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时茂夭折的处女作西沙儿女看文学史上误会最深的两种说法 从朱时茂夭折的处女作西沙儿女看文学史上误会最深的两种说法

朱时茂28岁拍摄的《牧马人》重新让人们记起中国电影曾经有过的谢晋时代，这部电影里，朱时茂演绎出了一份诚挚的爱情，使人感动。

朱时茂的处女作电影《西沙儿女》拍摄于1975年至1976年间。但这部电影并没有公映，而同时期八一厂拍摄的《南海风云》却顺利公映，至今仍是唯一记录中越西沙海战的一部影片。

而浩然所作的原著《西沙儿女》也相应地可以称着是唯一一部表现西沙海战的小说。

有意思的是，比较一下《西沙儿女》与《南海风云》，可以看出浩然在《西沙儿女》中的突破。

《南海风云》里不涉及任何的爱情元素，影片里的男主角有一个妹妹，与父亲一家三口在海上相依为命，后遭遇西贡海军的恶行肆虐，一家分离。电影里女性角色身份，只是男主角的妹妹，而不涉及到男主人公的爱情。

相比之下，浩然在《西沙儿女》里就要大胆得许多，他直接把男女主人公设定为没有血缘关系的青梅竹马关系，从小一起长大，之后，男主角当了海军，女主角成为民兵，当他们在西沙再次相遇的时候，是共同面对西贡海军的挑衅。

可以看出，浩然在当时的特殊的文学环境里，不得不沿用当时的一些时兴的政治元素，作为小说的表层釉色，但是，浩然在这部小说内质里添注了他的对情感的思考，对人性的刻画。

如果我们不能穿过浩然在小说里有意为之设计出的表面的障眼术的话，那么，就无法理解浩然小说的良苦用心。

正如《红楼梦》在第一章里，小说作者以一副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口吻，谈及这部小说的目的是为了维护道统，但实际上，从今天我们的视角看来，整个小说却洋溢着对青春生命的歌颂，充斥着对美好情感的礼赞，对逝水流年人性光辉的追忆。

所以说一部小说放在那里，如何识别出小说的真味，理解一部小说的真实意图，是考验一个评论家识力的重要指标，是验证一部文学史能否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关键尺码。

但很多文学史恰恰不具备这样的识力，所以，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低劣一直受到读者的广泛批评与鄙视。

包括北大教授、曾著有中国当代文学史相关著作的洪子诚，也对撰写文学史的学者的水平低劣表示承认。他认为文学史作者的最大欠缺是缺乏文学创作体验，无法设身处地与同情地理解文学作品本身。

我们不妨以《西沙儿女》在文学史中的评述来看一看著述者的识力如何。

在一般中国当代文学史著述中，对《西沙儿女》都是言简意赅，简单粗暴地直接套上结论。

对此，笔者与对浩然作品有过深入研究的河北作家刘国震探讨过，他认为很多中国当代文学史并没有看过所有的文学作品，只是人云亦云，袭用别人的说法。他认为当代文学史上对《西沙儿女》的否定态度，很多都与这种写史模式有关联。

中国当代文学史在叙述中的确有一种大同小异、似曾相识之感。近年来，最新出版的当代文学史，都是在拼盘式的归纳组装上玩起了小孩式的拼图游戏，随意对一大堆当代作家进行没有统一格式的“合并同类项”，于是我们看到许多匪夷所思的“拉郎配组合”，比如梁晓声与史铁生能够组合成一起，而在另一部史著中，梁晓声又划归到与韩少功为伍，而他们的风格很难说是完全不一样的。

最有意思的是在对浩然的《西沙儿女》的评价中，出现了文学史著述者违背基本的文学常识的尴尬与荒唐。

就笔者目前搜集到的当代文学史著作，觉得对《西沙儿女》论述较多、且能作出字数较多解析的文学史著作有两部。

一部是丁帆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第2版，2007年版），这也是当代文学史上少见的对《西沙儿女》进行较长篇幅评介的一部著作。

