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因为工作太闲而辞职吗（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文人士大夫往往自视清高，傲骨铮铮，怎一个爱面子了得。

话虽如此，面子既不能御寒，又不能裹腹，更不能满足自我实现的需求，因而很多时候他们不得不抹开脸、迈开腿、硬着头皮去争取想要的东西。

在唐代，除了科举、献赋，干谒是读书人找工作时一种成熟的求职渠道，即通过创作干谒诗推荐自己进而获得权贵举荐。内容一般包括三部分：厉害了大佬，我也不差，求推荐。

初唐四杰，除了神童杨炯，其余三杰步入工作岗位前均有干谒行为。

“诗圣”杜甫经历“野无遗贤”的闹剧后，开启了“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干谒之旅。

从天宝五载到天宝十四载，杜甫创作了十余首干谒诗，有金句迭出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有所托非人的《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其所流露的是“贱子”的卑微，再无当年“裘马颇清狂“的不羁。

若不是工作没着落、为生活所迫，谁愿意低声下气。

长安十年，杜甫是矛盾的，在干谒过程中看似毫无底线，病急乱投医，却是他在贫困得领政府救济粮的境况下的真实呈现。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句“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道出杜甫复杂的心态与悔悟，“从此杜诗再无干谒”。

凡事都有两面性，事与愿违的长安十年是杜诗现实主义风格逐渐形成的时期。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也曾摧眉折腰事权贵。

同是干谒，李白任性，较之杜甫不知豪横多少。

初谒李邕，李白见他态度漠然，遂作一首《上李邕》，先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自我夸耀一番，后以“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告诫李邕休要轻视他李白。

在《上安州裴长史书》里，李白采取“先礼后兵”的策略，先说自己对待朋友如何仗义，文才如何出色清奇，再述安州裴长史如何贵而且贤，最后作威胁言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

李白干谒时的狂态无出其右，让人一度怀疑他是在找工作，还是工作在找他。这种傲劲也只天性浪漫、才华横溢的太白有资格拥有。

杜甫、李白常常被“李杜cp”捆绑在一起，但仅是一种表面形式，实际上相比杜甫，李白更偏爱孟浩然。

杜甫为李白写过很多诗，比如《梦李白二首》《春日忆李白》《天末怀李白》，李白回赠杜甫的诗则少得可怜，只有《戏赠杜甫》等零星几首诗。

李白和孟浩然虽也有十来岁的年龄差，但友情不分长幼在李、孟之间得到了应验，似乎他俩才是真爱，否则不会有李白写给孟浩然的诗五首：《赠孟浩然》《春日归山寄孟浩然》《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淮南对雪赠孟浩然》《游溧阳北湖亭瓦屋山怀古赠孟浩然》。

尤其是这句“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不啻赤裸裸的告白。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若不是“臭味相投”，李白与孟浩然也不会结识为“永以为好也”的朋友。想是李白感知到了孟浩然身上与己类似的魅力，才将他视为蓝颜cp。

单就干谒而言，李白和孟浩然确有几分相似，比如自重、不媚权贵，不过孟浩然在干谒诗里用语之委婉含蓄和矜持比李白有过之无不及。

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是委婉干谒的代表，“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恰到好处的暗示，不着痕迹的自荐，不愧是干谒诗的标杆。

我们常说“死要面子活受罪”，孟浩然就是因为太爱面子，一直徘徊在找工作的路上，很少得到面试机会，也很少获得公司的offer。

没有什么适合自己的工作

18岁时，孟浩然参加襄阳乡试，金榜题名，受到襄州刺史张柬之的宴请。宴会结束不久，张柬之便被流放岭南，病死途中。

张柬之之死使孟浩然受到冲击，他开始审视唐王朝。

彼时韦后干政，孟浩然不顾亲朋反对，决意放弃襄州武试，隐居鹿门山。23岁那年，孟浩然与好友张子容一同在鹿门山归隐。

孟浩然选择归隐，不是心血来潮，若非发现朝廷的昏暗、官场的倾轧和尔虞我诈，他不会如此决绝归隐山林，将旁人反对的呼声置若罔闻。

说到底，孟浩然洁身自好、拒绝谄媚俗世的性情与明争暗斗、蝇营狗苟的仕宦不相宜，因此归隐是他顺性而为，他更喜欢“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的清幽、“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农家乐。

当张子容出山应试、身边的朋友陆续考取功名以及先父寄予的厚望纷纷萦绕在孟浩然的眼前，他那沉寂许久的心不再平静而活泛起来。

孟浩然开始感慨自己不如人的清贫和失意，渴望有人向皇帝引荐自己。

他自己也主动前往洛阳拜访丞相张说，结识了不少诸如贺知章、张九龄等青年才俊及达官贵人。

当时唐玄宗在洛阳，孟浩然希冀能被玄宗赏识，但在洛阳三年，一无所获。

传说张说（一说王维）曾私邀孟浩然入内署，适逢玄宗驾临，孟浩然仓皇失措躲在床下。张说不敢隐瞒，据实奏明。玄宗早已闻其诗名，遂命孟浩然出来相见。

与玄宗面对面，是孟浩然距离机会最近的一次，工作岗位仿佛近在咫尺，然则成也是诗，败也是诗。

当玄宗命孟浩然展示才艺时，他放着别的诗不念，偏偏吟诵了一首《岁暮归南山》。

至“不才明主弃”之句，玄宗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

得罪Boss，工作算是没指望了。

孟浩然因此错失机遇，错过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此前，孟浩然参加科举考试不幸落榜，内心积郁怨愤自不消说。他想直接向皇帝上书，但犹豫不决。

