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吸取商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中那么多诸侯国）

在整个周成王统治初期，楚人自其国君熊绎以下似乎都努力扮演着忠臣赤子的角色。然而，很快他们却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而当历史的聚光灯再次照到在他们身上之时，却已然是周昭王姬瑕大张旗鼓的 “南征伐楚”之时了。

虽然从现有史料来看，我们并没有找到周、楚关系缘何迅速急转直下的直接证据。但是发生在周成王统治中期的一起政治风暴，却似乎与之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那便是至今仍众说纷纭的 “周公奔楚”。

“周公奔楚”的故事不见于 《尚书》《左传》 《国语》等先秦史料。司马迁却言之凿凿地将其记录于 《鲁周公世家》及 《蒙恬列传》之中。虽然叙述的角度略有不同，但上述两篇文章的核心内容却基本一致。都是说在周成王亲政之后，有人趁势攻击曾经身为摄政的周公旦，周公旦为了避祸，不得已逃往楚国。

虽然 “周公奔楚”一事的真实性，至今仍广受争议。但如果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来看，面对着本就对自己颇为猜忌、眼下又听信了谗言的周成王，周公旦第一时间尝试着进行解释显然很难奏效。反倒是暂时离开风暴中心，让双方有时间和空间进行冷静思考较为安全。

那么在众多的诸侯国之中，周公为何独独挑中楚国呢？站在后世者的角度来看，周公或许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考虑的。首先，从远近亲疏的角度出发，他如果前往以自己儿子伯禽所在的鲁国或其他姬姓宗室封国，那么势必会加剧周成王的猜忌，引发又一场诸如“三监之乱”那般的内战。而东夷、西戎诸国又与周王朝有着血海深仇，周公旦不敢贸然前往。唯有楚国地位特殊，既非姬姓宗亲、又乃周氏股肱，正好用作临时避难所。

其次，楚国国都丹阳位于镐京东南，地利位置相对便利。抵达丹阳之后，周公可以从容地根据政治形势的发展，进而选择自己下一步是折向洛邑、还是东去鲁国、甚至逃亡东夷，

最后，之所以选择楚国出奔，或许还因为在周公和大多数周王室的眼中，以熊绎为首的楚国贵族，老实巴交、任劳任怨，即便遭受了不公正待遇，也不敢公开发作。俨然是一个可以任意揉捏的软柿子。周公旦相信自己跑到丹阳之后，楚国人既不敢将自己拒之门外，也不敢将他送回镐京。如此一来，自己便可以坦然摆出一副 “去国避嫌”的姿态，坐看风云变幻。

虽然 “周公奔楚”最终以周成王在周公的府邸发现了这位叔叔早年间为生病的自己祈福、甘愿以身代死的祷书，深受感动之余，命人从楚国请回了叔叔而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是经历了这番政治风波之后，楚人的内心却似乎久久难以平复。他们既对卷入周王室的宗室内讧倍感后怕，也对周公这种毫无先兆便引来灾祸的方式出离愤怒。

启尊，西周昭王时期青铜器，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种不安和愤怒逐渐发酵，令楚人急切地想要摆脱迁都丹阳后这种寄人篱下的感觉。然而，在成王姬诵及其子康王姬钊统治时期，兵强马壮的周王朝征战四方，无往不利。弱小的楚人想要脱离其控制，谈何容易。直到姬钊去世，周王朝的第四代君主昭王姬瑕登基，楚人才依稀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

作为生前武功赫赫的周康王姬钊的继承人，以27岁壮年继位的姬瑕自然也渴望成就一番自己功业。然而，由于其父康王末年曾连续对东夷和鬼方大规模用兵，姬瑕要想青史留名，不仅需要耐心等待此前虚耗的国力缓慢地恢复，更要需要寻找到一个合适的新战场。

为了积聚力量，姬瑕统治的前14年里周王朝似乎并没有主动卷入大规模的战事之中。然而，看似四海升平的背后却是暗流涌动。公元前982年四月，中原地区突然遭遇了长时间 “恒星不见”的阴霾气候。当年，鲁国境内更发生了国人暴乱、袭杀宰臣的恶性事件。

这些天灾人祸对周王朝的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更令姬瑕的统治威信摇摇欲坠。为了转移内部矛盾，姬瑕急需一场对外战争。为了制造战争借口，公元前980年，姬瑕驻跸于洛邑成周，召集天下诸侯和方伯前来觐见。迫于周王朝强大的军事压力，除了本就从属于周王朝的各方势力之外，连被周人视为东夷和南夷的华东和华南地区亦有26位酋长千里迢迢地赶了过来。

这般 “万国来朝”的景象，不仅极大地满足了姬瑕的虚荣心，更令其对正在计划中征服汉水流域的战争充满了信心。随着朝见活动的正式结束，姬瑕随即便以汉水以南的 “虎方”未来觐见为由，命宗室将领的南宫氏作为王师的前锋向着南方进发。而在各路诸侯的兵马集结完毕之后，姬瑕更亲率大军一路高歌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