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学校过冬（我们的教室是民房）

我出生的六十年代是困难时期，缺吃少穿是常态。我上小学了，贫穷的状况依然没有多大改变。那时候没有学前班，到了八九岁就可以背着书包去学堂。

在我的记忆里，我从一年级上到五年级（当时我们这里没有六年级，没有初三，没有高三），学校搬了六个地方，前三个只有一间教室，几个年级混在一起。老师给一二三四年级轮流上，轮不到的做作业，或者听老师讲授。那时上学免费，有孩子的人家几乎都把孩子送去学校。也有极个别的例外。孩子多，家务活多，得有人承担，有家长就把孩子留在家里不上学；也有的父母觉着读书没什么用，上不上学都还是农民，没必要把时间浪费在上面。除了上学免费，上课也很随意。老师家里临时有事学生就放假，有时也会帮助老师做私事。收获季节放忙假，孩子们做不了重体力活，力所能及的事可以为大人分担些。比如打猪草，涮锅洗碗，扫地抹桌子，提水浇地等。那时候大人很辛苦，忙完地里还要忙家里，有孩子帮帮手能让他们有空闲休息。

记不清是一年级还是二年级，无意学到了高年级的部分知识，印象深刻的是有一篇课文叫“小车不倒只管推”。文章是写一个农民如何埋头苦干，后来被评上先进这样一个内容。主人翁叫王国福。王国福有句名言：“小车不倒只管推”。我对这篇课文有记忆，缘于王国福的这句名言。老师给我们上完课后，就给其他年级讲解这篇文章，在老师讲解的过程中，频次出现较高的就是“小车不倒只管推”。以至于后来好长一段时间，这句名言像是我们做游戏时喊的顺口溜，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至今没有遗忘。稍显费解的是王国福为什么老是推车，除了推车他好像没别的事可干？先进这个词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来说比较陌生，它所蕴含的意义更不会被理解。

第一次进课堂教室是民房。主人是一对新婚小夫妻，他们家共有五间房，他们住的两间和另外的三间是隔开的，刚结婚暂时还没孩子，两个人住显大，于是匀给我们一间当教室。主人有兄弟四个，他是男孩中的老大，还有三个弟弟，一个姐姐。因为没孩子，所以没有分户，一大家子依然围在父母身边。

学校占用的是外间，他们进出要从教室经过。好在我们上课时，他们已经下地干活了，等到他们收工回来我们又放学回家了，相互之间基本没有干扰。除了这间空屋子，教室里几乎没有其他设施，一切就地取材。膝盖当书桌，普通的木板涂上黑油漆挂在墙上当黑板，门前的道路就是操场。课间休息我们就在这条路上玩耍，打玻璃球，滚铁环，拴地溜子，跳绳或踢毽子。环境好坏对我们好像没什么影响。

有一名老师，是本队的。学生十几个人，也来自邻近的几个生产队。上学放学都不用跑太远的路，省去了父母不少的担心。孩子在学校偶尔出了什么状况，老师站在门前的路上喊上一嗓子即可叫来家长。我的家就在学校后排，从家里走到学校用不了太长的时间。每天从家里出来，我就背着母亲用布头为我缝制的书包晃晃悠悠地走向学校。我不会痛痛快快地一气走完这段路，一朵花，一棵草也会引起我的注意，至于蜻蜓蝴蝶这些可爱的精灵更不会放过。

记得这一年的冬天奇冷无比，像是几个冬天合在了一起。夜里下了一场大雪。第二天起床眼前一片刺目的白，整个世界单调得没了内容。通向学校的路已经被大人清扫干净，路的两侧堆着半人高的雪，走在路上就像走在电影《英雄儿女》的堑壕里。学校门被雪封住了，只有仅够一人侧身进出的缝隙。老师正在门前焦急地等待，看到孩子们，他说：今天放假。

没了课程的压力我们可着劲玩。堆雪人、打雪仗闹腾得不行，中午回家，大人还以为我们上学去了，等弄明白原委，免不了发一通牢骚，脾气坏的也会把孩子揍一顿。

到了清明节要给烈士扫墓，这项活动每年都有。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规模也越来越大，上了中学人数就更多，路途更远，形式也更庄重。而我们尚幼，排队跟在老师后面，刚开始走兴致很高，走一会有些累了，就散漫了，队伍没了队形。为烈士扫墓本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孩子却没什么道理可讲。有人在打闹，有人也会跑出队伍，老师提出警告，管几分钟，过一会儿依然如故。到了墓地，会有一位老人介绍烈士的英雄事迹，还要围着墓园走一圈，向烈士默哀，一套程序做完，扫墓活动就基本结束了。我们乐于接受这项活动，终究还是抱着出去玩的心理，当作一次野外踏青。重复着家里学校两点一线地循环早就腻了，渴望有机会到野外跑一跑，扫墓活动刚好契合这样的心愿。孩子们的心智对于美丑、善恶、真假的理念尚未建立。对他们还不能要求太多。

