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电影（长征路上神秘电波）
《长征组歌》中有这么一句“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确实，红军不仅成功粉碎蒋介石四次“围剿”企图，更是在长征中敢在云贵川湘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这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
两万五千里、历时2年、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个县城、历经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红军时时受敌重兵围追堵截，却从未中过埋伏，还创造了多个军事奇迹，这也是蒋介石至死都没明白的问题。
让我们揭开那段尘封的历史，重新领略那经久不息的电波的魅力。
国共合作之后，当时随着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党的通讯联络工作急需改进，光靠交通人员往来传递消息不仅速度慢，而且不安全。
1927年，毛泽东在指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深深感到，没有无线电通信，部队联络不通，严重影响了作战指挥。
他在给中央报告攻打长沙不克的原因时称：“交通工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
因此在1928年11月，周恩来在中央特科组建无线电通讯科，李强担任科长。由于当时国民党对无线电设备控制很严，不仅买不到现成的机器，零件也配不全。
在周恩来的鼓励下，李强买来一些美国出版的无线电书刊，边学边干，经过反复试验，1929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终于研制成功。
而后随着周恩来亲手编制了中共第一部密码“豪密”，在上海秘密组建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并委托苏联帮助训练了一批电台工作人员。
1931年11月，上海中央派宋侃夫、徐以新、蔡威、王子纲等四人历经艰险到达鄂豫皖苏区，并带去中央特科同中央苏区、湘鄂西苏区、湘赣苏区、上海中央联系的密码，并在一个月内从历次战斗中缴获的废旧器材中组装了一台收报机，专门抄收敌军电台新闻。
1932年3月，红四方面军开通了缴获的敌军69师一部电台，自此，中共有了第一部电台、第一部密码。
可能大家会疑惑为什么要从苏联学技术，除了当时只有苏联愿意提供技术支持外，最重要的是苏联在二战中的密码技术确实过硬。
在一战时期，俄国败在了电报密码上。所以到了二战时期，苏联对于密码就变得尤为上心。
当时苏联采用两种防失密措施，一种是加密通讯，也就是对无线电通话进行加密，苏联不惜把杂音掺杂在了通讯之中，敌方若是偷听的话只能听到一大段的杂音，根本无法分辨出有效的内容，而自己人用自己特殊的接收设备接听，跟现在打电话一样。
还有就是替代式的密码，就是以数字代替文字而且是分层段式的，极其复杂，以至于苏联自己人有时候也无法破译。
苏德在与基辅对战时，苏联人还没破译出电报之中的命令指示，德军的炮弹就已经飞入到阵地之中了。真是防护到家了！
二、初露锋芒小试牛刀
第一次反“围剿”中，国民党谭道源师的电台传来消息，他们得悉18师被歼，还活捉了张辉瓒，十分恐慌，部署撤退逃跑。破译员王诤抄收了这一重要电讯，及时送到指挥部，朱德立即下令红军各部星夜赶往东韶追歼，结果俘敌四千余人。
如果没有这半部电台，敌人很有可能就跑光了。毛泽东在不久后发布的一项命令中指出：“无线电收音机所收到的敌人的电报，确使我们对于敌人的位置和行动的侦探得到不少的帮助”。
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开始后，为了侦听国民党军队的行踪，无线电队不分昼夜地监听、捕捉敌军电台的信号。时年5月15日的黄昏，王诤侦收到了国民党军28师公秉藩部发给该师驻吉安留守处的一份明码电报。其内容为：
“师部台：‘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到哪里去?’师部台：‘东固。’这份情报为守候已久的红军提供了战机。红军根据无线电侦察中获得的敌人的行踪，打了一场漂亮的运动战，以极小的代价歼灭了28师公秉藩部和47师一个旅。
