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大清第一明白人（掌故丛谈郭嵩焘说）

□周维强

我主编《教师周刊》时，曾约请治近代史的郭世佑教授撰文评论当时的一部热播剧。郭教授在这篇文章中说：近代对外交涉中，“妥协”是一个中性词，是任何一个政治家必须具备的心理素质，“该妥协时不妥协，就像该斗争时不斗争一样，都很糟糕”。此言甚善。考诸近代史，当时就有人发出这样的见解，譬如郭嵩焘。郭嵩焘在日记中说过这样的话：“计战与和二者，因时度势，存乎当国者之运量而已。未有不问国势之强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瞋目疾呼，责武士之一战，以图快愚人之心……”这个思想也见于郭嵩焘撰著的《绥边徵实》。

郭嵩焘。

郭嵩焘，湖南湘阴人，生于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郭嵩焘18岁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就与刘蓉、曾国藩换帖订交，后来又是曾国藩、左宗棠的儿女亲家。他自称“年二十二，即办洋务”，在晚清洋务派里，可算老资格了。光绪元年（1875），郭嵩焘积多年洋务活动的心得写了《条议海防事宜》。其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上海防六事”，曰“练兵、制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奉旨“下各督抚详议”。于是有了郭嵩焘的这篇讨论洋务方针的文章。郭嵩焘这篇文章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中国与洋人交涉，当先究知其国政军政之得失、商情之利病，而后可以师其用兵制器之方，以求积渐之功。”这就与总理衙门的“海防六事”着眼点大不相同了。船坚炮利是重要的，总理衙门的“海防六事”讲的也是对的，用郭嵩焘这篇文章中的话来说：“海防之大用具备于此”。但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学习、研究西方的“国政军政”——“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郭嵩焘不但要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还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用今天的话来讲，郭嵩焘还看到了“四个现代化”之外的“第五个现代化”。

郭嵩焘《使西纪程》。

郭嵩焘看到的这“第五个现代化”是什么具体内容呢？用他在1876—1879年“出使英国钦差大臣”任上写的《使西纪程》里话来讲就是“……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君民兼主国政”大概就是后来通常译作的“君主立宪”了。郭嵩焘具体考察了英国的议会政治、两党制度等等，所作评论，颇能得其精髓。他说英国两党制的实行：“……随声附和，并为一谈，则弊滋多。故二百年前即设为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而因剂之以平。”他还比较了中英的政治体制。他说“西洋君德”，找不出能跟中国上古三代的“令主”相比的，“即尹、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可西洋政治“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在郭嵩焘看来，中西政治体制的一条分野是：“圣人以其一身为天下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中国是一人之政治。一人之政治，则“一身之圣德不能常”，上古“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要是碰上暴君、昏君，也就没有办法了。而西洋“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郭嵩焘拈出“法治”一说：“圣人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者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

郭嵩焘的眼光显然要高于他的那些洋务同侪。钟叔河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世界的历史》一书里，表彰郭嵩焘道：“当其时（1877年），王韬虽然已经到过英伦，还没来得及对英国政治进行深入研究；孙中山尚未‘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康有为也还要再过两年，方‘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哩！”但那个时候垂帘听政的慈禧，是听不进郭嵩焘的这些意见的。慈禧要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被八国联军赶出京城才能同意实行新政，要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才宣布预备立宪，而这已是郭嵩焘写《条议海防事宜》《使西纪程》二三十年后的事了。

刘锡鸿。

慈禧不但听不进去，还把郭嵩焘视同“阶级异己分子”。所以郭嵩焘虽然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可能做了很多事情，同僚也都公认他是人才，结果却是，功是别人的功，官也得由别人做，在统治集团内部他不能得志（当与他同时从政的曾国藩、左宗棠等官拜一品大员时，他也还只能是“赋闲三品”）。光绪五年（1879），郭嵩焘在出使英国钦差大臣的任上，被他的副手刘锡鸿打小报告而被撤任归国。原定做郭嵩焘副手的不是刘锡鸿，军机兼总署大臣李鸿藻他们不放心郭嵩焘，就把这个热衷于“用夏变夷”的刘锡鸿派给郭嵩焘，以便监督郭嵩焘，随时能够揭发检举。数年后，“封疆大吏”刘坤一向慈禧奏保洪汝奎时，附带着提到郭嵩焘，说像这样的“人才”“未可投散置闲”，应该任用。但慈禧没同意。直到光绪十七年（1891），郭嵩焘故世，王先谦等写表，李鸿章代奏，说了郭嵩焘治学与为人的许多好处，请给他立传赐谥，慈禧还是“不准行”，理由是“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这部“书籍”，就是指郭嵩焘的《使西纪程》。

郭嵩焘的洋务思想还有其他一些颇有眼力的，比如他重视“学”，在《条议海防事宜》中说：“西洋之法，通国士民，一出于学；律法、军政、船政，下及工艺，皆由学升进而专习之。”比如他在《条议海防事宜》中力主扶植“商贾”，不仅如此，他还反对当时办洋务者的官办企业做法，反对“官督商办”，主张“使商人自制”，他说商人“有计较利害之心，有保全身家之计，因而有考览洋人所以为得失之资”。比如他在《使西纪程》及与友人书信里多次说的，西洋政治务在“便民”“利民”“富民”，而所以“国”也“强”；“而中国适与相反”。能够把“国强”在与“民富”的相联系中来认识，这些确实都是很了不起的见解，不是他的一些洋务同僚所能比的。

郭嵩焘故世七八年后，光绪戊戌变法失败，孙诒让听闻戊戌六君子北京菜市口被当局所杀的消息，在写给汪康年的信里慨叹：“一旦遭此惨祸，国事何可问耶！”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郭嵩焘上奏《使西纪程》被慈禧罢免，大概也可以说：这也是预示了洋务运动最后的“何可问耶”结局的不可避免了。

2022年4月14日，雨转多云，杭州西溪寓所

作者简介：周维强，编审。著有《蓟门黄昏：元史随笔》《书林意境》《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太白之风：陈望道传》《尚未远去的背影：教育文化名人与杭州》《史思与文心》《若有所思》《学林旧闻》《最忆是杭州》《古诗十九首评注》《笔下云烟：沈尹默先生题签往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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