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生中的心魔老人（疯劫爷爷奔波于疯子与劫难之间）

刘锡伟，精神病学专家，几十年来致力于推动肇祸精神病人法律权益的实现。他既不是在朝的专业学者，也不是富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很长一段时间，他凭借自己朴素的直觉和情感行事，不愿意妥协。他相信，人道主义就是人道主义。

文｜姚璐

编辑｜赵涵漠

摄影｜陆益军

至今无一例成功

家住无锡的刘锡伟先生决定出一趟远门。7月17日上午8点，像往常一样，他吃过早饭就到楼下做一套老年拍手操，手机响了，电话那头的女人语气急切，问他，「你能不能到上海来赶一个11点钟的飞机？」刘锡伟回答对方，「太仓促了，我们也得准备准备啊……换洗的衣服，要吃的药，等等。因为，我已经82岁了。」

共鸣

去年6月，南京发生了一起宝马车撞人案，被告人王季进超速驾驶车辆，时速达到了195.2公里(普通动车的时速)，他把一辆马自达拦腰撞断，并致使2人死亡。案发后侦查机关委托专业机构做出了王季进「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结论，死者家属不服，申请重新鉴定，结果至今仍未公布。但根据刘锡伟的判断，王季进是精神病患无疑。他从受害者委托律师手上要到了联系方式，决定给受害人的父亲老薛打个电话。

如今当老薛向《人物》记者回忆时，他表示对接到电话十分惊讶。电话里，刘锡伟介绍自己是一个精神病学专家，刚刚从美国回来（他去美国小女儿家居住了一年），比较关心这个案子。他安慰了一番老薛——「痛失爱子，如同身受」，但他希望老薛做好王季进就是精神病患的准备，开始消化自己家庭的惨剧。老薛回忆当时自己有点懵，但是，「这种事情你喊谁也接受不了啊，对吧，你喊谁都接受不了，但是没办法，又能怎么办呢？等结果出来再说吧。」

与大部分人相比，刘锡伟与精神病人之间有着更深的渊源。他是1950年代中国医科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主动请缨从事同学们避之不及的精神科。他说，从医多年来，他见到被分配到精神科工作的医生、护士都难免哭哭啼啼，但他却感到十分高兴，在大学里，他了解到，「大脑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物质」，他被这样一条畏途所吸引，「我就要研究最复杂的物质」。

刘锡伟有一个初恋女友，也是大学六年同窗。到上海后，每个周末，刘锡伟总是要同女友回到她位于南京路的家中共度时光。但工作两年后，刘锡伟成了右派，被开除党籍、军籍，女友也和他划清界限。不久后，他被发配至广西，拎着两个小箱子，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又转马车，从繁华的上海到了偏僻的柳州，从意气风发的有为青年进入人生的灰色岁月。

在广西龙泉山医院，刘锡伟与妻子刘美晋结识。在刘美晋看来，真正令刘锡伟对精神病学全情投入的原因并非学生时代的雄心壮志，更重要的是他人生中这次最重大的挫折。

刘锡伟治疗的一个精神病人家属曾向他总结家中的处境，「一筹莫展，走投无路，焦头烂额，精疲力尽」。他觉得非常准确，如他所见，精神病人「丧失自己控制的能力了，给家里面带来这么多的困扰，影响家庭的生活，甚至于工作，本身已经缺乏劳动力了，不能去做工了，也没有收入啊，那怎么养活自己啊，这些都是他们的具体困难」。他对精神病人强烈的共情即源于此，「总归不要让人受委屈，我不是受了委屈嘛」。

他很快就在临床工作中找到了成就感。刚刚送来的病人，「就是傻笑啊，衣冠不整啊，自言自语啊，手舞足蹈啊，不能自控了。就是这么混乱的人，我们通过医疗能够把他变成一个正常人」。妻子是护士，她在一旁补充：「我们精神病房啊，干干净净，又没有传染……往往病人还帮我们，有时候发药啊，人不够啊，他帮你提个水啊，怎么弄啊，积极得不得了。」