在不久后的广昌战斗中，三军团的韦文宫、曹丹辉又侦收到敌第五师的一份明码电报。其内容为：“公鉴：共匪主力来攻广昌，现在激战中；又胡师长身负重伤，生命危殆，SOS!”这一消息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当晚就攻占了广昌县城。
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无线电队侦收了一份何应钦致各路白军的“限十天扑灭共匪”的电令。红军用第二次反“围剿”缴获的密码本将这份电令译出后，掌握了“敌人对我‘分进合击’的战役企图和敌人的各路兵力部署”。
根据这一情报，决定向莲塘、良村、黄陂方向突击，三战三捷，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的决定性胜利。毛泽东对这份电报的评价是：“那份何应钦的电报，对这次战役很有价值。”
三、“人在密码在”的蔡威蔡威生于1907年，原名蔡泽铺。1932年，蔡威带领的二台在平汉铁路广水站、卫家店之间被国民党军包围，情况危急。蔡威临危不惧，下令掩埋电台。
敌人狂喊：“抓活的!抓活的!”子弹嗖嗖地从蔡威身边飞过，黑压压的敌人紧追不舍。
“那时，我正好走在蔡威同志的后边，看到他把身上的东西一件一件地丢掉，接着从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一面走，一面放在嘴里嚼，把本子全部嚼烂吞进肚子里。
后来，别的同志告诉我，他是电台台长蔡威，他吃的是密码本。我感到蔡威同志很不简单，在万分危急的关头，想的不是自身的安危，而是党的机密。”这是当年14岁的红军小战士胡正先(后曾任总参三部副部长)的回忆。
当年电台警卫员陈福初也看到了同样的情景。他在电台时间更长，印象也更深刻：“蔡台长经常教育我们：‘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这是红军无线电台铁的纪律，也是中央特科的优秀传统。蔡台长身体力行。”
徐向前得知无线电二台遇险，立即命令218团团长徐深吉率部返回救援，打退偷袭之敌，挖回电台，化险为夷。
“蔡威遇险吞食密码本”的故事，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都被当作军队通信院校进行忠诚和保密教育的一个经典案例。
鉴于无线电队屡建奇功，第四次反“围剿”前夕，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签署的《中央军委关于无线电人员的密令》中指出：“无线电已成为苏区红军主要的通信工具。
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目前，必须使电台队之组织与工作更加健全起来”。这是红军领导人对无线电通信在反“围剿”作战指挥中重要作用的充分肯定。
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前，红军的无线电分队已经发展到了14个，累计破译国民党军密码本也有400多个，作战指挥网络初具规模。
有一次，侦收员王子纲值班，他发现了国民党军田颂尧、邓锡侯部的电台。这两个电台移动时一定会发：“QRC(贵台何处?)”、“QRA(贵台何名?)”，就这样红四方面军从电台上知道了敌人的行止情况，侦察工作也就从此开始了。
“慢慢积累摸索，就把敌人的番号、驻地、电台符号都搞清楚了”。
1933年5月，红四方面军在抗击敌军“三路围攻”时，王子纲用不到一个小时就成功破译了敌人的密码。红四方面军总部根据侦察电台的情报，掌握了敌军作战部署和企图，决定以10个团的兵力发起空山坝战斗。
徐向前先以1个团插入敌左侧后，21日拂晓突然向空山坝西南之敌发动进攻，将敌部署打乱，我军主力随即向敌正面和右翼猛攻，激战3昼夜，歼敌7个团，击溃6个团，俘敌5000人，缴枪3000多支。其他两路敌军见势不妙，仓皇退逃，我军乘胜追击，取得了反“三路围攻”的决定性胜利。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蒋介石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统辖四川军阀20万大军对红军进行“六路围攻”，来势汹汹。蔡威带领二台跟随徐向前转战各地。
1934年春节临近，蔡威截获敌军一份密电，破译后是：“司令回万县过年，第五路军现由参谋长代行指挥。”原来是刘湘部署了“六路围攻”后，其中第五路围攻军，以21军军长王陵基为司令，下辖24个团。
万县是王陵基金屋藏娇的“小老婆家”。“第五路军司令回姨太太家过年啦！”这个信息穿过电波传到红军“千里眼、顺风耳”那里，立即变成了无价之宝。