烈士是本村人，生前是个游击队员。牺牲那天他躲在牛房的杂草堆里。敌人的刺刀一阵乱捅，发现了他，惨遭毒手。称墓园有些夸大，一座土坟，一块水泥预制板的墓碑，上面写着烈士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升中学前我们每年祭奠的都是这个烈士。离学校近，不用跑太远的路。

墓地周围是大片大片的麦田，麦子开始拔节，一棵棵麦苗多像是站着的农人，在春天的季节里摇曳生姿。田埂上冒出了杂色的无名野花，星星点点地点缀在麦浪中。孤独无言的墓碑立在春天的阳光里，她的沉默与土地的沉默好似有了默契。

在这所学校我们还有了一次照相的经历。因是人生的首次，我们对它很期待，不知道怎么个照法，也想看看照相机是个什么东西。在那个时候有人能想出照相这门营生绝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就是放在今天照相机也是个高档物品，不用说在五十多年前了。平时我们玩的打鸟的弹弓有二十根皮筋，一分钱能买两根，为了这二十根皮筋，我们就得从半年前开始筹备积聚能买二十根皮筋的一毛钱。从一分钱到一毛钱的过程艰难而漫长。一年到头家里很少见到钱，能从大人手里讨到一分两分零花钱，也许是一两个月，也许是三四个月。现如今，一毛钱根本不值一提。在菜市场任意地可以捡到远大于一毛钱的硬币。而在那时一毛钱会让我们茶饭不思。想想一台相机该有多少个一毛钱，这个数字让我们无法想象。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好好看看这相机，最好还能用手摸一摸。令我们失望的是照相师傅连让看一眼都不愿意，更不用说用手去摸。

第一次经历照相就不太成功，当我们用七分钱换来扑克大小的照片后才发现，把自己从照片中指认出来并不容易。我们就像一群蜜蜂围在老师身边，有人眼睛闭着，有人头歪着，也有人身体偏着。最为可笑的是老师的一缕头发被风吹起，也被照了下来，老师头上像是站着一只小燕子。成功不成功我们不会介意太多，有这样的一次经历就很满足、也很过瘾。人生就是在不断的体验中丰富着。

房东在隔壁屋里开了一个赌场，规模不大，平时就四五个人赌钱。午饭后开门，晚饭前结束。春节赌场最热闹，满屋子全是人，赌桌被围得水泄不通，为了能参与有人会从别人头上把钱扔到桌上，请他人帮着押注。四五个人玩的是纸牌，共有八十四张。每张牌比手指长，大拇指宽。正常四个人玩，五个人玩，得有一人休息，一圈下来休息的人顶上，另一个休息，依次类推。和牌时给赌场提成，行话叫“抽头”，我们这里叫“水子”。房东开赌场也是为了这么一点的蝇头小利。赌钱历来被禁止，开赌场更是违法，还是开在学校旁边，就更不该了。

这个赌场存在了好长时间，简陋的很，一张八仙桌子加几条凳子，一帮人围在一起。输赢不大，几块钱来去。半天下来给赌场的水子也就几毛钱。那时候麻将尚未流行，没有当下这么普及，只要兴致来了随时可以坐下来玩几圈。在那个什么都短缺，人人在挣扎的日子里，能在赌场里坐下来，要么是游手好闲的混混，要么是自己吃饱全家不饿的鳏寡者，要么是不顾家的懒汉。有时候我们偶尔跑进去看看，也会被轰出来，不让靠近。

有一次赌场发生了械斗。冲突双方是一男一女。男的是个瘸子，吃亏的当然是他，嘴角出了血，后背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瘸子也真是活该，孤身一人，整天不务正业。除了赌钱没看他干过别的什么事。那时候没有吃低保这一说，孤寡老人叫五保户，由生产队集体供养，他应该也是这种类型。但五保户生产队只供给粮食不给钱，不知道他拿什么作赌资。饭点一过他拄着双拐就来了，很准时。打人的女人是个寡妇，吵架，骂街样样不差。她有三个儿子，其中有两个因为她的不务正业也学坏了，二十大几的年龄还是光棍两根。唯独长子走了正道，早早成家立业。