在柳州，刘锡伟带来的是上海的先进技术，在当地颇受重用。几年之后，龙泉山医院选址建新院，刘锡伟一边看病，一边承接了建设医院的任务。在那个年代，精神病人的典型治疗环境就是「高墙大院、铁门铁窗、关押捆绑」，精神病院习惯于将楼房建在中间，四周用高墙铁壁围住，防止精神病人发生意外，但也营造了一个压抑的类似于监狱的气氛。刘锡伟决定「建设一个理想的精神病院」，他开始读建筑书籍，学习画图纸，从北方四合院的模式中得到启发，医院由楼房和围墙连成四方形，中间是一个视野无碍的操场，精神病人可在场中自由活动。

春节的时候，在操场四个角落摆上探照灯，派专人看管，防止意外发生。树上挂满了灯谜，病人们和职工一起联欢，回味起来都是非常愉快的时光。

但在精神病院的日子也并不总是那么美好。直接接触病人的医生、护士、护工有一笔多出的工资，被戏称为「防打费」。刘锡伟亲身经历过一个同事被精神病人用剪刀捅死的血腥事件，妻子在怀孕期间还被病人踢了肚子，他自己也有过看门诊时被病人当头一棒的经历。但他即使「眼冒金星」也「不感到恼火」，在成为医生之前，他曾经在希波克拉底的头像下宣誓，「要爱病人，把病人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

刘锡伟说，外界对于精神病人的误解很深，以为他们非疯即傻，「你以为精神病房吵啊，要打人啊，你害怕啊，没有，一百个病人里面只有十个病人吵……吵的病人入院一百天，一般吧三个多月就可以治好，就出院了，也只有十天吵。」很多病人多才多艺，也很愿意帮助人。

当时的护士林华森已经数年和刘锡伟没有往来，接到《人物》记者的电话她非常开心，在共事的几十年间，她印象深刻的是刘锡伟把医生对病人的例行问话融于无形，下班后，他常去找病人下棋，或者带手风琴到病房和病人合奏，「别的医生没有这样的」。

一次,一个朋友带了一位疑似病人到刘锡伟家，想让他诊断一下。病人并不情愿来这一趟，也许是对自己的病有所察觉又不愿面对。朋友也没有挑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连哄带劝把人带到了家门口。病人进门脱鞋子，在玄关又磨蹭了半天。终于进门聊上了天，病人故作镇定似乎一切如常，聊得久了，病人去阳台上抽了根烟，一会儿回来，手里拿着半截烟头。「我就特别注意他下一个动作，」刘美晋说，「看他是丢在地上还是往我们身上扔，结果他把还燃烧的烟头往口腔里放，被我一把抓住了。」事后，刘锡伟判断这应该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两年后，病人跳楼自杀。朋友把消息告诉了刘锡伟，刘锡伟只问了一句话，「他是从多高跳下来的？」他以此来判断病人赴死的决心。答案是「20层」。朋友对刘锡伟的平静印象深刻，他猜测这是因为刘锡伟见得太多，对病人的境遇可以预想。

刘锡伟认为更可怕的是病人的「病耻感」，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社会对于精神病的偏见，使精神病人很容易复发。刘锡伟说，在无锡精神卫生中心就有一个待了快30年的病人，事实上早已痊愈，但是回到社会「别人都嫌弃他了」，他就一直待在医院里，负责收发报纸，开小卖部，白天上班，晚上还睡在病房。

这种偏见也使得精神病人肇祸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正视。刘协和教授曾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谈到，对于精神病人肇事肇祸现象，绝不能当成一般社会治安问题对待，对正常人可以起到作用的刑罚手段，精神病人起不到「震慑」作用。当务之急是向全社会普及精神病学知识，加强对病人的周边人群如家人、单位、学校、邻居等对精神病的识别能力，做到早识别、早治疗。

不愿转弯

到广西后不久，刘锡伟开始担任广西省司法精神病鉴定小组的组长。这是他此后奔波的肇始，直到1983年调回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之前，除了「文革」期间有过中断，他在广西为四五十起案件做过精神病鉴定。支撑他始终投入这份工作的很大一个原因是他情绪非常稳定，多年来一直拥有良好的睡眠，当时医院同去的另一个医师就选择中途退出，因为无法承担做鉴定带来的压力。

在那个年代，为精神病人做司法鉴定是一件比现在更艰难的事情。刘锡伟在家中翻找到的一份1973年《关于XXX有无精神病的检查情况》的报告中就清晰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在结论一栏的第一点，肯定了当事人患有精神病，但第二点写道：「在阶级社会中，精神症状亦打上阶级烙印……若其没有地主阶级的报复思想，即使患精神病亦不致凶杀下毒手。」