蔡威立即上报徐向前，正在寻找反击战机的徐向前大喜，立即集中三个师兵力，在农历腊月二十六夜，一举歼灭敌23军郝耀庭部和21军7旅大部，击毙郝耀庭，活捉旅长张邦本，王陵基后被撤职。
但第五次反“围剿”整体上，国民党军各部大都在苏区周围相对固定的位置作战，主要靠有线电话指挥，红军便难以全部掌握敌军的指挥和部署情况。加之王明、博古“左”倾错误路线的实施，红军反“围剿”战事节节失利。
五、红军建立情报机构，“铁桶”变“漏桶”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至江西瑞金，5月中央军委二局在瑞金乌石垅成立，称为后方二局，局长曾希圣（兼任红一方面军二局即前方二局局长），1934年l月前后方二局正式合并，统称军委二局。自此，中央情报机构初具雏形。
中央红军在1935年10月开始的战略转移，虽有预定的计划和一定的准备，但又是一次提前的突围行动。促成突围计划提前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央决策层获得的一批“绝密情报”。
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首席军事顾问、德国人赛克特的策划下制定了“铁桶计划”战略方案，计划在1个月内，由前锋部队逼近瑞金城下，届时将在瑞金的四周竖起三十重铁丝网，配备1000辆军用卡车，快速运送作战部队拦截。
但庐山军事会议结束当天晚上，铁桶计划的全部文件就落到了当时任赣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项与年等人手上，当晚项与年将“铁桶计划”连夜加密写到4本新买的学生字典上，10月7日下午他就赶到瑞金沙洲坝交到周恩来手上。
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在传阅了项与年送来的“铁桶计划”之后暗自大惊，深感中央根据地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地步，若不断然采取措施，再有十天半月就会完全被国民党军围困得难以脱身。
16日中央主力红军8.6万余人开始了战略转移。使得蒋介石精心铸造的“铁桶计划”最终成了一只裂缝的漏水破桶。
六、大展神威屡建奇功
长征开始后，敌我双方的军队都在时时运动之中。由于当时没有建立有线电话网，蒋介石对国民党军各军、各师下达命令主要通过无线电报发送。此刻，红军的电码破译活动达到了最高潮，敌军的电令大多数都能截获，破译成功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
宋侃夫，内部外号“本子”，意思是他拿到电台收到的国民党军电码，不用查对密码本，便能心中有数地把它的内容念出来，基本上不会有差错。负责电讯侦察的军委二局提供的一个个准确情报，帮助中央摆脱了每一次的危险。
如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军在湘西设下口袋阵，一渡赤水后川军以30多个团在长河南岸准备拦截，过大渡河前敌军在大树堡一带布有重兵等情报，都使毛泽东等领导人下决心迅速改变前进方向。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高度评价和赞扬曾希圣和他领导的军委二局说，没有二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开会议，讨论进攻打鼓新场的战役计划。
当时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人都同意进攻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毛泽东认为国民党黔军在打鼓新场筑有坚固的工事，又有国民党川军从旁策应，滇军将很快于12日赶到打鼓新场与黔军会合，而我军12日才能到达打鼓新场。
在此情况下，如果硬啃这块骨头，我军将会遭受不应有的损失，于是打还是不打成了这次会议争论的焦点。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当晚11时二局党支部书记戴镜元及其战友获取了滇军、川军和黔军的行动情况。
证明毛泽东对敌情的分析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在事实面前，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毛泽东放弃发起打鼓新场战役的意见。后来周恩来感慨地说如果我们贸然发起打鼓新场战役，必然造成红军重大损失，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八、助力“四渡赤水”，红军如虎添翼“四渡赤水”是红军长征中的得意之笔。邓小平说四渡赤水之战好比猫捉老鼠、老鼠捉猫,强大的敌人欲捉红军，不想却被红军引得昏头转向地团团打转，结果反被红军一再重创。
