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蒙扬州之战（千年的未解之谜）
淳佑十一年（1251）六月，蒙哥继承蒙古大汗位，及时改变了以往全线攻宋，“一岁一抄掠之，害其耕，夺其聚，杀其民人，使不得供其军赋”，“才掠即去，虽去不归”这种单纯破坏性与掠夺性的战略，开始从四川到淮东一线与南宋接壤的占领区内修筑城池堡垒，部署重兵，为最终灭亡南宋作好准备。同时吸取了过去全线攻宋和难以突破南宋沿淮防线的教训，决定将地处长江中上游的四川地区作为进攻重点。宝佑五年（1257）九月，蒙哥汗命最小的弟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自己与忽必烈带兵出征，次年四月进驻六盘山，然后分三路侵宋。蒙哥自率主力4万，号称10万攻打四川；宗王塔察儿率领东路兵出襄、漠；已在云南的兀良合台领兵经广西北上， 计划入湖南与东路军在长沙会师。三军会师后再直捣南宋都城临安。
入侵四川的西路蒙军，遭到四川军民的顽强阻击，进军并不顺利，直到当年十二月下旬才抵达合州（今重庆合川）的钓鱼城下。钓鱼城军民在守将王坚的领导下，连行了长达半年之久的英勇抵抗，多次击退蒙军的进攻。蒙哥汗一面亲自督军攻打钓鱼城，一面派都元帅纽璘继续东进，力图占领川东以控制长江中上游。宋廷得知蒙军大举入蜀、四川情况十分危急的消息后，紧急调集军队前往增援，但是仍然抵挡不住蒙军的攻势。开庆元年（1259）正月，蒙军进攻涪州（今重庆涪陵）、忠州（今重庆忠繇），逼近长江口岸。焉了防止蒙军沿长江东下进入湖北路，宋廷急命贾似道从扬州领兵去峡州（今湖北宜昌）增援，出任枢密使兼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都大提举两淮兵甲、总领湖广京西财赋、总领湖北京西军马钱粮、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兼提领措置屯田兼知江陵军府事等职，几乎将组织抗蒙军进犯的全部重任都交给了贾似道，以便由他对各战区作统一指挥和调遣，特别是加强对长江中上游的防御。一个大臣肩负如此之多的军政职务，在整个宋代可谓绝无仅有，充分说明了理宗对他军政才能的信任和依赖之深。三月，宋廷又命京湖制置参议官吕文德从播州（今贵州桐梓县西南）北上入川，出任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主持川东抗战。吕文德军入川后，在友军配合下，大败纽璘军，断涪州蒙军浮桥，并于六月间进入重庆府。由于贾似道在峡州沿长江一线部署了重兵，吕文德军的入川又打乱了蒙军进入长江的企图，使入侵四川的蒙军陷入进退失据的境地。蒙哥汗久攻钓鱼城不下，又气又急，染上了疾病，在开庆元年（1259）七月死去。蒙哥汗一死，侵蜀蒙军无法继续前进，只得从川东、合州等地撤兵北返，四川局势得以缓和。与宝祐五年（1257）九月，蒙哥汗率军南下同时，东路军统帅塔察儿开始入侵京湖地区，进攻目标是樊城。但由于南宋守将李和的坚守及襄阳守将高达等人的积极应援，樊城久攻不下，塔察儿被迫于次年春天退兵。于是蒙哥汗改命忽必烈任东路军统帅。宝佑六年十一月，忽必烈从开平（今蒙古自治区多伦县西北）率军南下，八月十五日渡淮水，选择鄂州作为攻击重点和突破口。八月二十一日蒙军进至黄陂（今湖北黄陂），三十日抵达鄂州长江北岸。九月初一日，诸王穆哥遣使告诉蒙哥汗死讯，请忽必烈撤军北山，“以系天下之望”。忽必烈不愿无功而返，命军队于初三日夜里自阳逻堡（今湖北黄州市境）渡江，初四日黎明进至鄂州城郊外。宋廷得知蒙军渡江，大为震恐，开始在临安城内组织义勇，招募新兵，增筑平江（今江苏苏州）、绍兴、庆元府（今浙江宁波）城堡，同时立即调淮东、沿江的军队应援鄂州。此时，贾似道已奉命从峡州移司汉阳，并派出水独之师及时赶往鄂州救援。忽必烈遣部将王冲道等到鄂州东门招谕，城上“矢下如雨”，王冲道堕马被宋军俘获。忽必烈知道鄂州宋军已有准备，便亲自渡江至鄂州，初九日蒙军完成了封鄂州城的包围。二十八日，宋廷诏贾似道节制江西、两广人马，通融应援上流，以增强抵抗蒙军进攻的能力。
蒙军包围鄂州之后，在城外建造了一座五丈高的了望台，忽必烈“日居其上”，亲自指挥攻城。十月，贾似道由汉阳进入鄂州城内督师，直接指挥保卫鄂州的战斗，理宗也派人于军中拜他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蒙军久攻鄂城不下，乃“作鹅车，洞掘其城，别遣勇士先登，攻其西（束）南陬，屡破之”。已移军鄂州城内的高达一面率军力战，一面组织士兵修补城墙，城屡破而屡筑，使蒙军不能得逞。贾似道又命宋军沿城墙内壁建造木栅，形成夹城，以防蒙军穴城而入。木栅于一夜之间筑成，忽必烈闻之，不得不承认贾似道的军事才干，他感慨地对身旁近臣说:“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蒙军久攻城不下，有些将领就归罪于士人，说都是他们力劝忽必烈不可杀人，造成鄂城不肯投降之故。