赌场发生了械斗之后就被取缔了。房东损失了一张八仙桌和一盏煤油灯。八仙桌在农村很常见，唯独煤油灯比较稀罕。这种灯与众不同，灯座和灯罩都是玻璃，点燃后亮度高无油烟。普通油灯光线暗，油烟大，读书写字做针线活吃力。在农村有这种灯的人家不多。值不值钱不重要，很少见。

从此赌场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

牛房教室是另一生产队的公房，共有三间，学校用两间，生产队保留一间放杂物，和我们共处一室。门前有一块小小的空地。这房子比较特别，中间一大间，旁边两小间。一大间算是主屋，沿主屋山脊的两头呈放射状坡下去是两小间。小间没有屋脊，这种房子叫爬头屋。正常的房子是两面坡。这种房子四面坡，好处也很明显——节省材料。主要是节省房梁。盖房子主要材料就是房梁。屋面苫麦草，农村有的是，墙用土垒也是就地取材，唯有房梁需要成材的大树。一棵树从树苗到成材需要十多年。俗话说十年树木。有些树材质软，不密实，负重轻；有些树天生弯曲长不直。所以能做房梁的树木很难选。房子本是牛房，刚搬进去时牛臊味挺重，湿气也大。墙上有牛粪的污渍，也有柴草燃烧的烟渍，除了门没有窗。墙角里有时也会长出一些小灯笼样的野蘑菇。房子不高，大人伸手即可摸到屋檐。

因为是临时用房，老师找了几条长凳当学桌。有一次，几个学生打闹碰倒了长凳，其中一个学生的脚被砸出了血，事后老师向家长解释，家长说是孩子不懂事，不是老师的错。

学校门口不大的空地，原是牛的屋外活动区域，现在成了操场，尽管不是很大，有比没有强。老师说“下课”，我们就会如撤了栅栏门的羊倾巢而出，在这个空地上玩耍。

被牛的粪便浸润的操场，最适合长草，一场雨过后，满是葱郁的野草，但是经不住我们踩踏，只能烂在土里不能露头，而操场四周长得旺盛。整个操场就像是古代女子执于手中的花绷子。

隔壁人家有一台手摇留声机。开始我们不知道它是留声机，感觉很特别。打开盖子摇几下它就开始唱歌，唱完一首又一首，还可以重复。自从知道他们家有留声机后，我们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耗在这里，得空就跑过来听歌。

留声机的主人是个年岁较大的老人，矮敦的个子，背微驮，花白的胡子比他的头发都长，好似从古画中走出来。他的头顶是光滑的，只是在脑袋周围有一圈稀稀的短发，就像顶着我们的操场。这个老人很和善，我们去听歌，他不嫌烦，我们来了他就放歌给我们听。他还教我们怎样放歌，当我们学会了之后，就自己动手放歌放音乐。歌声让我们暂时忘记了生活的困窘，歌声也也丰富了我们空乏的童年。

他家的房子也很奇特，从北向南有一大排，方向朝东。都是小房子，屋檐和我们身体差不多高，面河。去他家要费些周折，先从屋后向南，然后折向东，越过山墙这一小段距离，再沿着河边的小路向北才能进到他家里，小路不宽，两个人并排走还有些困难，稍不留神也有可能掉到河里。有时上课的哨声响了，我们会急速地从这窄窄的小路上跑过，庆幸的是没有人因此失足掉到河里

听父亲说这条河和我家房屋后面的那条河本来相通，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断开了。同时被隔开的还有两个生产队。学校所在的位置就是这条河的起点，向北流去很远很远。河水常年都很清澈，映出蓝天白云的倒影。河中水草摇曳，引来鱼儿钻在她的怀抱，在太阳的照射下鱼身泛着白光，就像落进河里的镜子的碎片。每年的暑假我会跟着大孩子在这样的河边看他们钓鱼，有时也会下到河里洗澡，碰到水草皮肤会被扎麻。春天到了，我们坐在河岸上，看河水缓缓的流，看蜻蜓贴着河面飞，看冒尖的芦笋和菖蒲。菖蒲临水而生，叶片像一把把宝剑竖着指向天空。芦笋则长在河坡上，每天都在改变，就像生长着的我们。芦笋很嫩，皮肤微微泛红，不小心碰到它就断了。在我们的身旁不远的地方是密密匝匝的竹林。坐在教室里我们能够看到这片竹林。有时风摇竹林的沙沙声和我们读书声混在一起，是一幅和谐温馨的画面。