中央军委之所以能够灵活机动地指挥红军在数十万敌军中迂回穿插，依靠的就是“电台这个可靠的武器”，在整个战役中准确“传达中央首长的指挥意图”。整个战役期间，仅中央军委与各军团间的电报就达280余份，其中朱德总司令亲自签发的电报就在200份以上。
1975年叶剑英回忆长征时说:“四渡赤水，在龙里、贵定之间不过30公里的地方，红军进进出出、来回穿插，局外人看来非常神奇，但我们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条是靠二局军事情报的准确及时。如果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我们就不容易下这个决心”。
尤应提及的是，在四渡赤水期间，红军处于极端困难，即将重新陷入国民党军四面围攻的关键时刻，二局局长曾希圣想出一条妙计，利用敌人的电话，用在贵阳的蒋介石的名义给其部下周浑、吴奇伟发电，将两部主力调开。
这一妙计使红军避免了一场不利的血战，除了远在敌后的红九军团外，其余红军全部顺利南渡乌江，为红军北渡金沙江、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创造了条件。
1935年1月24日，中央红军攻克土城之后，刘湘、刘文辉等四川军阀为阻止红军入川，出动8个旅对红军实行合围。红军集中主力力图歼灭从南面尾随跟进的川军教导师第三旅和第四旅。
川军是有名的“双枪(步枪和烟枪)军”，本来朱德和刘伯承对川军的作战方式都很熟悉，但在实际作战中，由于川军有强烈的护乡意识，又惯于山地作战，再加上新装备的捷克造小迫击炮在山地作战中极有杀伤力，其战斗力大大出乎总部首长的预料。
1月28日，红三、五军团，红一军团的一部和军委干部团分南北两路向青岗坡的敌军发起攻击，战斗极为惨烈。虽然歼灭了不少敌军，但我军也付出了较大的伤亡。此时川军主帅刘湘下令，要将“饥疲不堪”的红军“一网打尽”，又增派两个旅火速赶来增援。情况万分危急，军委决定撤出战斗。
天色渐黑，部队仍陷在狭长的山谷之中，四周枪炮不断，人心不免慌乱。指挥员们纷纷向四周打量和思考着：哪里有敌人？哪里可以突出重围？
此时朱德总司令镇定自若。他拔出驳壳枪，指着旁边的小山头，命令警卫连：“走，跟我上去看看!”总司令大智大勇的言行使大家迅速镇定下来。这时，周恩来、王稼祥迅速赶到军委二局，要求迅速弄清情况。
军委二局马上在空地上架线侦收，并当即破译密电，发现红军周围布满了国民党军，其合围仅有一个不大的口子尚未合拢，外围只有蒋介石坐镇指挥的贵阳空虚。
军委据此决策，立即从包围圈的空隙中撤出，迅速摆脱当面敌军，西渡赤水，脱离绝地。此次土城战役是中央红军的生死之战。战役中，军委二局的无线电情报工作起了关键作用，对中央军委的正确决策和中央红军的胜利突围，贡献极大。
继土城战役之后的桐遵之战，红军再次截获了“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云南省主席龙云《作战方略》的电令，了解到国民党军对红军包围圈最薄弱的部分是黔北的军阀王家烈部。因此决定回师东进杀个回马枪。桐遵之战后，蒋介石痛心疾首，连呼“奇耻大辱”。
十、建功立业，彪炳千古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甘宁根据地的吴起镇。1936年l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师，胜利结束长征。
1936年底，二、四方面军的技侦力量归入军委二局。这支特殊的部队被任弼时誉为“密码脑袋”。为表彰电台侦听工作的汗马功劳，毛泽东曾先后两次为密码电报侦听破译工作题词，一次是“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另一次是“你们是革命的鲁班石”。这些题词言简意赅却意味深长，真实而又生动地反映了电台侦听工作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及对战争胜负的重要性。
谨以此文向坚守在隐蔽战线上的“战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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