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真实影像无解说（抗美援朝前夕发生了什么）

新中国刚成立，毛泽东曾形象地比喻：“我们解决了头上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脚下的问题。”头上的问题是三座大山，脚下的问题是极度贫弱的经济基础。

这个拥有数亿人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当年的工业总产值居世界第26位，人均更不及欧美国家的百分之一。全年钢产量仅15万吨，还不够做钉子用。

全国绝大多数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产方式停留在古代，有一半人处于半饥饿状态。

另一边，全国半数以上省份里流窜着数十万国民党残军和土匪武装，人民解放军近一半部队在四处剿匪，另一半大都转入了农业生产。

面对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中国，毛泽东的心情是即高兴又着急，一再发出的感慨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1950年6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特意强调：“不要四面出击！”

会上，讨论最多的除了棘手的经济问题，就是要解决两项最重要的任务——“进军西藏”和“解放台湾”。

然而，十来天后的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美国宣布出兵朝鲜，并命令其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协防台湾。随后，又迅速与蒋介石签订了台湾“防御协定”。

战火很快一路烧到了中朝边界的鸭绿江畔。

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痛下决心，推迟正紧锣密鼓准备的攻台战役。

6月30日，毛泽东命周恩来约见协助粟裕攻打台湾的海军司令员萧劲光，转达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的指令：“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

出兵朝鲜，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做出的决策之一。

面对着二战不可一世的胜利者，连苏联人都十分忌惮的美国军队，中共中央从10月1日讨论是否出兵，到10月18日毛泽东主持会议把志愿军入朝作战时间确定下来，18个日日夜夜，毛泽东苦苦思考，其他领导人也是反复纠结。

在中央集体讨论时，毛泽东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畅所欲言，面对不少反对出兵意见时，坦然承认“你们说的都有理由”。

但最终还是作出了出兵参战的决定，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参战的抉择很艰难，但其实毛泽东早在十年前就已预感到，日后美国将会对中国发生最大的外部影响，而且中美两国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小，成为敌人的可能性大。

1940年10月25日，这位政治敏感性很强的领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电中，曾有过这样的分析：

“还须假定这种情况，即美国海军集中力量打败日本海军，日本投降美国，日本陆军退出中国，美国把中国的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中国由日本殖民地变为美国殖民地，国共合作变为大规模内战，最黑暗莫过如此。”

这时距离珍珠港战役还有一年多时间，狂妄一时的日本军国主义正在编织着梦幻的“大东亚共荣圈”。另一边，山本五十六们已经开始谋划如何击败美军太平洋舰队。

毛泽东已经预见到还未爆发的太平洋战争的结局，而且更进一步地预见到战后美国将会帮助和武装“中国的英美派”——国民党。

毛泽东对美国的十年警惕，最终在朝鲜战场上集中爆发。

面对风云突变，富有战略眼光的毛泽东十分冷静地观察国内外形势，作出了一系列具有远见的判断和决策。

当时美国出兵朝鲜，控制台湾，支援侵越法军，从三个战略方向上对新中国构成战略威胁。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认识到同美帝国主义的较量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也在审视适合自己的战场。

硝烟过后的1958年2月，周恩来在志愿军干部大会上曾说：“我们和美帝国主义较量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看选择在什么地方。

这个当然是决定于帝国主义，但同时也决定于我们。帝国主义决定在朝鲜战场，这个对于我们是有利的，我们也决定来抗美援朝。

现在我们想一想三个战场，大家会懂，不论从哪条来说，如果在越南作战，更不要说是在沿海岛屿的作战了，那就比这里困难得多了。”

因此，在朝鲜人民军进展还非常顺利之时，毛泽东便未雨绸缪，作出组建东北边防军的重大决策。

后来美军依仗优越的装备技术条件，突破三八线后进占平壤，只用了十几天。如果不是党中央早下决心和预有准备，在朝鲜战争战局突然逆转时，很难及时作出反应。

东北边防军组建三个多月后，正式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抗美援朝。东北边防军的司令员，毛泽东钦点的是粟裕。

而且，志愿军这套班子，一方面是考虑朝鲜的战场环境，另一方面是为了粟裕。

粟裕（中）

就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夕的1950年5月，因舟山、海南岛两地的国民党军主力撤往台湾，增加了台湾的防守力量，粟裕向中央提出“如能从其他野战军抽出三至四个军作为第二梯队或预备队则更好”。

