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在明末能力挽狂澜吗（力挽狂澜拯救明朝）

在杭州的西子湖畔，埋葬着三位民族英雄：岳飞，于谦和张苍水，他们被称为“西湖三杰”，三人来自不同时代，死后却同眠一处，这或许是历史善意的安排。

岳飞毕生抗金，最终冤死风波亭，留下了精忠报国的千古美名；

张苍水投笔从戎，守故国衣冠，在大雨中英勇就义，最终求仁得仁；

而于谦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终其一生，都在践行儒家“从道不从君”的治世精神。他不是封建专制下的“愚忠”之臣，而是名垂青史的社稷重臣。

于谦之墓

一切伟大的行动和思想，都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于谦光辉的一生始于1398年。

1398年，于谦出生于浙江杭州。

于谦家境优渥，曾祖官至三品，祖父也曾在工部为官。父亲于彦昭淡泊名利，虽然没有走上仕途，但他正直仁义，学问深厚。

忠直崇义的门风影响了于谦的成长，他刻苦学习，饱读诗书，更难得的是树立了远大的志向。于谦以文天祥为偶像，将文山先生的画像挂在座位旁边，时刻激励自己。

文天祥

于谦17岁的时候游富阳山, 写下名垂千古的《石灰吟》。

千锤万击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首诗与文天祥的《过零丁洋》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多年以后于谦也和文天祥一样，真正做到了为国尽忠。

1421年，于谦进士及第，担任都察院山西道监察御史。在帝国芸芸众生中，于谦只是一名普通官员，他真正崭露头角是在五年之后。

1426年，蹩脚的阴谋家朱高煦在山东造反，明宣宗轻易平定了这场叛乱，为了让自己的皇叔心服口服，朱瞻基派出了于谦进行声讨。史载于谦“正词崭崭，声色震厉”，本就理亏的朱高煦毫无招架之力，趴在地上发抖，连声求饶。

于谦的出色表现获得了皇帝的赏识，第二年，他奉命巡抚江西。

于谦画像

建国之初，为了维护朱明王朝的稳定，朱元璋将自己的子嗣大肆分封，而江西现在是宁王的封地。

宁王府官僚依恃权势，强取豪夺，严重扰乱当地市场。但是于谦不畏权贵，秉公执法，查办了这些不法之徒，并且树立了一块石碑，以此警示后人。

当地百姓为了表达感谢，在郡学名宦祠中为于谦设立了长生禄位。

两年后，于谦圆满完成任务，回京复命，明宣宗将于谦提拔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 命他前往河南、山西等地巡抚。

明宣宗朱瞻基

在此后的19年间，于谦长期奔波于太行山区和黄河两岸。

宣德年间，山西河南等地灾害频发，非旱即涝，但是单纯的经济手段难以解决问题。为此，于谦“轻骑遍历所部, 延访父老, 察时事所宜兴革, 即具疏言之。”

了解当地实际情况之后，于谦制定了一系列利民措施。

频繁的灾荒影响了当地的收成，除了发放赈灾银，于谦还在各地设立“平准仓”，将官仓中的粮食低价出售，使得农民能够度过饥荒。但光有输血手段也是不够的，于谦将灾民安置在新立的乡郡中，为他们提供田地，耕牛，恢复当地生产。

为了从根源上减少灾荒，于谦决定治理黄河。他召集农民，利用农闲时间修筑堤坝，清除河道淤塞，还在沿河两岸植树固基，为农民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生产环境。史载“谦所至问民疾苦, 百弊咸饬”，于谦也被当地百姓称为“于青天”。

于谦画像

晋豫两省政务繁多，为了兼顾两地百姓，于谦把一年对分为二。

冬春两季他住在太原, 此时山西气候寒冷，正是青黄不接之时，需要格外注意饥荒问题。夏秋两季则住在开封，因为黄河水位暴涨，治水迫在眉睫。

晋豫巡抚19年，于谦轻车简从，四处查访，他逐渐了解当地民情，并且记录在诗歌当中，《荒村》便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村落甚荒凉, 年年苦旱蝗，

老翁佣纳债, 稚子卖输粮。

壁破风生屋, 梁颓月堕床，

那知牧民者, 不肯报灾伤。

在“台阁体”盛行的正统年间，于谦没有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而是以平民百姓为对象，用朴素的语句记录民生之艰，透露出他的民本思想。