该书评述道：“中篇小说《西沙儿女——正气篇》及其续篇《西沙儿女——奇志篇》，是浩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继《金光大道》之后的又一部轰动之作。西沙群岛是不可分割的中国领土，70年代初，我南海军民奋勇击败入侵西沙的侵略者，捍卫了祖国的领土主权。反映这场民族战争，作者在构思《西沙儿女》时，却杜撰了苦大仇深的渔民程亮、阿宝父女，以及青年符海龙，与渔霸鲨鱼牙及其走狗独眼蟹之间贯穿新旧两个时代的阶级斗争。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正面人物迅速成长，程亮升任西沙党委书记，符海龙升任海军舰长，阿宝成长生产能手、民兵骨干，一起奔向了反侵略战争的前沿。在斗争的风口浪尖上，阿宝与符海龙结婚。……”

这个文学史的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它认为小说的“杜撰”是一种罪过。

按照这个文学史的说法，《红楼梦》“杜撰”了虚无飘渺的贾府，《悲惨世界》“杜撰”了不存在的劳改场走出的英雄冉阿让，《百年孤独》“杜撰”了一个百年衰亡的长着尾巴的家族。

如果文学史还纠结在“杜撰”这个概念之下难以自拔的话，还能期望这样的文学史能识别出真正的文学内涵吗？

应该说这本文学史著者首先要做的一步，就是先搞懂什么是“小说”的定义，搞懂“杜撰”与小说的关系问题。

第二部误会较深的是汪名凡所著的《中国当代小说史》（1991年版）。

该书对《西沙儿女》的评述有一页纸的内容，应该说在当代文学史中涉及该小说的评述内容还是比较多的。

开宗名义，这本文学史先对《西沙儿女》作了一个定性：“1974年的《西沙儿女》，是浩然创作上发生大幅度偏斜的关键性的一步。”

接着，书中从艺术上指出《西沙儿女》尤其是其中的“奇志篇”的主要存在问题，然后重点分析了书中的人物，称“尤其是以显赫的地位占据了作品艺术描写的中心的女主人公阿宝，完全是按照‘四人帮’的政治原则和‘三突出’模式捏制出来的黑样板。作为政治概念的化身，她以‘四人帮’的那一套横冲直撞，为所欲为作为具有高度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和大无畏的、敢于蔑视一切怀疑一切反抗一切打倒一切的‘反潮流精神’的天生的造反派，什么同伴、长辈、组织等等，统统不在她的眼里，说批就批，想训就训，吆五喝六，不可一世。作为‘艺术形象’，她不食人间烟火，毫无生活气息，空虚、苍白、虚假，不仅有先验的的政治觉悟，而且有超绝人世的聪明、胆量和本领。她事事先知，处处高明，不需学习不必锻炼就在任何方面强过任何人，所以对庸碌昏昧的‘群氓’来说，她不仅是榜样，是导师，更是救星和神明。尽管在作品中她的身份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的渔家女，实际上不啻是一尊足以光耀千秋、流芳万世的当代女神，在贬抑除她以外书中一切人物的同时，作品赋予她完美绝伦的‘美质’”。

这一个评论，基本没有涉及到小说里的情节，完全是评论作者在这里指点江山，按照作者的意图，任意编排小说里的人物。

因为《西沙儿女》是一部表现战争的小说，它小说里的女主人公不可能像林黛玉一样，弱不禁风，小说里还需要她冲锋战斗在第一线，这样就不可能把小说里的女主角写得过于普通。脱离小说的语境与表现的内容，苛求小说里的人设，显示出文学史作者已经自己先行脱离了小说表现的题材，而在一个架空的超现实的时空里，展开自己的任性的想象，随意臧否小说了。

这本文学史认为女主人公阿宝“不需学习、不需锻炼”就高人一等，其实《西沙儿女》“正气篇”里描写阿宝的儿童生活的时候，正是表现了她的成长，这种成长，包括她在西沙的孤岛上捡拾到汉代的铜钱、明代的瓷盘，都可以说接受了中国历史的生动现实的教育；在西沙的小岛上，她不再惧怕黑暗，与她的上一辈亲人，与那些觊觎中国领土的外来势力顽强地搏斗，这里可以说就是保卫祖国疆土的前沿，长大后，她又与西贡的侵略者针锋相对，正是在面向那些外来的不断挑战上，锤炼了她的意志。应该说，小说里写到了她的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写到她接受中国历史文化的濡染与承继，不管怎么说，这个人物形象是相当丰满的，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至于小说里的阿宝是否有情感，恰恰在浩然的笔下，把阿宝这个人物描写得非常善解人意。

