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阳方言俗语（丁惟汾的俚语证古和方言音释）

检视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的要员名录，诸如叶楚伧、胡朴安、马叙伦、邵力子、柳亚子、夏仁虎等，大多既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又是具有比较深厚学养或在某一领域颇有造诣的专家乃至硕学大儒。

既著有《山东革命党史稿》，还撰有《俚语证古》和《方言音释》等《诂雅堂丛书》的丁惟汾，正是其中的一颗亮星。

叱咤风云载青史，学富五车著文章

丁惟汾(1874-1954)，字鼎丞，别号诂雅堂主，人称诂雅先生，山东日照人。1903年赴日本留学，追随孙中山，是同盟会的创始人之一，与廖仲恺相侔，并称孙中山的左膀右臂。

在创建国民党政府期间，曾一度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1922年9月6日，丁氏与陈独秀、张秋白等9人组成的国民党党务改进起草委员会，草拟了《中国国民党党纲》《中国国民党总章》。1923年2月，受在广东的孙中山委派担任“辅助总理”的参议，代表北方党人支持孙先生的革命活动。

丁氏“结穴”之作《俚语证古》

《俚语证古》是《诂雅堂丛书》的一种，初稿曾题名《俚语解故》，是书十四卷，凡十四类，类各为卷，隐略为《尔雅》《方言》体例。卷一为天，卷二为地，卷三为形貌，卷四为声容，卷五为饮食，卷六为衣服，卷七为家宅，卷八为器用，卷九为草，卷十为木，卷十一为鸟，卷十二为兽，卷十三为虫鱼，卷十四为语丛。全书考释俗语俚言凡1025条，条目以今语列首，次以简语接释;释文则取该条俗语中心词或关键语素直释其语义，次注古今音读、音转，末则征引经史子集、字书等以证其所出有自。各条目体例严谨，考释精审简明。例如:

姑子，嫁子也。妻称夫姊为大姑子，夫妹为小姑子。姑字当作嫁。《方言》三，女谓之嫁子。郭云，言往适人。《诗·周南·桃天》篇，之子于归;《传》云，之子，嫁子也。 阿嚏，鼽嚏也。喷鼻谓之打阿嚏。阿为鼽(古音读欧)之双声音转。《月令》，民多鼽嚏。《玉篇》，嚏，喷算也。鼽嚏，为喷鼻声。鼽嚏，《淮南·时则训》，鼽室;高注，鼽读怨仇之仇。按仇，古音亦当读欧。

有民俗语言学者的研究指出:《俚语证古》一书保存了大量方言俗语的资料，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民俗语汇提供了文本，尤其是名物方言俗语，使一些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东西的名称得以保存，为我们阅读古代文献提供依据。而且在此书的最后一卷语丛部分，也可以寻到仍然具有生命力的方言俗语的渊源，如丁个、单崩、趣黑、当戈等，这些都为我们研究民俗语汇提供了难得的语料资源。丁惟汾采用音转原理，将古今方言、俗语沟通起来。一方面具有创新精神，为训示古籍者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另一方面作者脱离传统词源学方法，以文字资料为本，凭字词音形义推究语源。即如古人作诗词文章，多讲究用典，注重遣词用字要有所本、有其来历。这种崇雅尚古观念所致，使得推求民间俗语语源亦所本于前人经典文字。于是丁氏便“类次俗语、俗事之见于经史子集”，“务使里巷中只语片解，俱合于古”。这种以见诸古人文字为语源或出处的主导倾向，不仅贯穿着中国俗语学史，亦是传统词源学的基本方法，即偏重书证文献中的语源。其实，民俗语言和民俗词汇未必都能见诸典籍，因此在探寻民俗语源上不仅要强调书证，也要看到其他因素，如政治因素、民俗心理因素、民间口碑资料等。虽然有些民俗语汇在典籍中未曾涉及，但在口语中已经形成了一种语言文化被固定下来，就无需为它穿上一件厚重的古典文献的外衣，或通过语音一定要为其寻找到音转根据，这样只会使这些民俗语汇失去真实的外衣。(韩璐:《<俚语证古>说略》，《文化学刊》，2006年第2期)

据有学者比照《山东方言词典》统计，全书涉及“胶东片”的方言词条235个，“非常具有代表性”，“其中日照方言词条共有486个。与当今日照方言一一对照，主要有基本一致、读音或写法有变、词义有变、很少使用或不再使用、一音多义五种情况。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日照方言的某些发展变化，对方言和俗语的研究有很大的作用”。(姜荣、孙夫荣:《丁惟汾(俚语证古)引日照方言考》，《文化学刊》，2008年第3期)本书因循章太炎先生《新方言》之法，多以通转音训考释俗语语源。考释虽精审，却不乏泥古难拔而牵强附会之病。又是书无子目索引，查检不便，至为遗憾。《俚语证古》的姊妹作《方言音释》