长大后我偶尔会想起牛屋旁边那户人家的留声机，想起白胡子老人。留声机让我第一次享受到音乐，也让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如此美妙的声音，那样的悦耳、动听、让人回味。想起白胡子老人心里会荡起一股暖流，他带给我们的爱是潜移默化的，我们感知不到。我们围在他身边是受到留声机的诱惑，是冲着音乐去的，为了满足听觉的愿望；对他而言有可能是排解孤独与寂寞的一种方式。我们的到来为他的小屋驱走了沉闷，带来了欢乐。

三间草房学校占用的是堂屋，东面一间是她的卧室，一张床，一条黑黑的被子，在对角的墙上牵着一根绳子，挂着他的几件旧衣服，朝南的墙上是一个木格窗。西面一间是锅屋，灶上有两口铁锅，灶墙上贴着一张比人脸大不了多少的灶王爷，年代久，已经没了颜色，只露出模糊的轮廓。靠墙边上有一口水缸，无盖。堂屋和房间之间无门，来去自由，下课时我们可以任意地进到她的房间。渴了拿碗到水缸里舀水喝。

草屋的主人是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父母早亡，留给她的唯一财产就是这三间草屋。草屋年代太久，墙面已部分开裂，缝隙里塞着布头和棉絮。

老师在教室的地上垒起土墩代替板凳。这就是我们的课桌。我们可以趴着写字，就是脚没处安放，衣服上也会沾许多泥土。墙角有一方桌，老师坐在那里批改作业。一至四年级依次向后排。老师还是一人。轮流给各年级上课，关于“小车不倒只管推”的课文我就是在这间教室里学到的。

孤儿家的灶头上有一本毛主席著作《实践论》，大概手掌大，类似现在的口袋书。高年级的同学把联想和传说嫁接到这本上，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得来的消息，说在书的夹缝处一个个黑方块暗含着很多秘密，类似于地下党传递情报用的密码，到底是什么，他们也说不清楚。就是这个说不明白的秘密让他们好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曾经无数次地围着他们翻看这本书，夹缝里确有大小不一的黑色方块，看着有些神秘。大孩子们议论纷纷，指手画脚比画了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这样的情景隔断时间就出现一次，书也差不多被他们翻烂了。我希望他们找到他们想要东西。他们每次都是无功而返。而我的好奇点却在孤儿是否识字上，如果不识字这本书是谁的？她怎么会有这本书？她在为谁保管它？如果识字她在哪里读的书，我们在上课没看她也去上学。这事纠缠了我好长的时间。

还有一件事也很奇怪，我们几乎见不到这个孤儿。从搬到这里到离开这里，没见她几次，对她的印象近似于无。我们在，她不出现。我们放学了她是不是就回来了？她去了哪里？成了一个谜。后来想他也许在野外和某个辍学的孩子打猪草玩，也许是无目的在游荡，也许就在她家不远的地方等我们放学。我们离开了她就回来。显然她在回避，他回避什么呢？羞于见到我们？她有太多的不便示人的一面——她的穷困、愁苦、落魄。她接近于成年，该有成年人的荣辱观了。

这只是我的猜测，我很想知道它原始的真实。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机会搞清楚这件事。其实机会还是有的，只是后来日子好了，而好多的事却忘记了，我关注的东西太多，不该关注的关注了，反而遗忘了本该关注的。

学校西侧是条河，沿河岸一直走就可回到原地。河呈U形状与白胡子老人门前的河联通。对岸有一户人家，被这条河抛在了外面，与整个村子格格不入。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家长年养着一条大黄狗，没事就盯着我们这边看，有时无来由地会对着我们吠几声。枯水季节河水落到了河底，一步即可跨过河去。下课了许多同学会在河的两岸爬上爬下，胆大的还会跑到他家门口，好在大黄狗还算客气，没有攻击他们。

河岸较陡，近乎垂直。被同学们攀爬的河岸寸草不生。树干经一双双小手攀扶变得光滑，泛着暗褐色的光。陡峭的河堤被踩出了一个个的脚板大小间距不一的台阶。夏季河水几近溢出，被芦苇灌木包围，密不透风，只在担水濯足的码头处才能见到它的真容。

