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知识分子雪莱的荒唐生活（流亡知识分子雪莱的荒唐生活）

雪莱：无情的理念

1811年6月25日，一位19岁的英国从男爵爵位继承人写信给苏塞克斯郡的一个年轻女教师说：“我不是贵族，根本不是其中的一员，我热烈地盼望着这样一个时代：人们勇于依据自然和理性生活，因此也合于德行。”这种说法完全是卢梭式的，不过信的作者、诗人珀西·毕西·雪莱的那种由知识分子和作家指导人类的主张，比起卢梭要走得远得多。和卢梭一样，雪莱相信，社会已经完全腐败，应该被改造，开明人士具有道德的权利和义务，通过自己独立的理智，依据基本的原则重建社会。但雪莱也在证明，知识分子，特别是诗人——他认为诗人是知识群体的领袖——在这一过程中占据着一个享有特权的位置，实际上，“诗人是这个世界未被承认的立法者”。

1812年雪莱在他长达一万字的论文《诗辩》中，代表他的知识分子同伴，发出了这一挑战，这篇论文是自古代以来关于文学的社会目的的最有影响的论述之一。雪莱论证说，诗不仅是展示词语的技巧，不仅是一种消遣，它在所有各种写作形式中具有最严肃的目的，诗是预言、法律和知识。社会只有在一种道德感受力的指导下才有可能取得进步。教会本应提供这种指导，但已证明是失败的。科学也不能提供。理性主义本身不能产生道德目的，当科学和理性主义伪装成伦理学的时候，就制造出道德的灾难，诸如法国革命的恐怖和拿破仑的独裁。只有诗才能填补道德的真空，并给进步提供一种真正创造性的力量。诗“给心灵提供千万种尚未被理解的思想的组合，从而唤醒了心灵，扩大了心灵的领域。诗揭开了世界隐藏着的美的面纱”。“道德的最大秘密就是爱；或者说超越我们自己的本性，把我们自己同他人的思想、行为或人身上的美同一起来。”“诗同自私自利和物质的算计进行斗争，它鼓励群体精神。”“人为了达到至善，就必须深刻而周密地想象，他就必须把自己放在另外一个人和其他许多人的位置上；他人的痛苦和快乐必须成为他自己的痛苦和快乐。道德的伟大工具是想象，诗则作用于原因而有助于效果。”诗的成就推动着文明的道德进步：事实上，诗自身，它的侍女想象，它天然的环境自由，构成了一切文明和道德准则栖息于其上的三足祭坛。对社会的彻底重建需要想象性的诗歌，“我们需要创造机能来想象我们的所知；我们需要丰富的冲动来实践我们的想象；我们需要生活的诗”。确实，雪莱不仅提出了对诗人的要求准则，而且他第一次对后来成为19世纪社会主要特征的物质主义提出了根本的批评：“诗，以及以金钱为其看得见的化身的自我原则，成为世界的上帝和财神。”

雪莱在其诗歌中确实实践了他所宣扬的东西。他是个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歌可以在许多层面上欣赏和理解，但最深的层面，雪莱自己所想达到的层面，本质上是道德的和政治的，他是最彻底政治化的英国诗人；他所有的主要作品以及他许多比较短的诗，都对某种社会行动发出号召，都是一种公开的预言。他最长的诗篇《伊斯兰的背叛》（近5000行），关系到压迫、起义和自由。《赞智力的美》意指善的精神，体现一切人的自由和平等，庆祝它战胜了既定的恶。《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叙述了另一场取得成功的革命和这位神话人物的胜利，这一人物对于雪莱来说（正如对于马克思和其他人）象征着领导人类在地球上建立乌托邦的知识分子。《沈西》重复了反叛暴政的主题，《肿腿的僭主》也是这一主题，是对乔治四世的攻击。《暴政的假面游行》攻击了乔治四世的大臣。《欧兹曼迪尔斯》只是一首十四行诗，但很有力量，在诗中，雪莱赞美了对专制的复仇。在《写于欧根山中》这首抒情诗里，他指出包围着世界的是周而复始的暴政，并吁请读者加入他的正义的乌托邦。《西风颂》又一次请求读者传播他的政治信息，“把我不能流动的思想传遍宇宙”，以此“加速新生”，“把我的文字撒向人间”。《给云雀》中有类似的诗句，说到诗人的声音难以被人听到，他的信息难以流传。雪莱在世时，对自己的作品不能流行感到失望，他渴望自己的道德和政治主张能够深入社会。他最富激情的诗歌中的两首都是恳求他的作品能广泛流传和为人注意的，这并非偶然。简而言之，作为一位艺术家，雪莱显然不是自我中心主义者，没有什么诗人像他那样，很少为自我满足而写作。

雪莱是怎样一个人呢？直到最近，总的观点还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和未亡人玛丽·雪莱所作的不疲倦的宣传：这位诗人是一个极其纯洁、天真、不谙世事的人物，他没有过失和恶行，他献身于艺术和同胞，虽然他绝不是一个政治家，毋宁说是个极其聪明和过分敏感的孩子。这一观点被他同时代人对他外貌的描述所强化了：他苗条、苍白、纤弱，直到二十好几岁还保持着青春的娇嫩。卢梭开创的对波希米亚式服装的崇拜也为第二代和第三代浪漫派知识分子所保留。拜伦所炫耀的不仅是适于他的那种地中海式样或东方式样的服装，而且甚至当他穿欧洲式服装时，也总是喜欢宽宽大大，并且免去了精致的领带，敞着衬衫的领口，甚至根本不穿外套只穿衬衣。他对令人不舒服的习俗，表现出一种贵族式的蔑视，这也为比较平民化的诗人如济慈所效仿。雪莱同样接受了这种时尚，还加上了他自己的风格：他喜爱学生式的夹克衫和帽子，对他来说，有时衣服显得有些瘦，但特别适宜于他想带来的效果：那种青春的本色和清新，有点笨拙，但很迷人。女士们特别喜欢这样，正如她们喜欢不系饰带、不扣纽扣的拜伦。这有助于创造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始终如一的、但又是神话式的雪莱的形象。在马修·阿诺德对他的赞颂中可以发现这一形象几乎有了大理石般的形式，阿诺德说他是“美丽而不切实际的安琪儿，枉然地在空中拍着他闪烁的银色翅膀”。阿诺德的这一评论见于他有关拜伦的论文，他发现拜伦的诗歌远比雪莱的诗歌严肃和厚重，后者具有“不实在”这种“无可救药的毛病”。另一方面，从人品来说，雪莱是个“美丽而有魅力的人物”，“不可计量地超出拜伦”。很难想象有什么比阿诺德更不合情理的评判了，他的全部观点都是错误的，这表明阿诺德对这两人所知甚少，也没有认真阅读过雪莱的作品。但十分奇怪的是，他对雪莱性格的判断同拜伦的并没有什么不同，拜伦写道，雪莱“无疑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好、最少私心的人，我所认识的一切人同他相比，无不显得粗鲁”。他还说雪莱是“最无私而善良的人，比我知道的任何人都更能为别人而牺牲自己的财富和感情”。这些评论是雪莱的悲剧结局还清楚地留存在拜伦心中时作出的，所以他的态度并不能当真。拜伦对于雪莱的认识大多是依据他同雪莱本人的谈话为基础。尽管如此，拜伦又是个深谙世故的人，是个敏锐的裁判官、狂热的谎言揭露者，拜伦的说法是有影响的，雪莱也给同时代的那些心胸比较封闭的波希米亚式的艺术家留下了同样的印象。

然而，实际情况根本不是如此，任何一个把雪莱作为诗人来尊敬的人（就如我），都会对此感到惊讶。事实真相见于各种不同的材料，最重要的材料之一是雪莱自己的信件。这些信件表明，在追求自己的理想时，雪莱的专心致志令人吃惊，但他又是冷酷无情甚至是野蛮地清除那些阻挡他道路的人。同卢梭一样，总的说来他爱人类，但对特定的人他常常是残酷无情的。强烈的爱使他燃烧，但这是一种抽象的火焰，可怜的凡人靠近时常常会被烤焦。他把观念放在人之上，他的一生就是在证明无情理念是怎么一回事。

雪莱1792年8月4日出生在苏塞克斯郡靠近豪希姆的菲尔德庄园，这是一幢乔治王朝式的大房子，同许多重要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不是独生子女，但在许多方面，他却占据着一个更容易堕落的位置：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一份巨大的财产和一个爵位的继承人，作为长兄，他下面有4个妹妹——她们比他小2至9岁。现代人已经难以理解，他的这一位置在18世纪末的意义：对于他的父母，甚至对于他的妹妹们而言，他是万物的君王。

雪莱的家庭是一个古老家族的一个较小的分支，它同当地的大地主诺福克公爵有着种种联系。这个家庭家财极丰，这是由雪莱的祖父、第一代从男爵毕西爵士新近聚积起来的，他出生在新泽西的奈瓦克，是一位新世界的冒险者，粗俗、顽强、精力充沛。雪莱显然继承了他那种干劲和冷酷。雪莱的父亲蒂莫西爵士1815年继承了爵位，比较而言，他性格温和，不得罪人，作为索瑞汉姆的下议员，多年来他忠于职守，生活上无可指责，他逐步从稳健的辉格党立场转为托利党的中间派。