忽必烈驳斥道:“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再次表明忽必烈对贾似道作为一个文臣有如此军事才干的称道。在贾似道的指挥下，南宋各路援军纷纷奔救鄂渚，尤其是四川战事因蒙军北撤而缓和后，吕文德奉命自重庆提军沿江而下，于十一月初一日进抵鄂城，使“（城）守愈坚”。从云南北上的蒙军，在兀良合台率领下，于开庆元年（1259）六月侵入广西，在南宋军队的顽强抵抗下，攻打柳州（今属广西）和静江府（今广西桂林）都不能下，才于十月初从小路绕道进入湖南，并于十一月十七日抵达潭州（今湖南长沙）城下。湖南安抚副使兼知潭州向士璧“亲率军民，且战且守。既置飞虎军，又募斗弩社，朝夕亲自登城慰劳”，勉强把蒙军阻挡在潭州城下。云南蒙军的北上，造成荆湖地区人心惶惶，陷入一片混乱。消息传到临安，也引起南宋君臣的极大恐慌，监察御史饶应子以为:“今精兵健马咸在阃外，湖南、江西地阔兵稀，雎老臣宿将可以镇压，然无兵何以运捍敌之来？当自内托出，不富自外赶入。”理宗以为然，遂于开庆元年十一月初一日下诏，命贾似道移司黄州（今湖北黄州市），在那里组织起一道新的防线。黄州地处鄂州东面的长江北岸，“乃北骑往来之要冲”，从鄂州突围到黄州，是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于是吕文德遣孙虎臣将精兵七百护送，途中险遇蒙军，幸亏都是老弱残兵及所掠金帛子女、降将，虎臣率军将其打败后，贾似道才得以顺利进入黄州。贾似道移司成功，鼓舞了两淮、江西一带的士气，“下流之兵始振”。入冬，包围鄂州的蒙军得疫疾的人数已达十之四五，加上粮食匮乏，战斗力大为下降，侵宋战争并不顺利。正当此时，忽必烈妻自开平遣使臣来，密报阿里不哥在漠北图谋继承汗位的消息。忽必烈便召集他的将领、幕僚商议对策，谋臣郝经等人以为争夺汗位已事不宜迟，而要灭亡南宋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因此建议忽必烈“断然班师，亟定大计，销祸于未然”。廉希宪、董文用等官员也以汗位不宜久悬，力劝忽必烈退师。闰十一月上旬的一天，正当忽必烈离开鄂州准备北返时，贾似道派宋京前来军营议和，忽必烈便顺水推舟，允许与宋议和，随即撤围而去。忽必烈自己则轻骑北上，经燕京返回开平，准备在那里自立为大汗。与此同时，忽必烈通知兀良合台退兵，于是潭州之围解除，南路蒙军也自湖北渡过长江北返。历时一百余天的鄂州保卫战，以南宋的胜利而暂时高一段落。开庆元年（1259）闰十一月二十二日，贾似道上表向理宗告捷说:“诸将大捷于鄂城，鄂围解，凡百余日。” 理宗得报，大喜过望，于是厚赏守城将士。其中，四川宣抚使吕文德援蜀、援鄂之功一并酬赏，升任京西、湖北安抚大使兼制置使知鄂州，赐缗钱百万、浙西良田百顷。知襄阳府高达 升任湖北安抚副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应使，赐缗钱五十万。理宗对贾似道更是奖颂备至，不仅将他进为少师，依前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封卫国公，赐金器千两、帛千匹，而且还接二连三地下诏对他褒扬，其中景定元年（1260）四月初六日的诏书说:“贾似道为吾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寄，殷然殄患，奋不顾身。戎乘一临，士气百倍。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尤同于再造。予嘉伟绩，宜示褒纶。” 把贾似道视作再造宋室的功臣，认为“元勋伟绩不在赵普、（文）彦博下” ，“似道将至国门，可依文彦博例，郊劳于都城外”，但遭贾似道谢绝。
不管贾似道后来表现如何，但他作为指挥这次战争的最高统帅，亲临前线，沉着应战，力挫敌人的战功却是不能抹杀的。如宝佑元年（1253）进士第一人，以“切直”着称的官员姚勉，在景定元年（1260）五月十六日所作的《贺丞相贾秋壑启》中，称赞贾似道有“经文纬武之略，出将入相之才。身佩安危，力侔造化”。刘克庄对贾似道的这次战功更是赞不绝口，说他在“朝野失邑，凛凛有被发之忧”时，“投袂而起，倍道疾驰，身先将士，蒙犯矢石”。“以衮衣黄钺之贵，俯同士卒甘苦卧起者数月。汔能全累卵之孤城，扫如山之铁骑，不世之功也。”南宋灭亡以后，文天祥被囚于大都（今北京）狱中，当他回忆往日鄂州之战的历史时，对贾似道在这次战役中的勇敢表现也给予很高的评价，说他:“己未鄂州之战何勇也，鲁港之遁何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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