U形区域类似于一个城堡，有唯一的出口。春夏季节城堡被芦苇杂树围着，看不到里面，只有到了秋冬，芦苇砍光才会露出城堡的真容。城堡里住着七八户人家。孤儿家与东面人家有围墙阻隔，与南面人家隔着菜地——学校操场。有一条小路连接着城堡的出口，是我们进出的唯一通道，也是城堡的唯一出口。

操场前面人家朝南有一扇门，门内有一年岁较大的女人整天瘫痪在床，长时间见不到阳光，她的肤色不是太好，由于疾病的折磨人也有点变形，特别是那双让人望而生畏的眼睛透着忧郁、无奈、绝望、祈求的光，从门前经过时会死死地追着你。越是不想看，就越是清晰，我们别无选择，上学或是放学必须经过这里。偶尔匆匆瞥一眼，匆匆地离开。

除了这扇门，她家迎河还有一扇窗。通过窗子她能听到我们的打闹声，也能看到从窗前经过的不完整的身影。学校搬来时她就已经在这间小屋躺着了，不知道她之前躺了多久，也不知道今后她还会躺多久。疾病缠住了她的双腿。她蜷缩在这小小的空间里，看着门前来来去去的人，她的内心一定奢望着有一天能够走出去。离开这间小屋，离开这张床。与她同病相怜的是孤儿，因为学校住进了她的家，她只能漂泊在外，有家等同无家。如果没有我们，她可以屋里屋外自由来去，累了困了也能舒舒服服地躺着，想什么时候起来就什么时候起来。她失去了父母，没有了亲人，能够给她带来温暖的惟有这间小屋，小屋是她幸福的依托。

育红小学有七间校舍。其中一间是老师的办公室，其余每两间放一个年级。我们搬进来是学校落成后的首批学生。教室的墙壁虽然还是土坯，但没了污渍也没有缝隙，窗子南北对开，通风流畅。窗棂和窗格都是木制，镶嵌着玻璃。办公室的墙上贴着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画像，办公桌是显眼的橙色。老师增加到了四个，学生也有几十人。课桌改成了砖墩上面放木板，只是上下座位有时会被挤翻，书本文具落一地。凳子自带。黑板是新买的，可惜墙面不是太平，挂在上面有些不稳。

教室的外墙上用稻草齐齐地贴一层，贴好后的墙面被隐藏起来，冬天防寒，夏天防热，雨天防水。类似现在给墙面做的保温层。有些讲究的人家会用整齐的麦草编成苫贴在墙上，那样看上去比较整洁，好看，留存的时间也会更长。

学校周围栽种的柳树合围形成校园。校园外面是农田，无论风从哪个方向吹来，都是泥土和庄稼的芳香。操场很大，可以容纳一个标准的篮球场，但没有篮球，也没有体育课，活动器材依然是自带的铁环、玻璃球、跳绳、地溜子之类。这些玩腻了就玩抓特务、打仗游戏。有时也会一人骑在另一人的背上装扮成骑兵，相互打斗。

和牛房教室一样育红小学的房子也是爬头屋。只是正屋不是一间而是五间。屋面用料是苇编和麦草，因为赶工期苇编用了新鲜的芦苇，就是这一随意的操作留下了隐患。新鲜芦苇在缓慢的干燥过程中产生了柴虱子。这东西很小，单个儿肉眼几乎看不见。头天放学时桌凳都是干净的，第二天就落了一层白白的像灰尘样东西，归拢到一起，本来堆着，不知不觉就倒下来，就像夏天空中的积雨云在翻卷。落到头上或衣领里奇痒难耐。那段日子我们被这小东西折磨得够呛，老师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后来不知道是谁的主意，用火燎烟熏治理。刚好这个时候赶上放假，老师和几个社员运来麦壳和稻壳，掺上农药六六六粉。点火之后只见烟雾不见火苗。这堆火在教室里焖着烧了七八天，毒烟雾除掉了芦苇夹层里的柴虱子。