雪莱在庄园中被溺爱他的父母和崇拜他的妹妹们所包围，懒散地度过了童年时代。他很早就显示出对自然和自然科学的热情，他曾用化学试剂和热气球进行实验，他一生都保留着这方面的兴趣。1804年，他12岁的时候被送进了伊顿公学，在那里度过了6年。雪莱学习很努力，他极其熟练地掌握了拉丁语和希腊语，对古代文学也有着广泛的知识，他终身都是如此。对那些严肃的作品、对小说，他都是一位贪婪而且速度极快的读者。他是那个时代继柯勒律治之后又一位读书最多的诗人，他也是学校的神童。1809年，他17岁时，前任王室医生、伊顿公学的兼职教师詹姆斯·林德博士向他介绍了威廉·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这是当时左派的基本教科书。林德对信奉魔鬼也有兴趣，他激发了雪莱对超自然和神秘事物的激情，这种激情不只是在当时流行的、在简·奥斯丁的《诺桑觉寺》中被十分出色地嘲笑的哥特式小说，而且是伊路米那提以及其他秘密革命社团的实际活动。

伊路米那提是1776年由作为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者的保护人阿登·威肖普特在德国的因古兹塔德大学建立的，其目标是给世界以启蒙，直至（如他所说的）“君王和国家不经过暴力从地球上消失，人类组成一个家庭，世界成为有理性的人的居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成了雪莱始终如一的目标。但是他在吸取伊路米那提的思想时，也一道吸取了它的敌人所作的攻击性的宣传，特别是巴路埃尔神父轰动一时的极端主义小册子《阐述雅各宾主义历史的回忆录》（伦敦，1797—1798），这本小册子不但攻击伊路米那提，而且攻击共济会成员、玫瑰十字架基督徒和犹太人，雪莱多年中一直迷恋这本令人生厌的书，还常常把它推荐给朋友（他的第二任妻子玛丽1818年写作《弗兰肯斯坦》时就利用过这本书），在雪莱的脑海中，它同他当时和以后所阅读的大量哥特式小说混合在一起了。

这样，从十多岁起，雪莱对政治的投入既带着对秘密会社的兴趣，又带上了巴路埃尔神父及其同道所宣传的历史阴谋理论的色彩。他始终摆脱不了这些，这实际上妨碍了他去认识英国的政治以及利物浦和卡色尔瑞这些人的动机和政策，只是把他们看作恶的化身。他早期的几乎全部政治活动，都是向激进派作家李·亨特提议成立一个由“开明的、公正的人士”组成的秘密会社，以抵抗“自由的敌人的联合”。事实上，一些熟悉雪莱的人，从来都是把他的政治看作不过是一种文学上的空话，纯粹是哥特式小说在现实生活中的投影。托马斯·勒夫·皮科克在他的小说《梦魇修道院》中讽刺了这种对秘密会社的爱好，他把雪莱描绘成书中的斯西罗坡，他“如今被那种改造世界的激情弄得困扰不安，他在空气中建立了许多城堡，里面满是秘密法庭和伊路米那提那帮人，这些人始终是他所想象的更新人类的计划中的成员”。雪莱在一定程度上应当为他这种毫无意义的乌托邦主义而受到责备。按照他的朋友托马斯·杰弗逊·豪格的说法，他不仅坚持“以一种狂热的激情”向一切愿意听的人大声朗读一本叫《恐怖秘事》的书，而且他自己写过两部哥特式小说：《查斯特罗齐》出版于他在伊顿的最后一学期，他在牛津的第一学期出版了《炼丹术士圣欧文》，它们被伊丽莎白·巴瑞特·勃朗宁公正地看作“寄宿学校的白痴行为”而不予置评。

雪莱还在学校里的时候就被称作“伊顿的无神论者”，他因此而著名，或者说臭名昭著，注意到这一点是重要的，这可以联想到后来他对家庭的毫不宽容的责怪。他的祖父和父亲绝没有想到要去约束他青年时期的写作，其中当然也包括诗歌，他们鼓励他写，资助他出版。据雪莱的妹妹海伦说，老毕西爵士为他的学生的诗歌出版付了款。1810年9月，就在他去牛津大学之前，毕西爵士为雪莱的一册所谓《维克多和卡吉尔原创诗集》付费印刷了1500册。这年秋天，雪莱去牛津，他的父亲蒂莫西带他去著名书商斯拉特的书店，并且说：“这是我儿子，他具有文学才华，他已经是个作家了，无论他要印什么古怪的东西，都请满足他的愿望。”蒂莫西确实鼓励他写出能获奖的诗歌，在《帕台农神殿》上发表，并给他寄去材料。显然，他希望引导雪莱离开他认为的青春期的骚动，进入严肃的文学。他对儿子写作的资助，有着一个明确的条件：雪莱可以在他的朋友中间表达他的反宗教观点，但不能把它们出版，以免毁了他的大学生活。

毫无疑问，雪莱是同意这一点的，这在现存的一封信中透露出来。此后他却开始以一种最恶劣、最彻底的方式来违背他的诺言。1811年3月，他是牛津大学学院一年级学生，他写了一本挑衅性的小册子来表明他的宗教观，他的论述既不新鲜，也不特别蛮不讲理——它直接来自洛克和休谟。雪莱写道，既然思想来自感觉，“上帝”就不可能从感性、知觉中推导出来，信仰不是自由意志的行为，因此不信仰也不可能是罪恶。雪莱把这一通沉闷莱的认识大多是依据他同雪莱本人的谈话为基础。尽管如此，拜伦又是个深谙世故的人，是个敏锐的裁判官、狂热的谎言揭露者，拜伦的说法是有影响的，雪莱也给同时代的那些心胸比较封闭的波希米亚式的艺术家留下了同样的印象。

然而，实际情况根本不是如此，任何一个把雪莱作为诗人来尊敬的人（就如我），都会对此感到惊讶。事实真相见于各种不同的材料，最重要的材料之一是雪莱自己的信件。这些信件表明，在追求自己的理想时，雪莱的专心致志令人吃惊，但他又是冷酷无情甚至是野蛮地清除那些阻挡他道路的人。同卢梭一样，总的说来他爱人类，但对特定的人他常常是残酷无情的。强烈的爱使他燃烧，但这是一种抽象的火焰，可怜的凡人靠近时常常会被烤焦。他把观念放在人之上，他的一生就是在证明无情理念是怎么一回事。

雪莱1792年8月4日出生在苏塞克斯郡靠近豪希姆的菲尔德庄园，这是一幢乔治王朝式的大房子，同许多重要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不是独生子女，但在许多方面，他却占据着一个更容易堕落的位置：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一份巨大的财产和一个爵位的继承人，作为长兄，他下面有4个妹妹——她们比他小2至9岁。现代人已经难以理解，他的这一位置在18世纪末的意义：对于他的父母，甚至对于他的妹妹们而言，他是万物的君王。

雪莱的家庭是一个古老家族的一个较小的分支，它同当地的大地主诺福克公爵有着种种联系。这个家庭家财极丰，这是由雪莱的祖父、第一代从男爵毕西爵士新近聚积起来的，他出生在新泽西的奈瓦克，是一位新世界的冒险者，粗俗、顽强、精力充沛。雪莱显然继承了他那种干劲和冷酷。雪莱的父亲蒂莫西爵士1815年继承了爵位，比较而言，他性格温和，不得罪人，作为索瑞汉姆的下议员，多年来他忠于职守，生活上无可指责，他逐步从稳健的辉格党立场转为托利党的中间派。

雪莱在庄园中被溺爱他的父母和崇拜他的妹妹们所包围，懒散地度过了童年时代。他很早就显示出对自然和自然科学的热情，他曾用化学试剂和热气球进行实验，他一生都保留着这方面的兴趣。1804年，他12岁的时候被送进了伊顿公学，在那里度过了6年。雪莱学习很努力，他极其熟练地掌握了拉丁语和希腊语，对古代文学也有着广泛的知识，他终身都是如此。对那些严肃的作品、对小说，他都是一位贪婪而且速度极快的读者。他是那个时代继柯勒律治之后又一位读书最多的诗人，他也是学校的神童。1809年，他17岁时，前任王室医生、伊顿公学的兼职教师詹姆斯·林德博士向他介绍了威廉·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这是当时左派的基本教科书。林德对信奉魔鬼也有兴趣，他激发了雪莱对超自然和神秘事物的激情，这种激情不只是在当时流行的、在简·奥斯丁的《诺桑觉寺》中被十分出色地嘲笑的哥特式小说，而且是伊路米那提以及其他秘密革命社团的实际活动。