《方言音释》十三卷，初稿曾题名《方言译》，系《诂雅堂丛书》一种。是书乃为扬雄《方言》又一注本。各条首列《方言》原文及郭璞旧注，次将有关文字分别归属各个韵部，再次为释文书证，突出“以音释音、以音释义”方法，故称“音释”，是一部别具特色的《方言》注本。卷首为丁氏1933年在济南寓所撰写的《方言音释·序》:“方言，为四方之言。方，乡也。方言即乡言。举其言而说之，谓之谈。同乡与同乡言，谓之乡谈。与异乡言，则不得为乡谈。不为乡谈，即以为异言。同一言也，谈之者因声音之流变不同，遂以为异耳。古先圣王知其然也。采取四方之言，笔之简策，藏诸故府。使人人知异乡所谈同为一言，并非异言。所以通民隐，定民志也。诏告天下，以重来兹，俾子子孙孙世守罔替，永宝用享。扬子云氏，起于汉末，抱残守阙，辑而录之，并为之疏通证明，可谓伟矣。景纯继起，复为训释，而《方言》一书因益彰明。降及后世，继起者虽代有其人，而若隐若现，不绝如缕，盖亦危矣。有清末叶，海禁大开，异国之言，漫衍浸入，通都大邑崇外语鄙国言之风尚，骏骏日炽。国运日危，来轸方遒，顾瞻周道，如有隐忧。爰取《方言》-书，详为念读，略解鳃理。始知四方之言，通为一贯之语，但音有流变耳。以今语证古语，古今无不吻合。即妇人孺子之琐语猥言，与古人亦无少异。夫乃叹今日之言语，仍是原自古初，无少变更，而古先圣王之流译远矣。因详为爬梳，以音释音，以音释义，作《方言音释》。”

“异国之言，漫衍浸入”，不足惊怪，如《上海俗语大辞典》所辑录的某些因一时流行而误为俗语者，随着时代发展亦多为淘汰，所能保存的，仅适合汉语习俗者而已。然而，一时“通都大邑崇外语鄙国言之风尚，骏骏日炽”，却当注意，要为纯洁中华民族语言而奋斗，否则将起连锁反应，乃至“国运日危”。当然，仅此一端尚不足亡国灭族，亦不可视同小可。而泥古守旧，亦为一弊。编纂《方言音释》，缘于爱国之忱，赤子之心，其诚可贵。丁氏所曾“时与往来商讨者，余杭章炳麟太炎，仪征刘师培申叔，蕲春黄侃季刚，皆邃于古音韵者也”(王献唐:《诂雅堂主治学记》)。丁氏“诂经，其柄持在声音，声音之运用，其要妙在精熟，犹学书然。知啄勒勾趯之成规，腾于口而涩于用，与不知等。用必沉潜于中，积年累月，久而神明变化，应手得心。先生之于声音亦然。以此治尔雅，更以此治《毛诗》《方言》”(王献唐:《诂雅堂主治学记》)。这个源自汉代扬雄《方言》和近代章太炎的传统训诂学方法，是丁氏久经实践研习驾轻就熟的路径。其精于音韵训诂之学，又尝读《方言》等书凡数十百遍，是其治《方言》作《音释》之本。章氏撰《新方言》专就近代方言而考，而丁氏《方言音释》则旁征书证，以“音释”为本。

《俚语证古》和《方言音释》两书是丁氏一生治学的代表作品，也是其与世俗生活联系比较直接的“接地气”的作品。就两书的题材而言，与其关注国运民生的从政意识，亦可使人感到有种潜在的交相呼应的联系。

“诂雅堂主”与“平乐印庐”主人交谊故实

丁氏所著《毛诗解故》《毛诗韵律》《尔雅释名》《尔雅古音表》《方言音释》《俚语证古》，合称《诂雅堂丛书》六种。这些著述之所以能够得以保存和付梓问世，则要归功于王献唐的清钞整理。故论及丁氏学术则不得不述及两位之交谊。

王献唐(1896 -1960)，初名凤琯，后改名琯，字献唐，号凤笙，以字行，室名双行精舍、顾黄书寮、平乐印庐等，山东日照人。王氏出身书香门第，22岁时，回济南任《商务日报》和《山东日报》主编，后以两报特派记者身份长驻青岛。1929年起历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山东金石保存所负责人、山东古迹研究会委员兼秘书。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博物馆副馆长等职。

“平乐印庐”主人王献唐晚丁惟汾22岁，相差一代，但二人乡谊颇厚、学谊甚笃。且看如下零散的交往踪迹。

1919年，时任山东省立政法学校国文教员并兼《新报》和《申报》记者的王献唐，不时有评论山东政事文章见诸报端，引起了丁惟汾的注意和赞赏。后经同乡尹辛农的介绍，于1923年在济南相见订交。自此，献唐拜丁氏为师学习音韵、训诂之学，两人过从甚密，成为终生的忘年之交。

1926年，王献唐应时任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部长的丁氏之邀，往九江担任了训练部总务科科长。次年，又经丁惟汾介绍到南京任国民党总部秘书，并从之研习《毛诗》开始治学群经。后来，因被怀疑与报纸披露的一些国民党内部信息有关，涉嫌泄密，于是愤而辞职并发誓不再从政，还将此前皆用名“王琯”，改作此后一直使用的“王献唐”。

王氏一生著述颇丰，已刊行者如《炎黄氏族文化考》《两周古音表》《古籍书画过眼录》《中国古代货币通考》等30余种。此外，另有20多种稿本遗作有待整理刊行，总约50余种之多。与此同时，从集中反映其藏书、校书成就的《双行精舍书跋辑存》所收题跋可知，其一生校书有万余卷。当然，个中亦包括《俚语证古》《方言音释》等《诂雅堂丛书》。由此可窥其学养、功力和造诣之深厚，成果之丰已在其师之上矣。

有王献唐这般门生，足慰丁惟汾先生在天之灵矣。

来源：《寻根》2013年 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