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中举后做了什么事（他究竟能当多大的官）

提到中举，最有名的例子无疑是范进了。中学课本里《范进中举》这个片断选自吴敬梓所作的《儒林外史》的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户行凶查捷报”。这一回写的是范进中举的故事。小说描写广东学道周进，到广州上任，先考两场生员，考完两场以后，第三场是南海、番禺两县的童生来进行考试。童生里就有范进，范进考完这场考试后取得了第一名，当了秀才，人们称他为“相公”。范进进了学以后想进一步考举人，考上举人后人们就会称他为“老爷”。

受一些现代文学、影视作品的影响，我们认为中国古代读书人，起码得中个进士，然后才能去做官。但是，为什么范进只是中举，他就乐得屁颠屁颠的疯了，就被胡屠户称为文曲星下凡呢？中举后的范进可以做到什么样的官呢？

清代读书人怎样才能当官

清朝当官途径较复杂，其中，举人、进士、特科、五贡、荫生在各种入仕途径中属于正途，是最正统的出身。

所谓荫生，因为祖宗积德，长辈身居高位，或是为国捐躯被皇帝恩赐的做官资格。

五贡，指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贡”者，贡于王庭之意，贡生即地方贡生源于朝廷。一般由各省学政根据政策考核选取人员上报朝廷，经礼部铨选做官，也可经考试入国子监读书。

特科是清政府试图笼络知识分子并对科举施行改革而举行的选士，仅仅在康熙、乾隆两朝各举行过一次博学鸿词科。顾名思义就是选取博学且写得好文章的人才，不论是民是官，不论是秀才还是举人，只要获得地方督抚推荐都可以参加考试，一经考取直接可以当官。

博学鸿词科始于唐朝开元年间，像唐朝著名中兴宰相裴度、著名文学家刘禹锡等都是通过博学鸿词科而被选拔出来，大文学家韩愈则是落榜生。

古今唯一经济特科状元云南石屏人袁嘉谷

清末1903年，还举行过一次经济特科，选取对经济建设有见地的人才，然而，没过几年大清就亡了。

上述几种正途由于不具备常态化，因而科举的进士科在仕途中处于绝对优越地位。对于大多数的科举者来说，他们所向往的和必须走的道路是通过会试得中进士，以求取更好的前程。

“身经百战”的读书人

一名读书人，要走到金字塔的顶端，需经历三级考试：

第一级是童试，先启蒙再苦读，然后参加县试、府试、院试而成为秀才。一般每个州府每年只有三十个名额，均分到各县大概也就只有5人左右。

第二级是乡试，秀才参加本省组织的乡试，通过后为举人。“乡举”一语见于《周礼》,指由乡里向朝廷举荐人才。汉朝的察举制，举孝廉、举文学、举明经有道等，就是乡举，不过不需要经过考试。隋唐时期建立科举制，乡举须通过考试，因而发展成为乡试制度。明清士子通过乡试后，即取得一种永久性功名 ———举人，可按科无限期参加礼部会试。

清代乡试三年一科，逢子、午、卯、酉举行，称正科。遇皇帝万寿、登基等庆典，增加一次，称恩科。如庆典之年适逢正科之年，则改当年正科为恩科，原正科改在此前或此后一年举行。《周礼》有三年大比之制，因此乡试之年亦称大比之年。

乡试于八月举行，亦曰秋闱。乡试分三场进行。以初九、十二、十五日为正场，考生于每场正场前一日入场，后一日出场。

江南贡院，清代最大科举考场戊子科（1888年）

第三级是会试和殿试，乡试后的第二年，举人入京参加会试，通过后称为贡士；贡士再参加殿试，将会试录取的“贡士”排定名次，由此才算得中进士。　

清代会试于春季在京师贡院举行，试期多在三月，所以也称春试（春闱）。

清承明制，不过清朝在明朝南北中卷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改革，最终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癸巳恩科会试，开始施行按省确定中额。即以各省入京的应试人数，按照一定的录取比例，确定各省录取名额。

清代会试中额各科多寡不同，一般为百余名或二三百名，最多一科为449名（1646年），最少一科为83名（乾隆五十八年）。会试四月放榜，中式者称贡士，其第一名称会元。

会试之后有一轮复试，到这儿基本不再刷人，只是排定一二三等位次，除非是真的差，通过舞弊混上来的。复试后参加殿试，乾隆二十六年定四月廿一日举行，廿五日传胪（公布名次），此后成为定制。

殿试名次的排列分为三甲，一甲共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

殿试传胪后五日，在保和殿举行进士朝考，以选拔翰林院庶吉士，称馆选，成绩也分一、二、三等。庶吉士的录取要综合复试、殿试和朝考三次考试的成绩，而以朝考成绩为主。一般说来，考到殿试二甲以上、复试、朝考一等，称为“四数”，肯定可以录取。朝考成绩同时也是进士授官的依据，而明清时内阁中枢基本都来自于庶吉士。

复试、殿试、朝考均重视楷法，书法不好者难取优等。

稀罕的举人老爷

与会试一样，清代乡试也是分省定额，中额各省多寡不一，依文风之高下、人口之多寡、丁赋之轻重而定。乡试正榜取中者称举人，此外每正榜五名取副榜一名，亦称副贡。

放榜时，由第六名写起，末名写完后再提写前五名，由第五名倒写至第一名，谓之“五经魁”。现在民间喝酒时猜拳行令，最著名的酒令就是“五魁首”。新科举人第一名称解元，第二名称亚元，第三、四、五名称经魁，第六名称亚魁，其余称文魁，均由国家颁给20两牌坊银和顶戴衣帽匾额。匾额悬挂住宅大门之上，门前可以树立牌坊。