伊路米那提是1776年由作为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者的保护人阿登·威肖普特在德国的因古兹塔德大学建立的，其目标是给世界以启蒙，直至（如他所说的）“君王和国家不经过暴力从地球上消失，人类组成一个家庭，世界成为有理性的人的居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成了雪莱始终如一的目标。但是他在吸取伊路米那提的思想时，也一道吸取了它的敌人所作的攻击性的宣传，特别是巴路埃尔神父轰动一时的极端主义小册子《阐述雅各宾主义历史的回忆录》（伦敦，1797—1798），这本小册子不但攻击伊路米那提，而且攻击共济会成员、玫瑰十字架基督徒和犹太人，雪莱多年中一直迷恋这本令人生厌的书，还常常把它推荐给朋友（他的第二任妻子玛丽1818年写作《弗兰肯斯坦》时就利用过这本书），在雪莱的脑海中，它同他当时和以后所阅读的大量哥特式小说混合在一起了。

这样，从十多岁起，雪莱对政治的投入既带着对秘密会社的兴趣，又带上了巴路埃尔神父及其同道所宣传的历史阴谋理论的色彩。他始终摆脱不了这些，这实际上妨碍了他去认识英国的政治以及利物浦和卡色尔瑞这些人的动机和政策，只是把他们看作恶的化身。他早期的几乎全部政治活动，都是向激进派作家李·亨特提议成立一个由“开明的、公正的人士”组成的秘密会社，以抵抗“自由的敌人的联合”。事实上，一些熟悉雪莱的人，从来都是把他的政治看作不过是一种文学上的空话，纯粹是哥特式小说在现实生活中的投影。托马斯·勒夫·皮科克在他的小说《梦魇修道院》中讽刺了这种对秘密会社的爱好，他把雪莱描绘成书中的斯西罗坡，他“如今被那种改造世界的激情弄得困扰不安，他在空气中建立了许多城堡，里面满是秘密法庭和伊路米那提那帮人，这些人始终是他所想象的更新人类的计划中的成员”。雪莱在一定程度上应当为他这种毫无意义的乌托邦主义而受到责备。按照他的朋友托马斯·杰弗逊·豪格的说法，他不仅坚持“以一种狂热的激情”向一切愿意听的人大声朗读一本叫《恐怖秘事》的书，而且他自己写过两部哥特式小说：《查斯特罗齐》出版于他在伊顿的最后一学期，他在牛津的第一学期出版了《炼丹术士圣欧文》，它们被伊丽莎白·巴瑞特·勃朗宁公正地看作“寄宿学校的白痴行为”而不予置评。

雪莱还在学校里的时候就被称作“伊顿的无神论者”，他因此而著名，或者说臭名昭著，注意到这一点是重要的，这可以联想到后来他对家庭的毫不宽容的责怪。他的祖父和父亲绝没有想到要去约束他青年时期的写作，其中当然也包括诗歌，他们鼓励他写，资助他出版。据雪莱的妹妹海伦说，老毕西爵士为他的学生的诗歌出版付了款。1810年9月，就在他去牛津大学之前，毕西爵士为雪莱的一册所谓《维克多和卡吉尔原创诗集》付费印刷了1500册。这年秋天，雪莱去牛津，他的父亲蒂莫西带他去著名书商斯拉特的书店，并且说：“这是我儿子，他具有文学才华，他已经是个作家了，无论他要印什么古怪的东西，都请满足他的愿望。”蒂莫西确实鼓励他写出能获奖的诗歌，在《帕台农神殿》上发表，并给他寄去材料。显然，他希望引导雪莱离开他认为的青春期的骚动，进入严肃的文学。他对儿子写作的资助，有着一个明确的条件：雪莱可以在他的朋友中间表达他的反宗教观点，但不能把它们出版，以免毁了他的大学生活。

毫无疑问，雪莱是同意这一点的，这在现存的一封信中透露出来。此后他却开始以一种最恶劣、最彻底的方式来违背他的诺言。1811年3月，他是牛津大学学院一年级学生，他写了一本挑衅性的小册子来表明他的宗教观，他的论述既不新鲜，也不特别蛮不讲理——它直接来自洛克和休谟。雪莱写道，既然思想来自感觉，“上帝”就不可能从感性、知觉中推导出来，信仰不是自由意志的行为，因此不信仰也不可能是罪恶。雪莱把这一通沉闷的诡辩加上了一个富有煽动性的标题：“无神论的必然性”，把它印了出来，放在牛津的书店里，并寄给所有的主教和各学院的首脑。简单地说，他的行为是精心设计的挑衅，在大学当局看来，它所产生的反应也许正是他所期待的：他被开除了。蒂莫西·雪莱灰心丧气，特别是因为他收到过儿子的一封信，信上否认他做过任何这类事情。两人在伦敦的一家旅馆里作了一次痛苦的会面，父亲要求儿子放弃他的观点，至少到他长大一点再说；儿子则坚持说，这些观点对他来说比家人心灵的平静更为重要，父亲“骂着、叫喊着、赌咒发誓，然后又哭起来”，雪莱大声笑着，“突然爆发出一阵恶魔般的笑声”，“他从座位上滑了下来，背着地，全身平躺在地上”。结果达成的协议是雪莱从父亲那里每年得到一笔200英镑的生活费。随后又有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1811年8月）：雪莱同她妹妹伊丽莎白的同学、16岁的哈丽艾特·威斯特布鲁克结婚。

此后，雪莱同家庭的关系破裂了。在争论中他开始是试图把母亲、后来又想把妹妹拉到他这边来，但失败了。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宣称他全家是“一群冷酷、自私、精于算计的动物，除了吃、喝、睡，活在世上就没有其他的目的和事情”。他给家中各人的信读来让人惊奇，在他想榨出钱来的时候，他狡猾地连哄带骗，其他时候就凶狠、粗暴并加以威胁。他给父亲的信，从虚伪的辩护升格为责骂，还混合着令人难以容忍的恩赐的意味。比如1811年8月30日，他在信中求情说：“我在困境之中求助，不知道除了你以外还有什么更多成功的把握……你会宽宏地原谅年轻人的错误的。”他在10月12日的信中傲慢地说：“虽然社会的习俗使你这一家之长，会同别人一样，易于为偏见和情欲所误导，但我愿坦承，除了社会的最高层，在一般人士的心目中，甚至对于错误，因有其价值也给予尊重，这几乎是很自然的事。”三天以后，他谴责蒂莫西“怯懦的、下流的、卑鄙的迫害手段……你对我粗暴而无耻。当我因无神论被开除，你就希望我在西班牙被人杀掉，这种美妙的愿望同犯罪完全一样，也许对我来说这也好：让英国的法律去惩罚凶手，让懦夫受到谴责而退缩。我一有机会就会去见你——如果你不想听到我的名字，我就偏要叫它，不要以为我是个任人宰割的可怜虫——只要我有足够的钱，我就会到伦敦来见你，对着你的耳朵喊：毕西、毕西、毕西，一直喊毕西，直到把你喊聋”。这封信没有署名。

雪莱对他的母亲就更加凶狠。他妹妹伊丽莎白同他的一个朋友爱德华·弗格斯·格莱汉姆订婚了，他母亲同意这场婚配，他却不赞成。10月22日雪莱给母亲写信，指责她同格莱汉姆有私，就用伊丽莎白的婚姻来掩盖它。这封可怕的信看来没有任何事实基础，他还在同一天给伊丽莎白写了信，告诉她那封信的内容，并要她把信给父亲看。在同别人的通信中，他也说到他母亲的“下流和堕落”。结果家庭律师威廉·惠吞被委派拆阅和处理雪莱写给家中的一切信件。惠吞是个很和蔼的人，他急于在父子之间缔造和平，但结果被傲慢的雪莱完全拒之门外。他抱怨雪莱给母亲的信“不适当”（在那种情况下的一个温和的说法），此后惠吞自己的信就被雪莱退了回来，上面潦草地写着这样几句：“威廉·惠吞的信上所用的词语证明P.雪莱先生把它退回去是公正的，好让他冷静地仔细阅读，雪莱先生要求威廉先生在同绅士打交道的时候（这种机会也许并不会很多）不要拆开私人信件，否则，厚颜无耻的卑鄙行为将会遭到严惩。”