这份油印的报告没有署名，刘锡伟已经回忆不起这份「文革」中的报告由谁起草，他说他并不认同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也因此屡屡受到阻力。

1980年在广西发生了一起恶性案件，一个复员军人杀害了当时的信访处处长，刘锡伟鉴定其患精神病。曾经提拔刘的卫生厅厅长大为光火，在他看来，「刘锡伟保护了杀人犯，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保护坏人，不能让他这么堕落，应该挽救他」，于是先后三次派工作组从南宁到柳州，美其名曰帮助刘锡伟「转弯」。

类似的事情不止发生过一次，刘锡伟说，曾经一个案件他鉴定为精神病，省里请上海的专家来做鉴定，那个专家水平高超，他到刘锡伟家中闲谈，出于好心劝阻刘锡伟，「老刘啊，如果是名人，是演员，我们就保护一下，普通的农民……他要杀嘛，就给他杀了嘛……现在搞得厅长对你有意见，你何苦呢，你就认输了呗，你就随便，就讲他没有病，你就顺顺他。」

但刘锡伟决定坚持己见，「你说我『转弯』，我承认错误，（说）他是没有精神病的，把精神病杀掉了，是吧，那责任又在我身上，我不愿意担这个责任。不还要实事求是嘛，讲真话嘛，按科学办事嘛。」

很长一段时间，刘锡伟凭借自己朴素的直觉和情感行事，不愿意妥协。他回忆起刚刚到中国医科大学念书时，校训写着「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那时他并未觉得有何不妥，直到后来他才明白，「人道主义没有革命的和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人道主义就是人道主义。」

1983年，他从广西调回家乡无锡，在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担任医师，退休又被返聘，直到2009年才全退。离开医院后，他决定把社会当做自己的舞台，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为精神病人合法权益呼吁上。

这其中就包括邱兴华案。邱兴华作案极度残忍，他在一间道观内杀害了道士和香客共10人，甚至将道长的心脏剖出来切丝炒熟了喂狗，一时舆论哗然。一审时，律师甚至没有提出启动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申请，刘锡伟说他曾经打电话问律师为什么，对方回答：「我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一位专家曾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总结，司法机关启动精神病鉴定的「潜规则」是，「被害者非亲属，民愤极大，伤及军警，都不做精神鉴定」。一位媒体人也曾评论，邱兴华之死刑在当下的中国恐怕是必须存在的，它有一个效用：抚平社会创伤。

除了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启动难之外，其鉴定结论也颇受质疑。中华司法精神病学组副组长纪术茂是国内最具声望的几位精神病学专家之一，但在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他数次强调既有鉴定方法的漏洞，他对当前使用的《中文版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量表》做过信度和效度分析，发现其「欠合理」，需要进一步改进。在案件侦查审理过程中，经常因为各种原因进行多次鉴定，纪术茂提到，一名叫唐安平的精神病学专家在2007年对数十个经过重复鉴定的案例进行研究，发现两次报告的不一致率在近70%，而司法精神病鉴定是一件非常清晰、客观的事情，不应存在模糊性，「这意味着误诊率很高」。纪术茂还提到，有的案件里，甚至连并没有精神病学临床经验的法医都可为嫌疑人做精神病鉴定。

在这样糟糕的环境之中，记者柴会群觉得，刘锡伟有极强的职业尊严感，「他就看不惯其他人把这个职业，把这个价值给糟蹋掉……他没法容忍这种事情，所以说他必须站起来，来维护他这种职业的尊严和职业的神圣，他不得不做这种事情。」刘锡伟承认的确如此，「那我们这门科学不是挨人家骂是垃圾科学，是蒙人科学嘛。那么总归这个学科里面应该有个人出来讲讲正经的事情。」

赛跑

7月17日的北方一行，刘锡伟看了卷宗、杀人现场录像，旁听了审判之后，认为嫌疑人有患精神病的可能，他为那家人写下一份意见书，请他们呈交法庭，申请再次鉴定。那家人报销了他和太太的交通费，又给了老两口10个桃子。

这是一份特别的酬谢，刘锡伟说无锡盛产名牌水蜜桃，不愿意收，对方坚持，他就带回来了，放在冰箱里一个多月都没有吃。事实上，也有人提出过请他去做鉴定，给他一笔酬金，但他谢绝了，「拿了钱嘛不好说话了，那你是人家买通你了，那我们这样大大胆胆地做，你查好了，屁股没有屎啊，没有目的啊，没有那种要捞钱的目的。」