中央很快同意了他的请求，决定调其他野战军4个军参战。同时，以四野13兵团作为战略预备队，并从一野抽出19兵团，作为机动力量。

而志愿军出国前，东北边防军的主体正是四野13兵团、三野9兵团和一野19兵团。其中三野9兵团，本身就是攻打台湾的主力部队。

7月6日深夜，毛泽东亲笔拟写一份给粟裕并告知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 华东局书记兼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的电报，召粟裕前来北京接受新的重要任务：

粟裕同志并告陈(毅)饶(漱石) ：

现有重要任务委托粟裕同志执行，请粟于七月十六日前将三野事务处理完毕，于七月十八日来到北京接受任务，粟来时可随带秘书及参谋人员数人。

毛泽东

七月六日二十三时

这一深夜下达的紧急“重要任务”，指的便是让粟裕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准备挂帅出兵援助朝鲜。毛泽东给粟裕处理、移交手中的第三野战军事务时间仅有两个星期。

为什么是粟裕呢？

一是因为他富有大兵团作战经验，而且熟悉美制装备。孟良崮战役首先打掉蒋介石最精锐的王牌军整编74师，淮海战役中又一口气吃掉了蒋介石三个美械装备的嫡系兵团。

二是他尽打“神仙仗”，善于以弱胜强，面对强敌美军，这一点尤为重要。蒋介石曾感慨：“陈、粟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

三是粟裕始终没离开过战场。几位军中“战神”，彭德怀正在大西北抓建设；刘伯承自西南剿匪后就离开一线，专注于军事教育；林彪在养病，平型关大捷后挨的那一枪，给他带来了挥之不去的神经性紊乱；而粟裕正在备战台湾。

急电发出的第二天，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周恩来受毛泽东的委托，召开了第一次国防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国防问题，会上宣布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

深夜接到毛泽东急电的粟裕随后又接到了军委的任命通知，他有些激动，又有些忧虑。

沉思过后，他慎重回电：“……接受了这个任务，如果指挥不当，下面就难以指挥了，是要误事的。”

在解放战争中光芒夺目的粟裕为什么要回这样的电报？

因为这时他的身体状况也出现了很大问题，高血压、肠胃病、美尼尔氏综合征等病症复发，时时折磨着他，每天头痛头晕难忍，靠戴着健脑器工作。

但对这位在解放战争中与美械装备国民党精锐嫡系部队作战最为亮眼的野战军统帅，毛泽东没有放弃，仍然坚持要他去，只是将规定的到京时间推迟到了8月上旬。

毛泽东再次亲笔拟稿复电：

粟裕同志并告陈(毅)饶(漱石) ：

来电悉。有病应当休养可以缓来，但仍希望你于八月上旬能来京，那时如 身体已好，则担任工作，如身体不好则继续休养。

毛泽东

七月十日

粟裕不再纠结：“如果毛主席一定要我去，我就不能推辞了，我还是要去。”

他一面养病，一面立即着手进行准备。

然而粟裕的病情日益加重，有时左右转头都很困难，吃饭时要把饭菜摆在正面一条直线上。

他不得不向军委和毛泽东请假治疗，力求尽快康复。

来到青岛休养的粟裕病情未见好转，反而有些加剧，“因新任务在即，而自己病症未见转好，心中甚是焦虑，以致愈加不能定心休息。”

（粟裕头疼的原因生前一直莫名，直到辞世火化时，他的家人在骨灰中发现三块残碎弹片。这是1930年的红军时期，粟裕在水南战役中头部中弹，此后三块弹片一直残留在头颅内。）

前来看望粟裕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回京后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毛泽东开始考虑安排中南军区暨四野司令员林彪率军出征。

不过正在养病的林彪状况也不好，尽管从军事角度他并不赞成抗美援朝，但他的身体的确有些问题。

1938年的枪伤在林彪的脊椎左侧一寸留下一个贯穿伤，从此落下了终身病根，用专业术语说，叫植物神经紊乱症。

年底林彪赴苏联就医，据说却因为医生失误加重了病情，从此怕水怕风怕强光怕出汗，常常依赖吗啡止痛。

此后，关于林彪病情的故事开始近乎夸张，包括睡觉的习惯、房间的布置、喜欢坐在颠簸的车上“治疗”等等。

当时，美军还没有越过“三八线”，依那时的局势看，主帅到位还可以再 等几个月。

因此，毛泽东于9月3日电告暂时负责东北边防军的高岗：“林、粟均病，两萧此间有工作，暂时均不能来，几个月后则有可能，估计时间是有的。”

但战场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仁川登陆”时刻到了。9月15日，美军从朝鲜中部的西海岸仁川港登陆，全线进抵“三八线”，朝鲜人民军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情况万分危急。