全家似乎害怕雪莱动粗，蒂莫西·雪莱写信给惠吞说：“只要他留在苏塞克斯，我一定要招来特警到我身边来。他的母亲和妹妹被他吓得要命，现在她们一听到狗叫就赶快跑上楼梯，他现在除了一年200英镑之外就无话可说。”还有一件更令人感到可怕的事，雪莱自己这时过着一种波希米亚式的浪荡生活，他还在引诱一个或几个妹妹到他那里去。在日期注明是1811年12月13日的一封信中，他企图劝诱菲尔德庄园的一个猎人把一封信偷偷带给海伦（“记住，艾伦，我不会忘记你”）。这封信本身显然是很阴险的——海伦还只有12岁，它足以使父母感到心寒。他还急于逗弄一下他更年幼的妹妹玛丽。雪莱很快成为葛德文圈子里的一员，他结识了葛德文那个不受拘束的女儿玛丽——她母亲是女权主义的领袖玛丽·沃尔斯通格拉夫特——以及与玛丽同父异母的妹妹、更具野性的克莱尔·克莱蒙特。成年以后的雪莱始终找来一些年轻的妇女围着他，生活在一起，并且让属于他圈子的无论什么男子分享——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对他来说，他的妹妹们似乎是这种“家庭”的天然的候选人，而且在他看来，帮助她们“逃离”父母家中讨厌的物质主义，是他的道德责任。他还有个计划：把伊丽莎白和海伦从她们在哈克莱的寄宿学校里诱骗出来，让玛丽和克菜尔同她们会合。幸运的是，这种事没有发生。雪莱本来就没有给乱伦划出过一条界限，他同拜伦一样，迷恋于这类事，他没有像拜伦走得那样远，拜伦同他的同父异母姐姐奥古斯塔·李相恋。但是雪莱的长诗《伊斯兰的背叛》中的男女主人公莱昂和茜斯娜就是兄妹，后来印刷商表示反对，强迫雪莱作了修改，这同拜伦《厄巴德斯的新娘》中的塞利姆和朱蕾卡的关系是一样的。雪莱也和拜伦一样，总是以为对于性行为的通常准则，自己永远有一种豁免权。

雪莱的这种做法使同他有关系的那些妇女活得很艰难。她们之间除了克莱尔可能是例外，无法证明她们有谁喜欢那种共享的想法，或是对任何形式的乱伦有丝毫的兴趣。使雪莱不快的是，他们所有的人（正如他自己的家人）都想过一种正常的家庭生活，但这位诗人却不能这样活下去，在各种各样的变更、替换、危险和刺激中，他才显示出勃勃生机；动摇不定、焦虑不安，对于他的作品似乎是必不可少的，他可以卷起一本书或一张纸，来到任何地方，倾泻出他的诗句。当他生活在有家具的出租房或住宅里的时候，他四处搬家，常常被债主逼债，或者继续处于令人十分痛苦的人物戏剧的中心，受到四面八方的打击。但是他继续工作和写作，他博览群书，产量惊人，而且其中大多数都具有很高的质量。他发现很有刺激性的那种动荡不定的生活方式，不仅对他的妻子哈丽艾特，对其他人也都是灾难性的。

哈丽艾特是一位可爱的中产阶级少女，喜爱整洁，非常传统，她是一位成功的商人的女儿。她为神一般的诗人而倾倒，失去了理性，同他私奔，此后她的一生不可避免地通向灾难。在四年中，她同雪莱一起过着不稳定的生活，先后移居伦敦、爱丁堡、约克、凯斯威克、北威尔士、林茅斯，又到威尔士、都柏林、伦敦和泰晤士河谷。在其中一些地方，雪莱从事非法的政治活动，引起了地方法官和警察以至中央政府的注意；他到哪里都同商人们发生麻烦，他们等着他付清账单；他也同邻居结怨，他那些危险的化学实验使他们惊恐，他们看到他那个家庭中的不正当关系，也感到厌恶和气愤，这种关系几乎总是包含着两个或者更多的年轻女人。在迪斯特里克湖和威尔士，有两次他的住房受到当地民众的攻击，他被迫逃亡，面对债主和警察，他也是一逃了之。

哈丽艾特尽其所能分担他的活动，帮助他散发非法的政治传单。雪莱的第一部长诗《麦布女王》是题献给她的，这使她非常高兴。她为他生了一个女儿伊丽莎·艾安蒂，她又怀上了另一个孩子、他的儿子查尔斯。但是她没有能使雪莱永远迷恋的能力，其他任何女人也都是这样。雪莱的爱情深沉、诚挚、热烈甚至是持久的——但他的爱情总是变换对象。1814年6月，他突然向哈丽艾特宣布了一个消息：他同葛德文的女儿玛丽相爱了，已同她一起去了欧洲大陆（克莱尔紧跟在后面）。她得到这一消息大吃一惊，作出的反应出乎雪莱的意料，也使他不快，他是那种崇高的利己主义者，有一种强烈的道德化的倾向，他认为对于他的决定，别人不但有义务服从，而且要欢呼，别人没有这样做时，他立即就表示气愤。

雪莱在离开哈丽艾特以后给她的信，同他给父亲的信是一个模式，开始是屈尊恩赐的样子，当哈丽艾特没有照他的方式看问题的时候，就转为一种自以为正当的愤怒。在1814年7月14日给哈丽艾特的信中他写道：“你从来没有以能使我完全满足的激情来填补我的心灵，这并不是我的耻辱。”他说他始终对她宽宏大量，而且仍然是她最好的朋友。到了下个月，他又邀请她去特鲁瓦，加入到他本人、玛丽、克莱尔之中去：“在那里你至少可以找到一个坚定的、永远的朋友，对他来说，你的利益永远是宝贵的，你的感情永远不会被他故意伤害。除我之外，你从任何人那里都别指望这样。”一个月以后，雪莱发现自己的这种策略没有起到作用，他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了：“我认为自己比那些你名义上的任何朋友都更有价值、更好得多……我的主要意图一直是要用津贴费让你大吃一惊。甚至现在，我对另一个人的狂热而持久的激情指引着我宁愿同她、而不是同你交往，我仍然一直在忙于考虑怎样才能对你长久地、真正地有所帮助……不料回报却是用耻辱和责备使我受到伤害——如此空前而卓越的关爱是要求得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回报的。”第二天，他又这样写道：“无论你是否继续充分信任我的经受了考验的、始终如一的诚实，想一想吧，这么长时间来，你一直是乐于把你未来的生活置于我的心灵的监督和影响之下，服从我们之间的友谊所建造的法则的。”

写这些信的部分目的是为了从哈丽艾特那里要钱（这时她还有些钱），部分目的是为了向她施加压力，向债主和敌人隐瞒他的行踪，还有就是为了阻止她去找律师。信中不时提到“我的人身安全”和“我的安全和舒适”，雪莱是个极其敏感的人，他对别人的感情却似乎十分迟钝（这种结合并不少见）。当雪莱发现哈丽艾特为了自己的权利，最终采取法律步骤时，他的怒火爆发了：“如果你真的已经堕落到这种程度，你这样做就毁了你自己的目标。甚至现在，我还会想起我们过去的友情，我还希望你没有完全丧失宽宏大量的美德，这会使我对你作出的让步比法律能提供给你的要多得多。如果收到这封信，你还坚持要诉诸法律，显然，我今后就只能把你看作敌人了，把你看作是……最卑鄙、最阴险的叛徒。”他还加上这样几句：“我是个白痴，还在等待你的伟大或宽宏大量。”他责怪她“丑恶而卑鄙的自私”，企图“伤害一个正在同贫困进行斗争的无辜者”。这时他的自我欺骗完美无缺了，他确信，他的行为自始至终无可指责，而哈丽艾特则是不可原谅的，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豪格说：“我深信，这使我成为人类更永恒的朋友和更有用的恋人，真理和美德的更热烈的拥护者。”

雪莱有许多孩子气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他能把最伤人的辱骂同要求得到恩惠结合在一起，比如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指责她同别人通奸，随后又要求她寄给他“我的电动机和日光显微镜”，他对哈丽艾特的辱骂中又夹着要求，不只是要钱，还要衣服，“我需要袜子、毛衣和沃尔斯通格拉夫特夫人的《遗著》”，他还告诉哈丽艾特，没有钱，“我必定会饿死……亲爱的哈丽艾特，快给我寄些生活费来。”他也不问一下她的情况，虽然他知道哈丽艾特怀着他的孩子，此后，突然没有信来了，哈丽艾特写信给一个朋友说：“雪莱先生变得放荡荒淫，这完全归功于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下个月我要分娩了，他不会在我身边，不会的，他现在不关心我了，他再也不会过问我，或给我来信说说他在做些什么。一句话，我曾经爱过的人死了。这是个吸血鬼。”

雪莱的儿子，哈丽艾特起名为查尔斯·毕西，生于1814年11月30日，他的父亲是否见过他，这一点并不清楚。哈丽艾特的姐姐伊丽莎仍然对妹妹忠心耿耿——因此雪莱开始带着强烈的敌意来看待伊丽莎——她决心不让雪莱的波希米亚式的女人来抚养孩子。雪莱同卢梭不一样，他不把自己的孩子看作“麻烦的东西”，他竭尽全力要得到他们，但是法律上的战斗必然对他不利，孩子由大法官法庭监护，此后雪菜对他们也失去了兴趣。哈丽艾特的生活被毁坏了，1816年9月，她把孩子留给了父母，在切尔西住下了。她的最后一封信是写给她姐姐的：“你的一切友爱，我都无法报答了，想到这些，我就常常心痛。我知道你会原谅我的，因为天性使你对任何人都不会苛刻严厉。”11月9日，哈丽艾特失踪了。12月10日，她的尸体在海德公园的塞本庭河中被人发现。尸体肿大，据说她怀着孕，但这并没有确凿的证据。雪莱很久以来一直到处说假话，说他同哈丽艾特是依据共同的协议分居的，他对哈丽艾特死亡的反应是责骂她的家庭并制造出一套谎言，他写信给玛丽说：“事情似乎是这样：这个可怜的女人——她那个讨厌的、不合人情的家庭中头脑最简单的女人——被从她父亲的家中赶了出来，就堕落为妓女，后来又同一个叫史密斯的马夫同居，那家伙抛弃了她，她就自杀了。毫无疑问，她的姐姐是一条贪婪的毒蛇，没有从我同她的关系中得到好处，就通过这可怜人的死，以保证她自己能继承老人——他现在也快死了——的家产！……人人对我都很公平——都在证明我对她诚实而慷慨。”接着，两天以后，他又给这位姐姐写了一封特别冷酷无情的信。