长在农村的人对六六六粉不会陌生。它是一种剧毒农药，形似水泥，棕色，粉末状。专治农作物害虫。中学毕业以后，家里的自留地我常用它防治虫害。把六六六粉和粉末状的泥土搅拌撒到作物上。这活既苦又危险。拌好的药粉装在笆斗里背在身上，走一步撒一把。撒出去的药粉在眼前会形成一片烟雾，满世界飞，等一块地撒完，整个人就像从灰土里钻出来似的。除了口鼻（戴着纱布口罩）和两只眼睛，浑身上下全是药粉。夏天高温下操作更危险。有些人不重视，在太阳未落山时就下地撒药，结果丢掉了性命。那时候农村里因农药中毒而死亡的事件时有发生。

除掉了柴虱子又有了新的麻烦。开学后教室里的余毒还未挥发干净，同学们个个被熏得干咳起来。老师的反应似乎比我们轻。每次进到教室我就会反胃，更难受的是头痛，人像遭霜打的茄子无精打采。老师为了鼓励我们坚持下去，就拿课本里《毛主席关怀警卫战士学文化》的文章引导我们。警卫战士大多贫苦出生，由于战争失去了上学读书的机会。毛主席就鼓励他们，挤时间读书识字。老师说：警卫战士多忙，还抽出时间学习，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更应该珍惜，不应辜负了来之不易的美好时光。毒气不可怕，柴虱子更不可怕。老师讲的道理我们心里并不赞同，再说警卫战士又没被毒气熏。过了一段时间终于不咳了，但气味依然存在，再后来也就麻木得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也许老师鼓励我们的话起了一点作用，我们是学生，任务就是学习，警卫战士要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学习只是业余，条件肯定不如我们。眼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这样想着我们也就心安了。

那个时候环保这个词还待字闺中，没有人会想到这就是环境污染，特别是对于年龄尚幼的孩子就是摧残性的伤害，话说回来，即使当时有人想到了它的危害，恐怕也阻止不了这件事的发生。好不容易盖起来的房子总不至于再把它拆了，太不现实。条件就这样，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好在没有死一个人，算是万幸。

被毒气和柴虱子折磨的日子里，我们连做梦都想着什么时候才能住进窗明几净的教室，等到这一梦想接近实现时，我升到了四年级。学校虽不是想像的那么美好，已经是够敞亮的了。水泥黑板取代了木制黑板，再也不用担心会从墙上掉下来，也不会发出“咚咚”声。长条板固定在木桩上当课桌，彻底和泥土告别。

平生第一次上的体育课是跳沙坑。偌大的操场没有任何体育设施，也没有任何的体育用品出现，唯一的沙坑成了我们上体育课的不二选择。

办公室里靠墙放着七八张桌子，墙上挂着教学用的木制的三角板、量角器、圆规等教学用品。老师的办公桌上堆着高高的作业本，还有红蓝墨水，蘸水笔，闹钟、粉笔盒，订书机、教学辅导书等用品。浓浓的传道授业的氛围真正开始笼罩校园。

教室的墙上贴着宣传画和宣传标语。标语大多是毛主席语录。在我座位的上方墙上有一幅介绍马铃薯生长的宣传画。此时我们还不知道马铃薯是什么东西，我们这里没有，也不知道它还能当饭当菜吃，直到许多年以后在我们这里出现，对它才有了认识。马铃薯是它的学名，俗名叫土豆，我们这里统称地蛋。对面的墙上有一幅毛主席语录：“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想学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做到对自己学而不厌，……”。教室里不止这一幅标语，我只记住了这一幅。它正对我的座位，每次抬头就会映入眼帘，时间久了留在了我记忆的粘贴板上。我对这段话的意思却不甚明了。

不知是哪种心理在起作用，有问题不会想着去问老师，也不太愿意去问。老师大多都是小学毕业，有的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学生不理解的他也不一定理解，还有懂不懂也少有人在乎，成绩优劣不是好和差的评判标准，虽然号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往往劳动占的比例会更大，除了忙时放忙假，每周还要拿出一定的时间支农，帮助生产队做农活。

支农的目的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实接受再教育我们从没落下过，我们的父辈基本上都是不识字的农民，从出生我们就生活在他们的“话痨”里，思想和行动和他们相差无几。做农活更是家常便饭。从会走路起就要学着做事，随着一天天长大，农活的内容也在不断的丰富。捡麦穗，打猪草，担水，撒粪，挖河。由简单到复杂，由轻到重。没有一天不接受磨炼和考验。

再教育还有一项内容——忆苦思甜。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吃忆苦思甜饭。从地里挖一筐野菜，和大麦面或玉米面山芋干等杂粮一起煮，师生围坐一起一边吃，一边听贫下中农讲述过去被剥削压迫的经历。