10月1日，金日成来电请求我国派军队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

当夜，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金日成来电和朝鲜局势进行了彻夜讨论。

关于谁来挂帅，起初毛泽东希望林彪出任。但林彪的状态的确不好，无论从精神上还是身体上。

毛泽东说：“林彪认为敌我装备极为悬殊，若贸然出兵，必然是‘引火烧身’，其严重后果不堪设想。找他谈了一次话，他又说失眠、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这怎么能率兵打仗！”

经过两昼夜的思考后，毛泽东想到了西北军区司令员兼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

10月4日，正在办公室里审阅开发和建设大西北的计划的彭德怀，被中央办公厅派专人从西安接来北京。

因事前一无所知，他没有向部属交代工作，卷起开发大西北的图纸就上了飞机。

彭德怀万万没有想到，此行是去朝鲜指挥一场恶仗。当天下午四点来钟，迎接他的小轿车直入中南海，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已经开会一个多小时了。

入座后，彭德怀很快意识到会场氛围的不同寻常。

“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打这一仗。” 时为代理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回忆，这是当天大多数人的倾向。

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争，新中国的战争创伤亟待医治，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相当困难。城市有三四百万居民失业，农村有三四千万农民深受涝灾。

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尚待进行，藏匿的国民党小股武装和土匪亟待剿灭。

虽有英勇善战的陆军，但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而制空权和制海权，则是无从谈起……

但唇亡齿寒，一旦朝鲜被占领，中国将直接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全副机械化美军。

这一点毛泽东看得很清楚，战火是美国人挑起的，而且美国已经出兵台湾海峡，由不得我们选择了。和平不是靠退让得到的，最好的防守是进攻。

彭德怀明确表态：“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他要发动战争，随时可以找到借口！”

“老虎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他的肠胃，向他让步是不行的。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

……

1950年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下达命令：

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的利益，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所有后方工作供应事宜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负责保证之……

当日，彭德怀和高岗飞抵沈阳，和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军区领导人一起，研究部署志愿军出国作战问题。

第二天，召开志愿军军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传达目前朝鲜形势和中央决定出兵的意图，要求各军在10天内完成出国作战的准备工作。

这时干部中普遍反映，我军武器装备太差，对美国飞机顾虑很大，部队对敌机毫无抵抗能力，大家要求志愿军出国作战时一定要有空军支援配合。

彭德怀和高岗当天联名致电毛泽东请示：“我军出国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轰炸机配合？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指挥？盼速电？”

其实，这个问题中央也已考虑很久了。就在彭德怀和高岗飞往沈阳的同一天，另一架专机也从北京起飞，周恩来和俄语翻译师哲、机要秘书康一民乘坐在飞机上。

他们是奉毛泽东之命，秘密飞往莫斯科同苏共中央和斯大林会谈。会谈的主要任务是商谈志愿军改换苏军武器装备和苏联出动空军配合志愿军作战问题。

斯大林跟周恩来说：美军自从在仁川港登陆成功后，疯狂向“三八线”以北进攻，对北朝鲜压力很大，现在看来敌人是不会停止前进的，按目前情况，如果没有后援，至多能维持一个星期。

这意味着美军和南朝鲜军将陈兵鸭绿江和图们江的中、苏、朝三国边界，估计那时我们特别是你们的东北恐怕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了，他们随时都可以从空中、海上进行骚扰，这种情况是必须考虑的。

但苏军早已撤出朝鲜，现在我们再出兵到朝鲜去有困难，因为这等于我们同美国直接交战，所以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我们供应武器装备。

在作战时我们可以出动空军作掩护，但只限于在后方活动，而不能到前沿和深入敌后，以免被敌人击落、俘获，这在国际上会造成不良影响。

周恩来表示：中国政府于10月2日应金日成首相的要求“决定用志愿军的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援助朝鲜同志。因为如果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这对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此意已于当天电告斯大林同志，但我国由于长期战争，国民经济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况且武器装备与美军相比悬殊太大，空军才刚刚组建。

因此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动时，苏联应该供应志愿军现代化武器装备，并出动空军支援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

斯大林听后表示：“苏联完全可以满足中国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具体细节由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元帅负责和苏联军方研究解决，并尽快运往满洲里交接。”

“但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出动，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可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

听到苏联空军须在两个月后才能出动的答复，周恩来深感失望。

消息传回国内，毛泽东陷入了沉思之中。志愿军装备太差，入朝后要在完全没有空军掩护下同敌人陆、海、空三军作战，此仗能否打赢？如果打不赢，战争扩大到中国来如何对付？

事关国家安危，深感焦虑的毛泽东决定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10月12日晚，毛泽东命彭德怀和高岗回京，要求部队原地整训，暂不出动。