在雪莱虚伪的谎言中，有一部分可以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他正在为另一个自杀事件而困扰不安，他对此也负有责任。范妮·伊摩莱是葛德文的养女，是他第二任妻子同他结婚之前所生。她比玛丽年长四岁，被认为（哈丽艾特这样说的）“极其单纯、极其敏感”。雪莱用尽办法想把她弄到手，早在1812年12月，就给她写信说：“我是被称为‘人’的那种可怕的、长着长爪的动物之一，我向你保证，我一直是我的同类中最不会害人的，我靠素食生活，自我出生以来，从没有伤过人，我鼓足勇气请你一定要关心我。”范妮也许在雪莱的计划里起过重要作用：雪莱试图建立一个激进的同仁团体，实行性共享，由他本人、玛丽、克莱尔、豪格、皮科克以及克莱尔的兄弟查尔斯·克莱蒙特等人组成。不管怎么说，雪莱使她着迷了，而葛德文和他的妻子则认为，她是悲剧性地爱上了雪莱。1814年9月10日至14日，雪莱独自在伦敦，玛丽和克莱尔在巴斯，范妮晚上去雪莱的住所拜访，可能他在那里诱奸了她。此后雪莱去了巴斯，10月9日，他们三人收到范妮的一封非常消沉的信，邮戳上是布雷斯特尔。雪莱立即动身去找她，但没有找到。实际上她已去西万斯了，第二天她在麦克威斯·阿姆斯旅馆的一个房间里服用了过量的鸦片。雪莱在他的信里从来没有提过她，但在1815年的一首诗中说到她（“我们分手时，她的声音在发抖”），写到自己（“一个头发灰白、有着雄鹰般眼睛的青年”）坐在她的墓旁，但这只是一个念头，他从来没有去过她的坟地，那里没有标记。

在雪莱理念的祭坛上，还有其他牺牲品，其中一位是伊丽莎白·希钦纳，她是苏塞克斯一个年轻的工人阶级妇女，她父亲是走私起家的酒店主，她的努力和牺牲带来了奇迹，她成了赫斯特皮尔保因特的教师。她以思想激进闻名，雪莱开始同她通信。1812年雪莱在都柏林鼓吹爱尔兰的解放，却没有得到响应。离开那里时，他手头有一大堆颠覆性的材料，他很聪明地把材料寄给希钦纳小姐，让她在苏塞克斯散发。他把它们放在一个大木箱里，但是颇具特色的是，他只付了可以寄到豪里海德的钱，他想的是，邮件会继续往前送，希钦纳小姐收到时会付款的。但是邮箱在进入口岸时被打开了，内政部自然得到了报告，就对这位女教师进行监视，这事实上毁了她的前程。但她还有她的名誉，这时雪莱又邀请她加入他的小团体，她的父亲和朋友竭力反对，她却同意了。雪莱还说服她借给他100英镑，大概是作为她的生活储金。

在这一阶段，雪莱对她大加赞扬：“虽然她出身于一个非常微贱的家庭，但她在青年时代就养成了一种进行深入和细致的思考的习惯；她的心灵超越了偏见的束缚，天生喜欢追究和探讨。”雪莱还在给她的一封信中，称她是他的暴风雨中的“岩石”，“我的更好的本质，我的理性的判断者、行为的指导者、价值的启迪者”；她是“给所到之处带来幸福、革新和自由的那些人中的一个”。她去了林茅斯，加入了雪莱一伙。在那里，据说她“整天笑啊、讲啊、写啊”，并散发雪莱的传单。但是哈丽艾特和她的姐姐很快增长了对她的不满，雪莱本人并不反对他那些女人之间有某种竞争性的紧张，但这一次，他很快同她们一样，对希钦纳不满了。他似乎同她在海边长时间的散步时诱奸过她，不过不久就感到厌倦了。到哈丽艾特和伊丽莎转而攻击她时，他就作出决定：希钦纳必须离开。总之，那时他已经同葛德文一家接触，他发现那里的年轻女士们更让人激动，于是希钦纳被打发回到苏塞克斯，继续她在那里的事业，并答应给她每星期2英镑的薪金。在那里她被当作是某位先生遗弃的情妇，成了笑柄。雪莱在给豪格的信中嘲弄地说：“这个已走了的痛苦地折磨人的女教师，我称她是褐色魔鬼，她一定收到我们的津贴了。我付出这笔款子的时候心情沉痛，但不得不付。由于我错误的、草率的决定，她失去了安宁的生活环境；她现在说，由于我的残暴，她失去了名誉，健康受到了损害，心灵的平静遭到了破坏：承受着一切女主人公精神上和肉体上所经历的痛苦，完全是一个牺牲品。”雪莱又忍不住再加上一句，“这女人是个狡猾、浅薄、丑陋、不男不女的野兽。”事实上，希钦纳只收到工资中的第一笔，她借出的100英镑再也没有被归还。她重新回到微贱之中，是雪莱把她拉出来的，她是为雪莱的激情所烧焦的牺牲品。

还可以举一个相似的、地位甚至更低下的人物为例，这就是丹恩·希莱，他是个15岁的小伙子，雪莱把他当作仆人从爱尔兰带了回来。我们对雪莱的仆人所知甚少，虽然他一般有三四个仆人。在给葛德文的一封信中，雪莱为他的懒散生活以这样的理由进行辩解：“如果用我去织布，用我妻子去烹饪或做家庭主妇，那么在目前这种社会状态中，我们很快就会变成和现在完全不同的人，我可以说，那对我们的同胞更没有用处。”所以一定得有仆人，无论雪莱是不是养得起他们，他通常是用很低的工资雇用本地人，但是丹恩不同，因为雪莱在都柏林时发现，他在张贴非法标语时非常能干。1812年在林茅斯，他又让丹恩在墙上和谷仓上贴传单，并告诉他，如果被当局盘问，就编造“在路上遇到两位先生”这样一套故事。8月18日，丹恩在邦斯特普尔被捕，他就照此说了一通，但是根本没有用，依据乔治三世39号法令79款判定他有罪，判处罚款总计200英镑，如不罚款就是六个月的囚禁。谁都以为（包括当局）雪莱会交付罚款的，但雪莱的处理方法却是从他的一个清洁女工那里借来29先令，从一个邻居那里借来3英镑，作为丹恩逃跑的费用，这样丹恩进了监狱。他被释放以后又去雪莱那里做工，但6个月后他被解雇了，正式的理由是他的行为“不道德”——他可能在监狱里学到一些坏习惯——真正的原因是雪莱必须省钱。丹恩还有10英镑工资被欠着，这笔钱从来没有还。这是另一个受到伤害又淹没在黑暗之中的牺牲品。

关于雪莱的行为，必须说明的是，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还很年轻，1812年，他才20岁，他遗弃哈丽艾特，同玛丽私奔时22岁。我们常常会忘记，这一代英国诗人在改造了英语世界的文学时是多么年轻。他们去世的时候实在是太年轻了——济慈25岁，雪莱29岁，拜伦36岁。拜伦永远离开英国以后，1816年5月10日在日内瓦湖边同雪莱第一次相会时，才只有28岁，雪莱才24岁，玛丽和克莱尔仅仅18岁。对于玛丽在初夏的长夜里，在日内瓦湖畔写出的小说《弗兰肯斯坦》，你也许会说，这是女学生的作品；然而，如果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还是孩子，但是他们也是成人，他们否定了这个世界的价值标准，提出了自己的体系来取代它，这很像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过于年轻就可以不承担责任，或是出于年轻而要求特权——正好完全相反。特别是雪莱，他坚持认为自己对世界有一种极其严肃的使命，他智力上的成熟非常迅速，他的《麦布女王》尽管某些方面还比较幼稚，但极为有力，这是他20岁时写的，次年出版。1815—1816年以后，雪莱进入20岁至30岁这一阶段的中期，他的创作进入高峰，在这一阶段，不仅显示出他极其广博的阅读范围，而且显示出巨大的思想深度。毫无疑问，雪莱有着强健的、同时也是细致和敏感的心灵。他还那么年轻，就接受了作为父母的责任。