那个时候流行贫下中农代表管理学校，我们的校长也是。这些人一般不怎么识字，没有管理经验，但是让他做一件事他会认真去做，但不一定做好。我们的校长有两件事做得还不错——敲钟、站队唱歌。

听惯了吹哨子第一次听“敲钟”我还有些不习惯，校长提在手里敲的也不是钟，是从磨面粉的机器上换下来的磨片。我对它不陌生，我堂哥就是生产队的机师，他捣鼓机器时我常常围在他身边看热闹。换下来的磨片有时也会被我拿去换糖吃。磨片是圆形，直径二十公分左右，中间有一圆孔，上面密布着凹槽，当凹槽浅了或磨片有裂纹时就要换新的。磨片的质地是铸铁，敲起来“当、当、当”类似钟声，没有钟声响亮，还是比哨子声听得远、清楚。不知道是谁首先想出来的这个方法，用磨片代替哨子当钟敲确实挺合适的，虽说有些原始还是进步了。学校有了钟声才真正像个校园。敲磨片几乎占据校长一天大部分的时光，磨片在校长手里从没因过点或是未到点而响起。直到后来贫下中农管理学校风潮结束他被清退回家，敲钟的使命才算终结。站队唱歌也是校长的专利。一天两次，放中学和放晚学，校长都要求排着队唱着《国际歌》回家，他起头唱第一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同学们接上，然后队伍出发。开始大家觉得新鲜，歌声齐整一致，时间长了就没人愿意坚持，但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得跟着他的节奏走。常常队伍从操场还没走完，歌声就断了，活动仅存形式，而校长还在执着的坚持。

大字不识几个的校长会唱《国际歌》也让同学们刮目相看。后来我们怀疑，校长恐怕只会唱《国际歌》，其它歌肯定不会。唱《国际歌》恐也只会前两句。我们的怀疑不是没有依据，自始至终没有听到校长唱过第三句，直到他被清退回家。

他来自农民最终回归农民，校长经历了他本不该经历的一段经历。作为校长的他依然保有一个农民所有的善良、勤劳、朴实，但他无法也不能胜任一个校长的职责，他不缺信心和决心，缺的是知识和才能，现在回归农民，去他该去的地方，做他该做的事，才是正道。

学校隔壁就是大队部，一排五间房，除了东面一间隔开做了书记的办公室外，其余的四间连通一起，因此显得很大也很空旷，墙面白色，在白色的墙上画着几个彩色人像，是背枪的男女民兵。每幅像都以单个的形式分布在四周墙上，颜料用的是广告色。这几幅人像出自我们的语文老师之手。我当时不知道，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有一次和语文老师相遇，他说他喜欢画画，还把他的许多作品拿给我看，大多是些风景，少有人物。他说大队部墙上的人像就出自他手。我这才知道他还有这方面的才能，而我们当时没有美术老师，他怎么就不站出来？

学校经常利用大队部这个大空间进行全校集中活动，它相当于我们的第二教室，也像是我们的礼堂。有时也会集中在这里听重要文件传达。传达文件的任务一般由公社结合干部担任，如此安排考虑到大队这一级的领导文盲较多，水平不够，有可能把文件内容念错。

提到结合干部从孩子到大人没有人不熟悉。他结合我们大队已经多年。他性格文雅、和善，见谁都能说上话。谁也都能成为他的朋友。更难得的他还有一副好口才，说话不紧不慢，条理清晰，说长说短都不会乱，内容也不重复。他的职务是宣传干事，是一个教育人的官。可惜的是他的才能用错了地方。他作风轻浮，为人好色，结合我们村的那些日子传出了不少的绯闻。也因此他的宣传干事的官一直做到退休。而和他一起的人早就是科级、处级了。

结合干部读文件有个习惯，文件读完他会即兴发挥讲一通。有一次他依然如此。文件内容是关于河南省马振扶中学事件通报。文件传达完，他进行了阐释。大意是抓教育不能一味地为了追求成绩而抓教育，……。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不是靠读死书，要让学生到广阔天地去经风雨见世面，在风雨中锻炼自己，在困境中磨炼自己，……。做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他说的和他做的就像从同一圆点画出去的两条射线相距越来越远。

由结合干部我想到了校长。他们两人如果进行互补，校长就是优秀的校长，结合干部也会是个好干部。

我在心里自作多情地为他们构划各自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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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正良，现住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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