“不才明主弃”实不该说，可深受落第之懊丧折磨的他到底顾不得旁人的感受说了出来。

情绪的力量是强大的，孟浩然便受情绪影响成了情绪的奴隶。

皇帝毕竟是高高在上的九五至尊，万人敬仰，岂容他人指责，而且“明主弃”纯属子虚乌有，玄宗丝毫不知情。

因此孟浩然被唐玄宗放归襄阳在情理之中，他势必要承担冲动的后果。

由此可以看出孟浩然性格之耿直，即便在玄宗面前，也不肯摧眉折腰，更不用说溜须拍马了。

歌颂“吾皇万岁”的诗句如若出自孟浩然之口，那就不是孟浩然了。

然而官场就是这样，想要混迹其中，免不了曲意逢迎，点头哈腰，人情世故莫过如此。

孟浩然做不到啊，连找工作的干谒诗都那么清新无辜，纤尘不染。倘或他如愿进入职场，能否顺利退休都很难说。

所以孟浩然并不适合他想找的工作，而他找工作的初衷是为了对抗外界的压力，其中不乏不服气、与朋友攀比之意，而非心甘情愿。

很少有什么适合自己的工作，多数情况下自己并不喜欢目下的工作，可作为吃饱穿暖的凭靠，又不得不接受它。

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工作，不会令人人满意。我们要做的是迎合工作，而不是工作迎合我们。如果婴儿未出生前就想生在一个适合自己的世界，那他根本不必出生。

没有一种工作叫随便

安娜·埃莉诺·罗斯福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外交家和作家，年轻时的她却与这些光环完全不沾边。

埃莉诺·罗斯福毕业于本宁顿学院，曾经找了多份工作，都因对待工作不积极，敷衍塞责而无法胜任。

她在银行工作时，经常迟到早退；工作态度也是随意马虎，有一次将顾客取款金额1.7万看成17万，幸亏顾客当即退回了多余的钱款，她因此被银行辞退。

后来，美国无线电公司董事长萨尔洛夫问她“对工作有什么要求？”埃莉诺·罗斯福依旧不以为意地说“随便吧”。

萨尔洛夫正色道：

“我们这里没有任何一种工作叫‘随便’，如果一个人没有人生目标，那么他就好比在黑暗中远征。”

埃莉诺·罗斯福被这句话彻底点悟，自此改掉了懒散的习惯，工作认真努力，事业蒸蒸日上。

孟浩然在找工作时就带有随便的意味。

孟浩然遭到玄宗拒绝后，曹三御史打算举荐他，他则婉言谢绝。

再后来，韩朝宗想向朝廷引荐孟浩然，约定日期一同赴京，但孟浩然没有践约而行，竟然跑去岘山和一帮诗人宴饮游乐。

比起工作，似乎玩乐更重要，也似乎孟浩然已然断了求职的念头。

我怀疑是因为孟浩然太爱面子，自尊心太强，愧见玄宗，因此对朋友的推荐不予理睬。

然而，当贬为荆州长史的张九龄招孟浩然入幕府，孟浩然欣然前往，做起了幕僚，但不到一年时间便辞官返乡。

可见，工作对孟浩然来说可有可无，或许他厌倦了看不见曙光的求职之旅，但这种欲拒还迎、迎毕旋即弃之的态度体现的是他的随意，缺乏认真与严谨。

孟浩然心之所向，是山野之中的惬意人生。求职生涯可以看作孟浩然隐居之余的生命体验，归隐才是他的归宿。

对工作的态度，决定一生的高度

对工作的态度，反映的是一个人对自己以及生活的态度。

对工作负责，是对自己和生活负责；对工作敷衍，没有奋斗的方向，是混混度日、缺乏责任感的表现，即使起点高，终点也不会比开始时高到哪里去。

孟浩然对待工作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总是由着性子来，纵然满腹诗书，到头来也未曾谋得一官半职，在野之人的身份始终没有改变。

他不但在工作上任性，对自己也是任性的很。

孟浩然离开幕府返回故居不久，便患上背疽之症。

两年后，王昌龄途径襄阳访孟浩然。彼时孟浩然背上的毒疮即将痊愈，他却不顾医嘱，与王昌龄纵情宴饮，因食海鲜突发疾病而亡。

窥一斑而知全貌，孟浩然如何对待工作，更是如何对待自己。

虽说真性情避免了伪装的劳累，有时也是毁掉一个人的武器。任何事物都是一把双刃剑，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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