让我们现在看看他的孩子。他总共有7个孩子，他们有3个不同的母亲，头两个孩子艾安蒂和查尔斯，哈丽艾特所生，被判由法庭监护。雪莱为此苦苦争夺，他失败的部分原因是法庭被他在《麦布女王》中所提出的某些观点吓坏了，雪莱则认为这场诉讼主要是企图迫使他从思想上放弃革命目标。针对他的判决作出以后，他继续思考其中的不公平，恨透了大法官艾尔顿勋爵，但是他也没有对孩子们表现出进一步的关怀。根据法庭的判决，他每4个月应当付出30英镑给那两个同养父母住在一起的孩子，这笔款项从他的津贴费中扣除。他从来没有使用过法庭允许的那种看望孩子的权利，虽然孩子中年龄较大的艾安蒂在死的时候已经9岁了，他也从来没有给他们写过信。除了做做样子，他从来没有关心过他们的幸福，他在1820年2月17日不得不给他们的养父托马斯·休谟写了唯一的一封信，信的实质是诉说他自己的冤屈，这是一份冷酷无情的文献。此外，在他现存的任何信件和日记中，他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两个孩子，他似乎已经把他们赶出了他的脑海，不过在他的自传体诗歌《心之灵》中，他们幽灵般地出现过（诗中把哈丽艾特作为“那时的行星”而撇开）：

姐姐和弟弟，长得像孪生的婴儿，

一个被抛弃的母亲恍惚中的希望。

他同玛丽生了4个孩子，其中3个死了，儿子珀西·佛罗伦萨生于1819年，只有他一人活了下来，维持了这一家系。玛丽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幼年很早就死了；他们的儿子威廉，4岁时在罗马得了肠胃炎，雪莱在他身边连坐了3夜，但这孩子还是死了。女儿卡莱拉的死，一部分是由于雪莱的罪过，也许这一点促使雪莱尽了各种努力去挽救她，她死得太早，还是个婴儿。1818年8月，玛丽和这婴儿留在比较凉爽的度夏胜地卢卡温泉，雪莱自己在艾斯特，位于俯视威尼斯的群山中。他坚持要玛丽和这孩子立即到他那里去，这是一年最热的季节中可怕的5天旅行，雪莱并不知道在动身前小卡莱拉就不太好了，她到了那里就明显病了，情况没有好转。然而，3个星期以后，又是完全为了雪莱自己的方便——他正醉心于同拜伦交流他们的激进观点——他专横地指示玛丽带着孩子同他一起去威尼斯。可怜的卡莱拉，按照她母亲的说法，“虚弱而且发烧，十分可怕”，这次旅行在酷热的天气里从上午3点30分持续到下午5点，到达帕都厄的时候，孩子显然已病得很厉害了，雪莱却坚持去威尼斯。途中，卡莱拉发展到“嘴和眼睛不断抽搐”，到达威尼斯一个小时以后，她死了。雪莱承认，“这一料想不到的打击”（这实在是可以预见的）使玛丽陷入“一种绝望状态”。这是他们关系恶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那年冬天进入了下一个阶段，一个非婚生的女孩，以艾琳娜为名做了洗礼，她是雪莱在那不勒斯的孩子。在给这孩子登记的时候，雪莱把自己的名字和她母亲的名字给了她，取名玛丽·葛德文·雪莱，但是雪莱的妻子肯定不是孩子的母亲。此后不久，雪莱过去的一个仆人波罗·福基——他娶了雪莱孩子的保姆伊丽丝——对雪莱进行敲诈，他的借口是雪莱称这孩子的母亲是玛丽，犯了虚假申报罪。可能伊丽丝是孩子的母亲，但也有很多反对这一说法的强有力的证据，伊丽丝则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1820年，她告诉英国驻威尼斯的领事理查德·豪普纳，雪莱在那不勒斯育婴堂里寄放着一个女婴，是克莱尔·克莱蒙特所生的。豪普纳迄今为止对雪莱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尽管雪莱的声誉不佳。这时，他对雪莱的行为感到厌恶，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拜伦，拜伦回信说：“这些事实没有多少可以怀疑的——情况就是这样。”他知道雪莱和克莱尔·克莱蒙特所有的事情。克菜尔是拜伦自己的非婚生女儿阿丽格拉的母亲。在拜伦1816年春天离开英国前，克莱尔已经在挑逗他，拜伦对于诱奸处女是有些犹豫不决的，只是克莱尔告诉他，她已经同雪莱上床睡过觉，这时拜伦才同她上床。事实上，克莱尔不但勾引了拜伦，而且也想帮助他勾引玛丽·雪莱，所以拜伦对克莱尔的道德评价极低，这也是他为什么不允许她抚养阿丽格拉的一个原因，虽然把孩子同她母亲分开，对孩子是不幸的事。拜伦感到满意的是，阿丽格拉是他的，而不是雪莱的孩子，因为他确信，那个时候雪莱同克莱尔没有发生过性关系。但拜伦确信，从那以后，当玛丽不在家的时候，他们不时重温旧情，艾琳娜就是其结果。雪莱的辩护者们还作过种种其他的解释，但是克莱尔和雪莱是那孩子的母亲和父亲，这具有最大的可能性。玛丽被这件事压垮了——她从来没有喜欢过克莱尔，反对她继续出现在他们家中。如果这婴儿仍同他们在一起，克莱尔就成了这个家庭中一个永久的成员，她同雪莱的私通可能恢复。为了对玛丽的忧伤作出回应，雪莱决定抛弃这个婴儿，以他的英雄卢梭为榜样，使用孤儿院。1820年，这孩子才18个月就死在那里，这也毫不奇怪。第二年，为了对豪普纳和其他人的批评表示不屑理睬，雪莱在给玛丽的一封信中用一句毫不带感情的话对这件事作了总结，也透露出他的内心世界：“除了我们自己的知觉以外，对任何东西或任何人的意见——这本来完全应当注意的，我很快又变得漠不关心了。”

那么，雪莱是在乱交吗？他与拜伦确实不可相提并论。拜伦在1818年9月宣称，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他在威尼斯女人身上花了2500英镑以上，睡过“至少200个各种各样的人——也许更多”；后来他又列举了他的情妇中24个人的姓名。另一方面，拜伦在某些方面，比雪莱有一种更好的荣誉感，他从不躲躲闪闪或欺骗哄人，雪莱曾写信给两性关系的改革家和女权主义者J.H.劳伦斯说：“如果我被指控犯下什么巨大的、破坏性的罪恶，我会发抖的，那就是诱奸。”这是他的理论但不是他的实践。除了说过的这些事外，雪莱还同一位出身上层的意大利妇女爱米丽·维维安尼有过一段恋爱。他把有关她的一切都告诉了拜伦，但又补充说：“我告诉你的这些请什么也不要说，因为这一切未为人知，玛丽也许会为此而十分生气。”似乎雪莱所希望的，是一位妇女给他提供稳固而舒适的生活，又允许他附带进行一些私通作为回报，他也允许（原则上在任何情况下）他妻子有同样的自由。我们将会看到，这样的一种安排成为主要的男性知识分子不断出现的目标。但这种目标从来不能实行，在雪莱那里就确实行不通，他自己所获得的自由首先是给哈丽艾特、后来是给玛丽带来了极度痛苦；她们完全不需要相应的自由。

雪莱显然常常同他的激进派朋友李·亨特讨论这类观点，画家兼日记家本杰明·罗伯特·海顿有这样的记录：雪莱“向亨特夫人以及其他在场的妇女滔滔不绝地谈论……贞操的邪恶和荒谬”。在谈论中，亨特的话使海顿大吃一惊，“如果他同意，任何年轻人同他妻子睡觉他都不会介意”，海顿又写道，“雪莱勇敢地以自己的原则行事——亨特为这些原则辩护，虽然没有精力去实行，但满足于私下的爱抚。”这些妇女是怎么想的，并没有记录。当雪莱告诉哈丽艾特，她可以同他的朋友豪格睡觉，被她断然地拒绝了；雪莱又向玛丽提供了同样的便利，她似乎同意了，但最后的决定是她不喜欢这个男人。现存的证据表明，雪莱本人性爱自由的实验只是同那些最普通的奸夫一样偷偷摸摸、见不得人，而且把他卷入了难免的遮掩和撒谎的纷扰之中。

