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时期匈奴有多强大（西汉三千万人口）

——为什么拥有3000多万人口的大汉王朝，要击败一个即便在鼎盛时期也只有200万人口的游牧民族匈奴，却需要付出“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巨大代价？而差不多同时代的罗马，却能将势力扩张到欧非亚三大洲，不但没被战争拖垮，反而极度繁荣？

——为什么在卫青、霍去病时期，汉军能够战无不胜；而汉武帝晚年发动的几次规模甚至远超卫、霍时期的北击匈奴的战役，不是无功而返就是大败而归？

——《盐铁论》究竟是儒法之争，重商主义和重农抑商两种政治力量的较量，还是国家发展模式本身的悖论？

——按照传统的历史观念，和亲是“耻辱”的，是在变相“纳贡”，正是为了摆脱这种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汉武帝才发动了战争。当汉王朝在倾尽国力终于击败匈奴之后，为什么会对内附南匈奴采取甚至比和亲时期付出的经济代价更大的“经济厚赂”政策……

从汉高祖刘邦白登被围到汉宣帝刘询期间呼韩邪单于降汉，汉王朝和匈奴之间的战争持续了百余年。

这百余年，汉民族打造了自己的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也在汉武帝时代与铁蹄踏遍大漠南北，号称“百蛮之王”的匈奴激战，在名将霍去病“封狼居胥”的英雄传奇中走进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这段时间也是秦王朝覆灭后，中国走进帝制最初的一百年。在这个时候爆发的汉匈战争，无疑极为深刻地影响到了西汉王朝的政治、经济、外交以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在这段时间形成的治国理念，又更长远地影响到了未来两千年整个帝制时代。

从国家利益角度审视“和亲”

公元前200年，汉王朝与匈奴的第一次碰撞——“白登之围”后，刘邦听从谋臣刘敬的建议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即用女人和财物维持汉匈之间的和平关系。“和亲”于是成为汉初七十年的一项“基本国策”。

今天的我们在看待“和亲”时，往往会将其定性为“耻辱”和“失败”。然而，这种观念实际上由我们自先秦时期便逐渐形成的“华夷观”所致。

如果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我们会发现，无论是汉高祖遭遇白登之围时，还是惠帝、文帝、景帝时期，尚未形成如后来蒙古铁骑那样组织完备的政治、军事实体的匈奴人，其实并没有南下入主中原的意图，他们更多的只是出于经济目的，对汉边进行劫掠，对汉政权并未形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

正是因为洞悉了匈奴入掠汉边的真实意图，汉初的统治者才积极采取“和亲”，在维持汉匈两国的和平关系的同时，推行“与民休息”，这才有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为汉武帝时代北击匈奴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难以避免的战争

当历史进入到汉武帝时代，历经文帝、景帝、武帝三朝的匈奴军臣单于年事已高。匈奴南下其中一个原因即是，新任单于借对外用兵以确立自己的政治、军事地位。所以，军臣单于一旦去世，新任单于肯定会组织起大规模的骑兵部队南下来树立威望。

当汉王朝的实力尚不足以击败匈奴时，相较于匈奴对边境的侵扰破坏，“和亲”所能带来的国家稳定、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好处显而易见；但当汉王朝已经蓄积了足够的力量时，这种侵扰破坏便不复再能被一个崛起的王朝所容忍。

同时，从汉王朝的文化理念出发，周边与自己文化不同的国家都是蛮夷，班固在《汉书·匈奴传》中就曾这样说：“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中原王朝需要对他们做的，就是令他们臣服，无论是采用以经济“厚赂”为主要手段的羁縻政策，还是用残酷的战争彻底将他们打垮。这就是所谓的“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于是，汉与匈奴，在汉武帝时代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全面战争。

汉匈战争的最佳终战点

汉武帝时代的汉匈战争分为两个阶段。很多人只知道，或者只津津乐道第一阶段（从公元前133年至公元前119年），在卫青、霍去病的带领下，汉王朝凯歌高奏，不仅收复河套地区，打通河西走廊，更将匈奴人彻底赶出漠南。

