视谈话节目练习:全班分为两个策划组，交叉实现策划方案，即分别组织两场谈话节目的录制，每次录制一个半小时。除谈话节目的基本要求外，注意电视特点，主要是现场谈话的操控(广播只有一条热线，对听众的参与较好控制)，力求热烈而有秩序。

四、训练材料

1.指定话题范围，自己确定具体选题，如:①笑对命运的残疾朋友……·②我们喜欢的……老师③母亲

④大学生就业⑤迎接奥运

⑥新世纪青年风采⑦新的生活方式⑧面对乞丐

⑨生命的长短厚薄⑩友情、爱情、亲情⑪素质教育

⑫当下的某个社会热点

2.自选话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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