于谦的晋升全靠个人能力，但他最终成为社稷重臣，则依赖于历史机遇。

1448年，于谦被召回京，任兵部左侍郎。

2.危机：土木之变

于谦回京第二年，瓦剌犯边。

有明一代，北方势力始终是国家的一大威胁，蒙元被逐出中原后内部分裂。正统年间，瓦剌在首领也先的率领下逐渐兴盛，称雄于北方草原。

绰罗斯·也先

在控制哈密与兀良哈之后，也先决定南下率军，获取更大的利益。

而此时的明朝，王振权倾朝野，他极力主张明英宗御驾亲征。于谦与王直等官员表示反对，但明英宗年轻气盛，决定亲率50万大军北征瓦剌，

年轻的朱祁镇不是也先的对手，同年明军战败。明英宗被瓦剌俘虏，50余名高级官员阵亡，大军全军覆没，明朝将重新上演北宋靖康之耻。

皇帝被俘，朝堂上混乱不堪，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尚书。

危急时刻，他做出了三个重要决定。

首先便是力主抗战，反对迁都。于谦驳斥了徐珵（徐有贞）的南迁之论，说道：

“京师天下根本, 宗庙、社稷、陵寝、百官、万姓、孥藏、仓储咸在，若一动则大势尽去，宋南渡之事可鉴也，妄言当斩。”

于谦画像

此时的明朝面临着崇祯年间类似的情形，但是国家框架依然完好，一旦南迁，北方大片领土瞬间沦陷，明朝将会落得与南宋一样的下场。于谦力主抗战的决定是正确的，他在危急时刻稳定了人心。

其次是另立新君，重建领导核心。

当时有两种选择，一是拥立年幼的太子为君, 由郕王朱祁钰监国。这种选择在和平时期完全可以, 但战争时期瞬息万变，这种做法难以构建强力的决策机构。

二是另立君王。这样既可以稳定人心，又可以断绝瓦剌的要挟，是一个明智的决策。可是从皇权传统来看，第一种选择更加稳妥，第二种做法则是兵行险招。

为什么于谦拥朱祁钰为帝是一着险棋？

因为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便确定了“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原则。除了朱棣以武力取代朱允炆，明代前期皇位继承严格按照这一规则。

朱元璋对明朝影响巨大

而于谦在朱祁镇依然健在，且皇太子正式册封的情况下另立朱祁钰为帝，这实际上是对现存皇统的一种颠覆。于谦以一介臣民卷入了皇权更替的漩涡中，其中的政治风险不言而喻。

但于谦此举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国家社稷考量。

孟子曾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于谦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在他步入官场之后，始终尊崇“民为邦本”的主张，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

于谦所忠于的不是封建君王，而是苍生社稷，具体来说是儒家主张的“从道不从君”。

所以他在国家危急存亡的特殊情况下，明确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建立起新的领导核心，赢得了扶危定倾大业的主动权。

他不是封建专制下的愚忠之臣，而是心怀天下的社稷重臣。

于谦

孟子在著作中对社稷臣有过论述：

“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

于谦便是这样的社稷之臣，北京保卫战是他的具体实践，只是他不幸成为了殉道者。

确立新的领导核心之后，于谦以京师为依托,，抗击瓦剌军队。

他审时度势，将京师作为中心，以宣府、大同、居庸关、古北口、紫荆关为屏障，集中兵力同瓦剌进行决战。

明军主力已在土木堡全军覆没，于谦号召天下义师进京勤王，并且命令军队前往通州领取粮食。

交战示意图

为了打击敌军的嚣张气焰，于谦将部队聚集在九门外，亲自督战，并且下达了命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

在于谦的指挥下，明军士卒一心，三军听命，击溃了瓦剌军队。于谦又命令军队追击，最终将瓦剌赶出京城，之后增兵保定、涿州、易州等地区，保卫了岌岌可危的大明朝。

最后一个问题异常敏感，是否迎回朱祁镇。

对于明英宗，明代宗的内心是复杂的。他在做藩王之时或许没有觊觎过皇位，但自从品尝到权力的滋味，便产生了其他想法：所有可能威胁到皇位的因素都必须清除。

所以他不愿意让自己的哥哥回京，最好是死在瓦剌。

北京保卫战结束之后，也先便准备送还明英宗，这样既可以将他作为谈判筹码，又可以造成明朝内部的混乱。

明英宗朱祁镇

对此，多数人主张迎回先皇，但是于谦表示反对，他并非担心明英宗会秋后算账，而是认为此时议和毫无主动权，对国家和明英宗没有任何益处。只有增强国力，对瓦剌保持军事上的优势，才能使对方心甘情愿地送回明英宗。

英宗问题实际是明朝与瓦剌斗争的延续，只是通过这样一种看似“温和”的方式进行。

经过休整，明朝逐渐恢复实力，重新夺回军事主动权，也先已经无法利用手中的皇帝威胁明王朝了，于是他愿意无条件放还明英宗。

于谦力谏明代宗迎回先皇，见于谦也改变了态度，他决定遣使迎归明英宗。

朱祁钰

“北狩”一年之后，明英宗朱祁镇终于回到了北京，他被尊为“太上皇”，安置在南宫内，从此失去了自由。

3.黑暗：南宫复辟

于谦在危难之际挽救明朝江山，又一手促成明英宗的回归，自此达到了政治生涯的顶峰。

于谦为人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遇到不义之举，就“如蝇在喉, 吐之乃已”。为官则刚正孤高，不计私利，虽身居高位却从不结党营私，更不会搞阴谋诡计，因此，偌大的朝堂之上没有一人是他的同盟。