同样的故事也见之于他对钱财的处理方式，它们过于复杂，说来折磨人，我在这里只是最简单地说一下。在理论上雪莱完全不承认私有财产，更不用说继承权和他自己从中得到好处的长子继承权了。在《改革的哲学观》中，他宣布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原则：“财产的平等必然是文明不断完善的最后结果，这也是社会制度走向完善的条件之一，无论最后成功的希望有多少，我们有责任去关注它。”但同时，对那些具有特权、但是开明的人士，就如他本人，也必须牢牢掌握他们所继承的财富，以便推进这一事业。在富有的、激进的知识分子当中，这种说法已为人们所熟悉，几乎是普遍地用来证明自己的正义性，雪莱就是利用这种说法从他父亲的家庭里榨取出尽可能多的钱来。对他来说，不幸的是，他在给自己的导师葛德文的第一封信里，就作了这样的自我介绍，他骄傲地宣称：“我是苏塞克斯一个有钱人的儿子……我是通过限定继承权，每年6000英镑财富的继承人。”对这段话，葛德文必定是竖着耳朵听的。葛德文不仅是激进派的主要哲学家，而且是财务方面天才的糊涂虫，也是从未有过的、最无耻的钱骗子之一。从各种各样好心的朋友那里弄来的、真让人吃惊的大笔钱财，在他那纠缠不清的重重债务中消失了，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他抓住了当时还很年轻无知的雪莱，就再也不放过他了。他不但拿走雪莱家中的钱，而且用19世纪初期债务人的一切下流伎俩把他彻底拖垮：过期未付的债券，打折的证券，还有臭名昭著的“死后清还契约”，即某一限定财产的年轻的继承人，在他们的父亲死亡之前，大大地提高折扣数目，以大利率借款。雪莱采取了所有这些灾难性的步骤，把利率抬得极高，直落进葛德文的财务黑洞。

葛德文从来没有还过一个便士，这似乎也没有给他的贫困家庭带来过任何益处。雪莱终于对这条寄生虫发火了，他写信说：“我在几年之中给你的钱已经达到了一个很大的数目，为了筹措这笔钱，我又花了差不多4倍的款项，这已使我赤贫。这种交易在你我之间似乎产生了良好的意愿，但除此以外，这些钱并没有给你带来任何好处，像是被扔进了大海。”钱的损失还不是雪莱同葛德文交往中所受到的唯一伤害，哈丽艾特非常正确地发现，这位大哲学家用各种方法使她的丈夫变得粗俗冷酷，特别是在对钱的态度上。她说雪莱为了玛丽而抛弃她以后，多次去看她，这时玛丽的孩子威廉已经出世，“他说他很高兴这是个男孩，因为这样弄钱便当些”。他的意思是说，他可以用较低的利率用“死后清还契约”来借款了，说这种话的不是一位22岁的诗人——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耍弄花招的长期欠债人。

葛德文并不是雪莱生活中唯一的吸血鬼，还有另一个始终向他讨钱的知识分子李·亨特。四分之一世纪以后，托马斯·拜宾顿·麦考莱对《爱丁堡评论》的编辑那皮埃这样概括亨特：他给亨特回信时，“并不是不害怕成为许多这样的人中的一个：他什么时候需要，就去向他们借20英镑”。实际上亨特已经被写成了《荒凉山庄》中的哈罗德·斯金坡尔而流传千古了，狄更斯对一个朋友承认：“我想他是一切文字的图画中最精确的一幅肖像……他绝对是一个真实人物的重现。”在雪莱生前，亨特还刚开始他漫长的借贷生涯，他使用了卢梭那种颇有效验的技巧，他劝告他的牺牲品，他从他们的慷慨中得到好处是给他们帮忙。雪莱死了以后，亨特就转向了拜伦，拜伦后来明确地免除了亨特欠他的债务。拜伦认为亨特在掠夺雪莱。其实，亨特做的某些事比这更坏，他劝诱雪莱说，对他们这样具有先进思想的人来说，还清欠债在道德上是不必要的，为人类而工作这本身就够了。

这样，雪莱这位信奉真理和美德的人，变得终身都在躲避债务，成了骗子。他到处借钱，向各种各样的人借钱，对其中多数人从来没有还过。雪莱无论什么时候搬家，通常都是匆匆忙忙的，丢在后面的是曾经信任过他、而现在对他非常气愤的一群人。年轻的丹恩·希莱并不是雪莱欺骗过的唯一的爱尔兰人，他显然还向约翰·劳来斯借过一大笔钱，这是一位共和主义的编辑，他们在都柏林成了朋友。雪莱离开以后，他无法还清这笔款项，就非常焦急地给豪格写信，打听雪莱的行踪，不久以后他就因欠债被捕。雪莱不但没有打算向他还债，好让他从监狱中放出来，反而责骂抱怨他，他给他们在都柏林的共同的朋友卡萨琳·纽金特写信说：“我担心他欺骗了你，正如他欺骗了我一样。”更恶劣的是，雪莱在林茅斯用他的名字（“尊敬的劳来斯先生”）签了一张借据，这是伪造罪，是可以判处死刑的。

雪莱在威尔士逗留的时候欺骗了另外一些人。他1812年到了那里，租了一个农庄，雇用了一些仆人（“你能雇一个可以信任的女仆吗？我们总共需要3个”），但他很快就因为60至70英镑的债务在卡尔那温被捕了，约翰·威廉斯是他在威尔士的投资的保证人，威廉·罗伯茨博士是一位乡村医生，他们把雪莱保释了出来，债务和费用则是由伦敦的一位律师约翰·拜德威尔支付的。他们3个人都要为他们的大方感到后悔。30多年以后的1844年，罗伯茨博士仍然企图从雪莱的财产中收回这位诗人所欠他的30英镑。拜德威尔同样是徒劳地想要回他的钱。1年后，雪莱写信给威廉斯说：“我从拜德威尔先生那里收到一封非常令人不愉快的、专横的来信，对此，我以不可屈服的精神作了答复。”雪莱喜欢唱高调。威廉斯的兄弟欧文是个农场主，他借给雪莱100英镑，我们看到雪莱给威廉斯的信，要求欧文再提供25英镑，并且说：“我将从你对这一要求的依从而得知，朋友不在场是不是友谊的冷却剂。”下一年，雪莱为欠威廉斯的这笔钱作了一场纠缠不清的反诉，两人的关系破裂了。无论威廉斯还是欧文都没有收回任何欠款；然而雪莱对任何一个欠他钱的人（葛德文和亨特除外），都是非常凶狠并且大义凛然的。另一位威尔士人约翰·伊万斯收到过两封讨债信，雪莱提醒他，他欠雪莱的钱：“对其他任何人来说，信用借款都是最紧迫的事，必然是急于尽快归还的，也会为淡忘和拖欠而感到悔恨。”

雪莱说的信用借款指什么，这还不清楚。他在向妇女借钱的时候也不迟疑，包括洗衣妇、打杂女工、林茅斯的女房东；她最后非常聪明地扣住雪莱的书，从欠她的30英镑中要回20英镑——以及他的意大利女友爱米丽，从她那里他借到220克郎。他欠各种商人的钱，比如说，1817年4月，他和亨特同意付款给一个叫约瑟·克尔克曼的人，要从他那儿买一架钢琴，钢琴及时送来了，但是直到4年后钱还没有交。同样的，雪莱说动了朋德街著名的马车制造商查特尔，给他造一辆好车，价值532英镑11先令6便士，雪莱到死都在用这辆车，查特尔最后把这位诗人送上了法庭，但是到了19世纪40年代他还在试图收回车钱。受到雪莱特别剥削的一伙人是赊账出版他的诗集的小印书商。开始是他向牛津的书商斯拉特借20英镑，这时雪莱被开除了，斯拉特显然喜欢他，急于把他从贪得无厌的放债人那里救出来，结果雪莱却把他卷入一种耗费惊人的困境。1831年，斯拉特的兄弟，一位管子工写信给蒂莫西爵士说：“为了使你的儿子不必去找犹太人以极高的利率借钱，这样一种正直的努力结果却是巨大的灾难……我们已经损失1300英镑以上。”他们终于因债务而被逮捕，欠款似乎始终没有得到偿还。出版《阿拉斯特》的韦布里吉的印刷商，直到4年半以后还在催促雪莱付款，无法证明他最终是否收到了欠款。对第三位书商，雪莱写信给他说：“如果你给我供书，我答应给你‘死后清还’的债券，比例是每提供价值100英镑的书，我付250英镑。”他告诉书商他父亲和祖父的年龄是63岁和85岁，当时他们实际上是61岁和83岁。第四位书商兼出版商托马斯·豪克汉姆不仅欠账给雪莱印刷了《麦布女王》，而且还贷款给他。豪克汉姆也是没有得到偿还的，而且因为犯了同情哈丽艾特的罪过，成为被雪莱痛恨的对象，雪莱在1814年10月25日给玛丽的信中写道：“如果你见到豪克汉姆，不要公开侮辱他，我还抱有希望……我要让这个无情无义的恶棍悔恨不已——终身悔恨，他会不得好死，他的傲慢会被打得粉碎，我要一点一点地扼杀他那自私的灵魂。”