能持之以恒地坚持为精神病人呼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刘锡伟没有经济上的烦忧。他有三个孩子，都事业有成。他每天要浏览新闻，自学英语，和学界朋友通邮件，除了每日吃饭锻炼午睡，少得闲暇。他打字很慢，用一个手指点击键盘，还要不时翻阅字典查找读音，一封数百字的邮件通常要耗费他整晚的时间。他不断地写文章，写完之后坐半小时公交车到一家打印店，请店员帮他打印，一页纸8元钱，打印好他用U盘拷贝回来，再发布到网上。

妻子刘美晋始终相信丈夫在做一件正确的事，几十年间从未劝过他收敛锋芒，即使在最艰难的「文革」时期也从未考虑和他划清界限。她照顾他的饮食起居，时刻留心他把眼镜丢在哪里，纸笔丢在哪里，充当贤内助的角色。在被刘美晋拾掇得相当典雅洁净的家中，最多的是本子，随着记忆的逐渐退化，刘锡伟习惯把所有信息都抄录下来，他的字体圆润，一笔一划，从年轻到年老都是如此，非常像孩童的笔触。

在他的书柜里，整齐地摆放着近20个装水蜜桃的纸箱，每个纸箱外面贴好了标签，「马加爵案」、「邱兴华案」等等，里面装着自己数十年间发表的各色文章。他希望有一天将其集结成书，却深感难度巨大，没有人愿意给自己做帮手，可是自己已经老了。

他把自己称作「疯劫」爷爷，创造了一个名为「疯劫」的理论，将精神病人犯罪视作如同地震、海啸一样的天灾，「为什么呢？得病不是自己要得，谁愿意自己要得啊？但是人群当中肯定有一部分人，很小一部分人他会得精神病，因此它是自然规律，而不是哪个愿意或者不愿意。所以讲它是一种灾难，而且是一种天灾……以人为载体，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为什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呢？不是他愿意好或者不愿意好。」

他认为全世界都有这样的劫难，也认为任何一个人、甚至自己，都有可能变成一个精神病人。出于这样的考虑，他认为肇祸的精神病人是无辜的，「我总觉得精神病人不该判刑，不该坐牢，坐牢、判刑已经是一种老百姓感觉的坏人了嘛，他们就恨之入骨」。

但他用来判断嫌疑人是否是精神病人的一系列标准——偶然性、特立独行性、独创性、损人损己性、出人意料之外性等——并不完全受到学界认可。也因为屡屡在恶性事件中为嫌疑人「开脱」，一些业界人士批评他是「有病推定」、「泛精神病化」，也有人认为他是「不择手段地出名」。但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很少感觉到被反对的声音。

纪术茂很少当面与刘锡伟说起自己的意见，在他看来，刘锡伟的理论并不完全站得住脚，但客观上，他对于推进司法的进一步昌明是有积极作用的。

但对于刘锡伟夸赞和批评的声音都止于此了。他既不是在朝的专业学者，也不是富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凭借着一种天真而朴素的热情四处奔走。纪术茂为这个「老弟兄」的专注而感动，他说，这个领域就只有这么一个热心人，「好像（再）没有人办这事」。

只有在邱兴华案中，刘锡伟的立场与众多业界权威达成了一致。纪术茂也支持为邱兴华做司法精神病鉴定，他认为这是一个程序正义的问题，「实事求是，人家是啥就是啥，你不鉴定杀他的话，就是等于，就是别人留个话柄吧。实际上我们要看鉴定的，（就算是精神病）也未必邱兴华不会判死刑，因为邱兴华这个案子他杀人很多……他还不完全是不能辨认呢。」（编者注：《刑法》规定，精神病人只有「在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才能免罪。)

时间退回到2006年12月28日上午9时，邱兴华案终审判决再次开庭，驳回上诉，维持邱兴华死刑判决。9时57分，他在安康江北河岸边采沙场被执行枪决。此时距离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还有3天，邱兴华没有等到做一次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机会。

第二天，刘美晋在报纸上看到了新闻，转告刘锡伟。那是冬天，他们在北京开学术会议，天很冷，刘锡伟说：「他们跑得比我们快。」他觉得这是自己与另一股力量的赛跑，他说自己并不失落，只是决定继续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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