人们一般认为考中进士的难度是最大的，其实谬矣，明清科考，乡试是难度最大的一关。

有清一代，举人共有十四万多名，共举行了112次殿试，总共录取26849名进士，考中比例大概是1：6。而乡试，各省应试的儒生大大超过录取中额。康熙五十八年，江西省入场士子12000余人，江西的乡试中额只有90人，应试人数与中额人数比例为134：1。但是，江西省并非士子最多的省份，其它重视教育的省份悬殊更大。按照中额数，均分到各县，考中举人大概就是每个县的第一名。

每年考取的秀才相当于县里的前五名，乡试三年一科，要考中举人，必须是全省前一百名，相当于从这三年中每年县里的前五名中脱颖而出，而且，还有经年累月积累下来的那么多的复读生，其难度可想而知。

清朝科举考试的“号房”

《儒林外史》中，范进属于广东人士，清初顺治年间，广东每届乡试只能取90余名举人，到了乾隆时期改为72人的名额。范进他老人家考了广东省第七名，这是一个很高的名次了。

成为举人也就初步具备了做官的资格，所以平日里高高在上，做过一任知县的张乡绅才会来和范进叙情，并且一出手就是五十两银子、一所三进宅院的见面礼。

装运食物等用品的箱篮，士子们带入科场的考篮的常见形制

小说中，范进最后中了进士，甚至做了山东的学政，但是，假如范进最终没能考中进士，是不是没有官做呢？

大挑制度的形成

清初，官吏来源缺乏时曾规定举人可以担任知县，随着官吏队伍的健全，只有进士才更有可能授予官职。乾隆四十九年会试，在参试的举人中有年届90岁者一人，80岁以上者20人，70岁以上者5人，结果没有一人中式。

举人众多，中进士又是难上加难，致使大部分举人二三十年之内都难以任职。于是，大挑之法运应而生。

大挑，就是从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中挑取任职。乾隆年间成为定制。一不看学识，二不拼文采，只是看这些举人的外貌条件。挑选的主要标准是身材、脸型，按照“同田贯日气甲由申”的八字决，所谓“同”，指面方体正；所谓“田”，指举止端凝；所谓“贯”，指体貌颀长；所谓“日”，指骨骼精干。如果外貌有这四种特征，那么恭喜你，你就会被挑为上等。所谓“气”，指形相不正；所谓“甲”，指上宽下削；所谓“由”，指上窄下粗；所谓“申”，指上下皆锐而中粗。如果外貌属于这四种情况之一，那么，很遗憾，你出局了。

也就是说，清代的大挑是以颜值定胜负。

“大挑”最初每6年举行一次，1814年起改为每12年一次。皇帝派出的王爷负责看相貌挑选，吏部负责把举人分组带领引见。

每届大挑，每二十人为一组。先唱三人名挑一等，任用为知县（正七品）；三人挑出后，继唱八人名，这是不被录用的，俗称“八仙”，这些人全都出局，回家继续准备三年后的会试；其余九人不唱名，以府学学正（正八品）、县学教谕（正八品）等教职任用。

如果知县无空缺，可以通融出任府经历(正八品)、州同(从六品)、州判(从七品)、县丞(正八品)。如果学正、教谕无空缺，可通融选用训导(从八品)。

范进中举前，胡屠户骂范进时，说了一段恶毒的话语:

“你不看见城里张府（张乡绅）里的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样尖嘴猴腮，也应该撒泡尿照照自己”

在考取举人之前，范进以童生身份从二十岁应考，考了二十多次都没有考上秀才，只因最后一次考试被周学道可怜，选中为秀才，才有了他后面的故事。范进时年五十四岁，如果他三次考不中进士的话，年届六十、相貌丑陋的范进参加大挑，极有可能被归为最下等的八仙，属于陪跑者。最好的结果也只能评为二等，去一个县里的清水衙门当教委主任（县学教谕）。

作为科举制度的补充，“大挑”使大量落第举人看到了希望，获得了当官的机会，打破了正常进士出身出任官员的规矩，挑战了僵化的科举制度。相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一个人的其他信息，或者说相貌与能力之间存在某种正相关要素，大挑从相貌出发选人，与从楷法取士一样，具有一定的道理。现今社会的人才招聘，除了看档案以外也要经过面试，好的相貌自然能为自己加分。

但是，大挑只以相貌为凭选拔人才，设计不严密，选拔标准不严谨，主观性很强。而且，很难绝对地说一个人的能力与外貌有什么必然关系。

阎敬铭

例如，陕西读书人阎敬铭（大荔县人），早年参加会试屡屡败北，继而参加“大挑”打算走捷径进入仕途。但他个头矮小，脸象个枣核，两只眼睛一高一低。 他参加“大挑”时，刚跪下来，就被主事亲王高声喝道： “阎敬铭先起去！”一时间被羞辱得狼狈不堪，灰溜溜地离开。阎敬铭只得继续报考下一科的会试，于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45年）恩科考中进士，并进入翰林院。后来历官湖北布政使、山东巡抚、户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职，在经济、军事、财政等多方面事务上都卓有建树，为晚清一代名相。

因此，为防止人才遗漏的“大挑”制度，本身是很不严肃的。如果一个政府把选拔官员的标准确定在类似相貌这样的评价体系之上，就是荒谬和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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