雪莱在性关系和财务问题上的不端，他同父亲、母亲、妻子、孩子、朋友、同伴和商人的关系，在所有这些问题中，共同的分母是什么？他除了自己的观点，没有能力看到别人的观点，确实是这样，简言之，是想象力的缺乏。这是非常奇怪的，因为想象处于他的政治复兴理论的核心，按照雪莱的说法，需要用想象或“智力的美”来改造世界；正是因为诗人在最高水平上具有这种品质，因为诗人的想象力在人类的全部中最具有价值、最富创造性，所以他才把诗人称作世界自然的立法者，尽管没有被承认。然而他就是这样一个诗人，而且是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也许他能够想象性地同情整个阶级、被奴役的农业劳动者、路德派成员、彼得卢的叛乱者、工厂工人，他却从来没有拿眼睛看人；他能够抽象地感受整个人类的苦难，然而，不是一次而是多少次、几百次可以证明，他不可能通过想象深入到所有同他每日交往的那些人的头脑和心灵之中。从书商到从男爵，从女仆到情妇，雪莱完全不能看到他们有权采取同他自己不同的观点。对他们（对他的）不肯让步，他就转而辱骂。雪莱1813年3月21日写给约翰·威廉斯的一封信就把他想象力的局限完全概括出来，信的开头是对不幸的拜德威尔的文字攻击；接着是对更加不幸的希钦纳小姐的猛烈抨击（“一个具有极端的观点和可怕的热情，而又是冷酷地、坚定不移地进行报复的女人……对她落入磨难我由衷感到高兴”）；这封信以对人类的誓言结束——“我准备为我的国家和朋友做任何事，为他们服务”；最后是“其中也包括你，我仍然是你亲爱的朋友”。就是这位威廉斯正在受他的骗，很快就成为另一个吃足苦头的债权人。

雪莱运用他所具有的卓绝的诗才，一生致力于政治的进步，他从来没有意识到他在想象力上的欠缺，也没有努力去改善它，去了解他希望帮助的那些人的实际情况。他甚至在把脚踏进爱尔兰之前就写好了《告爱尔兰人民书》，到了那里以后，他也从来没有带着同情试图去调查情况，了解爱尔兰人自己实际上需要些什么；他甚至秘密地计划着消灭他们所信奉的宗教。对于英国的政治和公众的意见，对于滑铁卢战役之后政府所面临的问题的危险性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真诚的努力，雪莱同样一无所知。他自己也从来没有通过正如他说的、必不可少的那种想象性的深入的探索，去增加这方面的了解，或者公正地对待卡色尔瑞和罗伯特·皮尔爵士那样有着良好意愿、又很敏感的人物。相反，他在《暴政的假面游行》里辱骂他们，正如他在信中辱骂他的债权人和被他抛弃的女人们。

雪莱显然想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政治改革，包括消灭组织化的宗教。但是对如何达到这一目标他并不清楚，有时他宣扬非暴力，有人把他看作非暴力抵抗运动真正的第一位布道者、甘地的先驱。他在《告爱尔兰人民书》里写道：“同武力或暴力不发生任何关系。以暴力为目的的同盟必然遭到真正的革新者最强烈的批评……一切秘密的同盟也是不好的。”但雪莱有时也试图组织秘密的团体，他的一些诗只有看作是在激发直接行动时才能读得懂。《暴政的假面游行》本身是自相矛盾的，340—344行的那一节支持非暴力，但是其中最著名的一节，是以“你们人多，他们是少数”结束的，并且被重复（第二部，151—154行、369—372行），这是在吁请起义。拜伦是和雪莱一样的叛逆者，但他更是一位行动家而不是知识分子——他完全不相信那种一厢情愿的社会改造——对于雪莱的乌托邦他持非常怀疑的态度，雪莱的优秀诗作《于连和马达罗》记录了他们两人在威尼斯的长时间的谈话，马达罗（拜伦）这样说到雪莱的政治方案，“在我看来，就文字而论/你的体系也许无懈可击”，但认为实际上“这种宏大的理论”不过是“徒然”。

在这首写作日期是1818年—1819年的诗中，雪莱承认了拜伦的批评，这一事实标志着雪莱对粗糙的政治教义的一种迟疑。雪莱接近拜伦的时候极其谦逊：“我对同拜伦勋爵竞争毫无信心，可以说，其他也没有任何人是值得去竞争的……他的每一个字都打上了不朽的印记。”有一阶段，拜伦的力量几乎使他感到气馁，比如他曾这样说：“太阳使萤火虫黯然失色。”确实可以看到，拜伦对雪莱的影响是在帮助他成熟。但是拜伦开始发现自己的角色是被压迫人民——先是意大利人，然后是希腊人——的组织者，雪莱不同，他开始转变为反对任何一种直接的行动。非常有意思的是，雪莱在他生命的末期，开始对卢梭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把他同法国革命的恐怖暴行同一起来。在雪莱未完成的诗《生命的胜利》中，卢梭是作为维吉尔式的叙述人物出现的，是炼狱中的一个囚徒，因为他犯了错误，相信理想可以在生活中实现，诗在这里中断了，但是，完全不清楚的是，雪莱是否由此抛弃了实际的政治，而集中于想象性的、纯粹的理想主义。

在雪莱死前的几个月中，确实没有证据表明他的性格有什么根本的变化，克莱尔·克莱蒙特活到80多岁，变成了一个明白事理的女人（给了亨利·詹姆斯写作《阿斯朋信件》的灵感），她在这些事发生了60年后写道：“哈丽艾特的自杀对雪莱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他远不是那么自信了，也不像过去那么野性了。”虽然克莱尔是在那么多年以后用望远镜来观察事物，但她说的也许是相当真实的。雪莱确实不再那么极端地以自我为中心了，但这种变化是逐步的，他至死也绝没有完成。1822年，雪莱和拜伦两人都建造了自己的船，即“唐璜”号和“博利瓦”号，雪莱对航行特别迷恋，为了这个目的，他坚持要在斯佩齐亚海湾的勒瑞齐租房度过夏天。玛丽又怀孕了，她极不愿意去，主要因为那里太热，他们两人逐步分离了，玛丽的幻想破灭了，厌倦了他们不自然的流放生活。此外，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危险。雪莱航行的伙伴是爱德华·威廉斯，他是东印度公司的半薪上尉，雪莱对威廉斯没有正式结婚的美丽妻子珍妮越来越表现出兴趣，珍妮是个音乐家，善于弹奏吉他和唱歌（正如克莱尔），这正是雪莱喜欢的，在夏天的月光下举行了音乐会，雪莱写了几首关于珍妮的诗并送给了她。玛丽是被取代了吗，正如她曾经取代了哈丽艾特？

6月16日，正如玛丽所担心的，她流产了，再一次陷入绝望之中。两天之后，雪莱写了一封信，清楚地表明他们的婚姻实际上走到了尽头：“我只是觉得我需要那种能够知道我的感情理解我的人……玛丽做不到。一定要对她隐瞒这种使她痛苦的事，这也许是必要的。这正是坦塔罗斯的灾难，她这样一个人，具有如此出色的能力和纯洁的心灵，却施之于家庭生活，是不会引起必然的同情的。”雪莱还写道，“我越来越喜欢珍妮……她对音乐的体会，她外貌和举止的优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她文学情趣的缺乏。”到月底，玛丽发现，她的位置，以及这酷暑和这房子，都是难以忍受的了，她写道：“我希望能打断我身上的锁链，离开这个地牢。”

玛丽以一种悲剧的、料想不到的形式获得了自己的解放。雪莱一直迷恋于速度，如果他化身在20世纪，也许会献身于赛车甚至航空器，他的一首诗《阿特拉斯的女巫》赞美了穿越空间旅行的快乐。他的船“唐璜”号是为了追求高速而建造的，雪莱还把它改造得航行起来更快，它只有24英尺长，但有两根主桅并配备了纵帆船，他和威廉斯还给它装上了新的全套中桅帆，它惹人注目地增加了帆的面积，进一步提高了速度，拜伦的造船工程师根据雪莱的要求，又造了隐帆、副船尾和副船首。这样它就成了一只速度很快、也很危险的船，航行起来“如同女巫”，在天气恶劣的时候，它可以升起3张大三角帆和一张风暴帆，高出水面3英寸。雪莱和威廉斯乘着这只改装过的船从勒瑞齐驶往莱洪。

1822年7月8日下午，他们在不断变坏的天气里出发了，挂了满帆。在6点30分暴风雨起来的时候，本地的意大利船只都匆匆返回港口，其中一艘船的船长说，他看到雪莱的船在巨浪中还挂着满帆；船长请他们到他船上来，或者至少把帆收下来，“不然，你们会出事的”。但是两人中的一个（估计是雪莱）喊道：“不！”他抓住他的同伴的手臂，不准他收帆，“似乎发怒了”。“唐璜”号在离开海岸10英里的地方沉没了，仍然挂着满帆；两人都溺死。

在这之前一年，济慈在罗马死于结核病，两年后，拜伦在希腊被他的医生放血致死，英国文学史上一个短暂而辉煌的时期结束了。玛丽带着小珀西这位未来的从男爵（查尔斯已经死亡）回到伦敦，开始耐心地为雪莱建造一座神话般的纪念碑，但是伤疤仍然存在，她看到了知识分子生活底下的一面，也感受到了理念的伤害力。当一位朋友看着珀西学着读书的样子时说：“我确信，他会成长为一个不平凡的人。”玛丽·雪莱发怒了，她十分生气地说：“我请求上帝，让他长成为一个普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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