比如，小说里提到一个细节，阿宝要外出去上学了，生产队长送给她一支钢笔，阿宝并没有接受当时来说这件很珍贵的礼品，说道：“阿叔要送礼，就送阿哥，他会走得远，我总离得近。”

一个多么懂事、多么可爱的女孩，从这一段对话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她亲昵地叫着阿哥的符海龙在她心目中的份量。一语双关，一箭双雕。

《西沙儿女》电影里，阿哥由朱时茂扮演，阿宝由李秀明扮演，虽然我们无法看到成片，但可以想象，这两个演员会把这一段阿哥阿妹的两小无猜的情境会演绎出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后来阿宝与符海龙的情感递增过程，小说作了许多铺垫。其中有一段描写两个人在海岛上散步的情节，暗示了两个人的情感关系已经在溶溶月色的助力下，步入到水到渠成的心心相印了。

而这种月色下的柔美的爱情，在浩然的《艳阳天》第二十七章里表现肖长春与焦淑红的段落里，也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有意思的是，《艳阳天》里扮演爱情主人公肖长春的张连文，在《西沙儿女》里则晋升为阿宝的父亲，也就是李秀明所扮演角色的父亲。

《西沙儿女》继承了《艳阳天》的衣钵，我们可以视着月色下的散步，是浩然营造浪漫爱情的一个非常乐于选用的渲染要素。

其实往前追溯，我们可以在周立波的《山乡巨变》里，看到作者描写乡村里的男女爱情的时候，也是搭制了这样的月亮高悬天际的谈情说爱的舞台。

而在《西沙儿女》里，浩然的最为出人意料的描写，是在小说里写到夫妻相见的时候，身边的同事与闺蜜竟然开起了暧昧的玩笑。

在《西沙儿女》小说里描写到阿宝与渔民们登上了战船，在这里遇见了丈夫符海龙。

在中国人的习惯中，大庭广众之下，一对夫妻总是最后打招呼的，这是中国人的含蓄性格的体现。《西沙儿女》里正是这样写的，符海龙见到妻子来了，他是先向随同她同来的阿伯敬礼，跟她的闺蜜握手，“最后，朝阿宝点头笑笑。”

这是多么符合中国人传统的礼仪习惯啊。字里行间，满满的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要旨。

这时候，符海龙的战友不满意了，开起了玩笑：“请大家评评，舰长对我们民兵连长同志是不是太没礼貌啦？”

旁边的几个干部也帮腔：“是呀，不敬礼，也应当亲切地握握手呀！”

这种调笑的暗示，是中国式“闹洞房”的主要模式的变种。

其实在《金光大道》里，浩然也写出了这种中国式调笑的生动的场景。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沙儿女》还是非常鲜活地表现了世态人生，尤其是对朦胧的两性关系，还是作出了隐秘的描写，非常符合中国人的现实情态。只是文学史作者无法穿透浩然表层的障眼术，难以看到小说里的现实生活的忠实再现的趣味与乐趣，所以，这些文学史只能错误地理解了小说，难以看清浩然小说的妙处。

中国各种版本的当代文学史中，就笔者目前能够查到的，对《西沙儿女》评价较多的也就只有这两个书。其它的当代史，对《西沙儿女》的评论不超过三到四行，在一百字左右范围内吧，而这两本文学史对《西沙儿女》进行了较为丛杂的评论的时候，又夹杂着误会、误解与误读，这里面的因素可能是多样的，一方面是写史者的“识”力有限，难以穿透作者故设的迷障，沉陷在作者当初设下的“坑”里难以爬上来，另一方面，正如刘国震先生所说的那样，很多评论者没有看过原著，只是跟着现在的定论走，从而导致了自己的评述论点学舌着别人的声音，嚼着别人的馍，从而导致了一部优秀的作品《西沙儿女》得不到正名。

当年朱时茂因为时代的误会而失去了在他的处女作电影《西沙儿女》里展现他的英雄气概的机缘，那么，今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长度，能够给予我们一双慧眼，超越作者有意为之设下的迷津与深坑，还那些被遮蔽着的文学精神与人性光泽以应有的本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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