就像他所说的那样“满怀心事谁能识, 独坐花前听鸟啼。”他独自守候着这份孤独，将自己的全部奉献给了国家。

在明朝官场中，这种孤独的气质是一种致命“缺陷”，于谦也因为这一“缺陷”得罪了太多人。

首先是徐有贞 (徐珵)。

徐有贞

瓦剌入侵之时，徐有贞建议南迁，但是遭到于谦的痛斥：“(徐)珵妄言当斩。”徐有贞在朝堂上颜面尽失，长时间无法升迁，他希望于谦为其求得国子监祭酒一职，于谦也信守承诺，转告明代宗，但是遭到皇帝的拒绝。

徐有贞认为于谦从中作梗，自此之后怀恨在心。

其次便是石亨。

于谦曾在北京保卫战时向皇帝举荐石亨，战争结束之后，石亨建议皇帝封赏于谦之子于冕。《明史》评价石亨此举是因为是内心有愧，同时也向于谦示好。

但是于谦拒绝了石亨的建议，并且上疏奏劾石亨 “不闻举一岩穴幽隐 ,拔一行伍微贱, 以裨军国之务 ”。再加上石亨侄子石彪在军中为非作歹，于谦对此严加整顿，两人之间的仇恨由此而来。

曹吉祥曾经担任监军太监，但是受到于谦的节制，所以曹吉祥对于谦也心存嫉恨。

曹吉祥

但归根结底，于谦政治悲剧的根源不在于奸臣陷害, 也不在于英宗昏庸，而在于皇权更替过程中的政治需要。

1457年，明代宗朱祁钰病重，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人趁机发动政变，迎回太上皇朱祁镇。

对于这场政变，于谦也有所察觉，于冕听闻石亨等人意图复辟，急忙告诉于谦。史载：

“方徐石夜入南城，公悉知之，屹不为动，听英宗复辟……公盖可以无死，而顾一死保全社稷也。”

作为兵部尚书，于谦完全有能力制止这场动乱，宣布他们是谋逆作乱。

可如果这样做，朱祁镇会被赐死，其子孙后代都会受到牵连，再加上朱祁钰已经绝嗣，明宣宗朱瞻基一脉将永远失去皇位继承权。

明英宗夺回皇位

帝位不稳则朝政动荡，各地藩王，北方瓦剌将会起兵，刚刚稳定下来的国家重新陷入混乱，黎民百姓都会深受其害。

若是王莽，司马懿之类的枭雄，可以将个人权欲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但两袖清风的于谦，又怎会计较私利。

所以他呵斥于冕：“小子何知国家大事？自有天命，汝第去！”

而这个天命就是皇权专制，任何人都不能违背。

当徐有贞提醒明英宗:“不杀于谦 ,此举为无名”之后，复辟成功的皇帝终于下定决心，对于谦处以“弃市”之极刑。他急需确立重登皇位的政治合法性，恢复朱明皇统。

1457年2月16日，阴霾翳天，行路嗟叹，于谦含冤遇害，倒在了他曾经保卫过的北京城。史官在修史的时候加上了这一句：（于谦）“死之日，天下冤之”。

于谦

结语

于谦之死，真乃天下奇冤！

他的一生真正做到了“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不管是土木之变另立新君，还是南宫复辟牺牲自我，于谦都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他所追求的是国家安定，他所秉持的是社稷为重的理念。

500年后的今天，时代发生改变，许多人认为于谦固执己见，不懂逢迎。

但于谦谨守本职，孤高清傲，在其位谋其政，为国家兴利除弊。

他并非不知变通，只是不想同流合污；他也了解潜规则，只是不愿接受。

他效仿的是文天祥这样的社稷之臣，牺牲小我，成就黎民。

这或许是一个不被众人理解的梦想，但于谦愿意为此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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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位同亮：《论于谦的历史地位》浙江学刊2007-03-15

2. 余丽芬：《试论于谦的为官之德及其当代价值》 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 2008-02-20

3.洪国强：《论于谦与景帝君臣关系的变动及其对土木之变后京营领导体制重建的影响》明史研究论丛（第十二辑）——明代国家与社会研究专辑2014-01-01

4. 钱国莲 叶仁美：《从于谦的人际关系论其人生悲剧的成因》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09-15

5. 陈剩勇：《于谦的悲剧:一个政治学的解读》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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