然而，战争的第二个阶段（从公元前103年到公元前90年）却往往被人刻意忽略。这个阶段从赵破奴被俘到李广利投降，持续14年，汉王朝算得上惨败连连，不仅仅是国力不支撑大规模北击匈奴的战役，更是在战略战术上出现了重大失误，导致这一时期汉军的直接人员损失甚至超过卫霍时期三大战役的损失，却没有取得像样的战果。

真正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应该很容易达成共识，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与匈奴人决战漠北，取得汉匈战争决定性胜利后，就是汉武帝时代汉匈战争的最佳终战点。

如果汉武帝能在这一年停止战争，同时用经营西域、断匈右臂，从经济上困死匈奴来达成战争已经无法达成的效果，那么，汉王朝从汉匈战争中的收益将为最大。

汉和罗马，不一样的兴衰

汉和罗马，可以算得上同时代发展的两个伟大国家。罗马重视商业贸易，以海外拓殖来实现领土和文明扩张的模式，华夏文明则以小农经济为主，以高度集权来维持国家统一。

通过大规模的扩张战争，罗马将欧非亚三大洲的财富统统集中到了罗马，并用商业和贸易替代了战争。一般认为，罗马对行省和殖民地征收什一税，而罗马人则享有免交直接税的特权。

反观西汉王朝，尽管土地税极低，为三十税一。但加上国家法定的另外两项税收——人头税和更赋之后，汉朝百姓所承担的税率接近20%，几乎是罗马向行省和殖民地征收的一倍。这对于仅仅只能自给自足的自耕农来说，无疑是很高了。

当历史演进至汉武帝时代，战争的巨大消耗完全掏空了国库。然而，为了战争能够持续下去，为了匈奴单于能够向自己俯首称臣，汉武帝通过币制改革、算缗告缗、盐铁专营、均输平准等一系列的经济措施来敛财。

反观罗马，大规模的扩张战争也对国民经济有非常巨大的冲击，但战争的创伤很快就被抚平，新的领土、新的航线、新的港口、新的贸易通道……地中海地区的贸易滚动让罗马的经济迅速回血。

汉武帝时代所有的经济政策其实就是从民间抽血来供给政府的开支。

政府每多拿走的一枚铜钱，民间社会就会少一枚，最终导致除了权贵阶层之外，整个社会的共同贫穷。这样的社会极其孱弱，完全无法抵御任何自然灾害的出现。汉武帝为政的半个世纪因此成为西汉一朝有“人相食”记录最多的时代。

盐铁论：国家发展模式的悖论

汉武帝晚年，在败绩连连的汉匈战争和天灾人祸中，西汉王朝走到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的悲惨境地中。

据学者葛剑雄推算，汉王朝在汉武帝治下一共损失了1559万人口，非自然死亡的人数超过700万。

正因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昭帝即位后不久便在霍光的主持下召开了著名的“盐铁会议”，希望能找到一个既能“国强”又能“民富”的两全其美的办法。

“盐铁会议”上，汉武帝的理财能臣桑弘羊抛出了困扰中国的千古难题，即所谓的桑弘羊之问——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开支从哪里来？国家财政收入又从哪里得？

而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儒家，虽然颇具民本思想，看到了民间社会的深重苦难，但就经济本身而言，仍局限在轻徭薄赋、重视农业生产、以仁义治天下而已。

“盐铁会议”并没能给以小农经济为国民经济基础，以高度集权来维持国家统一的汉王朝找到能兼顾“国强”与“民富”的两全其美的办法。

两千年的帝制中国为了维护高度集权必须打造一个高度稳定的社会，将每一个人都牢牢捆绑在土地上从事仅仅只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将要求私有财产保护和自由流通的商业视作末业加以限制和打击。

这种与单纯小农经济配套的政府只能是一个简单有效的小政府，一旦这个政府开始追求功业，开始变得庞大和臃肿，开始奢靡和追求享乐，维持其正常运转所需的费用必然让小农经济难以承受。

所以，昭宣时期不得不延续汉武帝时代包括盐铁专营、均输平准等在内的“与民争利”的经济措施，以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行。同时，对外用兵极其谨慎。综观昭宣两朝，汉王朝对匈奴大规模用兵只有两次。

匈奴之所以能在宣帝时期称藩保塞，并不是因为昭帝、宣帝对其持续用兵，将其彻底打垮，而是因为昭宣时期通过耐心经营西域，贯彻“断匈右臂”的国家战略，用时间换空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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