10月13日清晨，彭德怀带着指挥所负责人成普（原总参作战部处长）搭乘由安东（丹东）开往沈阳的火车北上，这位连续工作数昼夜的志愿军司令员，一头扎在卧铺上就呼噜噜地睡着了，直到13日中午抵达沈阳后才醒来。

一下火车，彭德怀就急忙赶回东北军区司令部和早已等候的高岗简单交谈后，一同乘专机飞回北京。

1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面对危急形势，大家忧心忡忡：

一方面是朝鲜战场岌岌可危，战火已经烧到了鸭绿江畔，美军飞机在不断轰炸我国边境城市丹东、宽甸、辑安等地；

另一方面是没有苏联空军支援，志愿军上方犹如无人之境，将任由美机肆虐。

出兵和不出兵的利害关系，反复在心中交织。

13日晚，毛泽东根据政治局会议决定，致电在莫斯科的周恩来：

“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

“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这次政治局会议，是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极为关键性的会议，经过对出兵援朝的利害关系反复讨论后，终成定局。

就在即将出兵之际，彭德怀和13兵团的指战员们开会时突然感慨：“我命苦啊！”

在场的人都很惊讶，因为大家从来没听过彭德怀说这种话。

彭德怀接着说：“长征时我打最艰苦的仗，抗日时我在太行山……现在又是朝鲜战争……我是命中注定要吃苦的。”

大家有些感慨，又有些沉默，一时不知如何应答。

是的，彭德怀的确“命苦”。

1928年底，湖南和江西军阀调集两省军队共6个旅、18个团，分5路向井冈山发动“会剿”，企图一举消灭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根据地。朱德和毛泽东决定率红四军主力下山，调动敌人，并开辟新的根据地。

但费尽千辛万苦建立的根据地是不能这样就扔给敌人的，敌情凶险，而且还有一批伤病员需要安置，必须留兵守卫，万一红四军主力下山不利，还有个归处。

于是，刚上井冈山的彭大将军以其一贯的风格勇挑重担，没有推辞，并说服了有不同意见的邓萍、李灿、贺国中等亲信部将。

……

长征时期，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是先头部队，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一边担负着保卫中央的任务，一边负责断后任务，相对经历着更多的坎坷，体力也得不到应有的恢复。

这种难言的痛楚，在犹如死亡行军的爬雪山、过草地过程中最为明显。在红军摆脱了雪山和草地，告别了风餐露宿、荒无人烟和吃草根树皮的原野生活，来到哈达铺整编时，红三军团只剩两千多人了，而且分外狼狈，个个衣衫褴褛，身上背着个烧得黑黝黝的烧水缸子或脸盆，完全是一副叫花子的模样。

（注：有过野营拉练经历的同志应该会有深刻记忆，长途跋涉时，前方的队伍稍微压一点点步伐再启动，传递到后方的队伍就是疲于奔命，完全是被带着节奏）

……

最后彭德怀话锋一转：“如果没有苦，要共产党员干吗？”

全场为之肃容。

是啊，要共产党员干吗！

党中央作出抗美援朝决策后，第一个报名参军的就是毛岸英。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我是共和国主席，我毛泽东的儿子不去谁去。”

当毛泽东得知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强忍丧子之痛，缓缓地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

毛岸英是毛泽东一家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第六人。

在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牺牲了十几万名烈士，有军级干部，有师级干部，有团级干部，还有更多的广大普通战士们。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有抱炸药冲敌阵、与敌同归于尽的杨根思，有挺胸膛、堵抢眼的黄继光，有捐躯开路的许家朋，有卧火海、维护潜伏纪律的邱少云……

他们共同代表着年仅一岁的新中国，出于国际主义义务和保家卫国的需要，果断出兵，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及军队殊死搏杀，并获得巨大胜利。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这一仗，不仅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也让我们拥有了享受和平的权利，一雪近代史上中国屡败于西方列强的屈辱。从那以后，直到今天，对中国动武就成了一件令人疑虑重重的事情。

这一仗，不仅让傲慢的美国人颜面尽失，连几年前十分不服气地在中国放下武器的日本人，也真的相信中国人确实站起来了。

这一仗，让世界华侨扬眉吐气，大批海外英才百川归海般回归祖国；世界许多国家纷纷伸出手来拥抱新中国。

这一仗，也赢得了苏联的尊重，为新中国打下了156项重点工程，从此开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化建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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